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起来，我这一辈子读书最如饥似渴、津津有味的时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后期。那时，除了政治宣传品，中国几乎什么书都不出。但社会上散落着很多文革前的出版物，并通过各种渠道快速流传。说句老实话，中外文学经典我全是在那些年读的，包括莫泊桑、巴尔扎克、大仲马、小仲马、契科夫、雨果、杰克伦敦、马克吐温、曹雪芹、冯梦龙、罗贯中、郭沫若、巴金、郁达夫、茅盾等人的各种作品。我当时还迷上了诗歌，到处搜罗新诗和古代诗词。古的读李白，杜甫，辛弃疾，李清照；洋的读马雅科夫斯基，雪莱，普希金，惠特曼；当代的读闻一多，徐志摩，臧克家，艾青，戴望舒，闻捷，郭小川等。惭愧的是，文革以后，我很少再有机会重温这些大家的书。1972年后，一些出版社重新开张，推出一些古代典籍和译著；为数不多的刊物也陆续问世，使我得以扩展阅读范围。当时，任何印刷品对我来说都具有难以抵御的吸引力。《文史哲》、《学习与批判》、《航空知识》、《解放军文艺》、《朝霞》、《诗刊》每出一期，我就买一期。尤其是74年左右，上海开始出版有关自然科学、哲学和文学等方面的《摘译》，其中包含大量来自国外的最新信息。我几乎将它们全部买齐。回想起来，那时真是逮到什么书读什么书，不管它属于哪一科。诗歌、文学、历史、哲学、美学、数学、物理、艺术、政治经济学……来者不拒。五花八门的东西流入大脑，任其无序混杂，催生出各种各样莫名其妙的遐想。我一生中最富想像力的时期恐怕就是那段乱读书的日子。

文革结束后，我进入北大，继而留学美国。从大学到研究生院的经历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也改变了我的读书习惯。进了大学，便有教授布置必读书。即使教授不布置，也得把重点放在专业书上。自己变成教授后，由于工作压力所迫，阅读更是必须集中在与教学和研究相关的领域。久而久之，进入大脑的是经过别人和自己筛选的知识，思维也随之变得相当格式化，其后果是想像力大幅萎缩。说起来，应该感谢大学和研究生院把我培养成了一位政治学家，让我掌握了一门养家糊口的本事。但有时静下来一想，自己专业上那点能耐与锁匠能修锁、鞋匠能做鞋没有什么差别。“政治学家”只是约定俗成的称呼，也许叫“政治学匠”更贴切一些。每当想到这些，真希望能甩掉功利包袱，回到无忧无虑乱读书的日子。

这次《读书》、《明报》和《中时》让两岸三地的作家、人文学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为大学生推荐暑期读物，真是一个好主意。我选书的标准很简单，只有三条。第一是杂，有老书、也有新书，有中国书、也有外国书，有学术书、也有消遣书。第二是短，除《岳村政治》外，几乎都在200页以下。第三是可读性强。三条都是为了给人以乱读书的乐趣。想必来自三地的其他学人一定也会开出精彩的书单。但愿所选的99本书可以让大学生们暂时从各自专业中解脱出来，在精神的原野上信马游缰、体验无拘无束阅读的快乐。

认识现代中国：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1. 王亚南，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2. 邹谠，《中国革命再解释》 (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

3. 于建嵘，《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 (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1年)

4. 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

认识市场经济：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5. 博蘭尼 (黃樹民、石佳音、 廖立文等譯)，《鉅變：當代政治、經濟的起源》， (台北：遠流出版公司, 1989)。

6. C.E.林德布鲁姆 (耿修林译)，《市场体制的秘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7. 阿尔伯特•O.赫希曼 (卢昌崇译), 《退出、呼吁与忠诚：对企业、组织和国家衰退的回应》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人物传记

8. 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 (长沙：湖南出版社，1988)

9. 理查德-费曼 (吴程远译), 《别闹了，费曼先生—科学顽童的故事》 (北京：三联书店，1999)

美文

10. 北岛，《蓝房子》 (台北：九歌出版社，1998)

11. 陈从周，《中国园林》(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