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是西方精英主义者的“底线反弹”，是西方以扩军备战方式为名，行内部思想整肃和认识统一之实，以挽救西方基于丛林法则的精英主义制度。
冷战在表面上表现为东西方关系，而后冷战在实质上是南北关系。冷战在表面上被安排为发展权和优先权的争夺，而后冷战是对世界上多数人口生存权的威胁。冷战被西方刻意包装为意识形态分歧，而后冷战则是基于西方追求排他性的资源分配地位所引发的深刻矛盾。冷战根据西方的说法是以和平的制度竞赛收场，而后冷战根据美国的安排，越来越指向核战争和种族灭绝，按美国最著名策士亨廷顿的说法是“文明冲突”。
总而言之，冷战是西方白人民兵在守势下的“以攻代守”，而后冷战则是西方特别是美国结束守势转为彻底的攻势，经济全球化就是服务于把丛林法则从一国推广到全球尺度，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利益金字塔，目的在于把处于边缘生存状态上世界绝大多数人口，再把他们向毁灭的悬崖推进一步。
中国就是美国实现其全球目标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门槛和限制力量，这既不取决于中国政府的主观意愿和政策选择，也和中国所选择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无关，而是由13亿中国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所客观决定的。
一、50年后对冷战的回顾
冷战是西方白人种族主义者蓄意发动的“攘外以安其内”的内部思想清洗运动，其目标有三个：压制和清洗西方社会内部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怀疑和否定思潮，对外推销并协助确立以现代化和民主为意识形态标志的精英主义；以资源和经济军事方面的优势拖苏东集团进入常规军备竞赛增加其经济困难；扶持一些没有普遍意义的发展典型如四小龙，最终促使中国这样国家也进行精英主义制度建立的改革开放。中国改革开放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结果促使世界市场上同类产品价格的竞争性下降，极大地有利于西方在国际市场上顺利实现和扩大其垄断利润，强化了西方国家在国际市场上以垄断价格对竞争性价格的交换和输入机制，这无疑也构成西方的冷战重要成就之一。
1、清除内部威胁是冷战的首要目的
迄今为止仍然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苏联曾经有足够的意愿和实力对西方构成过严重威胁，现实中对西方社会制度的严重威胁，来自西方内部知识精英和民众对西方基本社会制度的深刻反省。西方以外在威胁为借口，营造战争恐怖，并以此为手段梳理精英和民众思想，西方在外部进行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对抗，主要是为了服务于内部思想整肃的需要。
美国和西方主导冷战的产生，具有两个方面的目的：一是追求打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并把苏联拖入军备竞赛之中去；二是在国内以战争恐怖对待因反省大战已经达到怀疑西方根本制度的知识精英。前一个目标是表，后一个目标是里，因为苏联始终没有发展起足以威胁西方社会的军事力量，也没有适当证据表明苏联有威胁西方的足够意愿；但是西方社会内部的精英和民众阶层，对西方精英主义制度的普遍怀疑和深刻反省，却足以导致西方社会根本制度的崩溃和颠覆。这两个目的一是对内一是对外，对内目标居于主要地位，按照毛泽东在1946年的说法，美国主导发动冷战的目的是要“进攻美国人民”；对外需要完成的任务是需要树立垄断资本的国际优势地位，这两个目标都是为了维持西方资本家对整个世界（包括国内与国外）的统治地位。
由于对西方根本制度被抛弃的深刻担心，西方精英主义者产生强烈的“底线反弹”情绪，使用了一切可以采取的手段来挽救资本主义制度。马歇尔计划就极极端地违背了美国的极端现世主义原则，扶持竞争者的根本目的在于挽救垂死的资本主义制度；而扩军备战与麦卡锡清洗的目的，同样在于以国家安全受到威胁为理由，来执行清除思想上的反对派之实。
2、对西方精英主义制度的根本威胁力量在于西方内部
在一战后的1919年3月，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在一份秘密备忘录中写道“在反对战前形势的工人中间，存在着一种不仅是不满，而且是愤怒和反抗的强烈意识。所有现存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的秩序都受到欧洲各地广大人民的怀疑。”而到1931年的大萧条时期，这种情绪更加高涨，并且扩散到精英阶层中去，汤因比指出“1931年这一年因一显著特征而不同于‘战后’前几年，也不同于‘战前’前几年。1931年，世界各地所有的人都在认真地思考并坦率地议论着西方的社会制度也许会失败和不再起作用的可能性”。
到了1945年二战之后，这种反思有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这种高度因为苏联战胜纳粹（88%的德军伤亡是苏军取得的战果）的巨大威望而更加放大。即便是最最自私的美国白人种族主义者也看到问题的严重性，破天荒地对欧洲竞争者进行输血治疗。而欧洲虚弱正是美国培植的德国法西斯的功劳和最初追求的效果，由于这种良好效果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对西方根本制度的深刻反省，使得美国再也无法无动于衷---因为欧洲精英主义制度面临瓦解的危险。这种危险迫使美国资本家阶层不得不进行“马歇尔计划”，目的是要拯救资本主义制度出水火。
同时，西方进行思想清洗也是非常积极的，在两次世界大战前后，思想清洗最典型地表现在美国法西斯的“麦卡锡清洗”和德国法西斯两次对共产党进行的大屠杀上。由于西方的雇佣制度所提供的特殊便利，麦卡锡清洗虽然在表面上不如德国纳粹那么血腥，但是在思想清洗效果上更为成功和彻底。1970年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想要找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人，与萨缪尔逊做对手进行理论辨析，找来找去竟然一个人都找不到，最后只找到一个乔姆斯基（语言哲学家，带左翼倾向）来代替。
3、苏联作为冷战对手的颟顸无知
在名义上苏联是冷战的另一方，但是苏联从来没有找到正确的应对方法与应对尺度，被动地按照西方设定的轨道，卷入一场不知己不知彼的军备竞赛。苏联热衷于稳定东欧边界这个没有任何实质意义和实质威胁的既得利益，热衷于取得一个没有任何实质性意义的西方法理承认，热衷于在防御态势下搞进攻性军事部署，参与以短击长的常规和核军备竞赛，结果坠入西方的彀中---按照西方主导的轨道和西方的强项竞争。
冷战的关键实际上在于精英阶层的走向，因为精英阶层是喜欢实现优势地位的，在整体上是支持精英主义制度的。美国的艾奇逊1949年就把中国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的“民主的个人主义者”身上；毛泽东在会见美国记者路易斯-安娜-斯特朗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在美国压服中间地带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发动冷战的目的首先是进攻美国人民，1953年美国的麦卡锡运动就成了毛泽东预言的绝妙注脚。毛泽东的“东风压倒西风”论断，就是针对当时西方精英阶层普遍对精英主义制度的深刻反省而言的，冷战的发动者著名的白人民兵丘吉尔、杜鲁门对这一点就更加明确了，只有宣扬“全民国家全民党”的赫鲁晓夫这个蠢材懵然无知。苏联的解体和冷战失败实际上在赫鲁晓夫时代就已经开始了，甚至还可以追溯到斯大林“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上去，不过最后是在戈尔巴乔夫和耶利钦手上趋于大成而已。
西方宣称冷战以苏联的失败而告终，这并非偶然，这是西方以“有虞备不虞者胜”的结果。苏联的错误还在于单纯注重武备而错误地放弃思想资源的利用，而西方的最后胜利的取得，则是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精英主义者的追随，和苏东精英对人民利益的背叛。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特别是出口导向型经济政策，在客观上也是有利于西方实现其冷战目标的，不仅加强了西方的垄断地位，恶化了第三世界国家的贸易条件，强化了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边缘化地位，而且中国市场对西方工业垄断资本实施不设防的全方位开放，还大大扩展了西方垄断企业的活动地盘。
4、冷战胜利的标志和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
冷战胜利的决定性标志是：西方社会内部对精英主义制度的怀疑和否定情绪的消失。这个事件的标志是美国的里根和英国的撒切尔的上台，以及新自由主义主义经济政策的得势。苏东的解体和转向只是冷战战果的扩大，是精英主义制度在本地精英的努力配合下，占领了更多地盘卷入了更多的人口。
冷战胜利的关键在于精英阶层在总体上忠于精英主义，不管是在第三世界还是第一世界，而且是从前对立的集团内部的精英主义者，进行的建立精英主义制度的努力，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苏东的解体和转向，不是什么资本主义制度魅力的竞争，更不是经济效率的竞赛，而是精英主义者热衷于建立精英优先的社会制度。
和1930年代的资本主义大萧条相比，社会主义国家的所谓经济困难不是不能克服的，也不是没有解决出路的，但是资本家阶层愿意挽救资本主义制度出水火，哪怕是把世界拖入世界大战也在所不惜；苏联的高层精英却非常乐意借机完成社会制度向精英主义制度转变。一项美国机构主持的民意调查表明，只有19%的普通民众愿意苏联制度的资本主义化，相反76%的苏共权力阶层和知识精英，却赞同跑步进入资本主义的“休克疗法”。
由于冷战时代的长期努力，西方的知识精英与政权的结合过程也同时完成，在冷战结束的同时，西方的知识精英已经完全忘记了当初对大战的反省，迫不及待地宣称“历史终结”。在大战之后西方知识精英基于人类良知，对大战进行的反省和对西方根本制度的怀疑，今天在西方已经被典型的麦卡锡腔调，界说为“苏联的同情者”。
由于苏东的解体和转向，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垄断资本在世界上的领地迅速扩展到全球范围，西方的对外目标也同时实现。而且由于计算机技术的进步，西方得以在技术垄断的基础之上获得空前的世界市场垄断地位，战后的西方主导国际贸易的基础，迅速由战前的“剪刀差”向垄断价格对竞争性价格的南北贸易关系转移。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实现了空前的富裕和发达。整个世界的社会思潮在这个过程中，再一次象19世纪末期那样，出现了一次世界性的向右转。在19世纪末期的世界性思潮向右转的过程中，恩格斯的关门弟子考茨基和伯恩斯坦成为现代修正主义的鼻祖。
二、从冷战时代到后冷战时代的转换
1、由冷战到后冷战转换的资源因素与技术因素
以垄断价格对竞争性价格的国际贸易秩序的建立，除了西方世界的主导之外，第三世界国家普遍把现代化作为一个国家不可动摇的努力目标，实际上是这个过程得以顺利完成的另一个主要原因。第三世界国家在工业化和发展的早期，只能是从自身具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性产品入手，使得第三世界国家的出口产品结构雷同，在国际市场上形成相互竞争的态势。同时由于工业化在全世界的普及，使得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规模和贸易规模都空前扩大，西方从而也得到空前规模的“高价格”产品输出市场，同时相应获取空前的垄断利润。正是在垄断利润的支持之下，西方得以在全球确立非常优越的资源利用地位，使得其经济规模完全不受本国的经济资源限制，成为全世界的高价格产品供应中心和资源消耗中心。
西方以垄断价格主导了大部分的世界资源，而苏联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分到一杯羹。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苏联参与军备竞赛成为一个沉重的负担，而西方却实现了富裕和发达。因为苏联企业从设立目标和经营方式，都无法从世界市场上捞到足够的垄断利润，这从老大哥对中国的真诚技术援助中就可以看到；相反西方企业却成功建立起遍布全球的垄断利益输入关系，通过国际市场体系集中利用全世界的资源来与苏联集团抗衡。
正是因为冷战过程的深入，需要全世界的资源被动员起来，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程度也大为上升，美国为了不使自身孤立，对盟友的扶持和拉拢（如马歇尔计划）也使得富裕的阶层迅速扩大，这一切都使得全球人对自然的关系出现巨大的恶化，今天的富裕和发达即使限定在目前的狭小范围之内，相对应的自然资源也显得无法支撑。
同时二战之后智能技术的发展使得人对自然资源的加工利用，将有可能不再依赖对工人的剥削，如原来认为难以实现自动化的摘棉花、挤牛奶等作业过程，现在也已经实现了自动化。因此对于维持富裕生活而言，迫切的问题除了加强剥削之外，减少对有限地球资源分享的人口数量成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富人和穷人的和平共处已经受到深刻的质疑，这就是美国策士的“文明冲突论”之所以产生的根本原因。
从理论上讲，减少富裕人口比减少穷人更有效，但是富人目前都是美国的盟友，根据过去时代设立的敌对关系国家都是第三世界国家，所以惯性发展的结果是针对以前的被包装成意识形态敌人的那些国家。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庞大，目前已经是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工业品就产量而言也是居于世界第二位，而且中国的人均能源消费还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1/2，看起来中国已经具备进一步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技术能力和决心，中国已经是而且将会是世界上资源消费增加最快的地区。中国在20年的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中，已经显著改变了世界市场上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供求关系，已经促成了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在世界市场上急剧下降，下一步极有可能的发展趋势就是一步一步地突破西方的技术垄断，削减西方基于技术垄断和企业规模而建立起来的世界性垄断地位，因此中国既是威胁西方资源分配地位的国家，也是可能威胁西方垄断利润的最大潜在对手。
由于中国人口规模巨大，西方垄断价格利益集团接受中国作为正式成员的可能性是没有的。目前西方七国人口不倒7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9个成员国总人口也仅仅占世界人口的1/5，垄断价格集团中的受益人口与被垄断价格剥削的受损人口比例为1：4，虽然第三世界国家人均劳动生产率水平低下，但是这种剥削的成果还是很显著的。如果中国庞大人口加入这个特殊集团，那么受益人口与受损人口之比迅速下降到不足1：2，这样垄断价格能够实现的利益就非常有限，甚至成为毫无意义之举。所以梦想中国的富裕发达，梦想中国在知识经济上有突破，在世界市场上赚取所谓“高附加值”（实质上就是垄断利润）是非常幼稚的幻想。和平竞争与技术进步带来中国现代化，以改变中国在世界资源分配上的不利地位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美国把中国作为头号敌人（或者称为战略竞争对手，实质意义一样），就是打算使用武力来中断中国的发展进程，防止中国的发展改变美国获取垄断利润的企业地位，动摇美国世界资源分配上的优势地位。
由于地球资源的有限性是无法更改的，富裕和发达的生活不仅不愿意改变，而且成为一种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成为优越制度和自由（就是欲望不受主动克制地被满足）的表征，还不能或者是不愿意完全扭转。其中美国表现得尤其突出，绝对不肯为了环境和子孙后代牺牲自己的富裕和发达，减少自己应该首先承担的义务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就是再明显不过得例子。因此可以预料，所有发达国家最后一定会成为美国的敌人，所谓“民主国家之间没有爆发战争”的趋势是不会长期存在下去的，这种局面只是一种假象---战后美国在共同敌人消失之前、在盟友还是被需要之时的假象，是因为第一步战略目标还没有实现，所以第二步目标还没有提升到议事日程时的假象。
2、世界人口迅速增长与全球人地关系的急剧恶化
世界人口在1800年前后达到10亿，用了接近300万年时间，第二个10亿在1930年达到，用了130年时间，1960年世界人口达到30亿，1975年人口达到40亿，1987年世界人口达到50亿，今天世界总人口已经突破60亿。与人口迅速增长的同时，世界的自然资源，特别是工业所主要依赖的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并没有同步增长，而且由于发展水平的提高，在人口急剧增加的同时人均资源消费量还在继续递增。能源消费的增长尤其是与城市人口的增长，呈高度正相关关系。今天世界经济所依赖的能源97.5%是不可再生的矿物能源，工业产值的70%以上，是在对不可再生资源加工中取得的。
世界钢铁产量在1950年为1.89亿吨，1968年突破5亿吨，1972年达到6亿吨，1974年突破7亿吨。目前钢铁产量处于稳定状态，徘徊在7.0-7.5亿吨之间。作为现代消费主义标志产品的私人轿车，目前每年销售量约3500万辆，其中美国约1500万辆，西欧约1360万辆。目前世界每1000人汽车拥有量为92辆，美国达400辆，西欧368辆，日本为383辆，基本处于饱和状态，而中国和印度每千人均为5辆。
再以能源消费为例，世界能源消费量（换算成标准煤）从1850年-1950年，世界能源消费量从1亿吨增加到25亿吨，1988年超过100亿吨。人均能源消费量从1850年的不到100公斤，增加到1950年的1000公斤，1995年已经达到人均2055公斤，1995年美国人均消费11312公斤，中国人均1083公斤。当然随着技术的进步，尚不能认为人口对地球已经形成绝对过剩，已经达到什么增长的极限。但是富人不肯与穷人一起过大致平等的生活水平，他们要在技术所能够达到的最高水平下生活，因此世界资源就明显无法支持这样的愿望。
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巨大，虽然人均数量很少，但是总能源消费量约占世界总量的1/9，中国的钢铁产量占1/7强，从这里也可以大致领略到，为什么中国成了美国的头号敌人。
3、精英主义从守势转为攻势是冷战结束和后冷战时代开始的决定性标志
1930年代，奥地利的哈耶克，在与波兰的兰格关于社会主义的大论战中，以其特有的右翼观点而在西方学界声名狼藉；而1974年此人竟然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连他自己也高兴得老泪纵横，认为是替自己恢复了名誉。到了1990年代，此人被中国的精英主义者捧为“二十世纪的先知”，看作自由主义的祖师爷。
在战后作为西方精英阶层深刻自我反省的结果，也是对平民力量的妥协结果的---西方福利国家制度，在1970年代末期被英美精英主义者批判为“英国病”。撒切尔和里根的上台，就是西方右翼势力在政治上得势的最明显标志。西方的精英阶层已经在战后不到30年的时间内，完全忘却了对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的反省成果，拒绝与弱势阶层的利益协调，全力推进丛林法则又成为西方精英的“永恒的利益”。
1989年美国国务院一个不知名的官员福山抛出的“历史终结论”，迅速被英美媒体，捧为新自由主义的经典，继而又被包装为人类文明的经典，中国的精英主义者（即自我标榜的所谓“自由主义者”）在这个过程中也糜费了大量的心血。
1990年代，美国所谓战略家极为活跃，对美国的国家战略确立起到了很大的总结和推动作用，其中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就可以看作是美国单边主义的宣言书，而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历史的重建》则是美国单边主义的总路线---述说美国的敌人是谁？对敌人追求何种制胜效果？是否有可以协调的余地？美国在克敌制胜的过程所冒的风险如何？如何防范美国所面临的风险？。
列宁称“垄断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确实按照今天的社会现实看，西方精英主义制度确实是已经山穷水尽，这个山穷水尽已经由无可缓解的深刻人地矛盾来体现，精英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现在遭遇的就是自然的硬性制约。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文明冲突叫嚣，已经是西方种族主义者准备进行人口消灭战争的前奏，中国人尤其不能对此掉以轻心。
4、西方的核心利益是富裕和发达
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是西方新的不可动摇的基本国家利益，这个利益的实现基于西方在技术上的垄断地位和西方跨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的产品实现。维护这个利益也相应地需要两个方面的措施：一是促进西方跨国公司的垄断地位上升、促进对垄断地位有消解作用的国家权力的自我限制；二是防止关键技术的转移，以西方的金融实力加强垄断资本的竞争地位，促进第三世界国家的企业解体、破产和被并购。
美国企业能够在世界市场获取垄断利润是资源输入的基础，资源利用规模巨大是美国富裕和发达的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而富裕和发达就是每个美国人的根本利益所在。这也是美国在丛林法则中仍然能够维持社会整合的基础，所谓的“大馅饼理论”就是一个较低层次的“物质财富充分涌流”，这显然能够大大地缓和美国精英主义制度下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美国精英阶层和民众基于以上共识，形成了共同一致的种族主义（爱国主义）情绪并持久不衰，其唯一奥秘就在于此。美国之所以为美国的要害，就是利益输入、种族主义和财富充裕的三位一体。对于没有物质充裕的美国，有兴趣者可以去查证一下，在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期间，美国的加油站一共发生过多少起为争夺几加仑汽油而发生的枪击事件。
在这次美国遭到“战争袭击”（小布什的权威定义）后，美国政客和媒体精英的露骨表演，以及体现在民意测验中的美国深厚的种族主义情绪，是非常让人吃惊的。而对于中国人而言，被美国当作敌人进行多年的妖魔化之后，对美国民间这种深厚的种族主义情结，尤其具有深刻的领会和心得。种族主义是美国社会的无可救药的毒瘤，是美国之所以成为美国的主要维系力量之一，没有种族主义的粘和作用，美国将会陷入解体的危险。当然种族主义不是凭空发生的，它的前提是垄断利润和利益输入（英特尔和微软就是代表美国向全世界征税的），它的结果是美国具有世界资源分配上的优势地位，能够实现别人达不到的富裕程度。
5、实现富裕和发达在于资源分配上的优势地位
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是基于在地球资源分配上的优势地位，这种优势地位就是建立在垄断价格和垄断利润的基础之上的，而第三世界在国际市场上以竞争性价格出售产品，则是一个不能动摇不容更改的前提。正是在这样的国际贸易体系中，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才得以维持，正如前联合国秘书长所言“发达以不发达为基础，少数人富裕以多数人穷困为条件”。现代化在资源制约之下，永远只是一部分人的价值，缺乏普及到全人类的物质基础，也是第三世界国家精英主义者所能够实现的梦想，这个梦想以破坏第三世界绝多数人口的基本生存条件为前提条件。
美国决不是什么“多极世界”的拥护者，甚至不是“一超多强”的拥护者，美国需要的地位是完全彻底的主导地位。在世界资源短缺趋势日益明显的情况下，美国追求的是完全的不受节制和协商的资源分配权，而不是目前在资源占有和利用上的优势地位，这才是单边主义的实质和核心。因为计算机技术和智能技术的进展，剥削穷人不再是富人富裕的条件，所以富人和穷人“两极分化”的和平共处的必要性趋于消失，这才是美国的追求，这才是文明冲突的内在逻辑。
6、资源分配的优势地位的基础在于垄断利润
1980年代开始，西方各国就开始放宽对企业的反垄断限制，允许甚至是促成企业并购和重组，以扩大跨国公司的单个企业规模，以加强西方大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垄断地位。
垄断利润就是美国和西方新的全球利益的核心，西方特别是美国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为主要阵地，坚持不懈地向第三世界国家推销“小政府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以期实现第三世界国家接受自我限制的原则，清除最后的对跨国公司的限制力量，使得跨国公司可以自由地发挥其垄断优势，借以加强西方国家在世界资源分配上的控制和决定性的优势地位。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行为，应该说都是符合西方战略利益的，西方特别是美国在这一谈判进程中多所留难，关键则在于西方充分利用这一过程以榨取更多的利益和让步。
三、冷战和后冷战时代西方意识形态的两大支柱
现代化和民主是西方冷战和后冷战意识形态的两大支柱，是帮助在第三世界国家建立精英主义制度的意识形态因素，是吸引第三世界国家走精英主义道路的理论和现实基础。因为现代化和民主能够实现政治和经济利益上的“精英优先”，改善精英们的社会经济地位；而民主则是通过全民票决方式来追认精英主义制度，确认精英分赃的政权和政策，以实现在政治权力和政治地位上的“精英优先”。中国主流知识精英刻意把现代化和民主作为社会发展目标来推介，并把它们宣布为所谓“人类的普遍价值”，其实现代化和民主都是隐含“精英优先”的精英主义预设立场。
现代化观念的核心和魅力在于：肯定人们欲望应该得到技术所能够达到的最高水平予以满足的正当性。现代化观念本身就是“感觉第一”的消费主义和“追求老子天下第一”的精英主义的肯定性前提，这个前提符合人们的最原始欲望，全面否定了人与自然是否应该协调，人与人要不要和谐相处的问题，尤其是优势阶层是否需要与弱势阶层进行阶层利益协调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化是一种价值而不是科学，是一种无须证据和证明的基于人类欲望和本能的价值，从全球人地关系紧张的现实看，是基于精英优先的少数人价值。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除非人们能够突破“物质不灭”和“能量守衡”规律，否则以有限的地球资源是无法支持全部人口实现现代化的，所以富裕和发达是没有普遍意义的。现代技术越进步，人们在技术帮助下所能够达到的生活水平越高，每单位个人所需要的不可再生的资源就越多，以有限的地球资源所能够支持的富裕人口就越少，现代化所能够覆盖的人口范围就必须进一步缩小。
所有的民主都不可能不是“代议制民主”，代议制民主的民意代表不可能是普通工人和农民，只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们。代议制民主唯一目的就是要求广大民众，对基于精英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的各种施政策略进行“票决”，对何种不同利益集团的精英主义执政集团进行选择，而永远不可能依仗票数优势选择出毛泽东那样的平民主义者和平民政策，实质上就是对精英进行政治利益分赃进行挑选和合法性追认。因而也不可能在任何程度上进行有利于平民的制度变革，促进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的利益协调，所以民主不过是精英阶层需要的、对精英主义政治分赃制度的合理性进行全民追认的政治形式。
所以现代化和民主的预设立场并不难予以解读，这种预设立场在国际关系上是符合西方国家利益的，不仅是有利于在全球推广精英主义制度，而且精英们将在这个制度体系中获得国内的优势地位，在建立国内社会分化的同时精英们在国内成为一个不受民众欢迎的阶层，因此精英阶层为社会基础的政权，必然向西方寻求道义和外交乃至军事支持，条件当然是对西方国家的国家利益予以优先确认。
在后冷战时代这种思维方式以两种奇特的后果表现出来，以中国为例，自改革开放开始的二十年内，中国迅速由基本独立完备的国民经济体系完成了“产业技术边缘化”过程，在思想领域抄袭模仿，也迅速完成了中国知识界的“意识形态边缘化”过程。
1、中国产业技术边缘化现象
在最近20年的企业生存状况变化趋势下，国有企业的组织结构和人员配备最不符合边缘化企业的要求，所以不能被接受为边缘化分工的对象，因此其市场份额迅速消失，形成一种半死不活的边缘化生存状态。
从深圳和沿海的企业结构看，多数没有社会负担，员工年富力强，肯于为开拓市场夜以继日地干活，同时企业发展目标也不可能有长远打算，完全是为了改善当前的个人生存状态而工作，为纯利益而工作，因此最符合国际市场企业分工的边缘化企业条件，所以迅速成为西方大企业与中国市场之间的必要桥梁。从这个纯为市场服务的企业目标而言，规模小反而是一个优势，对技术开发能力没有追求是正恰如其分的，但是要求员工具备学习和掌握操作技巧的能力，只对占领市场感兴趣是正确的，对赚取差价的兴趣多于对产品开发的兴趣，才是与西方企业进行良好合作的关键。
中国工业无法获取正常利润，低水平重复是一种典型的技术边缘化的生存状态，与依托技术垄断形成的市场优势地位的西方跨国公司形成鲜明的对比。对于中国企业在边缘化生存状态下的处境，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们，一贯是予以极度蔑视加极度污蔑，并以此作为制度不行的证据。
在边缘化状态下生存的企业，是无法实现工业化的社会目标的，因为这样的企业其产品在市场上既不可能获得垄断利润，甚至不可能获得剪刀差，只能在“低成本运营方式”中苦苦挣扎。笔者曾经反复指出，“低成本运营方式”是中华文化的三大思想渊源之一，正因为确有如此根据，那些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反而底气十足地宣称，是“中华落后文化”妨碍了企业经营思想的进步，而不是中国企业被人为推进“低成本运营方式”的困境，这种倒果为因的研究方法是精英主义者智囊的主要法宝之一。
我国国有企业建立明显带有“备战备荒”年代的深刻烙印，是基于“有比没有好”“分散比集中生存能力强”的战备观念下的产物。中国企业规模小竞争力低下，并不是什么极端精英主义者所鼓吹的那种中国人什么都不行，企业技术落后和管理观念陈旧，而是企业当时所服务的目标与今天的和平时期有根本不同。把这样的企业盲目按照所谓的“国际标准”完全推入市场，再加上旧负担与政策性税负不均，结果在短短的10年之内，国内市场上就发生明显的政策选择效应，国企市场份额急剧下降，丧失生存能力。而在国际市场的表现上，问题就表现得更为突出。中国企业规模小，多数没有国际市场经营能力，只能成为跨国公司的转包工厂。世界上最大的照明灯具生产商荷兰菲利浦公司，采用包销等手段，极力压低中国国内灯具工厂的产品出厂价格，利用中国工厂的成本优势打败欧洲的同行，然后再在欧盟提起针对以前的中国供货方的反倾销诉讼，试图以此把中国竞争者赶出欧洲，制造自己的优势地位，追求垄断利润。陷入这种边缘化生存状态的企业，不仅仅有国有企业，而且还有一大批沿海地区的私营企业。
正是由于中国企业规模小没有独立的国际营销能力，实际上无法实现我们的工业化目标，实际上就是中国企业的边缘化生存状态，决定了中国的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的现实。盲目发展所谓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最后是利用中国的人力物力大量投入，成为作为跨国公司的转包工厂，为跨国公司建立垄断地位撮取高额垄断利润服务。实际上由于谈判地位的不对等，产品出厂定价完全由外方控制，经营结果不仅没有正常的利润，而且对工人也无法提供安身立命的衣食住行条件，在免税政策的关照下对国家也没有履行相应的纳税义务，投资者也无法实现正常的资本积累和增殖。在沿海的打工仔永远没有安身立命的机会（就是“离乡不离土”，无法变成城里人），主要还不是因为资本家的贪婪，而是所服务的企业本身处于国际分工的底层和边缘，企业、个人包括国家（不能不执行免税政策），都不能从这些企业乃至行业兴起中获利，虽然这些外向型行业的总产值规模已经极其巨大。
中国投入的大量人力物力，最后获得收益的却是西方的跨国公司，完全无法体现我们的民族发展目标，最后由于跨国公司的叛卖行为，国家和社会还要承受工厂关门工人失业的后果，再接再厉发扬雷锋精神，为跨国公司擦屁股。这样的后果却被精英主义者当做成就来吹嘘，天底下有比这更荒唐的笑话奇谈吗？这就是为什么出口比例越高，发展的前景反而越模糊，人们对未来反而更加缺乏信心的根本原因。
当然这样的依附型经济还是有必要的，顺差更是必不可少，在1990年代初期，中国每年的外企利润汇出为几十亿美元，到今天已经达到200亿美元之巨，再过5-10年就可能达到500-1000亿美元的数字，如果没有这样的血汗工厂，中国拿什么来支付外企的利润呢？中国短期资金的过度输入，是必须以长期的资源流出为代价的。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和适度的外贸依存度不仅是中国战略安全的基石，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正确路向，边缘化的加工能力膨胀，是不可能解决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所面临的发展问题的，对新加坡和香港台湾有效的发展战略，也许对浦东和深圳有借鉴意义，但是对整个中国则完全没有借鉴意义。
2、体现在中国主流知识精英身上的意识形态边缘化现象
从1980年代开始，西方的精英主义、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都被当作改革开放的意识形态来介绍，在一个时期之内，主流媒体就是以此为中心的。对中国本身问题的关注与研究，反而看不见了，整个知识界都热衷于西方精英主义思想的引进和阐释，这是一种典型的意识形态边缘化现象。
在1990年代，原来作为禁忌的西方右派思想，也被当作先进思想在大学讲坛占据主导地位。全国大学的学术著作和学术流派迅速西化，连大学教材教法也全面向西方看齐，所谓的“面向世界”“与国际接轨”“建设国际一流”的喧嚣震耳发聩，在这种喧嚣背后的关键事实在于：中国和中国人所面临的问题究竟与国际接轨没有？或者说是哪一部分人的主要关心问题，已经完全在于建立和巩固精英主义制度上？北大的光华管理学院实际上完全着眼于丛林法则和精英主义的推介，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光美学院。
中国知识精英对知识经济的盲目鼓吹，对所谓高技术高附加值的垂涎三尺，实质上就是对西方跨国公司垄断利润的谀颂。这一过程最集中体现了中国知识精英所拥有的边缘化意识形态特征，是失去了独立思考和研究问题的能力之后，同时失去了独立的利益和价值判断能力的表现。
正是在这种意识形态边缘化的主导之下，中国外交部已经没有能力说清楚中国的根本国家利益是什么了。针对美国的单极世界追求，撞击式地提出什么“多极化潮流”，这极端可笑，难道中国需要建立一块势力范围吗？对于每次美国对中国的无端指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惯例必定是否认外加隐含的保证语句，其实这难道不是美国正需要的保证吗？而且是在一个主权国家的国家利益范围内，向深怀敌意的对方做保证。
四、后冷战时代中国在世界的位置
1、追求现代化的逻辑结果是精英阶层掌权和中间地带的消失
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是中间地带的消失，西方垄断资本对全球经济的控制程度空前加深，西方国家的军事政治实力也随之膨胀。这个国际关系的格局形成，有中国的巨大功劳在内。虽然西方国家具有技术优势并据以形成垄断，但是在国际市场上第三世界国家的产品进入竞争性价格的陷阱，则是得益于中国的全方位开放过程的决定性作用。中国以几乎无限的人力资源来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结果是使得世界市场上低技术产品迅速达到供应过剩的境界，使得同类产品价格急剧下降，促进了第三世界国家贸易条件的急剧恶化，在其反面则是西方国家跨国公司的垄断利润急剧增加。
第三世界由于在经济上竞争态势的加强和恶化，所以在政治上日益解体和分化，西方由于低技术产品来源的空前增加，得以使用贸易倾斜作为一个政治手段来使用，干预第三世界国家的内政外交政策，这更加加剧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不团结。在作为冷战意识形态---现代化和民主道路的照耀之下，第三世界国家的精英阶层，全面掌握了国家政权，绝大多数选择了精英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第三世界在全球事务中的影响力趋于消失，作为大国利益的平衡、隔离和缓冲地带的作用消失。
2、欧美日在同一个垄断利益同盟之内
与第三世界贸易条件急剧恶化不同，欧美日诸国则处在一个垄断利润的同盟之内，虽然冷战结束，但是国家之间的同盟关系反而加强，起维系作用的就是国际市场上的共同的经济垄断利益。中美关系不是由于中国挑战美国的霸权的行动引发的，而是美国需要固定甚至是降低中国民众的生存状况，为西方的富裕发达留下数量有限的不可再生资源。在这个问题上，欧美日是具有共同利益的，中国不要幻想西方的分化，指望以外交或者政治分化手段来拉拢欧洲和日本。欧洲盟友与美国的分歧仅仅具有个案意义和特殊性，属于战术利益分歧，不宜作为可以依赖的证据。
NMD计划受到欧洲国家的反对，并不是因为什么正义和公理，而是美国这一次玩过火了，希望把自己的绝地安全建立在盟友的绝对不安全基础之上，使盟友遭遇无妄的核毁灭的风险。在战略安全问题上，这是美国现实力量缺乏足够的协调和交换的筹码，因此分化日本虽然难以在外交和政治层面上设法，但是战略生存问题将是日美离异的焦点。
中国需要坚定不移地告诉日本，如果在战争中日本追随美国，中国将集中主要力量打击日本。必须让日本承担的打击风险和战争成本足够大，超过美国所能够给予和确保的利益范围，日本才有可能发生中立或者转向。这个转变的前提是可能发生的，因为美国早已不是在战后执行马歇尔计划时期的美国了，日本经济从1980年代开始就一直受到美国的压制和破坏，实际上日本所依赖美国的主要要点就是石油秩序和市场作用，这一点是无法与美国将要发动的毁灭性的战略战争对抗作成本比较的。
3、俄罗斯采取彻底的韬光养晦政策
解体后的俄罗斯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和国内的阶层矛盾加剧，社会整合程度下降，难以在世界上有所作为，在科索沃事件上的表现就是选择彻底的“韬光养晦”政策的结果。由于苏联解体和削弱，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已经愿意把俄罗斯先放在一边，科索沃战争就是美国同意把俄罗斯放在中国后面的结果。俄罗斯的奋起，需要以中国承担美国的大部分战略压力为条件，这是在北约侵南战争期间，俄罗斯以行动语言所表述的意见---决不当头，同时中国也已经无法避免这样的局面了，美国已经结束欧洲优先的战略。
侵南战争就是美国正式结束战略欧亚摇摆的局面，确立了美国战略东移和亚洲第一的原则，中国将取代俄罗斯成为美国的第一位的战略对手。俄罗斯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全面配合了美国的行动，并较为积极地促成了美国战略的顺利转移，侵南战争中若俄罗斯态度坚决，北约根本无法把战争进行下去。如俄罗斯运入200枚C-300PUM这样的防空导弹，北约将无法把空战进行到底，地面战争米氏不怕。而普里马科夫在印度访问时不恰当地呼吁中俄印结盟，几乎断送了叶利钦总统的良苦用心，从情感而不是从理智出发在国家重大战略上犯错，因而遭到解职。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能理解西方媒体所说的“科索沃战争是最后的一场欧洲战争”。俄罗斯已失去与西方对抗的意志，战线将会东移，下一场战争将会在亚洲爆发。中国大使馆被“误炸”事件就是这一涵义最好最形象的体现，同时也是提前发给中国政府和民众的一个强有力的信号。
值得让人回味的是，在五六十年代苏联与中国争着当老大，而现在则避之惟恐不及，对中国拱手相让。然而，理智的选择并不能平衡感情的伤害，侵南战争不辄是在打在俄罗斯脸上的一记耳光。俄罗斯国内已经有一股强烈的复仇情绪：要武装中国人民解放军与美国作战。在战略态势上，美国没有任何筹码可以拉拢俄罗斯，俄罗斯企业界也没有能力参与世界垄断利益同盟并分取一杯羹，而且俄罗斯目前连开发利用自己地下的资源都力有未能，因此也没有加强自身资源分配地位的现实需要。
俄罗斯是中国可以借重的盟友，不是美国能够彻底收买和笼络的。但是在战略安全上对俄罗斯的任何依赖心理都是错误的，从中国在1970-1980年代的外交表现看，俄罗斯进行短期的战略摇摆的可能性极大，那种认为可以依托俄罗斯的核武库，来维持今天世界的战略力量平衡的想法是极其危险的。中国必须自己建立足够的远程核打击力量，来保障自己的战略安全。
4、中国的战略态势十分突出与中美关系的急剧恶化
在第三世界国家政治团结丧失，俄罗斯不出头，欧美日处于同一个利益同盟之内的情况下，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和印度还没有能够成长起来，中国的战略态势非常突出，无疑已经成为美国的首要压服对象。无论中国采用何种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在外交和国际事务上是否出头都不会有根本区别。与中国的关系如何是美国建立绝对优势地位的基石，美国破坏中美关系就是因为把中美关系放在全球首要关系和战略核心的地位上。
美国主导和追求的中美关系定位，不是追求合作关系，甚至不是追求中国作为附庸的关系，而是追求一种消灭效果。美国对中国的妖魔化不是因为缺乏对中国的了解，而是要中国失去正常乃至必要的影响力，美国每每对中国政府在武器扩散上进行无端的指责，恰恰是美国对于中国微薄的军事力量和技术也感到难以接受和放心的结果，美国需要毫无危险和最顺服意义上的中国和世界以供驱策。这样的中国和世界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单极世界。因为美国的战略目标已经不是什么意识形态分歧，也不是自由民主的价值观，而是中国的庞大人口对世界资源份额的潜在需要。这个潜在的资源需要，在中国越是向西方价值观靠拢，就越是容易与西方的富裕发达的核心利益相矛盾。
应该说在最近20年来，中国的在任领导人对美国是越来越温和和恭顺。但是这没有妨碍美国战略重心的东移，没有妨碍美国在中美关系上变本加厉地制造麻烦和事端，没有减少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的妖魔化，这些问题都不是“增加信任”所能够解决的。实际上，即便是即便是中国政府签署一份投降书给美国，都没有用。因为中国国土辽阔，人口众多，一旦有毛泽东那样的领导人出现，美国终究是鞭长莫及，难以如愿。所以最为理想的状态是李登辉主张的那样，分成七块，各自为政相互攻杀，那样让美国称心如意的亚洲秩序，就可以永远高枕无忧了。
西方的策士亨庭顿宣称“文明的冲突”，文明冲突的过去旧例是种族灭绝与殖民。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历史的重建》一书中暗示，文明冲突的手段是核战争，而美国需要防范的风险是核反击，而美国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就是为防范核反击做准备的。这是真正的有限资源与生存权的战争，而不是优先权的战争，所以没有任何回避、让步和妥协余地。因为优先权可以放弃，而生存权不能放弃，除非中国自动分成七块，相互攻战不休，否则美国也决不会相信中国任何“投降书”式的保证和承诺。
美国人非常清楚坚定，而中国一些所谓智囊则充满了侥幸心理，甚至希望实现美国式的制度安排，来规避中美关系中的困难。而一些高明的智囊，和所谓的“民主斗士”一样（当然在说法上更委婉更精致），声称问题的结症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这些人大概忘记了毛泽东所发现的“先生总是打学生”的道理，竟然不知道中国政治经济制度在最近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之后，是更接近于美国模式还是差距更大？为什么中美关系中的人为事端越来越多？
中国需要追求的不是平等，不是什么多极世界，而是代表世界3/4的穷人的生存权问题，需要挺身而出。而且中国也没有躲藏和“韬光养晦”的余地，因为如果美国不彻底压服中国，将无法扩大优势直到完全主导世界的地步，压服中国就是这个过程的第一步。所以中国不是要试图避免和减少什么麻烦，而是要理直气壮地振奋起来，为世界进入总体协调发展之路努力，中华民族的生存权就寄托在这里。
因为俄罗斯在科索沃事件之后，实施彻底的“韬光养晦”战略，欧盟和日本是美国军事霸权保护下国际垄断利益同盟的既得利益者，所以中美关系就是决定未来国际关系走向的关系，也是决定二十一世纪国际关系构架的进行式关系。美国必须通过压服中国来建立起自己的绝对优势地位，对于这一点中国人必须有着清醒的认识，不能抱有任何幻想。所以自从苏联解体以后，美国对中美关系一直持一种无所谓的态度，维护中美关系成了中国政府的单方面义务。这不仅为中国政府在多次“事件”处理中的行为所证明，并且被美国政府的各种出手所反复验证。对于美国人而言，中美关系是决定全球构架的关系，所以可以作出任何牺牲毫不在乎。对于中国精英主义者和智囊来说，中美关系不过是中美关系，甚至是中国少数既得利益集团与美国的贸易和利益关系，所以任何牺牲都是不能付出的。
不管中国政府采用何种对策和如何应对，美国将视中国政府的意志和反应能力，为未来国际构架划定轮廓。实际上美国没有主导世界的能力，因为它的手已经伸得太长，早已经超出它能力范围，但是如果没有人反对那又当别论。目前中美关系实际上已经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之所以还有断绝外交关系，完全是因为中国政府的“不出头”。中美关系是一种在美国主导下的长期冷战加上偶尔热战的关系。
五、后冷战时代的国际战略关系的特点
1、大国核心利益直接对撞
因为后冷战时代的战争目标在于追求不可再生资源的排他性独占地位，根据美国的准备行为推测，这种地位的建立最彻底的方式是大量人口消灭。后冷战时代的战争将更加残酷，更缺乏道义和说服力，更没有前方后方。对核战争与种族灭绝战争的重视已经逐渐浮出水面，“文明冲突论”正是因此应运而生。
由于中间地带的消失，大国利益开始直接对撞，科索沃问题最后演变为直接战争，就是美国消灭中间地带的大国核心利益进行前出部署的一个战略演示结果。台湾问题步步升级，售台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都急剧增加，以及在美国政客中间武力保台的叫嚣，都是美国直接推进其战略和军事前线的结果。
2、后冷战时代国际关系的可协调性下降
在核心生存利益上没有妥协和投降的可能，外交和政治协调作用下降，战争手段可能性增加。由于世界军备力量失去平衡，美国和西方所承担的战争风险和战争成本都急剧下降，因此选择战争手段的倾向迅速增长，联合国的空心化过程与此密切相关。今天实现世界和平的关键，已经不是什么政治和外交手段所能够解决的问题，而是美国典型的战争倾向，与遏制这种战争倾向的力量对比问题。
在常规军事力量的平衡上已经没有可以设想的必要，1993年俄罗斯宣布放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发誓要用核武器来反制对俄罗斯的侵略，就是承认常规军事力量失衡的结果，承认美国的常规军事优势是无法追赶的现实，因此战略力量的威慑作用和核武器作为常规力量不足的“平衡器”（美国前副防长阿莱-阿斯平语）作用又空前突出，追求世界和平的关键在于威慑美国的种族灭绝冲动。
单边主义的两大支柱是信息革命和资源有限，没有信息革命带来的智能机器替代人工复杂劳动的可能，富人与穷人的和平共处还有可能继续下去；没有地球资源的有限性，为富不仁的心态也不会迅速极端化为种族主义下的文明冲突喧嚣。单边主义的产生和恶性膨胀就是跟着所谓的信息革命而深入的，西方的种族主义情绪又急剧上升。妖魔化中国和中国人本身，就是这种白人种族主义的又一次恶性发作。
实现世界长远和平的关键，在于彻底在社会上抛弃丛林法则，扫除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才能真正抛弃在国际关系构架中，建立政治、经济利益金字塔结构的努力。今天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上的金字塔结构就是西方国家在地理大发现之后，通过几百年的努力结果建立起来的。世界持久和平的前提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同时实现人与人的和谐相处。这是一次真正的“最后的斗争”，是中华文化的核心源流---道德主义和西方的丛林法则的竞争，也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文明比赛。文明从本质上讲是不冲突的，制造冲突的是美国在丛林法则主导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世界长久和平的争取关键就是在人类社会中抛弃丛林法则，在文化和思想资源上，对西方基于丛林法则的精英主义思想，将不再有任何妥协的余地。
3、后冷战时代战争风险和残酷性急剧上升
由于整个世界思潮整体向右转，美国知识精英和政权的结合过程已经完成，使得美国具有了一种在军事力量之外的所谓的“道义优势”，使得美国不仅能够在军事方面完成对外战争准备，而且在舆论上也容易完成战争动员，战争的风险将因此在军力失衡的现实下加剧。军力失衡使得战争的成本和风险很小，而且道义成本也将不再，对南联盟的战争就是这样上演也是这样完成的。
战争的道义和规则不再，战略性的战争可能主要目的服务于人口消灭。除了象对南联盟这样的试验性战争之外，真正的战争都将会是战略战争和总体战争，而非局部战争。弱势民族面临的将是生存威胁，而不是受剥削受压迫的命运。因为全球人地关系紧张的现实，加上智能技术的发展可以替代人的复杂劳动，美国富人认为与穷人和平共处的必要性不再存在。
由于资源的有限性是无法更改的，美国在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行动中所表现的是“不富贵、毋宁死”的决心，因此减少资源消费与自然共处的前景也是不乐观的，人地矛盾除了人口消灭之外，就再也没有其他的出路了。从这个意义上去解读美国的“生物圈二号计划”，TMD、NMD计划背后的涵义和决心，就容易多了---就是要为毁灭性的核战争做准备。
4、民主喧嚣的背后是垄断利润对国家政权的排斥
在中国民族企业的市场利益被跨国公司边缘化之后，垄断企业的经济权利已经派生了对政治权利的强烈要求，再以政治权力确保垄断利益的长期稳定。中国的企业的边缘化过程，无疑使得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具有了一项新的利益---为保障垄断利润必须使政治和军事势力范围的跟进。这就是利益格局的形成，要求相应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格局相匹配的结果，政治确实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因为垄断利润越出了国家的边界，因此政治和军事保障也产生了同样的要求，“人权高于主权”不是因为人的需要，不是真的关心第三世界人民的生存状态，而是因为资本和利益的需要，因为垄断资本的最后一个对手就是第三世界的国家政治权力。是因为资本利益越出了国界，所以政治权力和军事影响也要求越出国界。
六、中国和美国各自进行战略展开的困难和优势
1、冷战对今天的部分启示意义
在冷战时期苏联曾经奉陪进行军备竞赛，结果以苏联的优势资源仍然不敌西方主导的世界。今天中国将不可能在常规军备竞赛方面进行奉陪。
苏联的思想资源是大有破绽的西方异端意识形态，来对抗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在这个过程中，苏联没有能够认识到其中的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后门。中国将可以使用中华文化的核心源流---道德主义与整体协调，来对照西方的丛林法则和个人至上。
西方冷战的胜利依赖的是人性中自私和丑恶的部分，利用的是精英阶层忠于精英主义的形势；中国将不得不呼唤人们的良知，利用人们对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的真诚关注。
在冷战早期西方的精英主义制度岌岌可危，丘吉尔、杜鲁门这样的白人民兵底线反弹，有一点点哀兵奋起的味道，连马歇尔的计划都使出来了；中国将依赖人人都需要一份基本的生存机会和条件，以平等和正义为道义力量和号召，能够实现真正的哀兵奋起，一定能够争取世界人口的大多数。
2、中国的对策和策略
中国需要在经济和军事方面采取守势，在经济方面采取守势可以破解工业和技术边缘化的处境，尽可能整合国内的精英阶层。中国在开放过程中引进外资的政策结果，是以长期的资源流出为代价引进短期资金。中国企业参与全球分工，是紧张的环境容量也同时被廉价甚至是无支付转让，结果是中国的环境代价先于发展水平提前到来。
伴随外资在中国撮取的垄断利益，强烈需要政治和军事保障，结果是美国感到需要增加对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压力。祸福无门唯人所招，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本身就具有重大战略安全意义。因此中国的经济独立地位，降低外贸依存度，本身就是中国安全政策所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所谓的双赢和两利，利益加信任是没有说服力的。这个不仅已经严重破坏了经济上的防御态势，而且外资的过度引进的长期恶果将更加严重，实际上就是在短期资金流入和加快当前开发速度为目标，以长期的不间断的资源流出为代价（资本需要支付利息或者利润），而中国本来的人均资源就极为短缺。
在军事方面，需要在国内造就上下同欲、众志成城的态势，以提高对方试图用局部战争或者常规战争获利的风险与成本，化减常规战争的威胁和局部战争的威胁，集中力量于保证核威慑的有效性，争取和平与生存的关键在于威慑美国的种族灭绝愿望。国土防御的有效性就在于以人民战争为基础。
在舆论和政治方面必须采取攻势，对西方基于丛林法则的思想文化采取全面揭露和批判，化解中国主流精英中普遍存在的意识形态边缘化的现实，同时以道义的无形力量来弥补有形力量的不足，在全球范围内争取朋友，孤立美国。
3、对联合国和WTO舞台要进行充分利用
作为舆论和政治采取攻势战略的一部分，需要在联合国和WTO联合发展中国家共同努力，以追求人与自然关系和谐与追求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建立。
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关键，在于减少个人基本需要以外的奢侈消费，作为这种和谐关系追求的经济杠杆，应该以联合国为舞台，推动开征资源消耗税和环境容量税。资源消耗税以人均能源消耗量为计税依据，从量计征；环境容量税以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为计税依据，也作为从量税。起征点为世界人均水平，征税所得用于联合国开支和对最贫困的国家和人民进行援助救济。中国可以声明不要这种援助。这样的行动从宣传到落实，都是对西方垄断利益同盟的富裕发达的正当性，提出深刻的质疑。
由于中国已经加入WTO，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舞台，中国应该联合发展中国家，争取“公平交易条款”，把垄断价格列为非法；同时把技术转让的限制性行为规则列为非法，并授予主权国家在WTO裁定生效后的自救济权利。如针对跨国公司的垄断价格部分可以发布止付令（对货款回笼或者利润汇回进行强制执行），对其垄断利润实施国家没收。垄断价格的合法裁定依据，要以世界平均工资、平均利润和平均地租水平为基准。这个过程的舆论准备过程与实际成效都是同等重要的。
4、中国外交需要根本调整去结交真正的朋友
我国的外交困难在于一相情愿地希望挤入富国俱乐部，而西方一看到中国的巨大人口就一致反对，因为有了中国的富裕和发达就没有他们的富裕和发达。所以中国把外交工作重点放在富国身上，是在错误的地方停留几近20年；中国的真正朋友是和我们一样的穷哥们，但是他们被我国冷落了20年之久；中国在外交上形成一种非常典型的“富人不爱、穷人不理”奇特景观。
和战略基础与我们完全相反的国家交往，甚至希望用经济利益收买，政治让步手段，来解决今天这样的根本战略利益分歧是极其幼稚的想法。希望用战术手段解决战略问题，在国际关系上从来就没有成功过。西方许多人觉得中国外交辞令太好听，所以越发感到难以相信，这是有道理的，他们已经是在为战略展开做准备，中国的智囊精英们还在梦里，要跟他们搞战术合作。
5、在国内的关键是遏制精英主义的恶性膨胀
中国的战略安全的困境在于：精英主义者已经破坏了毛泽东时代的“上下同欲”态势，因此国土防御战略的威慑作用消失。因为在军备竞赛上又没有出路，所以朱熔基总理在清华的讲话中提到“你没有实力就硬不起来，硬人家也知道你是假硬”，这种“假硬说”就是这一后果的真实写照。由于美国在中国政府对一些关键事件的处理中（特别是撞机事件），解读出一种缺乏坚定战略意志的心态；中国在撞机事件上的巨大让步，不仅没有在中美关系中减少麻烦增加信任，反而助长了美国战略前出部署和压力延伸的冲动，迅速出现对台支持和售武的升级。
在中国主流知识精英阶层中，形成了一种“蒋氏意愿”---当亡国奴也不坏（如刘晓波），或者是寄希望于外国力量，甚至是把国家安全寄托在所谓的道德和舆论的制约上，这非常明显地体现在时殷弘博士身上。“蒋氏意愿”可以被战术战争所威胁，能够被常规战争所威胁，甚至在根本国家利益上，还能够被“新闻战”和“经济战”所威胁。中国主流知识精英对“友邦惊诧”也非常敏感，在中国主流知识精英的帮助之下，美国妖魔化中国人的行动，已经和正在取得成效。
中国需要采取适度发展战略，需要适度产品与适度技术战略匹配，即在消费领域采用向绝大多数人需要水平靠近的技术和产品结构，这样能够有利于国家节约部分资源进行机动安排，而不是象目前这样仅仅为了提高消费品的层次而罄尽国家资源，同时民众受益的范围又非常小，破坏了国内阶层的整合和上下同欲的态势。因为中国技术和经济资源有限，所以中国不能参与常规军备竞赛，不能进行“前出压迫”的安全部署，需要继续实施“国土防御战略”。而国土防御战略的理论和现实基础都是人民战争，没有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没有全民心防的建设，国土防御就是一纸空文。其效力甚至远远不如“御敌于国门之外”，再加上老蒋的“以空间换时间”。
中国需要准动员状态，以达到孙子所说的“以有虞备不虞”的境界，用民间谚语来说就是“笨鸟先飞”。从经济角度来讲，就是用无形资源弥补有形资源的不足，规避常规军备竞赛。对美国战略东移和军事挑衅，要准备和他们比一比“谁更不怕死”。呼应俄罗斯的局部核战争战略，采用“等效核威慑”战略以备不虞。“等效核威慑”就是宣布放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对于针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战争，无论是常规战争还是核战争，只要是敌方杀伤中国人口达到10万，中国就使用核武器取得同样的杀伤效果。这个等效核威慑战略必须以全面核威慑力量为基础，如果敌人蓄意升级战争，就要跟他们战斗到底。等效核威慑的战略实质是以冒全面核战争的风险为代价，来解决一个永远也无法拉平的常规力量差距，在规避常规军备竞赛的前提之下，解决国家面临的战略压力日益加大的问题。
6、在最坏的情况下---预测中美战争的前景
只要是在国内实现了上下同欲，美国的常规战争和局部战争就无法达成他们的战略目标；在战略战争（核战争）上，NMD即使技术成熟也是不可能取得真正实战效果的，中国与美国各有优势，在一定意义上核战争对美国反而更加不能接受。因此争取和平和国家安全的关键在于国内协调。
只要是中国国内实现了上下同欲的态势，晚清和民国政府产生的可能性消失，常规战争和局部战争就无法实现美国的任何战争目标，所以中国争取和平的关键，只在于威慑美国的种族灭绝冲动。
估计一下中美战略战争的可能演变结果是有益的，中美如果发生核战争的结果，对美国可能造成三种层次的打击：最低目标是可以实现把美国赶出亚洲，中等目标是美国雄居世界第一的地位消失，最高目标是美国不再是盎格鲁萨克逊人的美国而是拉丁美国。而中国的人口损失在美国发动的核战争中必将极其巨大，但是由于中国几千年来早已经实现民族融合和文化认同，只要是中国人还有相当部分能够生存下去，在50或者100年之后，必定能够重建中国，以中国人的勤劳睿智，按照已经死了的西方的战略家西格尔的说法，必定又要建成一个“中等的”“二流的”强国。
由于美国的民族整合过程没有完成，中国不需要追求“确保相互摧毁”这样的最高效果。对于美国的种族灭绝冲动，中国需要确保的是（1）中等杀伤目标：使用核打击把美国赶出当今“世界分赃团伙”（美国不再能够从世界市场撮取垄断利润），这样美国由于没有完成民族和文化认同过程，就存在国家解体的严重危险；或者（2）高度杀伤目标：把美国修理成“拉丁美国”（不再是盎格鲁-撒克逊白人的美国）即可。对于美国城市人口占80%，50%的人口密集居住在“五大湖城市带”“波士华城市带”和“太平洋沿岸城市带”（这三个地区面积仅仅占美国国土面积的8%），而且美国难以抵受核打击还在于几乎100%人口都依赖一个运行良好的市场体系而生存，而中国2/3的农村人口还大体上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之下，因此大规模核战争带来的附带杀伤也是美国的巨大风险。因此对核战争杀伤效果而言，中国也许只需要美国1/10的核弹头，即可达成同等的破坏效果。
而美国在失败之后，其种族主义的维系作用必定破产，因为垄断利润和物质富裕的地位不再，将失去作为一个国家存在的可能，即使遭到中等程度的损失，美国也将面临解体和分裂的危险；在遭到最高目标的打击之后，盎格鲁白人的美国将消失。所以美国承担重大战略打击的能力是不容乐观的。实际上，中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绝对优势的国度，核战争的杀伤效果和持续影响，将远远低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国家，换言之，中国抗打击能力将大大高于美国。所以中国实现战略威慑争取和平共存的道路，并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即使美国核力量具有压倒优势也仍然如此。无论美国核力量多么巨大，中国只需要保持覆盖美国的核弹头（包括陆基和海基核力量）达到3000枚，就足以有效达成对美国进行低中高三个层次的打击目标。
○1中国的优势
中国的优势是为求生存没有退路，必定能够实现哀兵奋起，而美国的优势是现有的政治经济特别是军事优势，以及欧美日作为垄断价格同盟和军事同盟的力量。但是中国还有一个巨大的优势是美国所无法比拟的，那就是地球资源有限，人们必须最终实现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因为对世界上3/4的人口来说，并没有实现富裕发达的机会，所以最终的现实道路只有协调发展之路，所以中国有许多潜在的同盟军，而美国没有。毕竟美国不能再创造几个地球，甚至在获得完全主导地位之前，资源利用上的优势地位也不由美国决定，而是经由国际市场通过垄断利润实现，所以欧洲国家能够群起反对美国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
中国的胜利希望很大，但是绝对没有速胜的机会。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对垒，很可能需要几百年之久。中国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障碍不是外部因素，而是内部精英主义者需要主动放弃特权和追求优势地位，主动实现阶层利益的协调最后实现民族的整合和协调，在经济发展战略上需要走“适度发展”之路，在追求技术进步的同时，需要放弃着眼于精英阶层利益的赶超战略和无法实现的现代化目标，这个目标已经被证明只会导致两极分化，而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破坏万众一心的全民心防，破坏“上下同欲”的准动员态势。
此外以下各项无疑是美国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
中国很早就实现了民族融合和文化认同，民族凝聚力强。
中国可以使用无形资源弥补有形资源的不足。
中国由于处在一个被压迫的地位，会逐步地养成上下同欲和哀兵奋起的态势。
中国没有进攻性的战略要求，可以实现力量集中部署。
中国经济上比较落后，多数人的生存状态对市场体系依赖程度低，在抗战略打击上比较具有挨打能力。
○2美国的优势
美国决不是什么“多极世界”的拥护者，甚至不是“一超多强”的拥护者，美国需要的地位是完全彻底的主导地位。在世界资源短缺趋势日益明显的情况下，美国追求的是完全的不受节制和协商的资源分配权，而不是目前在资源占有和利用上的优势地位，这就是美国单边主义的真实涵义。也正是因为如此，欧洲和日本只是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分赃者，不是绝对可靠的同盟军，而且日本和欧洲在帮助美国实现其第一步目标之后，必将成为下一步美国的战略对手和敌人。换言之，美国的核心利益最终与所有人的利益，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都有不可调和的矛盾，甚至美国人与自己的子孙后代的利益，也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是由美国基于丛林法则的文化和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决定的。美国没有完成民族融合和文化认同，在战略打击之下的重建没有可能，一旦被打败存在着民族解体或者国家无法恢复的风险，在战略战争上美国的风险和成本是美国完全无法接受的。
此外美国具有以下优势：
美国具有经济技术优势，可利用的有形资源多。
美国具有比较多的盟友，但是在战略战争中这些盟友的可靠性，将由他们所受到的战略压力决定，可靠性受到疑问。
美国的黑社会效应具有利益流入供分赃，因此种族主义成熟，战争开始阶段本土被打击风险小，具备迅速动员的性质。
美国采用前出型军事部署，常规战争的战争损失和风险均小，而且具有战争选择上的主动权---选择战争开始时间和战争形式。
○3战略的争夺要点
中美军事力量对比，一直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在精英主义者智囊那里，好象只要美国跺一跺脚，中国就要不行了，事实远非如此。今天预言一下中美的战争不算是为时过早，因为美国早已实现战略东移，早已宣称中国时主要对手，美国舆论已经对中国进行了多年的妖魔化（相当于古人的“讨敌檄文”），妖魔化就是一种战争舆论准备行为，而且这一次战争不会是常规战争和局部战争，因为对于常规战争和局部战争而言，美国不仅没有优势而且也无法实现任何层次的战略利益。相反对中国构成真正威胁的，在于国内精英主义，在于美国以常规和局部战争撮取全局利益的可能性，在于精英阶层组成晚清和民国政权的可能，这种政权将成为美国政策的驯服工具，这种可能性将是美国进行常规战争和局部战争冒险的最大诱因，所以国内的阶层整合不良才是中国的最大的常规战争风险所在。
以台湾问题为例，如果中国痛下决心予以解决，美国是不是就一定能够保卫台湾，并取得成功呢？实际上即便是美国罄尽全力，也无法在这样的地域占到常规军事优势，更何谈成功。台湾问题的产生和发展都是美国所主导，台湾之于美国有两大战略意义：一是作为日本反华的屏障，是美日反华同盟的免费保险；二是台湾可以把中国拖入常规军备竞赛。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争取战略主动权的要点，因此对美国的军事介入要做充分准备和下战略决心。
台湾问题是战略主动权易手的关键，如果中国解决了台湾问题，美国的亚洲算盘不能不破产。不管中国愿意不愿意，这就已经质疑到旧金山单独和约的合法性问题了。无论此后美国是放手武装日本，还是拼凑新的反华同盟，都无法恢复今天的亚洲地位。
在台湾问题解决以后，日本的反华风险会急剧上升，而且如果日本加入TMD计划，则日本就等于在第一线成为美国的盾牌。按照美国一贯作风，追求最大利益和优势地位是其死也不会放弃的目标，如果TMD技术真的成熟并部署，美国不可能不用来谋取利益，使用核讹诈和核打击的可能性急剧提高，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所承受的战略风险已经上升到亡国灭种的地步。
虽然小布什声称TMD和NMD计划“保护所有盟友”，但是欧洲盟友一点也不比他更傻，无论是谁参与这个计划，处在第一线的盾牌国家都是没有好果子吃。何况这个计划本身有不可克服的致命缺陷，除非美国能够生产“刀枪不入”的预警卫星，要不然的话，就要在全球部署预警飞机进行24小时值勤，而且至少要按照1000公里为节点距离部署，估计只需要几千架就够了。
因此就NMD计划本身而言，即使在技术上能够成功也并不可怕。就中国所采取防御态势而言，美国能够发挥出来的常规优势并不十分有效，在战略安全方面美国承受打击的能力和毁灭性风险的能力并不比中国更大，中国的安全态势将能够大大改善，只要是国内措置得当。
从长期而言，中美的互动是一个美国日益孤立的过程，也是一个中华文化的核心源流和整体协调的积极政治理念逐步被全世界认同的过程。因为在有限的地球资源制约之下，人类如果要避免全部成为生态难民，或者要避免在核战争中同归于尽，就必须走整体协调和适度发展之路，只有这一条路能够给绝大多数人提供出路，而精英主义制度只能给处于金字塔顶尖的那些国家和少数人口以现代化和富裕发达。
后冷战是一场人类理智和良知对丛林法则的较量，是人类进入长久和平或者共同毁灭的关键。争取这个过程向有利的方向发展，是中国政府和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的共同使命和目标，这个过程需要全世界人民在争取生存权利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反对美国建立绝对单边主义的努力，遏制美国的种族灭绝愿望，只要是人们充分认识到这个问题的实质涵义，这个努力过程就一定回成功，但是没有迅速成功的可能，这个最后的胜利一定是需要数十年乃至几百年的努力来争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