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没有伟大思想家的民族，哪怕她的经济最发达、军事最强大，她必定也是矮小的民族。相反，一个拥有伟大思想家的民族，哪怕她的规模不那么大、经济不那么发达，也必定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该时代的思想家。暴政和专制、内战和动乱、贫困和落后，当然都会对思想和文化的繁荣带来种种外部的制约，但即使在言论禁锢最严厉、社会动荡最激烈、民族灾难最深重之时，思想的火花也不会在一个伟大民族的精英中完全消失。

中华民族之所以伟大，首先并不是因为我们的经济有多么发达，我们的疆域有多么辽阔，首先是因为我们拥有伟大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就是那些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发展提供基本价值、理想信仰、精神动力和前进方向的伟大思想。孔子、老子、管子、孙子、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贾谊、司马迁、王充、范缜、韩愈、王安石、朱熹、王阳明、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等先哲的响亮名字，之所以代代相传，直至今天我们还在传诵和纪念，不是因为他们的官职，而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和学识，是因为他们对中华文化的进步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回顾历史，今天令我们中华民族骄傲的，主要不是那些帝王将相和王公大臣，而是那些杰出的思想家和学问家。

顾准是离我们最近的当代中国杰出思想家之一。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大多著述丰富，理论成型，如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等;但也有些则书作廖廖，不成体系，如孔子、柏拉图、葛兰西等。顾准应当属于后一类思想家。出于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顾准没有条件写出大部头的理论著作，更不可能在生前公开发表其思想观点。反映顾准思想观点的主要著作，其实是于1994年才得以出版的《顾准文集》。这部在他死后多年才汇编出版的著作，虽然是一本总字数才35万字左右的文集，但内容十分丰富，论及古今中外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哲学、宗教等重大问题。顾准所思考的都是事关中国和人类发展的重大问题，他所探寻的就是中国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普遍发展规律。他所提出的许多观点不仅具有创造性，而且常常有着惊人的预见性，很多看法已经并且正在被他身后的历史进程所证实。

在日常语言中，我们一般对“理论家”、“思想家”、“学问家”不加区分，这当然无可厚非。但严格地说，它们之间是有区别的。学问家指的是那些术有专攻、

业有所长、学识渊博的学者专家。他们本着独立研究的精神，探索规律和真理，往往与现实保持着一定距离，有些研究甚至远离现实生活。但他们的学识是人类知识长河中的涓涓细流，其影响超越时空而绵延不断。理论家和思想家则都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其思想和观点往往直接针对现实问题。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理论家的作用更多在于解释和辩护现实，思想家的作用更多在于分析现实和谋划未来。理论家和思想家都有自己的观点和学说，但理论家更看重现实价值，思想家则更强调历史意义。理论家和思想家都是顺应时代的要求而产生的，但理论家的影响力通常取决于特定的政治需求，思想家的影响力则取决于整个时代的需要。中国历史上不知产生过多少形形色色的理论学说，其中大多数都随着某种特定政治需求的消失而退出舞台，而那些影响整个时代进程的思想必将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而传承下去。在我看来，顾准与其说是一位理论家和学问家，不如说是一位思想家。

思想具有穿透时空的影响力。古今中外那些伟大的思想至今仍然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影响。像孔子、老子、孙子的思想不仅对现在的中国人深有影响，而且在西方世界也有其不可忽视的影响。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卢梭、康德、马克思等人的思想，不仅在西方世界深有影响，对中国同样也影响深远。思想家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对人类历史进程产生影响。其一，指明人类进步的方向和目标。进步的思想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基本价值，为人类的道德判断提供基本的评价标准，使人类的发展遵循理性的和进步的轨道。其二，给人们以心灵的启蒙。思想家通过提出问题和解答问题，通过对现实的分析和批判，宣示自己的主张，引导社会的舆论，使人们能够在重大的问题上逐渐形成共识。其三，影响政府决策。思想家通过针砭时弊，通过建言献策，影响政治当局的决策，从而影响社会的发展进程。

思想家的重要特征，就是其卓越的预见性。思想家之所以与众不同，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能够基于对人类社会普遍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提出具有超前性的判断。思想家提出的许多判断，通常是对社会现状的超越，从而也是对人们常识的超越，只有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远视角去观察和分析，才能理解这些超前性判断的重要意义。反之，也只有被社会历史的长远发展最终证明的观点和理论，才具有思想的价值，而并非所有与社会现状和流行常识相背的观点理论都有其思想的价值。纵观古今中外的思想家，一个普遍的现象是，许多观点和学说在思想家刚刚提出时难以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甚至终其一生也得不到认可。德国思想家尼采的多数著作印数很少，《偶像的黄昏》首次计划印刷50本，他死后出版的《权力意志》初次印刷也不过区区几十本，且多半由他妹妹免费赠阅。以致尼采生前对其著作不受世人重视，一直耿耿于怀。中国明末清初的三大杰出思想家之一王夫之的众多作品，由于现实的原因都没有在生前得以出版，而在清末民初才得以正式出版并广为传播。

与其预见性相一致，思想家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其强烈的批判性。基于对人类发展规律的认识，思想家不仅深刻认识到其所处时代的本质，更能够从某个方面着眼看到人类的未来和命运，并且带着未来的眼光来观察现实。因此，思想家的普遍特征便是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批判性是思想家之所以成其为思想家的本质特征。所有思想家都具有批判性思维和强烈的批判精神，这种批判性精神的实质，是用未来的标准来评判眼前的现实，用应然来衡量实然。人们常常把思想家区分为进步的和落后的、激进的和保守的，进步的和激进的思想家视社会批判为已任，其批判性自不必说。其实，即使是被认为保守的和落后的那些思想家，也必定具有某种批判性，无非他们批判的对象可能是其他人肯定的价值。在古今中外那些公认的伟大思想家身上，都可以轻易地发现其深刻的批判性。以鲁迅和胡适为例，一些流行的观点通常把他们两人当成是激进派和保守派的代表，认为前者充满革命的批判精神，后者则满怀传统的中庸精神。其实，胡适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同样充满着深刻的批判，唯其如此，才能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

多样性是思想家的又一个重要特征。思想家的多样性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指思想家作为一个特定群体的丰富多彩，每个思想家各有自己独到的观点和见解，他们之间的思想不仅各不相同，而且常常针锋相对;另一个意义是，思想家作为个体，自己的观点和理论也常常前后不同，甚至相互矛盾。思想家的多样性，既来源于人类个体认识的差异性，更来源于社会现实的多样性，特别是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利益群体和不同的民族文化。古往今来，找不出思想完全相同的两个人，即使是外表一样的双胞胎之间，其思想也不可能没有差别。思想之花，万紫千红。思想的多样性是人类文明的灿烂之花，禁锢人类思想的多样性，就是禁锢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就是扼杀人类丰富的个性。正如马克思在抨击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时所说的：“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思想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

其实，即使最严厉的思想专制，也扼杀不了人类思想的多样性，从而也注定了思想家是一个斑斓绚丽的特定人类群体。德国是一个产生了众多伟大思想家的民族，即使是马克思毕生所痛恨并决心推翻的普鲁士专制政权，也仍然无法消除德意志民族思想的多样性。马克思本人终身颠沛流离，受尽迫害，但马克思的思想仍然得以产生发展和广泛传播。差不多与马克思同时代的重要思想家还有谢林、叔本华、海涅、费尔巴哈、魏特林、鲍威尔、施蒂纳、拉萨尔、施特劳斯、尼采、伯恩斯坦、考茨基和韦伯等。这些思想家之间的观点千差万别，但它们作为一个整体，都成了德意志民族的精神财富。人口只有数千万的德国，之所以在世界上拥有如此广泛的影响力，与这些德国思想家的贡献密不可分。当今的德意志民族对思想家显示出更大的宽容。马克思毕生致力于摧毁资本主义制度，但在当时奉行资本主义制度的联邦德国，首都柏林和马克思故居特里尔分别有一条街称“卡尔·马克思大街” ，马克思在特里尔的故居则被改造成“马克思博物馆”，供人参观和纪念。东西两德统一后，德国政府仍然保留着当时民主德国命名的“马克思广场”和马克思、恩格斯雕像。善待思想家，是一个伟大民族应有的秉性，也是一个伟大民族应有的美德。

人们通常说，一个伟大的民族和一个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思想。其实，我们更应该反过来说，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有伟大的思想。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的生产力，它使我国的综合国力迅速增强，使人民生活水平前所未有地提高。改革开放的过程，是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整体进步的过程;改革开放的时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它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翻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并对世界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从理论思维的角度看，改革开放的过程，是一个新旧观念相互碰撞的过程，是一个新的思想观念不断战胜旧的思想观念的过程。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不仅催生着伟大的思想，而且它本身就是伟大的思想解放的产物。

现在，中华民族正大跑步地迈进在伟大的复兴之路上。没有思想文化的伟大复兴，就难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样一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来纪念顾准先生，最重要的应当是像顾准先生那样，怀着对中华民族的进步和复兴高度负责的精神，深刻思考我们这一时代所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一步解放思想，不断地进行理论创新，提出无愧于改革开放时代要求的新观念、新学说、新思想，为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做出知识分子应有的贡献。思想的多样和学术的繁荣，既是时代进步的必然体现，更是时代进步的重要动力。正像高质量的物质产品是祖国富强的宝贵财产一样，进步的思想文化产品同样也是中华振兴的宝贵财富。那些拥有重大发明创造的自然科学家是中华振兴的功臣，那些产生先进知识观念的人文学者同样是民族复兴的功臣。善待思想家，正像善待科学家一样，是推进中国现代化事业和中华民族振兴的必然要求。

注：本文原为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召开的“纪念顾准先生诞辰100周年”而作，原载《浙江社会科学》2015年第8期，发表时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