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不久前也有一个中国人来拜访她，而她教育了他。“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共产党员”，她对我说，我们一起笑起来。她的声音爽朗，甚至有点嘹亮，与她的年龄没什么关系。

她一直斜躺在蓝沙发上，穿着那件松松的墨绿色的无袖睡袍，脚上套着毛绒绒的灰色拖鞋，说到兴奋处，她会把脚拿出来，踩在面前的矮茶几上，再蹭上几下。她的骨架真大，随年龄而来的消瘦与松弛，让这更显著了。她的银白头发是沿着额头、耳朵的直线剪出来的，像是个工整的小帽子扣在头上。她八十三岁了，在两个小时里说个不停，没喝一口水，也觉得我们没必要喝。

那个不走运的中国人是谁？一个新闻记者，一名使馆官员，或仅仅一名好奇的旅行者。她可对共产党了如指掌。斯大林去世时，她已经二十五岁。她是第一代苏维埃人，出生在红色政权下，参加了少先队与共青团，还经历了卫国战争。她谈不上多么热爱斯大林，却也并不反感。自她出生起，这个人就一直在那儿，悬挂在教室的墙上，出现在广播里，站立在街头的广场上。没有这场“伟大的共产主义实验”，她也没机会上大学，在沙皇俄国，教育可是贵族的特权，轮不上他们这等平民。

真相逐渐披露出来，尤其是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之后，神话破灭了。她正年轻、头脑活跃，是“解冻一代”的中坚力量，她穿梭在不同的公寓里，彻夜的谈论时局，期待一个更自由的社会。一九六四年，赫鲁晓夫垮台了，短暂而浅显的“解冻”结束了，她决定成为一名行动者，这比谈话与写作更能展现她。她为地下组织抄写文章，组织讨论会、传递消息。“我很有工作能力”，她说。她知道怎么对付克格勃，她把手稿塞进胸罩里，在接受问话前，她会买上火腿三明治、长松饼和橙子，它们在那个匮乏年代诱人无比。在审讯开始前，她吃东西，橙子与火腿的味散弥漫在空气里，克格勃们的注意里转移了。

她是那一代人仅存的幸存者之一。她经过布罗茨基的公开审判，是索尔仁尼琴秘密写作《古拉格群岛》的最早期读者之一，她和萨哈罗夫共同创办了莫斯科赫尔辛基人权基金会，为人权、言论自由而呼吁。接着，她流亡美国，写作了《解冻的一代》，参与创办了自由俄国电台。九十年代初，和很多人一样，她回到莫斯科，准备建设一个新俄国，对未来充满莫名的乐观与期望。

你感到失望吗？我问她。二十年过去了，新俄国的旅程比想象的坎坷得多。一个旧秩序崩溃了，并不意味着新秩序就随之而来。而她仍在为一些老议题的呼吁与行动，人权、自由、宪法、民主。三十年前，她与一名伟大的物理学家反对苏维埃体制对人权的践踏，而现在，她又与国际象棋冠军卡斯帕罗夫抗议普京政府违反宪法，而她仍领导着赫尔辛基人权基金会。

KGB已更名为FSB，尽管它们的职责都差不多，年轻一代的警察已认不出她了。去年底，他们甚至把她短暂的关押进了刑拘车里。等他们弄明白她是谁，全世界的镜头已聚集在这一戏剧性的画面——一名身穿蓝睡袍、满头白发的老太太被一群身强力壮的特别警察们挟持着。她喜欢这一刻，甚至在镜头面前故作惊恐，或许这令她想起了四十年前吃橙子的一幕。但这一幕也只能出现在莫斯科，这里的外国记者云集，抗议可以引来世界的关注，这是她最熟练使用的武器。但俄罗斯是如此的广阔，她的基金会在其他区域步履艰难。多年来，他们只坚持用合法手段来进行抗议。这个国家受够了暴力、激进与整体方案式的行动，他们推崇的渐进的、非暴力与具体而微的。但在莫斯科、圣彼得堡之外的城市，他们发现自己很难租用到办公室，资金也很紧张。缺乏独立司法系统是他们最大的难题，这令他们的合法斗争带有了明显的嘲讽意味。他们的斗争仍像是姿态性的，只是俄国生活上的一丝涟漪。

她可不同意放任这种悲观情绪。“希望为什么要破灭？”，她反问我，“仅仅是眼前出现的倒退吗，任何革命之后都会伴随着倒退呀。”她有足够的人生阅历来告诉我，一切仍在趋向光明。赫鲁晓夫时代就比斯大林时代要好，三十年前时“人权”、“民主”仍是陌生和危险的词汇，现在它们已深入人们的脑海中。他们从前的斗争只是抄抄写写，如今可以公开游行、在媒体上发言，还涌现出那么独立组织。她也对俄国人信心十足，你看他们转变得多快，二十年前他们觉得事事要依赖国家，现在他们都是个人主义者。

至于普京的重新苏联化的举措，她则觉得那纯粹是表象，因为财产的私有制、因为自由结社，一切都不可逆转了，新的统治者自己也矛盾重重，他们想象斯大林那样管理，却期望自己的生活像阿布莫维奇。这还是历史的趋势。十多年的美国生活给她的主要影响是，俄国人与美国人没什么不同，有着相似的渴望与能力，他们能做到，我们也能做到。她的乐观还让我想起了黑格尔，历史是有其方向的，倒退只是暂时的。这种历史哲学也被马克思与列宁继承，酿成了二十世纪的悲剧。

我没问出心中的疑惑，我被她的信念深深的打动了。“重要的不是能看到什么东西的实现，而是自己能做些什么”，她对自己四十五年来的抗议生涯没什么遗憾，

她冷气充足的房间的一面墙上挂满了中国的青花瓷，图案与质地都不是太好。我们又谈到了中国的人权状况。“他非常欣赏刘晓波”，他指的是她心中的英雄尤里•阿尔洛夫，一位卓越的异议活动家，自从七十年代中期一直流亡美国。在她见过的那么多杰出人物里，他的个性给她最鲜明的印象，也是在他的住处，她见到了流亡中的约瑟夫•布洛茨基。

她觉得自己太老了，不能再去中国看看了。几年前，他们还考虑过也在中国设立一个人权组织，但是没有人愿意提供资金赞助。冷战结束了，市场的概念超过了意识形态的需要。这也意味着抗议者需要寻找到新的策略和语言。“每个人都知道政府是个白痴”，她这样形容苏联时代，“现在事情变得有迷惑性了，你要告诉人们他们的哪些权利被侵犯了。”

她叫柳德米拉•阿列克谢耶娃。在我们告别前，她说，如果她的儿女再邀请她去游莱茵河，她想带一本莱蒙托夫的诗集，她很遗憾社会活动占据了她太多精力，她没有整块的时间阅读，尤其是十九世纪的伟大作家们。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最近的一本书是《祖国的陌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