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出版家，曾出版《随想录》、《牛棚日记》、《傅雷家书》。

他是爱书人，主张“读书无禁区”。

他爱交朋友，自称“我交朋友是为了出好书”。

范用先生的家里有三多：书多，字画多，酒瓶多。但他的话不多，一问一答，言简意赅。

范家的门口有一简陋的木牌，上书“范用”，一看便知是黄苗子的手笔。我竟有点担心会像黄永玉万荷堂门口的“侃亭”题匾一样，为“雅贼”看中。

走进客厅，墙上有众多名家书画。汪曾祺和启功皆非以画名世，但他们的画艺在朋友间有口皆碑，我是第一次看到真迹。谈到汪曾祺好酒，范用请我看一张他和汪曾祺对饮的照片，两人面前啤酒各一杯，对汪曾祺好酒而伤身，范用言下不无憾意。谈到启功平易，范用拿当年“文史馆长”的笑话解颐。廖冰兄为范用画的漫画上说：“热恋漫画数十年，地覆天翻情不变。范用兄亦漫画之大情人也。”此画已收入新近出版的《我很丑也不温柔——漫画范用》一书中。黄苗子的大幅书法是集前人句的对子：“且共欢此饮，时还读我书。”意境相近的是黄永玉的画，上题：“除却借书沽酒外，更无一事扰公聊。”范用说，此画黄永玉共画过两幅，边说边从门后一个普通的缸中取出另一幅，展开让我看。他说：“黄永玉觉得墙上那幅不好，才画了这幅，我却懒得换了。”我说：“墙上那幅画得随意，比这幅画得认真的好。”他笑了。

范用有一习惯，每谈到一本有趣的书，必起身到书房找出来给我看。后来干脆就带我到书房中看个饱。我深信每一位爱书之人在此，必生爱慕之心，许多版本都是难得一见，而且多是作者亲笔签名本！书房的一角，有张伯驹先生手书的嵌名联：“范画自成宽有劲，用行亦复舍能藏。”范用说，另一张姓的张佛千先生也写过一对嵌名联，一时不知放在哪儿了，张佛千的联语为：“范水模山，胸多丘壑。用行舍藏，室富图书。”

范用家中的酒瓶也为一景：一个架子上堆满了各式各样的酒瓶。昔日的酒友，汪曾祺已然仙逝，杨宪益病后戒酒，丁聪受到家长管制，可能偶尔喝点范用专门带去的红酒。现在，范用喝的也是红酒。他的外孙女许月竹写过一篇《我的外公》，文章中说：“他做什么事情都快，看书快，写字快，走路快，吃饭快，就是喝起酒来，慢慢的。”又说：“外公喜欢收集酒瓶，他的房间里有各种各样的酒瓶，颜色不同，有大有小，大的很大，小的只有一点儿，都挺好玩，我也很喜欢。”引得叶至善撰文赞赏。

可惜，范用话说多了会气喘。谈至兴起，他要拿出气喘药来喷。言未尽兴，我便起身告辞了。

1937年“八一三”，日本侵华军队在上海开火，很快中国军队就溃败西撤，逼近范用的家乡镇江。此时，范用在穆源小学读完小学，刚考进中学，外婆拿出8块银元，让范用到汉口投靠舅公。1938年开春，舅公一病不起，舅婆只好回浙江老家，临行把范用托付给读书生活出版社的经理黄洛峰，从此范用成了读书生活出版社的工作人员，当练习生。此后，范用曾被派往重庆、桂林工作，在出版社做邮购工作时，多次收到毛泽东的秘书李六如从延安寄来的信，为毛泽东购书。1946年，范用调至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曾被国民党逮捕。1948年，读书生活出版社和生活书店、新知出版社在香港合并为三联书店。范用称这11年的“三联”生活是“我的大学”。

范用：我这一生就念了4年小学

南方都市报：你才读过4年小学，对穆源小学有很深的感情。

范用：我这一生就念了4年小学，以后就工作了，没有念过书，所以我对穆源小学很怀念。小学的生活是很愉快的，好几个老师都对我很好。我在学校里演话剧、唱歌、贴墙报。

南方都市报：就是因为抗战没有机会读书了。

范用：对，我父亲去世了，我家里没有人，我16岁就出来工作了，我非常幸运，跑到汉口，碰上共产党。

南方都市报：那时候还不知道是共产党吧？

范用：不知道。到1939年他们叫我入党，我才恍然大悟，这太好了。

南方都市报：在汉口的时候，你还跟后来成了李锐妻子的范元甄一起唱过歌？

范用：那时候有两个小范。范元甄唱《丈夫去当兵》，我唱《卖梨膏糖》。边唱边把糖撒下去，每个糖有一个抗日口号。

南方都市报：后来她女儿李南央写过一篇《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很震撼。

范用：范元甄后来变了。

南方都市报：在出版社里读书多不多？

范用：出版社里书很多，都是很好的书，我是在出版社里学习成长的。

南方都市报：你在出版社做邮购工作，毛泽东还通过他的秘书让你给他买书？

范用：通过他的秘书李六如，给他买书。他的书单一看就知道是他的字。他什么书都要看。有一回，他要看中国的旧小说，我给他收罗了寄去。在上海的时候我给他买杂志报纸，英文的《密勒氏评论报》他也要，通过地下的运输线，运到烟台，然后送到西柏坡给他。他一生喜欢看书。1949年9月29日，毛主席叫我们去中南海见他，一共40个人，我也去了。毛主席跟我们一一握手，我一生就见过一次毛主席。

南方都市报：后来你和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成了朋友。

范用：我们是看书的朋友，田家英住在中南海，经常到我的办公室里来，看到书就拿走，他要看。

南方都市报：他借你的书去看，看完要盖个印。

范用：对。这个印到现在还在。（大笑）我给你看看。（进书房取书）他很喜欢看《艺林丛录》这部书，看完了又不还给我，我向他要回来了，他就盖个章在上面：“家英曾阅”。

南方都市报：你还编过蒋介石的书？

范用：对。那是“文革”前一两年，上面给任务要我编蒋介石的全集。我就编，要收集资料，台湾出的、重庆出的、广州出的，我收集一屋子都是蒋介石的书，后来编了25本样本。蒋介石早年在广州黄埔军校的时候，每天晚上要到学生那里去讲话，都讲得很好的，这个人以前是很革命的。后来资料都交到中华书局还是哪里，全拿走了。我们到现在还没有一本很好的《蒋介石传》，应该有这样的一本书的，我们的年轻人也应该知道中国有蒋介石这么一个人。从开始革命到后来反革命。

南方都市报：后来有台湾的朋友来你这儿，谈起蒋介石和蒋经国，你说都看过他们的书。

范用：（笑）我说先总统蒋介石的书我看过，现在的总统蒋经国的书我也看过，他们觉得很奇怪，我说我这个人是“读书无禁区”，都看的。越是有人反对我们，我越要找来看。人家说这个书不好，我就要找这个书来看，知道怎么不好。

南方都市报：你跟李公朴先生有一段很长时间的交往？

范用：我跟李先生很熟的。李先生很喜欢我的。

南方都市报：你还保存了一张郭沫若和李公朴他们当年在重庆被打伤的医院处方笺？

范用：那是在重庆较场口，我当时就在台上，那是国民党捣乱。我们组织庆祝政治协商会议的会，李公朴当主席，还没有讲话，特务就跳上去，打李公朴、郭沫若，都打伤了，我把他们送到医院去验伤。整个较场口事件的材料我全有，后来很多群众的慰问信都在我这里，全部送给重庆博物馆去了。

南方都市报：你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时候还被捕过？

范用：为了《文萃》的事情，一共4个人被捕，一个是陈子涛，一个是吴承德，一个是骆何民，我。我那天发现情况不对了，去通知他们转移，特务就等在那里，我一进去就给他们逮到了。他说：“你来干吗？”我说：“我来小便。”因为我在那个地方住过。我去前有准备的，晓得情况不妙，身上什么东西都没有，所以他们抄了半天，一点东西都没有，我就一口咬定我是来小便的。陈子涛的钢笔上刻着他的名字，吴承德身上有“七一宣言”的校样，骆何民是被捕过6次了，后来他们三个人都牺牲了，现在南京雨花台革命烈士陵园。我因为身上没有任何证据，最后组织上用了20两黄金把我救出来了。那时候国民党贪污，也弄钱。

1949年8月，范用从上海调到北平，进入中宣部出版委员会，后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三联书店总经理。“文革”期间，范用和陈翰伯、陈原被成“陈范集团”。1970年前后，范用和陈翰伯在湖北咸宁干校谈起刊物，设想一旦有条件，要办读书杂志。1979年，一批志同道合的老出版人办起《读书》杂志，创刊号上刊登了李洪林的《读书无禁区》，文章的标题原为《打破读书禁区》，发稿时，范用改为《读书无禁区》。范用在《〈读书〉三百期》中回忆：“《读书》每期清样我看了才签字付印，直到退休，至今未听说《读书》有什么问题。”

南方都市报：从上海到北京以后就再也没有离开了？

范用：中宣部把我调来，我就一直没有离开北京了。从汉口起，我没有离开过书店，一生就干这个。全国要解放了，在香港成立三联书店。我在人民出版社工作时，三联书店有一段时期合并到人民出版社了，后来独立出来，就让我当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兼三联书店总经理。

南方都市报：在三联书店时，你对邹韬奋先生的著作了解得多吗？

范用：我出过一本《韬奋》，韬奋是生活书店的创办人。我当小学生时就看到他编的杂志了。

南方都市报：据说在1949年之后有一段时期出版界的气氛非常好。

范用：非常好的，生活很艰苦，大家很兴奋啊！

南方都市报：“反右”的时候你没有说话，躲过一劫了。

范用：我没有被打成“右派”，因为我晓得是要算账的。我说我这个人是不问政治的，光拉车，不看路的。我什么意见都没有，所以我没有被打成“右派”，打成“右派”的人都很惨。

南方都市报：后来你跟很多“右派”成为好朋友。

范用：我的“右派”好朋友太多了。后来我说：“‘右派’都是好人。”

南方都市报：在“文革”当中还能读书吗？

范用：“文革”当中就什么书都没有，我家里的书给抄走了。不准看书，除了毛泽东语录、毛选，没别的书看。所有的书都是封资修，都是“毒草”，都不准看。那时候说我就是“勤勤恳恳的走资派”，天天挨斗。

南方都市报：那时候还批陈翰伯、陈原和你是“陈范集团”？

范用：我们三个人被打成“陈范集团”，有一批人要保我们，有一批人要跟着他们整我们。军代表有一个联络员姓蔡的，他们那时候已经反军代表了，先“盛饭”还是先“端菜”呢？后来说，中国人吃饭是先“端菜”的，先批这个姓蔡的联络员，保我们。那时候什么事也干不了。

南方都市报：“文革”结束后，陈翰伯、陈原和你一批老先生要办《读书》杂志。

范用：跟陈翰伯商量，陈翰伯抗战期间在重庆给我们编过杂志，我们在干校的时候就商量了，后来就出《读书》杂志。

南方都市报：《读书》第一期《读书无禁区》那篇文章还引起很大的争论。

范用：对，李洪林写的，他是中宣部理论处的处长。标题是我改的，我这样改，干脆一些。

南方都市报：那时候上面的压力大不大？

范用：压力很大的，说为什么提出“读书无禁区”？我说，我们有一个背景，是针对“四人帮”来的，“四人帮”不准我们看书，我们要打破这个禁区。

南方都市报：那时候那些老先生十几年没法做事情了，像陈翰伯、陈原、史枚、丁聪都非常有激情。

范用：是啊！丁聪是每一期都画画，画了几十年，一直到最近摔伤了才不画了。

南方都市报：那时候具体编杂志的有哪些人？

范用：史枚、沈昌文、董秀玉，好几个人。

南方都市报：史枚先生好像是在编辑部里有一次为一件社会事鸣不平，非常激动，回家不久就脑溢血去世。

范用：对。史枚是一个非常好的编辑。

南方都市报：现在还看《读书》杂志吗？

范用：我不大看，文章太长了，我看不懂。

范用的出版生涯中，有几本书常常为人提起，一本是巴金的《随想录》，一本是陈白尘的《牛棚日记》，一本是《傅雷家书》。巴金的《随想录》多次遭受删节，范用在三联书店出版时，一字未删，巴金写信给他：“说真话，我拿到这部书已经很满意了。真是第一流的纸张，第一流的装帧！是你们用辉煌的灯火把我这部多灾多难的小著引进‘文明’书市的。”《牛棚日记》的出版在陈白尘去世之后，书稿先被另一家出版社退回，范用和陈白尘的女儿陈虹约好见面之前，被自行车撞断腿骨，陈虹和他的见面是在病床边。《牛棚日记》出版后，范用拄着拐杖亲自把书送到陈家。《傅雷家书》出版前，傅聪依然有“叛国”之名，范用排除各种阻力，使书稿顺利出版，1983年《傅雷家书》出版后，感动了无数读者。

南方都市报：你什么时候开始看巴金先生的书？

范用：很小的时候，我看他的《家》，《家》非常好。

南方都市报：香港《大公报》在登巴金先生的《随想录》时，你就已经留意到了？

范用：《大公报》删改他的《随想录》，他很不高兴，我说你拿到北京来，我给你出版，我一个字都不改！他很高兴。

南方都市报：你还写过一篇文章叫《开天窗》，谈巴金先生的文章被开天窗了，不敢编进书里。

范用：是四川一个出版社这么干的。这书还在，巴金的文章《“文革”博物馆》只存目，下面是空白。我在三联书店出巴金的《随想录》，我都给他恢复，一个字都不改，什么问题也没出。

南方都市报：给巴金先生编书和通信之外，见面的机会多不多？

范用：我到上海都要去看他的，最后一次看他，他已经不能说话了。他的女儿叫我不要去看他，看他很难过。

南方都市报：你跟陈白尘先生渊源很深。

范用：他是我的老师，我当小学生的时候认识他。他给我看很多杂志，他后来告诉人家：“范用是我的学生。”我一直喊他“老师”的。

南方都市报：他还说你当时像个女孩子？

范用：他说：“嗳，像个小姑娘的样子。”（笑）

南方都市报：他编的剧本你还演过？

范用：他编过《一个孩子的梦》吧，梦里面打日本。（笑）因为那时候不准喊抗日。他有一剧本《父子兄弟》，我们演过。

南方都市报：后来他写的《牛棚日记》是你给他出的。

范用：出了好几本。后来我把他的书编成一大本。

南方都市报：在你编的书里，《傅雷家书》应该是最畅销的一本。

范用：嗯，印了好几百万册。

南方都市报：那时候出这本书要很大的勇气。

范用：那时候傅聪不是在国外嘛，说他“叛国”。后来我找到胡耀邦的一个批示：请傅聪回来讲学。我有这个批示，这个书就可以出版了。

南方都市报：听说因为傅聪“叛国”，印刷厂的工人一开始还不愿意排这本书？

范用：都是这样的，后来我把胡耀邦的批示拿出来，傅聪回来讲课都没有问题，出书也是没有问题的。

南方都市报：你是和楼适夷先生一起坐飞机的时候知道了这部稿子的？

范用：对，稿子在傅敏那儿，我去找他。

南方都市报：先看了手稿。

范用：手稿真漂亮！后来，我把他的手稿在上海、北京、香港开展览给大家看。傅雷给儿子写信是用毛笔字，工工整整的。

南方都市报：你跟傅聪见面多吗？

范用：他回来，我请他吃饭。

南方都市报：你还喜欢设计书的封面？

范用：我不是搞美术的。因为那时候设计的封面不能用，书又等着印，我就只好自己设计封面。

南方都市报：设计书的封面时你还用了一个叫“叶雨”的笔名。

范用：“叶雨”就是“业余”的意思，三联书店正在弄一本书，是我设计的封面，快要出版了，叫《叶雨书衣》。

南方都市报：在“文革”结束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三联书店出的书可以说影响了整个知识界。

范用：三联书店到现在出书还是很严肃的，不随便出书的，没出过什么不好的书，这个传统下来，到现在没有改变。三联出的书，应该说，都站得住。

南方都市报：以前有三联书店这么一个地盘，可以很多人在一起聊天。现在去三联书店多吗？

范用：一个月去一回，我约10个老同志，都是十七八岁参加三联工作的，我83岁，是年纪最小的一个，他们当中最大的90岁了。我每个月都把他们请到三联来喝喝茶，聊聊天。

范用乐于广交朋友。他曾对三联书店的同仁说：“我认为出书、卖书的人，自己就要爱书、读书、懂得书，要有一点‘书卷气’，这样才能和读者有共同的兴趣，共同语言，才能谈得来，交得上朋友。”在《相约在书店》一文中，他说：“说是退休会有失落感，我的失落感是再也不能在‘文史馆’接待我尊敬的先生、朋友们，向他们讨教，取得他们的帮助，或者随便聊聊。这种闲聊对我也十分有益，增长我的知识，使我知道如何待人接物。他们的乐观精神，更是感染了我，做人很快活。”

南方都市报：你跟很多文化人成为朋友了，应该把和老朋友交往专写一本书。

范用：我的文化人朋友多了。朱光潜、冰心、巴金、叶圣陶、沈从文、汪曾祺、夏衍、叶浅予、施蛰存、柯灵、启功、吴祖光、新凤霞、黄苗子、郁风、杨宪益、王世襄、丁聪、黄永玉……

南方都市报：出版人编书时，要跟作者做朋友。

范用：对。首先跟他做朋友嘛。夏衍说：“范用哪里是在做出版社，他是在交朋友。”我说：“夏公啊，我交朋友是为了出好书。”我一天到晚交朋友。

南方都市报：你在三联书店当总经理时，被戏称为“文史馆长”。

范用：因为我的办公室正对门是一个厕所，所以他们就叫我做“文史（闻屎）馆长”。后来真的“文史馆长”来了，启功来了，启功送我的画，我现在还挂在那儿，我给你看看。（带记者看画）

南方都市报：你和罗孚为了世纪老人郑超麟的书的出版费了很多心力，罗孚为此还卖掉了一幅藏画。

范用：就是郑超麟的《史事与回忆——郑超麟晚年文选》，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的。我拿给你看。（进书房取书）

南方都市报：这本书送到上海时是中午，但是郑超麟先生在当天上午就去世了。

范用：是呀，他没有看到。

南方都市报：以前跟叶圣陶先生的交往多不多？

范用：我常常去看他。

南方都市报：他是大出版家。你跟他儿子叶至善是好朋友。

范用：我跟叶至善也是很要好的，他不在了。我跟叶至善喝酒。

南方都市报：一起喝酒的朋友有哪些？

范用：汪曾祺、杨宪益、丁聪。汪曾祺喝白酒太厉害了，跑到四川的酒厂里去喝酒，就是喝酒把命送了。唉，我不让他喝白酒，我跟他喝啤酒。我们喝酒的照片就在那儿。我有汪曾祺的画，你看看。

南方都市报：山东画报出版社出过汪曾祺的《文与画》，他的画清雅，有书卷气。

范用：对。他字也写得好，画也好，又会做菜。

南方都市报：汪曾祺到还你家里做过饭？

范用：汪曾祺喜欢做饭，王世襄也到我家里做过饭。

南方都市报：王世襄的芳嘉园小院你去得多吗？

范用：去得不多，那个房子非常小，现在的房子好。

南方都市报：我在王世襄家里，他特意拿了一封你写给他的信给我看，信的大意是：“三联书店送来《锦灰三堆》，十分欣喜。我告诉三联，《锦灰堆》是他们出书中最有价值的著作，可谓空前绝后之作。《告荃猷》十四首，感人至深。希望兄能够想得开，保重身体。”

范用：现在老朋友见面的机会不多，只好写信。

南方都市报：我看你写过，跟汪曾祺喝酒，东一句，西一句，不醉也醉，不由得想起另一位仙人——杨宪益

范用：杨宪益喝酒太厉害了。他从下午喝白酒，一直喝到晚上，就是一杯白酒，老这么喝，不行的。

南方都市报：你小时候就开始喝酒？

范用：因为我的外婆卖黄酒的，我就喝喝酒。我父亲不喝酒，家里来了客人，都让我陪客人喝酒。我喝酒也只是喝黄酒，白酒不好。

南方都市报：也不跟人家干杯，慢慢地喝？

范用：从来不干杯。酒慢慢地喝，干杯干吗？

南方都市报：现在还喝酒吗？

范用：葡萄酒。丁聪喜欢喝酒，现在不让他喝了，我送给他干红，干红可以喝，每次我就带一点干红给他，我现在自己也喝这个东西。

南方都市报：看你写的《相约在书店》，丁聪每次都跑到你这儿来改善生活，很有意思。

范用：好久没有看见丁聪了，听说他摔伤了，躺在家里。丁聪被打成“右派”时候，我跟他成了朋友。

南方都市报：你还跟丁聪回过穆源小学，一起去看升旗？

范用：他说：“不是你范用，我不会到镇江这个地方来的。”（笑）穆源小学到现在有100年的历史了。1937年被炸光了，一点都没有了。

南方都市报：黄永玉送给你这幅画上的题字，没来你家之前，我就会背了：“除却借书沽酒外，更无一事扰公聊。”

范用：他后来说这个画不好，又重新画了一张，要我把这个画换下来，我才懒得去动它。

南方都市报：这几年还有去黄永玉的万荷堂吗？

范用：好久没去了，太不方便了，去那里要花一天时间。

南方都市报：你还做过书签，说：“愿此书亦如倦鸟归巢”。借出去的书不还回来是不是很多？

范用：我的经验是：大部分都不还回来，都要去要才会还回来。

南方都市报：家里这么多书，以后准备怎么处理？

范用：不知道。大部分都是签名本。

南方都市报：可能中国很少有人像你有这么多签名本的书了。

范用：我的签名本太多了。

南方都市报：现在老朋友们在一起借书、喝酒、聊天还多吗？

范用：老朋友不大来往了，我们都老了。走一个少一个，北京的老先生就你见过的这么几个人了。我海外有一批朋友，他们都在很远的地方，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编者按：本访谈录摘自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的《最后的文化贵族》一书，以表达对远逝的范用先生的哀思和敬意。

范用:1923年出生于江苏镇江。1938年开始从事出版工作，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读书出版社桂林、重庆分社经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部主任。建国后，历任中宣部出版委员会科长，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出版局副主任，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副社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第一、二届理事。曾参与创办《读书》杂志，主持出版《随想录》《牛棚日记》《傅雷家书》等。著有《我爱穆源》《泥土脚印》《泥土脚印》续编。2010年9月14日晚逝世。

家父范用（鹤镛）于9月14日17时40分辞世。遵从他的嘱咐，不追悼，不去八宝山，遗体捐供医用。他留下的话：“匆匆过客，终成归人。在人生途中，若没有亲人和师友给予温暖，将会多寂寞，甚至丧失勇气。感谢你们！拥抱你们！”

范里 范又

二零一零年九月十四日

家属对讣闻的说明：这份讣闻是父亲上世纪八十年代自拟的,因为当时体检医院怀疑他患胰腺癌,后来又排除了。下面的日期是我们刚加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