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听说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地大物博的国家。其实地大物博已经说不上了。至少物不怎么博，我们的石油恐怕也不够用，我们的粮食将来也可能有问题，我们的土地也不丰富，土地资源也面临着很多的问题。所以，地大呢，还能够勉强地可以说。历史悠久是真的，这个是世界上所谓的四大文明古国真正延续下来的，文明没有中断过的，也就是中国和印度。而印度经过长期的英国殖民之后，完全地转型为一个现代国家。虽然它今天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是它走入现代的门槛，至少要比中国要更早一些，更成熟一些。所以，从四大文明古国来看，巴比伦已经消亡，今天的埃及也不再是那个造金字塔的埃及，埃及也是一个现代化的文明国家，是一个已经跨入现代门槛的国家，不再是那个古代型的埃及。只有中国，真正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我们的政治方式，很多生活方式，如果从广大的农村，从中西部地区来看，跟秦始皇的时代，本质上并没有太大的差距。哪怕我们可以看电视、用手机、开汽车，但是我们的思维方式，日常的政治生活方式，乃至精神生活方式，仍然是焚书坑儒时代的模式。现在有很多人甚至会这么想：焚书坑儒有什么不好。前段时间我有人在我的博客里留言：“焚书坑儒有什么不好，都让你们乱说乱讲，那不乱套了，还是焚书坑儒好，这个世界还是需要有权威，需要有人来搞焚书坑儒。”所以这样的声音，在中国今天，也不是孤立的。
中国在有些方面已经非常现代，甚至是后现代，“神七”都要上天了。但是，在更多的方面，我们平时都能遇到的，往往没有往更深层次去想的问题上，我们仍然停留在古代。我们有很多东西，跟世界上是不一样的。我们有中国特色。这个中国特色是什么？概括的说，中国特色就是像中国古代那样的东西。中国特色就是要跟世界上走在我们前面、比我们发达的国家不一样的那些特点。中国确实很古老，中国有四千多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在世界上还活着的国家当中，它至少是最古老的。或者说跟印度一样古老，但是印度已经转型了。
这样一个国家，有这么漫长的历史，历史跟我们生活的关系是最密切的。我们没有一个时刻，不生活在历史当中；我们不可能在任何一个地方免于历史之外。我们知道新昌有个大佛寺，还有一个唐诗之路，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属于历史，而这恰恰就是新昌最有生命力的东西。新昌，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有分量，有位置，可能也是因为这些。没有这些，新昌可能就不具备在全国人心目中有一种文化的含金量。所以，历史赋予一块土地以生命，历史也给一块土地带来生机。很多地方，比如绍兴，它靠历史就可以吃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或者更长远。一个鲁迅故居，也许就可以让绍兴几代人都吃用不尽。当然今年开始，鲁迅故居开放了，门票免了，但据说国家是给它贴了一大笔钱，每年要给它巨额的补偿的。当然，门票的收入仅仅是鲁迅故居的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数字。更主要的是，它每天所带来的客流，足以让这个中等城市长期地保持繁荣。所以，有时候历史就是经济，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但是，停留在书本上的历史，你也可以说它什么都不是。因为它不是生产力，它不能带来物质的东西，不能兑换成现金，不能兑换成柴米油盐，在人们的心目中，非实用的东西多数时候是没有分量的。因为它无用，因为它不能和物质等量交换。从这样的实用论出发，包括历史在内，一切文化的东西都没有价值，而中国恰恰是一个实用理性非常发达的国家。
从诸子百家开始，我们的文化就是实用文化，缺乏超越的维度。我们没有宗教，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完全就没有比如佛教道教这样形式上的宗教。而是说，从本质意义上说，中国人是不信神的，至少是大部分人心中是没有神的。一个心中有神的民族是不会有毒奶粉的，至少不会严重到这种程度；更不会有黑砖窑，因为有神的民族是有道德底线的，很难想象去做这些伤天害理，尤其是伤害婴儿的事情。中国这个民族先天的就是一个无神的民族，一个缺乏宗教信仰的民族，一个讲究实用理性的民族，一个处处都讲利益、讲实际的民族。著名的政治学家萧公权，1949年以前他是81个院士之一，回忆当年在美国读书时，听过杜威的好几次演讲，。杜威的演讲很不好，因为杜威演讲的时候拿着稿子在那里念。其实，在那里念是没有关系的，他声音很小，下面的人都听不到，那个时候没有麦克风。所以呢，他讲什么，只有前面几排的人大致上能听到一点，后面的都听不到。而且他讲的很深，他讲的哲学很深刻，又理解不了，所以基本上大家都什么都没听到。
但是在私人交流当中，在讲演结束以后，小范围的座谈当中，杜威的魅力让所有的学生包括我们中国学生都非常地喜欢，因为他非常具有亲和力，为人非常随和、诚恳。当年这位中国学生萧公权曾问过他这样一个问题：“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杜威的回答只有一句话：“中国文化太过度了。”我理解“太过度了”就是太成熟了，也就是太世故、太实际的意思。中国的实用理性高度发达，超越的理性或者说终极关怀的追求，在非实用的信仰、精神层面，是非常稀缺的。佛教也是外来的，不是我们中国固有文化中土生土长的。中国的本土文化中，孔子是不讲鬼神的，不会发展出宗教。他是讲日常伦理的，是讲人际关系的。所以中国最发达的是什么？是人际关系。
直到近代，中国才开始发生变化。这个变化来得太晚。实际上，西方传教士在明代就已到达中国，利玛窦等人不仅与徐光启合作翻译了一些书，并且天主教之类的宗教带到中国，但是没有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扎根。更早，在唐代基督教就传到了中国，那时叫景教。1793年，英国派的使节要来见乾隆帝，还为是否下跪、如何下跪的事折腾得翻来覆去。好不容易人家愿意一条腿下跪，算是接受了。他要送礼物给乾隆时，乾隆说泱泱大国，什么都有。人家那个时候来就要通商、贸易的，但是我们不接受。所以这个事就拖了下来，拖到了1840年。1793年到1840年这个中间，世界在高速发展，西方在不断变化，在各个层面——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而中国仍然停留在原有的农业文明状态。等到人家用大炮来敲国门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我们根本就不是别人的对手，这个大国不堪一击。近代的序幕是被外国人打开的，我想说的是，历史有很多的偶然性，每一个人物的出现，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是偶然的。但是这个偶然是由无数的偶然构成的，无数个偶然加在一起，就是一种必然，就是一种宿命，是一种很难超越的宿命。如果我们不理解它，我们很可能永远都走不出来；如果我们理解它，反思它，我们有可能早一点走出来。
美国一个汉语名字叫史景迁的汉学家，也是一个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写了很多中国历史书，其中一本书在美国耶鲁大学等大学曾经作为教科书，叫做《追寻现代中国》。这本书在美国以及其他的美国高校都曾经当做是中国历史教科书，是他写的。那么史景迁这个人，确实是一个我们中国人看来，很不容易的人。他能够傲然独立，耶鲁大学的校长给他当都不要当，宁愿做一个普通的教授。这个在中国是很难想象的。我们知道前不久发生一起新闻——在深圳，有四十个大学教授去竞争一个小处长的职位。可见这个处长，这个小小的处长比四十个大学教授要值钱。这就是中国的现状。那么在美国，一个教授可以拒绝当一个天下名校的校长。耶鲁大学在美国也是非常有名的，排在前面的几大名校之一。当耶鲁大学校长这个诱惑放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断然拒绝了。他愿意继续做他的中国历史研究。那么这本《追寻现代中国》就是史景迁先生最重要的一本书。这本书呢，多年前，我在国内的书店里买到了，薄薄的一册，当时很纳闷，《追寻现代中国》怎么写到1911年就戛然而止了。后来我看到台湾版的三大本《追寻现代中国》，才恍然大悟。这个三大本是这样构成的——第一本从1600年写到1911年，第二本从1911年写到1949年，第三本是从1949年一直写到1998年。在史景迁眼里，把现代中国的起点推到1600年、也就是明朝末年开始，大致上400年的历程。他把追寻现代中国过程放在400年的历史背景中，穿越古代到当代这样一个历史时空，我原来看到的译本只有三分之一。
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就是追寻现代中国的历史，或者说追寻现代中国的一个过程。默雷给我起了一个太大的题目——近代历史与文化。这个题目其实是没法讲的，一个晚上也讲不完，三个晚上都讲不完。近代历史和文化，这简直是一门课程，可以开一个学期的。所以呢，我今天晚上只能简单地大致上地讲一点我对中国近代史和近代文化的一点个人心得，与诸位交流。
我想先把这个中国近代史就做这样一个界定。我把它的时间起止基本上放在中国从古代向近代转型，是从1895年也就是甲午战争失败引发才维权运动开始的。在此之前，1840年以来的50多年时间，可以看做是一个序幕，中国人还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要在文化上、制度上有什么改变。鲁迅评《红楼梦》时说过一句话：“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红楼梦》的那个时代，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大一统集权制已面临崩解，只有贾宝玉领会到了大厦将倾，他的结局是看破红尘。某种意义上贾宝玉也可看成是曹雪芹的夫子自道，代表了曹雪芹的一种意识。我们今天特别推崇康、雍、乾，所谓的“康乾盛世”，其实所有 “盛世”都意味着“衰世”。有盛必有衰，而且盛世当中往往问题更大。所谓“盛世”一定是统治者制造出来的，不能说所有“盛世”对老百姓都没有任何好处，在某些物质方面也确能提供一些保障，让你吃得更多一点、更好一点，穿得更漂亮一点。但“盛世”的背后一定是危机，因为造成“盛世”的一些原因本身就会导致它走向衰落。
世上没有永远的盛世，爬到山顶就意味着要走下来。历史一定是曲线的，不是直线的。即使是建立了民主制度的美国这样的国家，也有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社会的进程也是波浪式的，只不过人家那个曲线波浪比较小，小曲线而已，这个波浪震荡一下很快就会过去，三百年内基本上可以保持稳定，政治制度不动，四年一轮的选举可以正常进行，即使在世界大战期间，选举也照样举行。像英国这样的国家，跟美国体制不一样，它是君主立宪制，在打赢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领袖丘吉尔就得下台，因为建设的时期到来了，不再需要战争的英雄，而需要新的面孔。这就是人家的体制。所以人家尽管也有曲线，但不是大起大落。美国宪法可以保证几百年没有大的变动，最多几条修正案而已。中国从晚清《钦定宪法大纲》以来，不知换了多少个宪法，有印象的至少是十几、二十部了。所以，在一个没有踏上现代制度的国家，它的起伏是非常大的，但是意识到这个起伏的，意识到这个时代危机的往往是少数人，甚至是极少数人。这些人就像是这个民族的先知。
从1840年到算起，到1949年，这一段我们通常可以称为近代史。我个人把它划成两个段落，第一段从维新运动到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大致上三十年；第二段从五四到1949年，也是差不多30年。维新运动之前，
在乾隆之后的中国，龚自珍就是贾宝玉式的人物。毛泽东很喜欢龚自珍的诗“不拘一格降人才”，所以他的名声很响亮。如果不是因为这个，今天知道龚自珍的人会更少。其实龚自珍写得最好的，不是他的诗，而是他的论文，那些些政论小文章。龚自珍1840年去世，死的时候恰恰是鸦片战争发生时，他死在时代的交叉点上。他谢世之前，就意识到了中国农业社会已面临巨大危机，大的灾难即将降临，他甚至预测到了死后几十年的光景，会有一场地动山摇的动荡。这场动荡后来就由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运动做了见证，证明了他那个预言的准确性。他其实不是依靠科学的推理，他只是一种直觉。他感觉到这个社会已经潜伏的危机，马上就要出问题了。他意识到的问题是：建立在农业文明上面的王朝政治自然循环的这一套，从“盛世” 必然成为“衰世”，一定要衰弱。而且他看到当时的中国社会，满眼看去都像是“盛世”，到处都是莺歌燕舞，灯红酒绿，人们过的是安康幸福的小日子。表面现象是这样，但这个社会的骨子里，不仅没有好的宰相，连好的工匠也没有，像样的读书人也没有，街头巷尾就是连个好的小偷都没有，各行各业都不行了，没有像样的人，所以他认为，衰世已经降临，中国面临巨变。可惜他死得太早，没有看到后面中国的天翻地覆的变化。1840年，他就死了。
龚自珍是一个传统的中国读书人，会写诗填词，会写文章，但是他一本外国书都没读过，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的，他连做梦都没想到过，他纯粹就是凭直觉，凭感悟，说出这些话，所以他是一个贾宝玉式的人物，领会到了中国农业文明的大厦将倾。所以，我说他的那些文章是旧时代的挽歌，又是新时代的预告。它预告着一个他所不认识的时代要降临。跟他同时代一个与他齐名的湖南人魏源比他活的晚一点，活到了65岁，死在杭州。魏源就看到了近代变化的序曲，跟龚自珍不一样的地方，魏源受林则徐的委托，编了一本《海国图志》，那是一本地理书，里头介绍了世界上许多国家。可以说，到魏源这里，已把眼睛睁开看见世界。看到外部是怎么样的，甚至介绍了美国的民主制度是怎么样的，华盛顿打赢独立战争回家去了，没有称王。讲到英国议会是怎么样的，议员是怎么选出来的。与魏源同时代，一个做过福建巡抚的徐继畲编的地理书《瀛环志略》，也有对美国政治制度的介绍。龚自珍之后，中国人开始了解原来世界上不只有中国一种文明模式，不只有中国一个国家，而且其他国家有很多的制度，甚至比我们还要先进，我们原来以为秦始皇定下来的制度是世界上最完美的，最好的制度，所谓的郡县制，这套王朝政治的模式一直持续到清代，我们都以为这就是世界上政治制度的典范。18世纪，法国人都认为中国很好，等到19世纪以后，我们才发现，原来人家已经超越了我们。其实，人家早就超越了我们，两千五百多年前，古希腊雅典城邦就实行了公民直接投票，只不过我们不知道。那时的世界是相互隔绝的，我们根本不知道，雅典的选举，也不知道罗马共和国、今天仍然是世界法律源头的罗马法。
中国人喜欢讲立德，立言，立功，其实这三“立”之外，还有更重要的立制，缺了一 “立”就让中国人吃了大亏。中国人也不是没有制度比如秦始皇的那个郡县制，也不能说它一开始就是落后的，至少在当时还是进步的。比如说唐代的一些制度，皇帝发诏书要经过一个部门盖印，然后发下去，才是有效的。比如说，我们的御史制度。到了孙中山的时候，他还要发明一个五权宪法，在三权之外两个权，一个考试权，一个监察权。监察权就来源于中国自己古代的御史制度，考试权则来源于绵延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用考试的办法来选拔官员，科举制也曾具有先进性。今天世界上的文官考试制度就是克隆了我们的科举制度，中国是原创。但问题是我们的科举制越到后面越走进死胡同，考试题目越出越怪异，越出越离谱，越出越游离于现实之外，最后变成了雕虫小技，变成了一种专门的小技巧，既不能增加新知识，又不能训练一个人成为行政干才。最后这个科举制必然走向败落。但我们不能说御史制度、郡县制度、科举制度在漫长的专政王朝时代从来不是好的制度，这些制度创造在我看来比四大发明影响中国还要深远。我们今天中国动不动就是四大发明，认为这四大杰出发明不得了，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这四大发明真的派上用场其实不多，我们的指南针是用来看风水，并不是用来航海的。我们的火药是用来制鞭炮的，所以我们中国人打鞭炮特别起劲，我们也不是用来造武器的。我们的武器还没有先进性，当人家用洋枪洋炮来打我们的时候，我们只能点点鞭炮，所以我们的四大发明其实没有派上大用场，倒是在人家其他的国家发扬光大。但是到今天奥运会的开幕式上，我们超级的运用大导演张艺谋先生竟然还把四大发明拿出来摆谱摆一番，认为这是中国古老文明的象征，所以也是亏他有这样的勇气，其实四大发明真的是拿不出手，它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技术发明，而且具有些专家的考证，我们在发明这几样东西的同时，或者差不多同时的时候，这世界上其他国家，人家也在同步的发明这些技术的东西，因为这毕竟是技术的东西，它不是科学的东西，科学与技术不是同一个东西。
每一个民族要贡献给世界的最重要的东西是制度，制度创造决定一切。如果一个民族失去了制度创新的动力，再也不可能创造出一种新的制度，这个民族基本上就没有生命力了。西方社会在18世纪以后，之所以发展得特别快，就是因为他们经过一千年中世纪之后，他们从神学和教廷的统治中解放出来，经过三百年的文艺复兴运动，从13世纪到15世纪，然后经历17世纪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从19世纪开始，西方许多国家陆续建立起了以法国模式、英国模式和美国模式为标志的政治制度。这三种制度有细差别，英国到现在为止都保存了王室，美国是总统制，法国也是总统制，但法国的内阁很强大，就是内阁对总统有很多的制约，不像美国，国务卿不是总理，是管外交的，总统是具体管行政的。法国总统下面有总理，美国总统下面没有总理。这些制度之间因为名称的特点都有细微的差别。但是这些制度的创造基本上给其他民族的制度创造提供了参照系。日本现在的制度是美国的麦克阿瑟将军设计的，这位职业军人并没有让日本接受美国模式，而是模仿英国模式，保留日本天皇。美国人在二战期间叫一批学者对日本的文化、政治做了深入研究，特别是《菊与刀》那本书，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日本人有天皇要比没有天皇好！如果天皇这个象征性的国家元首没有了，日本的民主政体很难长治久安，保证它的稳定性。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六十多年的历史证明，日本的内阁无论如何更迭，只要皇室保持稳定，日本的整个政治就是稳定的，整个的日本社会就是稳定的。这种制度模式对日本是合适的。
也许中国人民就需要一个皇帝，尤其是一个好皇帝，再带领一批好清官。最好是唐太宗带领一批包公，这样的模式是最适合中国人的模式。
秦始皇创造了“皇帝”这个词，把“皇”和“帝”合在一起，何等的威武，何等的荣耀！传到清代宣统末代皇帝，十几轮大大小小的改朝换代，都是换姓不换制。有人认为，辛亥革命推翻了皇帝，让中国人成了没娘的孩子，这是最大的败笔，九十年代以来，学术界也有一种声音，认为辛亥革命太激进了，如果把皇帝保留下来，可能就好多了。我个人认为，如果当时辛亥革命面对的皇帝是汉族人，这个皇帝就有可能被保留下来。辛亥革命从严格意义上讲是一场纸糊的革命，不是一场大规模的急风暴雨的暴力革命，没有大规模的武力，只是在各个省，小部分的人策动宣布独立，大清王朝就土崩瓦解了，天下民心离散了。原因就是汉人对晚清满族人统治汉族人不满。辛亥革命只完成了一个使命，就是排满、反对少数民族的统治，它建立了表面的共和，但没有触动整个社会结构。所以清朝结束之后，袁世凯还是想戴上皇冠，张勋还是要拥溥仪复辟，如果不是袁世凯只做了83天皇帝梦，如果不是张勋复辟只干了12天，在他们之后想戴皇冠的人肯定不计其数。后面的人学聪明了，再也不想戴上那顶有形的皇冠，要戴也戴看不见的皇冠。张勋复辟之后，中国大地上再也没有出现一个有实力的军人说要戴上皇帝帽。这不是因为他们不想干，而是计算成败，胜算的可能性太小。“筹安六君子”之一杨度就当着章太炎的面说，蒋先生为什么不做皇帝呢？做皇帝，中国就搞得好了。做了皇帝，我们就可以推行君主立宪制，那些大大小小小的军阀就可以收拾得干干净净，哪有你说一句我说一句的？你不做皇帝，人家就不服你了，你又不是皇上，说了当然不算。所以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说“毛主席一句顶一万句，句句都是真理！”这个时候肯定比皇帝还牛气啦！毛泽东不光比古代皇帝拥有更多的帽子，“四个伟大”，还有“万岁！万岁！万万岁！”天安门广场上地动山摇的“万岁！万岁！万万岁！”肯定超越了古代所有的皇帝的朝拜了。那也没有一个皇帝到天安门接受几十万人、上百万人喊万岁啊！这个时候可以说，中国的“万岁”真是登峰造极了！但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愣是没有说我要做皇帝，他最多说“我比秦始皇厉害多了”，他焚书坑儒最多只坑了几百个儒，而我反右一下子打击了据现在的统计数字是两百万知识分子，平反的数据是55万多，他说，我是秦始皇加马克思，那就更厉害多了。他还说过一句话“我是‘和尚打伞’”，歇后语大家都知道后一句话的意思，这些话背后的意思我们明白，他已经超越了唐宗宋祖、秦皇汉武，他自己也说了“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而已，但是他也没有能够戴上有形的皇冠。他可以亲自在游行口号的后面加上“毛主席万岁！”这五个字是他自己写的，从此人们才敢喊“毛主席万岁！”但是他也不敢说要去称帝，这就是历史的逻辑。张勋复辟、袁世凯称帝失败的结果告诉中国人，无论你是什么样的盖世枭雄要重回头走帝王路都已经没戏了。
辛亥革命马上就要一百年了，它所创立的中华民国现在在台湾，实际上没有消亡，现在的总统是年富力强的马英九，他还在延续着中华民国百年的大统。法统没有灭，将来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中华民国当时在世界上并不落伍，它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除了中国之外，亚洲其他国家都还是君主制，都是皇帝或者酋长。辛亥革命最大的贡献是把皇帝拉下马，让之后的中国人，无论三李四、阿狗阿猫，你有多大的能量，你有多大的野心，你都不敢做皇帝。这就是它的功绩。至少把有形的皇冠打落在地，把延续了将近两千年的帝王制度送进了历史博物馆。
从龚自珍到辛亥革命，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的序幕就有五十多年，也可以分为几个阶段，第一阶段，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842年在南京签订屈辱的《南京条约》，把香港这块荒芜的不毛之地割让给英国人，那个时候香港对中国人来说，对清朝来说是一块弃土、荒土。当时没有人意识到香港将来会成为世界的自由港和世界贸易的大都市。从1842年到1862年，二十年当中发生了许多重大的事情，最大的事情是太平天国。但是这二十年的时间，无论朝廷、民间都没有什么动作来回应西方的挑战。历史学家蒋庭黻说过，中国人躺着睡了二十年。中国人没有因鸦片战争而有任何的改变。统治者继续像以前那样，大臣们继续像以前那样，读书人也继续像以前那样，农民更不用说了。没有一个人觉得中国需要变化！后面为什么出现变化，也不是别的原因，而是洪秀全造反，打下了半壁江山，在南京建立了太平天国。清朝的八旗军早就没有战斗力了，绿营兵也没有战斗力，这个时候才开始启用地方的团练，所以才会有湘军，和后面的淮军。湘军、淮军崛起和太平天国对抗，这个过程，他们引入外援，包括戈尔在华的洋枪队，洋枪、洋炮让中国人大开眼界。这才让曾国藩、李鸿章这些人脑子动了一下，开始办兵工厂、轮船厂，造武器、造船。中国最早办工厂是要用机器来生产军火，是为了应急用的，不是为民用，是急于应付国内的内乱造武器，才开办这些企业，都是军事目的，而不是民间商业的用途。这就是平常讲的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的鼎盛期从1860年代到1870年代，几乎就是军事功用，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应付。一直到洋务运动后期才开始出现纺织企业和其它民用工业。这个阶段大致上有三十多年。
我们自以为我们很了不起了，学得很像了，外国人打手机，我们也打手机；外国人看电视，我们也看电视；外国人上网，我们也上网。你会的，我们也都会了。你会造洋枪洋炮，我也会，你会开炮，我也会开炮。所以到1894年甲午战争打响的那一刻，大部分中国人都没有意识到我们会败给一个邻邦的蕞尔小国，李鸿章不主战，是因为他知道内情。主战的士大夫是不懂内情的。结果是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多少年都恢复不了元气。提督丁汝昌自杀，那些最有前途的舰长，像邓世昌这些在英国学过海军的，海军是模仿英国建立的，舰上的口令都是用英语。但是人不如制，最好的人遇到最差的制也是发挥不了一点作用的。与其把眼睛盯在人身上，还不如盯在制度身上。先有一个好的制度，让普通人都能发挥能量。美国的历届总统都不是最优秀的，都是比较普通的人。但是在那个制度下面，他就能发光发热。因为美国最聪明的人不去竞选总统。现在的黑人总统候选人已经苦了一年了，到处去拉票、筹钱，到处去演讲说服人家投他一票，多难啊！我们知道马英九在台湾那么一个弹丸之地选一个总统，也特别困难，到处跟人握手，握手就握得就手肿起来。如果今天晚上去拜票，有一万个人要握手怎么办？一个人只要我一秒钟，你的手回来肯定是肿的。整个的选举过程下来，最起码得跟几百万万人握手，他最后得了700万票，我想他总跟500万人握过手吧！他还要骑自行车去环游整个台湾岛，我想马英九最好不要到大陆来竞选。到大陆来，他就要到新疆、西藏骑一圈，还要到海南岛去骑一圈。我想他肯定不死，也得脱一层皮，肯定吃不消。好在台湾小。他不骑自行车也不行啊，这证明有能力有体力来领导台湾。在一个好的制度下面，一个普通人可以成为世界领袖，可以成为受人尊敬的的人。在一个不好的制度下，一个最优秀的人，受过非常好的训练、非常好的教育的人也可能一事无成。领导日本明治维新的一个重要人物、做过首相的伊藤博文，当年跟严复在英国学海军时是前后同学。严复回到中国以后怀才不遇，只做到过北洋水师学堂的总教习。伊藤博文却把日本带入了近代化的门槛。严复在中国因为郁郁不得志，另辟蹊径成了翻译大家，翻译了许多一流的学术名著到中国来。两个人，同在英国学的海军，一个回国可以领导国家，一个回国最后郁郁不得志而死，这两种不同的命运就是两个民族不同的命运，原因就在于我们中国的戊戌变法失败了，晚清立宪运动也失败了，所以才导致辛亥革命要把整个清朝颠覆，而日本的明治维新成功了，已经建立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君主立宪制度。所以制度比人强。
到甲午战争之后，中国近代的转型才真正上路。这个时候的中国人，特别是读书人才开始意识到中国按照原来的道路走下去已经走不通了，必须要做出改变，必须要有新的东西。这才出现了戊戌变法，出现了立宪运动，出现了辛亥革命。在这个段落当中，文化思想层面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两个，一个是梁启超，一个是章太炎。他们俩很不一样，构成了一种平衡，一种互补。梁启超主张改良，主张维新变法，维新变法失败以后，流亡日本，接受了大量的西方文化，他办《新民丛报》以及其它的很多刊物，写了大量的文章，其中最有名的是以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文章结集的《新民说》。他提出了“新民”这个词，而且大量使用从日语转译过来的概念、术语，比如，国民、权利、公德、进步……等等一系列我们今天还在用的词。一个民族的语言是文化的核心，用什么样的语言就是用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包括“自由”这个词也是梁启超第一个使用的，因为严复不使用“自由”这个词，严复认为 “自由”在中文里来一定会产生很多歧义，国人会以为自由就是没有任何约束，想怎么样干就怎么样干。严复再三斟酌，想出了一个词，这是一个真正的好词，叫 “群己权界”，“群”是多数人，是群体，“己”是个体，是自己，这就是自由，自由就是可以做不伤害他人的事，做法律没有禁止的事。为了准确表达自由这个概念，严复用了“群己权界”这么复杂的词组，而梁启超很简单，直接从日语里面对接过来，就叫“自由”，这个词我们汉语里面本来就有，在先秦时候已出现这个词。但那个自由与我们今天讲的自由完全是两个概念。今天讲的自由、民主、人权在古代中国是没有的，都是近代的产物，是梁启超这些人从外来词中引进的。但是词一旦引入之后就赋予了新的涵义，就有了自己的生命，我们的汉语开始更新，我们的思维方式就有了改变。在此之前，我们只有专制没有自由，我们只有王权没有人权，我们只有皇帝下面的臣民而没有国民，我们只有帝王的权力，而没有人民的权利。有了这些概念，我们的思维方式就发生了变化，新的东西就产生了。
如果我们从某种意义上说，称梁启超是一个引入了外来文化因素的人，那么章太炎就是发扬光大中国固有文化的人。他们构成了两个翅膀。章是杭州余杭人，一代国学大师，论国学水平之深，他之后还真是没有人了。他最崇拜的人是明末清初的顾炎武，所以给自己起了个号叫“太炎”。他的主要观点是种族主义，中华民族纯粹的种族主义，这是最大的一个价值，当年要反对满清王朝，孙中山这些人在读书人当中没有地位，黄兴只是一个秀才，像宋教仁这些人都很年轻，没有功名就到日本去留学了。在中国读“四书五经”的人当中，章太炎本来就有名望，戊戌时代他是主张改良的，戊戌之后转向反满革命。这么一个资深的、国学深湛的人挺身而出，站出来号召排满，整个读书人的风气就改变了。影响之大令孙中山极为感佩，孙中山自述里称，自从章太炎出来以后，江南读书人对清政府的看法开始改变。其次，他反对议会制，他对中国文化认识非常深刻，但他对西方文化毫无所知，他对所有的政府都不感兴趣，他认为所有政府都是罪恶，其实他是倾向无政府主义的。无政府主义不能实现只能退而求其次，他信仰共和，他主张中国要建立共和。但是光靠共和的话，他觉得中国以前是靠人治，要建立法治，但是他又没有去过西方，也没有学过西方的知识，对西方他是完全陌生的。他所提倡的法治只能到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去寻找灵感。他就找到了两个人，一个是商鞅，一个是韩非子，所以他的“法治”是“法家的治”，实际上又回到古代去了。到了后面，他干脆主张“五个无”：无政府、无人类、无聚落、无众生……什么都无。在种族主义的倡导上，章太炎是一个有大功的人，但是在政治制度的认识上，他跟梁启超完全是不一样的，他和梁启超构成了两条完全不同的路径。但是他又很重要，带了很多的学生，在日本的时候，鲁迅、周作人兄弟都是他的学生。北京大学的前身叫京师大学堂，早期是桐城古文派的天下，这个北大，也就是那个不懂一个外国字，但翻译了很多外国书的林纾（林琴南）的天下。桐城古文风闻天下数百年，在清代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安徽桐城古文的天下。它的代表人物是方苞，到了清代末年林琴南（林纾）也是它的代表人物之一，等到蔡元培当校长前后，桐城派就被章门弟子所取代。章太炎的门下弟子黄侃这些人基本上把持了北大整个文科的位置，章太炎在文化上对中国的影响很大
章太炎和梁启超，一个是维新时代的中心人物之一，一个辛亥革命时期主张革命的中心人物之一，放在文化上，他们各有千秋，但是他们的主张不一样，他们思想的方向不是很一致。我举出他们两个人来，为了跟下一个阶段的两个人作对比，这两对人物之间又有一定的传承关系。辛亥革命之后，近代转型并没有完成，在这个历史段落当中，放在文化上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两个，替代了梁启超的影响的那个人是胡适，另一个就是章太炎的弟子鲁迅。胡适跟鲁迅，梁启超跟章太炎，就是这样一个传承关系，一个脉络。这两对人物，前者都比较浅显，大家都读得懂，后者都比较深刻，一个浅，一个深。前面的梁启超、胡适相对比较温和，后面的章太炎、鲁迅相对比较激烈。从梁启超到胡适都是讲自由主义的，从章太炎到鲁迅，他们都是指向国民性的，更多的是来自本土资源，没有接受多少外来资源。梁启超和胡适学了很多外国的东西，章太炎和鲁迅是把中国本土的文化发扬到极致，属于本土资源吸收得最多的人。但，正是他们共同构成了中国近代转型两个段落当中的不同侧面，缺一个都不可以，他们互为存在，用一个为另一个作见证。不同的是，从梁启超到胡适，他们最后指向的都是制度，他们所倡导、向往、主张的都是要在中国建立起一个跟世界文明国家接轨的制度。从章太炎到鲁迅，本质上他们都对政治不屑、实际上也不懂，最后都指向政府主义，在哲学、文化上则选择虚无主义。虚无主义恰恰是鲁迅和章太炎在内在上最相通的地方，这是没有引起学术界注意的地方。我们读鲁迅的《野草》，那种骨子里的虚妄、绝望和虚无，是从尼采那里来的，也是从章太炎那里来的，都是很相似的东西。鲁迅懂一点外国，但是鲁迅懂的外国，主要来自德国，光是读了尼采、叔本华，都是比较极端的东西。他缺乏的是平衡、是宽容。作为本民族的思想家，梁启超和胡适，章太炎和鲁迅，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都是民族的灵魂，都能够代表中国在近代所达到的高度。从梁启超到胡适，他们更具有建设性，从章太炎到鲁迅这一脉更多的是批判性。一个民族在思想文化上不能没有批判性，而且批判性非常非常地重要，但一个民族仅有批判性是远远不够的。没有建设的批判是没有用的，何况缺乏批判的建设是不存在的。只有这两者合在一起，两个轮子一起，历史才能往前行。
如果从学术上说，出现在近代中国转型期的应该是王国维、陈寅恪这些人，从学术的原创性，学术的深度来说，他们都在梁启超、胡适之上。但在一个民族中，影响这个时代、这个民族最深、最大的是思想家而不是学问价。思想家是一个民族的推动力。我们看任何一个民族、任何制度创造的背后首先是思想创造，没有思想，制度不可能创造出来。英国的制度来自哪里？它首先来自于洛克这些人的思想，洛克的《政府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这些人产生这些思想之后，英国才产生了代议制，出现了市场经济，这是有直接的决定关系的。我不是讲思想决定论，但是思想确实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一个民族的走向。一个民族出现的最重要的思想家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个民族的面貌基本上就是什么样的。比如说法国，它不是因为有了戴高乐这样的人，有了历届的总统、将军，而是因为有了18世纪的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这些人，法国的面貌才是今天这个样子的，法国的制度才是今天这个样子的。思想家是大脑，政治家、将军是手脚，是行动者，没有大脑，手脚是不知道往哪里去运作的，它必须先有了大脑才会去行动的。我认为，对法国历史影响最深的并不是法国大革命，而是启蒙运动。中国也一样，在近代历史变迁当中，最根本的变迁就是思想的变迁。我为什么1895年以前的中国仅仅看做是近代的序幕，真正的近代还没有出现，就是因为还没有产生具有代表性的思想人物。到了1895年之后梁启超、章太炎，包括梁启超的师傅康有为这些人登上历史舞台，历史才真正发生变化。“五四”最大的成就就是胡适、陈独秀、鲁迅这些人登上舞台，这些人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未来的走向。当然，思想家不是一种雷霆霹雳的力量，不是一个疾风暴雨的力量，思想家是和风细雨的，是润物细无声的，是阳光、是空气、是土壤。思想家总是要比时代超前一点，如果一个民族没有广泛地接受思想家的观点、价值，这些思想家注定了要成为孤独的失败者，诚然这是放在某一个时段来看，从长远来说，他们永远不会失败。我们知道一千年以后能够记得当代中国的政治局常委的名字的人可能一个都没有了，历史会把它翻过去。就像今天让你说出几个唐代大臣的人的名字，几个皇帝的名字，你能说得出几个呢？我们记得的最多只是李世民、李渊父子，再加上几个而已。
任何权力都是一时一地的，过了这个时间、这个地点，它就不是了。但是思想家，一个民族的精华人物，他是不因为时空的改变而失去他的价值的，时间过得越久，他的价值越将彰显出来。我们今天还要谈孔子、谈老子，谈胡适、梁启超、鲁迅，因为他们不会因为时空的改变而失去他们的价值。从穿越时空的角度来说，思想家是永恒的，他不因时间、地点的改变而改变。站在这个角度来读，思想家不存在成与败，只存在是和非。“是和非”是宇宙的定律。宇宙定律当中最根本的一条法则，在西方人看来，叫自然法，也可以叫人性法。什么叫人性法？简单的说，人性法就是只问“是”还是“非”，这是思想家要解决的问题，要解决的方向。无论鲁迅还是胡适，他们在上个世纪前半叶，最终他都没有能够挡住日本入侵，没有挡住国内战争，挡住暴力改变中国的走向，历史没有按照他们的意愿走，这一点不足以证明他们作为思想家的价值失效了，遗憾的只是中华民族要承受更多的苦难，更多的浩劫。
回过头来看，他们对中国的改变事实上也很大，梁启超是1929年死的，章太炎是 1936年死的，鲁迅也是1936年死的，但鲁迅活动的时间在章太炎的后面，胡适活动的时间主要是“五四”以后，梁启超虽然还活着，但他的影响力开始衰落，胡适在上升。在他们个体存在的将近五十年的时空里面，他们至少做到了两点：一是通过两代人的努力，他们成功地实现了中国人在语言方式上的变化，把中国人的语言表述方式改变了。二是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看待外部世界的价值评判标准，开始跟外部世界有了更多的融合。这就是他们的收获。总体上讲，从晚清以来，以他们这些人的出现为标志，中国开始从儒家文化独尊的一元文化向多元的思想发生演变，到“五四”之后，更是百花齐放，最终又逐渐回归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一家独尊的一元化状态。从一元到多元，又回到一元，最近这三十年我们所走的道路事实上也只有一点，重新从一元化往多元化方向演变，这样一个圆圈的圆圈。我常常想，一个思想多元化的时代就是一个开放社会。一个思想单一的一元化时代肯定是一个封闭社会。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今天只走了这条路的第一步，一点点，一小步而已。我们要在思维方式上要跟人类主流文明、普世价值对接，变得更加多元，从更多侧面去看待这个世界，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2008年10月在新昌国税局讲，根据录音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