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甲午后，晚清掀起了东渡狂潮，官绅所作的东游记由此勃兴，东游记所生成的“日本”作为一个地理文化空间，不再是中华意识下异国情调式的想象物，而成为具有启示意义的“他者”、便捷有效的救国方法，并在实践与想象的牵扯下生成为合欧化汉的东方乌托邦形象。其书写力图将日本作为一种方法内置于晚清朝廷变革图存的愿景之下，同文同种的日本之变革提供了如何在固有的文化基体上摄取西方文明并成功再生的范例。保留了上述意识与经验的东游记，展示了晚清官绅力图保存文化主体性又主动接纳现代性价值的活力与限度。

关 键 词：甲午后  东游记  晚清官绅  近代转型

甲午之后，晚清掀起了东渡狂潮，细而察之，东渡主体大致为两类，其一为负笈出洋的留日生，其二为游历考察的官绅。毋庸讳言，学界多注重留日生的意义阐发，亦颇有创获，留日生群体被指认为革命的实践主体，是旨在斩断旧体制关联，从否定的角度凿开了中国近代化出路的先行者；较之而言，清末游日官绅并不被视为近代化过程中的积极力量，甚至于诸多论述里被想当然地归于落后、保守的朦胧背景，而被忽视或遮蔽。学者桑兵也曾指出这一研究的缺失：“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游历未能得到研究者足够的关注，其原因一则留学生的影响后劲强，二则清政府及官绅的行为多遭否定，三则有关资料较为零散，又未经收集整理的积累。”①可见，游日官绅的意义探讨亟待深入展开。

目前，部分有识之士开始涉及这一课题，美国学者任达即认为，虑及中国社会结构的整体衍变，作为传统主流阶层的晚清官绅的日本体验与书写，亦构成了推动近代中国转型之不容忽视的一股动力，戊戌前后晚清社会知识与制度体系的大变动，源于清政府和各级官绅为主导的具有根本性的革命，其中，日本的影响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②。任达的论述让后学者看到，向来被忽视的晚清游日官绅的知识递嬗与思想流播，有其历史价值，并对近代中国之嬗变有着深远影响。清末游日官绅是皇权辖管下的权力阶层，为隶属于历史基底之上相对稳定的文化共同体，他们因时势需要奉命赴日考察，肩负谋求变革、问学求政的重任；日本考察的经验部分改变了这批官绅的惯性思维，局部更新了价值判断的标尺，促使他们客观上从实践层面启动了近代化的步伐，如载振访日归来促成了清朝商部的成立，罗振玉东游归来后全力宣扬现代教育理念等。当然，这种自我更新仍艰难地跋涉于传统的地平线上。

值得注意的是，与留日生寥寥可数的几部游记相比，晚清游日官绅留下了数量繁多的东游记。实藤惠秀曾以“东游日记”之名将日本游记归纳整理，据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实藤文库所录，共计相关目录227种，其撰写者多为赴日官绅，其荦荦大者有罗振玉的《扶桑两月记》(1901)、吴汝纶的《东游丛录》(1902)、严修的《东游日记》(1902)、周学熙的《东游日记》(1903)、盛宣怀的《愚斋东游日记》(1908)等。这一批基于现实诉求而产生的东游记无论在观看视野、书写主题还是他者想象层面均与甲午前的东游记拉开了距离，其书写多聚焦于教育与政体，力图将日本作为一种方法内置于中国近代变革的愿景之下，求得强国的灵丹妙药，并热衷于构筑一个可堪快速仿效的东方乌托邦，刻意遮蔽了日本的反华情绪与中日关系的阴暗面。其日本书写豁现了官绅阶层保全传统又力图革新的复杂的意识图式，亦展示了其近代意识的曲折发展。某种意义上，对记载官绅域外交往与精神嬗变之东游记的研究，或许能突破革命、进步的叙述框架，为我们重审晚清复杂的历史进程提供更为纵深的勘测路径。

一 以日为师与东游记的勃兴

甲午一役粉碎了固有的历史意识屏障，迅速将中日关系推到一个新的、颠倒性的关系之中，大量留日生与官绅涌向日本，由此出现了东渡狂潮，东游记由此勃兴。对其考察有几个面向值得注意，其一，东游记书写为何在甲午后达到高潮？其书写背后“以日为师”的方法论视野是如何生成的？其二，向来被研究者所忽视的东游记书写者的身份问题，即为何书写主体为官绅群体而非留日生群体？

要讨论甲午后弥漫朝野的“以日为师”之方法论的成因，不能不提晚清名臣张之洞、变法魁首康有为等流布全国、震动朝廷的言说。甲午一战，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不仅中日关系因此重构，船坚利炮之法亦遭遇激烈的现实质疑，变革言论由此蜂起。洋务派中坚张之洞作《劝学篇》呼吁全面改良、学习日本，“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为了解决西学之祸与强国之间的矛盾，张之洞认为日本俨然于中西合流层面建构了一个完善的模型，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有效办法。“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儒术危矣，以言乎迩，我不可不鉴于日本”③；为此，他还从文字、路费、语言等现实考量为尺度，将日本视为清帝国寻求强国之道的一条捷径，宣扬“西洋不如东洋”。仔细品读，张之洞所传达的意旨，不脱中体西用的理念，既然从器物之学转向近代制度、文明之学为大势所趋，而欧美文明体作为异质的压迫性他者，难以被移植或对接入传统中国的文明基体，更有动摇中华文化之本的潜在威胁，因此，不如转向有小中华之称又在近代变革中大获成功的日本，同文同种的日本变革，可谓为彼时陷入困境的清王朝提供了强国的方便大法，这一思路并非在意日本有其内在价值，而在于日本具有契合清王朝现实需求的实用功能。国势垂危之际，张之洞的《劝学篇》于1898年6月上报皇上后，很快上谕下令印刷40份分送总督、巡抚以及各省学政，在晚清朝廷造就了非凡的影响力。

同年，身为变法魁首的康有为向光绪帝进呈《日本变政考》，其立论以“今我有日本，为向导之卒，为测水之竿，为探险之队，为尝药之神农，为识途之老马，我尽收其利而去其害，何乐如之”为方法论，倡扬以日为师“若以中国之广土众民，近采日本，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④。显然，康有为的呈言极大触动了志在变革的光绪帝，“一卷甫成，即进上；上复催，又进一卷。上以皆日本施行有效者，阅之甚喜”⑤，由此，向日本求取变革方法俨然成为清朝廷的一种支配性思想。

就清政府的现实反应而言，1896年，《马关条约》墨迹未干，朝廷遣学生十三人抵日本求学，掀开了晚清东渡行动的首页。1903年，清政府颁发了《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规定“中国游学生在日本各学堂毕业者，视所学等差，给以奖励”⑥，即表明除了科举之途外，如果能在日本学堂获取相应文凭，就可授以举人、进士等类同科举的尊荣。至1905年，清政府废止了科举考试，极大地加速了晚清留日生的爆炸性增长。时代丕变，以往可封妻荫子的科举之途走向穷途末路，出洋求学却独领风骚，成为能兼得名利的登龙术。据统计，至1904年，已有三至四千学生留学日本，并于1905年科举废止前后形成了东渡高潮。⑦

与留学行动相应和，官绅赴日游历也与日俱增。戊戌变法期间，内廷特设制度局，游历局位列第十，出洋游历成为官绅重要的仕途经历。新政时期，选派大小官员游历日本定位为清廷的国策。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专门规定，新任官员必须赴日游历“现通饬实缺州县人员，除到任已久，未便令离职守外，其余新选新补人员，未到任以前，酌给津贴，先赴日本游历三月，参观行政、司法各署及学校、实业大概情形，期满归国，然后饬赴新任。并责成呈验日记以征心得”。⑧对此，各地方官无不纷然仿效。据统计，从甲午战后到民国成立前夕，赴日考察的官员人数高达1382人，其中清朝廷直接派遣的官员有424人，地方政府派遣的有958人⑨。

东渡狂潮下，大量东游记随之应运而生。有意味的是，目前留存的东游记百分之九十以上由赴日考察的官绅所书写，大批留日生身处日本、深谙其味，却少有东游记行世。专门从事近代留日生研究的严安生即感叹，“这部分(东游记)的数量也多达二百多册，但是其中出自实地生动体验最多的留学生之手的记述却极少”。⑩其深层原因何在？

究其个中缘由，当留日成为快速攫取名利的登龙术，诸多投机攫利者难免鱼目混珠，无意于求学，留日经历不过充作归国后“猎官”的资本，如史料所载，从1904年到1908年，仅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就产出了1145名翻新的官僚和官僚苗子(11)，这批旨在走仕途终南捷径的投机者热衷在日本混个资历，不遑顾及对日本作考察记录。其二，对于真心求知、求道的留日生而言，他们多因时势卷入革命的旋涡，无暇他顾。身临其境的孙中山曾感慨：“时适各省派留学生至日本之初，而赴东求学之士，类多头脑新洁，志气不凡，对于革命理想感受极速，转瞬成为风气，故其时东京留学界之思想言论，皆集中于革命问题。”(12)显然，日本于留日生而言不复为学习考察的他者，而是革命的策源地，如1905年成立的同盟会即以留日生为主体，陈天华、蔡锷、黄兴等革命的马前卒均为留日生。较之集会抗议、报刊宣传乃至暗杀策划等见效迅速并激烈的革命活动，东游记这类纸面文章自然被留日生们搁置一旁。

相形之下，东渡考察的官绅群体在传统帝国的权力结构内不仅“是一个非斗争因素”(13)，而且隶属权力共同体的一部分，是朝廷遣往日本的信息耳目，考察记亦是须交付上级的规定公务。1904年颁行的《奏定学堂章程》专门规定游历之要旨，“凡考察所得，宜记载著书，归国后奏呈考核”(14)。显然，东游记是游日官绅必须交付于上的书写任务，也是清王朝借此自我变革、寻求施政方法的重要信息源。

这批赴日官绅身处风雨飘摇的乱世，固然远离革命旋涡、思想保守，却不得不弃旧图新，期待于日本“仙山”处借来治世的灵丹；如刘学询自述，“学询又思，近己而相类者，无若日本。日本昔之贫弱犹己也，三十年间由贫弱而几于富强，与诸雄方驾。其由此适彼，若此之易也，果操何术而能然者欤？”(15)同文同种、同病相怜的历史渊源转化为以日为师、变法自救的强劲动力。光从甲午后日本游记的目录来看，专写“考察”的东游记便占了几乎百分之八十以上，王宝平敏锐地将这批东游记定位为“以考察记为主”，认为此时的日本游记“由被动的本能反应防御转为主动的虚心学习”(16)，此言可谓精当。以考察替换纪游，意味着日本不再是昔日观光的游览胜地，而成为方法展示的有效样本。报告式记录成为书写的普遍方式，譬如严修赴日本，几乎每日必记，凡工业、学校无不详录在案；黄璟考察农务，将日本的农具、耕作方法详细道来，宛然一部农耕技术史；载泽专考政治，可作日本政治小史来读。总之，这批东渡的晚清官绅一边禁锢于现有体制内部，一边不断打破历史板结之物，将日本视为变革的信息来源地，力图于存旧与革新之间为岌岌可危的清帝国寻求适宜的救赎之道。

二 方法论视野下的教育考察与近代意识的深化

诸类甲午后的东游记中，教育考察记的数量雄踞榜首(17)，1898年之后更呈井喷式发展。有学者亦指出：“从考察者看，专门赴日考察教育者自不待言，众多的官员、民间文人学者、实业家、留学生等，尽管他们赴日的缘起和动机各不相同，但赴日后很多人往往转移重心，不务正业地把大量的时间花在考察学校教育上，晚清中国人日本考察记中以教育考察的内容最为丰富就是重要例证。”(18)

这一现象不禁让人疑惑，为何甲午后诸多赴日官绅会搁置迫在眉睫的军事、经济考察，而将考察目标挪移至教育？教育类东游记的数量远超他类考察记而一跃榜首，其背后的历史动力是什么？

时为翰林侍读的吕珮芬自述东游的缘由，即为新兴学堂的经营作专门考察，“自科举停废以后，群天下之士子，使皆由学堂为登进之阶。各省之经营学务者，亦几不遗余力，……适学部有奏遣翰林官游历东洋之举，余乃得请以往”。(19)与之类同，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吴汝纶于《东游丛录》的前记申明，其游览日记“以备采择，……使代呈管学大臣云”(20)。而中途换马考察日本教育的武官丁鸿臣，则因信奉“故言日本之日富强，皆三十年来学堂扩张之力”(21)而偏离了军事考察专注于教育记录。上述可知，晚清官绅纷纷转向教育考察，既与学制大变革有关，也离不开彼时强国思路的转换。甲午后特别庚子之变后，清朝廷迫于时势着手实行“新政”，“兴学”便为其重要组成部分，一系列教育革新活动被迅速推上日程，诸如重开京师大学堂(1902)、制定《钦定学堂章程》(1903)、科举废除(1905)等。如何仿照日本建立近代学制成为亟待着手的目标，“其中新政中以‘废止科举、开设学校、派遣游学’为中心内容的教育改革，至少在起初的数年间，与新式军队的训练共同构成了有实质内容的两大支柱”。(22)教育转为“新政”的核心要务，亦有赖于甲午后“师夷”思路的转换。自洋务运动破产后，晚清王朝的西学之路从袭其皮毛的技艺转向了更为根本的制度、文化，康有为即意识到甲午战争的胜负并不完全依仗军事力量，其背后是制度特别是教育的较量，“近者日本胜我，亦非其将相兵士能胜我也，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能胜我也”(23)。诸如“日本以区区之岛，崛起东亚，究其自强之要政，莫不推本于国民教育”(24)一类的言论正成为时代共识，由此，晚清官绅自然将目光聚焦于被日本视为自强之要政的教育，以期获得强国大法。

日本教育既然被视为自强的要政与支柱，这一先在的理解图式俨然构成一种不可置疑的规范，诸类考察者如孜孜不倦的学生，按图索骥，亦步亦趋记录日本教育的方方面面。若吕珮芬的《东瀛参观学校记》对日本各学校“管理之法，教授之法，建筑之规，经费之数”均记述翔实；严修的两次东游记，自小学、大学分门别类加以描摹；时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时年六十三岁，为清廷名臣，却如毫无主见的学生，不仅照录日本各类学校的列表，而且将与日人的函札笔谈忠实地记录下来，于《井上哲次郎笔谈》一则，吴汝纶自谦道：“久欲来亲大教，今日幸获所愿，至为荣宠。”(25)谦卑求知的学生形象恍然如在目前。显然，全盘接纳、不加辨析是这类教育考察记的叙述机制，它构成了一个日本教导中国、中国模仿日本的单向度的启示空间，日本教育作为强国方法顺畅地进入东游官绅的考察视野，并化为范式的存在。

与此同时，日本教育范式背后有关教育与国家之关系的国民理念，得以被这批东游官绅全盘接纳。当赴日官绅脱离了中国传统意识场域，耳闻目睹日本教育的新异性，以日为师、谦卑问学的自我定位让他们更能打破传统意识屏障，顺畅地接受日本教育所涵括的近代国民意识。如吴汝纶详录东京二六新报的观点，“要之以民心之兴起，与其统一，与中央主权之强固，在此数者为目的，以教育其人民耳”。(26)即借日人言论宣扬国民教育与国家观念的统一关系。随后，东游的王景禧不满于吴汝纶“详其制度而略其精神”(27)，要为日本教育“第绘其精神”，指出其精髓在于促进国民与国家之共同体的形成，“以故受一般国民之教育，乃能具一般国民之资格，具一般国民之资格，乃能担任一般国民之义务。同其伦理，同其知识，同其技能，乃能同其心力，国家所以有无形之团体也”。(28)指认教育与国运之浮沉相关联。上述言论潜在地指向教育—国民—国家的观念逻辑，即教育造就国民，国民造就国家，教育由此成为近代强国逻辑下的立国之本。

上述对于日本教育精神的认同与理解可谓近代国民意识形成的表征。古典时代，中国并无“国民意识”，沟口雄三追溯中国历史，发现传统意识下“民”与“国”是分离的，“民是天生的自然存在的‘生民’，王朝=国家只不过是架构的生民之上而已，所以生民并不会被卷入王朝=国家的命运。”(29)近代“国”“民”同构式的国民意识，如梁漱溟所言，是因“海通”而兴起的新概念，“像今天我们常说的‘国家’、‘社会’等等，原非传统观念所有，而是海通以后新输入底观念。旧用‘国家’两字，并不代表今天这含义，大致是指朝廷或皇室而说。自从感受国际侵略，又得新观念之输入，中国人颇觉悟国民与国家之关系及其责任……”(30)上述论断从历史变局、观念输入以及生存体悟等层面公允地道出了晚清“国家”及其“国民”意识出现的历史机缘。晚清变局之际，近代国民意识率先从维新变革人士处萌生，1902年，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以“新民”为主题发表系列文章，宣扬国民意识，由于其通缉身份，梁启超的论述无法得到清廷的制度化支持；其后有革命者陈天华编写《国民必读》，鼓吹国民意识。体制内的晚清官绅群体于游记内宣扬与梁启超相类似的国民思想，显然离不开日本考察的实存经验，正是日本教育所凸显的国民理念被有力地纳入他们的意识结构，才使得他们顺畅地步入近代国民意识论域，并化为案牍文章，进而影响朝廷上下。

国、民同构的观念逻辑下，儿童作为人之初，堪为锻造新国民的理想对象，日本儿童教育由此激起了晚清官绅关于未来国民想象、国民性重铸、晚清社会整体性危机的解决等一系列的近代化构想。吴汝纶参观日本小学，发现其教育的意义乃为培养能文能武的国民，“小学养成德性，扩充知识，使后有国民选举之权。又须体育，后可充兵，尽国民之义务”。(31)无独有偶，山东提学使方燕年的游记强调，日本幼儿教育能有效锻造国民性，“以成队合群团结其相爱之心，以顺序就班整齐其进退之度，童而习之，先入为主，信乎，人之襁褓而后，不可无此教育也”。(32)指认有关团结友爱、遵纪守度等新国民理想均可经由儿童教育得以落实。与上述思路类似，翰林编修王景禧认为日本“吏勤其职，工善其事，商习其业，兵服其职务，农易其田畴，男妇熙熙，一无游惰”，“其原因皆由全国普及小学国民教育而来”。(33)从清末官绅不绝如缕的发言可以看出，他们追根溯源，一致将强国的动力指向儿童教育，儿童由此成为教育之重，被纳入政治、国家等宏大叙事范畴。

当然，重视儿童教育并非自官绅东游日本始，传统中国即有针对儿童的童蒙教育，《易经》即言：“蒙以养正，圣功也。”认为童蒙之学是为了让儿童明人伦孝悌，拥有良好的教养，是造就圣人的必经之途。宋代大儒朱熹专门为学童编制了题名为“小学”的教材，于“题辞”称：“小学之方，洒扫应对，入孝出恭，动阁或悖。或有余力，诵诗读书。咏歌舞蹈，思罔或逾。穷理修身，斯学之大。”指出修身养性、探究儒家道理方为儿童教育的初衷。比较而言，晚清官绅论域内的教育宗旨显然与传统蒙学有重大歧异，传统蒙学之宗旨是为了造就三纲五常架构下合格的道德人，偏向德行培养，指向伦理维度；而晚清官绅所强调的儿童教育，指向强国保种的政治意图，儿童作为国民的一分子，被嵌入到了国家总动员的装置之中，成为解决国难的有效手段。较之古典时代的儿童形象，作为国民的儿童于新的历史语境下被重新发现了其工具价值，被赋予了政治的、国族的近代意义内涵。

可见，晚清官绅对儿童教育的重视，始终存在一份功能性的期待，其运作逻辑类似柄谷行人谈及日本儿童之发现时所言：“所谓孩子不是实体性的存在，而是一个方法论上的概念。”(34)这一方法论的概念强调的是其手段价值，而非目的价值，它虽拥有近代国民意涵，但与五四时期周作人提倡的儿童本位论又具不同向度。由周作人的《儿童的文学》可知，他强调儿童是独立的生命体，是剥离了政治、国家、民族等从属物之后的自足的人，其思想契合的是五四现代人道主义精神，带有强烈的个性解放色彩。职是之故，就现代意识转型的角度而言，晚清官绅的儿童之发现，因其工具化价值的强调，与周作人的“人的发现”尚有一定距离，可谓权力与政治的时代产物，亦是古典朝向现代转型的历史中间物。

不过，对晚清官绅而言，儿童成为一种强国的方法，这一运思方向不仅意味着古典时代遮蔽于成人阴影与伦常羽翼下的儿童被重新发现，也因此获得了现代进化论的意义架构，即将儿童置于个体发展的线性时间链条上，作为人之初，儿童因拥有未来意义，在强国叙事中被赋予重要的历史角色，这自然表明着晚清官绅已从“尚古”“崇老”的惯习下挣脱，重新发现了未来人的力量，接受了晚清时期“进化论”为代表的西方公理。换言之，即他们将强国梦寄寓于儿童身上，将小学教育视为立国根本，这已然挣脱了长者为大、以过去为致敬对象的复古理念，而具备了面向未来的乐观的进化意识，其意涵如汪晖所言，“晚清至五四时代中国思想界的重要特征就是在社会进化的意义上来讨论社会和个人的观念及其意义。由于进化是一种科学公理，因而社会和个人的进化不过是公理的物质性的展现。进化的观念提供了社会走向新的未来的动力、目标，这就是所谓现代性的时间观念在中国发生的理论依据”。(35)晚清官绅对儿童教育的呼吁与重视展现了进化论逻辑于晚清社会全面铺展的态势。

总之，清末教育考察记将强国的力量范畴扩展至向来被忽视的儿童，重视国、民架构下“人”的意义，说明他们已然摆脱了简单、肤浅的技术引进论，开始将“人”的发展置于历史目标之下来衡量。现代民族国家的理念框架下，个人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个人的完善牵涉国家的完善；而教育落实于个体之上，为立人之本，自然于个体/群体的同构意识框架下被指认为立国之本，而成为清末官绅共同瞩目的救国大法。在对日本教育方法的介绍、引进、挪移中，晚清官绅也顺势深化了其近代意识，并以书写与行动促进了晚清社会思想与制度体系的近代转型，诸如吴汝纶的《东游丛录》为《奏定学堂章程》的重要范本，严修东游后创办女学等，这又是值得另一番言说的历史关节了。

三 东方乌托邦与被遮蔽的现实

如果说甲午前东游记中的“日本”是中华文化优越意识下的小邦形象，彼时的游日士绅如王韬、何如璋、傅云龙们多将日本纳入居高临下的想象视野，以文化母国的姿态俯视日本，日本被限定于静态的认知视野，成为一种具有异国情调的本质化事物；那么，甲午后游日官绅的观看方式俨然从居高临下的俯视转为求学心切的细察乃至仰视，东游记所生成的“日本”作为一个地理文化空间，不再是中华意识下异国情调式的想象物，而成为具有启示意义的“他者”、便捷有效的救国方法，并在实践与想象的牵扯下生成为质疑现实却又致敬传统的东方乌托邦形象。其纪游文字清晰地展示了想象覆盖现实、方法制约叙事的书写模型，暗示了期待视野下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而成为一个关于他者想象与现实接纳之间发生断裂的时代叙事。

揆诸甲午后的东游记，触目皆是对日本溢美式的描述，有意味的是，与官绅的西方游记做比较，两者呈现截然有别的面目。西游记虽然也以溢美的笔调盛赞发达之西方，但这一赞美不过是即将予以纠正与反思的书写前奏，很快，西游的官绅又坚决地从基于“道”的评价体系出发，以“中道”批评西方，中西比较下中国得以保持高蹈不坠的文化尊严，如张德彝、刘锡鸿等一面盛赞西方之器物、文化，一面却以严厉的笔调挞伐西方之“机心”与“无道”，以彰显中国礼仪伦常的优越性。这种道义上的努力与挣扎在日本游记中几乎完全消失了，日本的社会文明构造几乎毫无抵抗地被予以认同，日本形象呈现的不是异质性的他者，而是中西兼融、富于传统余绪的理想国。缪荃孙考察日本教育，对日本处处赞叹，尤其对保留古礼一节津津乐道，“日本维新三十余年，事事效法泰西，而国中古礼相沿不废，且于学校特设一科，所谓国粹保存主义也”。为此，缪氏还以日本为范本，指责国内趋新人士“诋古礼拘拙，饮食起居无一不欲改从各国，可谓知二五不知一十矣”。(36)日本成为纠正变革歧途的有力武器。指认日本保存了传统精髓并非一种孤立的观念，在相关东游记中屡屡出现。载泽于日本考政求学后，即盛赞日本“不耻效人，不轻舍己，故能合欧化汉学，熔铸而成日本之特色”。(37)“不轻舍己”的日本俨然为合欧化汉的完美样本。

作为被拟想的东亚乌托邦，日本形象的构造类似于传统理想世界的近代倒影。黄璟《游历日本考察农务记》所勾勒的日本宛然陶渊明笔下怡然自乐的桃花源，“入其境，见夫田畴井井，厘若画图，男妇勤能，风物都美。古所谓野无旷士，国无游民者，不图得于今日遇之”。(38)与之类似，丁鸿臣作《四川派赴东瀛游历阅操日记》，其笔下的日本也是国泰民安的和谐社会，“初入日境，就其风土人情之可见，则无乞丐、无斗争、无吸鸦片者，其民皆有执业，不敢逞忿以干禁，故能健体以勤业，即此数端，可以考其国本之强”。(39)此类日本形象的建构可谓承续了儒家传统理想社会的构想，若《申鉴·政体》所倡“帝耕籍田，后桑蚕宫，国无游民，野无荒业，财不虚用，力不妄加，以周民事，是谓养生”。构造的是农耕文明下各司其事、各安其分的和谐图景。日本由此化身为中国理想国原型的重构体，生成为可以被光滑纳入传统意识框架内的现代神话。它亦暗示，日本通过器物、教育、政体的近代化革新，不但没有走向异途，反而将西方制度成功移植于儒家模式的价值基体上，生成了契合传统理想的现代图景。此类日本构造可谓隶属于甲午后以日为师的方法论的话语机制，即指认“同文”的日本成功地实行了合欧化汉，是便捷而完美的仿效对象，它紧密勾连着晚清官绅有关变法强国的想象规划，作为文化原型的日本则遭到解构或遮蔽。

事实上，甲午战争前，日本已流行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脱亚入欧”论，“我国不可待邻国开化而与其共兴亚细亚，莫如脱离其行伍，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40)中国对于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而言，不仅不再是值得学习的文明古国，反而成为福泽谕吉所号召的亟须摆脱的对象。至甲午一战，日本知识界将此定义为“文野之战”，时任日本外相的陆奥宗光即宣扬，“一衣带水之两国，呈现出一国代表西欧文明，一国则固守东亚旧习之奇观。……其起因定在于西欧之新文明与东亚之旧文明之冲突”。(41)显然，日本以优越的姿态将中日冲突指认为新/旧文明之冲突，清帝国以及中华文化成为被否定的、居于文明层级之下的他者，蔑视型对华观居为日本的主流意识。《每日新闻》《大阪朝日新闻》《万朝报》《东京日日新闻》等日本大报也纷纷撰文鼓噪蔑华观念。对于上述观念的集体转向，有学者指出“它(甲午战争)所树立的日本‘文明’，中国‘野蛮’的对立图式，构成了日本民众对华观逆转的重要语境，如同指南针一样引领了日本民众的对华观朝着蔑视的方向运转”(42)。可见，彼时日本朝野已经挣脱了传统汉文化的笼罩，而奋力朝向欧化的现代文明迈进，游日官绅却一厢情愿指认日本同文同种，生成了合欧化汉的东方文明样本，这无疑将自我意图投射于日本之上，对溢出意识结构的相异性自动屏蔽，并有意忽略了现实境遇下中日关系动荡不安的事实。

绎而述之，针对日本的乌托邦式的构造不仅源于构造者的现实诉求，即渴望从日本快速寻得救国大法，也与构造者方法论思维下的类比意识有关。清末官绅笔下的日本之所以成为理想世界，并化身为“师”，固然离不开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焕然一新的近代形象，但因中、日历史文化与命运的类同性而引发的类比式想象，更为寻求救国方法的晚清士绅带来刺激与激情。就历史渊源而言，中日可谓同宗同源、一衣带水，极其容易让清王朝上下产生同枝相连的错觉，光绪二十四年，黄遵宪赴日之际，光绪皇帝在致日本国书上即强调，中日之间“同洲、同种、同文最亲爱”，对中日关系深抱幻想；就现实境遇而言，1854年的《日美亲善条约》也曾让日本遭遇与清王朝类似的痛楚，如今奋起直追的日本因明治维新而日趋强大，自然可为同病相怜的中国导夫先路。

随着民族、国家理念的普及，种族竞争与国体存亡合二为一，崛起的日本堪为黄色人种的一面辉煌的旗帜。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日本以小胜大，打败了白种俄人，让晚清士人欢呼雀跃：“凡我黄人，其亦可以自奋矣！”(43)因而，日本的成功意味着黄色种族能够战胜表征了西方他者的白色种族，能够将进步的“西方”成功地内化于自身，并再造一个足以与西方抗衡的东方文明。这是从地缘、人种、文化诸方面进行考量而发生的集体幻觉，既然中日同文同种，那么日本的成功也即昭示了大清帝国的成功前景。这种因历史先验性而衍生的中日命运同构的幻觉，使得清末焦灼于变革的官绅自觉屏蔽了中日的现实境遇，意欲将日本作为一种符合主体意识的有效方法，而势必剪除其中让人不安的成分。

由此，1903年大阪博览会的人类馆事件，虽然引发了留日生的强烈抗议，却在游日官绅笔下几乎难见踪迹。1903年，日本大阪举行第五次内国劝业博览会，其中专设人类馆，意图将中国人与不开化的土人相提并论，并凸显裹小脚、抽鸦片等华人陋习；日本这一行径引发了留日生与在日华商的众怒，他们通过集体呼吁、报章宣传等方式将之演变为一场民族主义性质的政治对抗。

与之相对，游日官绅多选择性盲视，不愿正视中日关系的现实裂痕。博览会期间，贝子载振、侍郎那桐以及大批官绅如张謇、凌文渊等均于此时络绎赴日考察，然而，载振等皇族在日本流连于采购事务，未留下只言片语。(44)其他赴日官绅对这次“人类馆”事件也鲜有记载。张謇的《癸卯东游日记》详叙了大阪博览会，语气颇为平静，只字未提因博览会而发生的中日冲突。同期，凌文渊有作《籥盦东游日记》，以巨细无遗的笔致描述了大阪博览会的胜景，“门以外，举国商铺环列，有神龙喷水器一，喷水如瀑，嘘气成云”，对万花园亦津津乐道“云锦千丛，目为之炫”(45)，还记录了日本皇后与天皇先后莅临博览会的盛况，对人类馆事件避而不谈。唯有同期的缪荃孙谈及此事，发出了“苟有血气，能无愤恨，而坐视国人死守旧习而不变哉！”(46)的愤慨，但愤怒的矛头指向国人的旧习，对日本未出片言恶语。这一书写形态如有学者指出的：“按说，中国官绅当对日本怀有仇恨之心，但是遍索1902-1907年的中国官绅旅日笔记，却几乎找不到这种仇恨的记录。他们在马关、在东京看到中日谈判的旧址、从中国抢掠来的珍物，悲愤之情，自是难抑，但是笔锋一触到日本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几乎是一面倒的称颂夸奖。”(47)可见，甲午后东游记有意消弭了中日关系阴暗面，其日本书写可谓刻意为之的形象编织体，源于政治策略与现实需要，赴日官绅有意美化了真实的日本形象，摒弃了现实境遇下日本让人不安乃至危险的因素；在他们的精心构造下，日本一如悬挂在中国面前触手可及的东方乌托邦，言说着东方文明强盛、发达的进步图景，于同文同种、日清共荣的惯性认知下宛然预示了中华复兴的未来图景。

将日本视为理想的强国范本，即表征甲午后的晚清政府及其官绅阶层断定日本式的国家形式是最具价值与可操作性的，合欧化汉、勃然而大的日本标识了一种“框架”性的真理，具有文化同源性的日本之强盛，成为传统之再生的完美呈现者，提供了如何在固有文化基体上摄取欧洲文明而再造国体的成功范例，并以具象的强国形态允诺大清帝国以美好未来。在某种程度上，它亦契合了晚清王朝有关“体用”的变革意识。1901年新政改革上谕，开头便强调：“世有万祀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48)可知新政固然旨在变革，但仍奉儒学传统纲要为万世不易之法，在此构架下，“治法”才可以相时而动。这一思路下，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变革被视为体用兼备的榜样，陕西省提学使刘延琛于日本考察后，奏文向皇帝大赞日本学校将儒家修身教育与近代学科进行了有效结合，“近年尤重德育，大小各校，皆首重人伦道德。……其推崇我孔孟甚至，斯其进步之良者也”。(49)

显然，既能保存不易之纲常，又能成功归化西方的日本方法，刺激了晚清官绅意图仿效日本快速成功的狂热愿望，因而有康有为呈《日本变政考》呼吁采鉴日本；有张之洞作《劝学篇》游说以日为师；有袁世凯等地方大员纷纷遣派官绅赴日本求法；更有载泽等宗室大臣奏请仿制日本立宪。总之，基于同文同种的逻辑衍生，日本作为一个可资方便借鉴的模板，成为清末官绅阶层幻想清帝国借此崛起的捷径，这一理念更在新政期间风靡一时，在华日人曾如此描述，“清国维新方针，不但大体根据我国，特别是教育一切都仿效我国制度”。(50)此思想风潮下，官绅群体于东游记中构造日本乌托邦也顺乎逻辑了。

察以彼时中日之间动荡的现实关系，甲午后的东游记与其说是中日交往历史的真实呈现，毋宁说是晚清官绅阶层之历史观念所形塑的意识聚合体，其对日本形象的制造、选择与评述，主要折射了官绅阶层及其背后权力体的现实欲望与精神结构，即于同文同种的先验观念下，身负官方任务的官绅普遍将日本视为合欧化汉、体用兼备的改革样板，日本成为清王朝借此激活自身、挽大厦于将倾的便捷方法，日本由此成为契合主体变革诉求的有效手段，而真实的日本文化与社会形态则在方法论意识结构下被主动忽视了。尽管如此，对日本方法的全面引述与记录，无疑深化了晚清官绅的近代意识，成为推动清末体制转变的重要力量，亦展示了清末统治阶层奋力保存自我、调整现状的努力。

在此，笔者还想强调，较之留日生激烈的革命意识，清末赴日官绅的这番努力就一定是落后而无效的么？学界对其有意无意的忽视，让我们警惕，有关思想价值的评判，也即如沟口雄三所提醒的，应挣脱“回顾”式的历史透视法，“重新思考中国的近代”，将“旧中国的崩溃过程”视为“旧中国的蜕化过程”(51)，或许，我们从晚清官绅的东游记中可以体察到，他们如何在西方的压迫下以自身的方式推动着中国传统社会的再生。因而，对其评述需要我们从中国历史的基体与内部的流变出发来确立其意义维度，正是从这个层面，甲午后的东游记为我们重返复杂丰富的晚清思想场，理解中国近代之变迁提供了重要的镜鉴。

①桑兵：《交流与对抗：近代中日关系史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8页。

②该综合性观点参见[美]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③张之洞：《劝学篇》，《张之洞全集》第12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720页。

④《进呈〈日本变政考〉序》，《康有为全集》第四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5页。

⑤转引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173页。

⑥《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187页。

⑦[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36页。

⑧《派遣官绅出洋游历办法片》，《袁世凯奏议》(下)，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62页。

⑨其统计数字主要来自熊达云的《近代中国官民之日本视察》，东京：成文堂1998年版。

⑩(22)严安生：《灵台无计逃神矢：近代中国人留日精神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352、69页。

(11)黄福庆：《清末留日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975年第34期。

(12)《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9～200页。

(13)费孝通：《中国绅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2页。

(14)《奏定学堂章程》，多贺秋五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清末编》，东京：日本学术振兴会1972年版，第202页。

(15)刘学询：《考察商务日记·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2016年版，第3页。

(16)王宝平：《晚清东游日记丛编·总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17)据熊达云在《近代中国官民之日本视察》一书所作的“清末日本视察领域比例图”所录，教育类专门考察记占八类考察记全部数量的百分之24.3%，高居榜首。

(18)吕顺长：《晚清中国人日本考察记集成·前言》，《晚清中国人日本考察记集成·教育考察记》，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

(19)吕珮芬：《东瀛参观学校记》，岳麓书社2016年版，第5页。

(20)(25)(26)(31)吴汝纶：《东游丛录·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2016年版，第5、86、85、11页。

(21)丁鸿臣：《东瀛阅操记》，岳麓书社2016年版，第69页。

(23)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第152页。

(24)刘显志：《论中国教育之主义》，《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887页。

(27)王景禧：《日游笔记序》，《日游笔记·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2016年版，第65页。

(28)(33)王景禧：《日游笔记·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2016年版，第76～77、76页。

(29)(51)[日]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119、55页。

(30)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第166页。

(32)方燕年：《瀛洲观学记》，《晚清中国人日本考察记集成·教育考察记》，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42页。

(34)[日]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4页。

(35)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024～1025页。

(36)(46)缪荃孙：《日游汇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2016年版，第35，51页。

(37)载泽：《考察政治记·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588页。

(38)黄璟：《考察农务日记·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2016年版，第43页。

(39)丁鸿臣：《四川派赴东瀛游历阅操日记》，《日本军事考察记》，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2页。

(40)庆应义塾编：《福泽谕吉全集》第10卷，东京：岩波书店1960年版，第240页。

(41)[日]陆奥宗光：《蹇蹇录》，东京：岩波书店1977年版，第4～45页。

(42)王美平、宋志勇：《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6页。

(43)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84页。

(44)“复言贝子侍郎在名古屋、西京广购美术品，而不甚购书。询之各华商，贝子匆匆，亦无暇究商务。”张謇：《癸卯东游日记·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2016年版，第6页。

(45)凌文渊：《籥盦东游日记·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2016年版，第71～72页。

(47)杨早：《“文明国”的游记——1903-1907年中国官绅眼中的日本》，《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4月。

(48)朱寿朋编纂：《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602页。

(49)《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70，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印1932年版，第11页。

(50)转引自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