石油峰值，这是每一个工业化国家必须面对的根本性事实。不管中短期国际石油市场趋势如何，石油时代一定会结束——体认这一根本性事实将对全人类反思工业化发展模式具有战略意义。
工业文明自西方发端以来，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社会的进程。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工业文明于过度成熟中尽显疲态，不断暴露出其所存在的重大缺失。生态环境明显恶化、自然资源渐趋枯竭、气候变化威胁生存、大型灾害频频爆发等，依次成为全球共同关注的焦点。高耗能的工业发展模式日益为各国有识之士所质疑，探索人类新的发展路径几成全球精英共识。
改革开放开启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是对原发内生的现代国家的学习过程。在刚进入工业化冲刺的关键阶段，中国就迎面遭遇能源峰值的刚性制约。高耗能的工业之路难以为继，这不仅仅关涉全球能源结构调整的问题，亦是全球文明转型的反思起点。就国内而言，中国既有着经济高速发展的现实要求，同时又面对着发展模式转型的历史趋势。可以说，中国的现代发展既面临社会转轨的内在难题，同时亦面临全球文明转型的现实要求。这双重难题已经使得国家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拐点，中国正步入一个国家战略调整的关键时刻。
内外形势的紧迫，国家所面临的种种风险都迫切地需要有识之士注重探讨大趋势与大动向。中国亟需现代国家建设的总体性战略规划。然而，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和现实发展的疏离局面仍然没有大起色。学界对于现实政治的实际后撤，要么依然抱守着静守书斋的清高传统，要么空发一些不切实际的浪漫愿望。既眼望长空又脚踏大地的学者今世少见。本期任剑涛教授阐述了当前的转轨局面，呼唤法政学人既要坐而论道又要起而可行。走出政治浪漫主义和单纯理想主义的巢穴，用坚毅的实践理性品格，主动承担起转轨的理论供给使命。在此境况之下，则必然涉及到三个大的层面。
其一、挖掘真命题。单纯学术的精致和言辞的精美是远不够的，切中当下国家发展转型需求的理论作品亟待出场。不需要言辞表述的表面繁荣，不需要茶杯中的风暴。本期于建嵘教授对于基督教问题的调研报告，观点或可商榷，而探寻真问题促其公共化的努力则值得期许。
其二、推动公共性。公共性的建立是以所有人的真实参与为目标的，然而当前的公共生活堪称支离破碎。长久以来，二元论思想方法对中国社会的撕裂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功能-形式、体-用、左-右——二元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话语表述和中国现实的二元格局彼此强化。国家转型的滞缓，社会的破碎，都迫切地需要彼此走出二元对抗的局面，摈弃对抗情绪和对立性立场，超越对抗性思维，不再做抽象而无谓的左右之争。
一些学者近年呼吁推动利益表达机制的建立，然而，如果没有社会和国家协商互动机制的跟进，则单纯的利益表达机制依然无法破解社会政府各自为阵的局面。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本期崔立如教授论述中美关系的共生哲学，倒是给予了中国社会和政府在诸多问题上一个可鉴的现实启示。
其三、建立法则。——这个问题是最终的指向，亦是国家社会良性发展的基础。没有法则的共同体是较为初级的共同体，也不可能建立超越法则的东西。然而这并非一个单纯理论疏导功夫可以解决，时局需要有扛梁驾海之辈抱定信念，兼用清晰的目标和妥协的身段，扎实地推动转轨局面中的社会进步和政治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