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王汎森初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读博士，他的老师余英时刚从耶鲁大学受聘到普林斯顿大学任讲座教授。师生见面时，余英时就建议王汎森以傅斯年作为论文题目，认为能以档案作为论文题目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王汎森担心这些档案资料太过零碎，余英时说无论如何总能够整理出一个脉络来。于是王汎森放弃了原来准备研究的题目，改作傅斯年。他将傅斯年的思想世界放在整个时代思想、学术的脉络下来研究，终于写成了《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一书。
王汎森指出，作为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学者、政治家、社会批评家以及学界领袖的傅斯年，是20世纪中国最有影响、色彩最丰富的人物之一。可惜后世研究傅斯年的学术论文和著作不多，王汎森利用中研院史语所收藏的傅斯年档案，深入地研究了傅斯年的生平和思想，《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可谓是第一部比较系统地研究傅斯年的学术著作。有意思的是，当年傅斯年创办了史语所，多年后，王汎森也担任了史语所所长。
在1995年“傅斯年百龄纪念会”时，王汎森特别介绍了傅斯年与陈寅恪的信件。在《傅斯年与陈寅恪—介绍史语所收藏的一批书信》一文的开头，王汎森指出：人类学家克罗伯曾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天才成群地来？1890年代的中国，似乎就印证了“天才成群地来”这句话。在这成群而来的学术人物中，有些是单打独斗，靠着本身的研究对学术界产生了广大的影响，也有的除了个人学术外，还留下制度性的遗业，而至今仍在学术界维持其影响力的，前者可以陈寅恪为代表，后者可以拿傅斯年为例。
傅斯年除了在学术界一展“霸才”，也在政坛发出震耳欲聋的狮子吼，为后世留下“国士无双”的印象。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傅斯年何以如此大胆地抨击政治人物？王汎森认为：“傅斯年对蒋介石有许多批评，譬如1947年在一封写给胡适的信，阻止胡适担任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长时说，你不要看他‘表面诚恳’，与其内心之‘上海派’绝不相同；另外在一封给蔡元培的信中也劝蔡千万不要任国府委员。信中引用杨杏佛所录于右任的话：‘蒋最善于毁人。’这句话语意甚为复杂，不能仅从字面论，但毕竟是个贬辞。蒋介石对傅斯年既爱又恨，据说蒋介石的日记里曾经出现极愤怒的‘傅×’这两个字，有人在猜：是不是在讲傅斯年？可是蒋介石在很多地方表示对傅斯年优礼有加。傅斯年写过很多非常冲的信给蒋，那些信都还在，傅斯年有个技巧：他的信总会先在开头先褒扬蒋介石几句，接着才说出批评他的话。当傅斯年为美金公债舞弊案攻击孔祥熙非常厉害时，蒋有一次问他：你信不信任我？傅斯年说：我当然信任你。蒋说：你信任我，就应该信任我所用的人。傅斯年说那是两回事。蒋对傅斯年有一定的尊敬，可能是跟傅斯年坚持民族主义有一点关系。傅斯年在‘抗战’以后坚持要处罚汉奸学者，闹得全国沸沸扬扬，那么，蒋为了表示支持，两个人一起在北平文天祥祠合照了一张相。蒋花很多时间去拉拢名学者。许多人的回忆录都说明这一点，最近我看到一些侍从室接见客人的记录表，可以知道蒋花许多时间在与名学者们谈话。傅斯年在‘五四’时名满天下，蒋那时还没有出头。事实上，蒋当时非常注意北方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北京的勤工俭学在发展的时候，蒋还曾经寄钱去捐助过，这表示蒋对当时正在酝酿的一些新运动很注意，所以他不可能不知道傅斯年。像胡适、傅斯年，现在用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是有很大‘象征资本’的人，在当时也不是任何一个政治人物可以随便轻视的。所以，蒋一直要拉胡适、傅斯年出来做官，傅斯年在一封信说过：我们如果出来做官，我们就连为政府讲话的立场都没有了。在台湾流行一张照片就是蒋介石跟麦克阿瑟、傅斯年坐着，傅斯年的神情非常悠哉，并没有把蒋当作一个大人物。”
世间已无傅斯年。历史风云变幻，从梁启超、蔡元培、胡适、傅斯年一路走来，中国知识人从社会中心的地位渐渐变得边缘化。
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
傅斯年在北大读预科时，表现杰出，毕业时所有人文学科都是第一名。虽然他不是唯一的天才学生，但被夸张地称为“孔子以后第一人”、“黄河沿岸的第一才子”，这有助于他日后成为学生领袖。
在北大国文系，傅斯年读大学一年级期间，蔡元培来到北大。蔡元培当校长九天后，就任命热衷于文学和道德改革的陈独秀为文科学长。而1917年胡适归来，更为北大带来一股新风。傅斯年在胡适和陈独秀到北大之前就接触了西方书籍，在新旧思潮激荡下，转向新文化运动。
1919年1月，傅斯年主编的第一期《新潮》杂志出版，希望向国内介绍西方思潮，目的是将年轻人的思想从僵硬顽固的陈规陋习中解放出来。《新潮》的巨大成功吸引了北大图书馆管理员毛泽东的注意。毛后来说：“我的职位太低了，人们都躲着我。我的工作之一是登记来读报纸的人的名字，但是对大多数人而言，我并不作为一个人而存在。来读的人之中，我认出了这次学生运动的著名的领袖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及其他人，我对他们充满了好奇，我竭力想同他们谈论政治和文化，但他们都是大忙人。他们没有时间听一个操南方口音的图书管理员讲话。”（见斯诺《红星照耀中国》）
1919年5月4日早晨，傅斯年带领约三千学生的队伍，向北京使馆区进发，准备向美国公使递交抗议信。五四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走上街头的学生手无寸铁，却极大地改变了北京的政局。5月5日，傅斯年与国民社的领袖许德珩发生争论。傅斯年在挨过一个耳光后，拒绝继续参加任何进一步的活动。
作为未出校门的学生领袖，傅斯年居然挑起了与北大教师梁漱溟和马叙伦间的两次论争，并宣称他的任务之一就是向长辈敌手发起挑战，或者说“骑在老虎背上”。傅斯年声称：“文人一旦做到手，‘人’可就掉了。”他将整个新文化运动事业看做一种接近“人性”的努力。
那个时代的人物内心多充满冲突，傅斯年常用“一团矛盾”一词。据胡适日记1929年4月27日所记，傅斯年告诉他：“我们思想新信仰新；我们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旧是传统的中国人。”胡适完全同意，在日记中说：“孟真此论甚中肯。”
1919年冬，傅斯年离开中国，前往伦敦留学，决心全面地学习“西方学问”。傅斯年在伦敦大学用了三年时间，打算攻读心理学硕士学位，但最终没有得到学位。1923年6月，傅斯年离开伦敦去柏林。1923年至1924年间，德国高度的通货膨胀有助于中国学生留在德国，因为汇率对中国货币有利，当时约有一千名中国学生居住在柏林。在柏林大学，受陈寅恪的影响，傅斯年逐渐向柏林大学的一群东方学者靠拢。
1924年曾往德国访问的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写道：“那时在德国的学生们大多数玩的乱得不得了，他们说只有孟真和寅恪两个人，是‘宁国府大门前的一对石狮子’。他们常常午饭见面，并且大家说好了各吃各的，因为大家都是苦学生。”
在1925年至1926年间，傅斯年的学术研究逐渐转向东方学和历史语言学。在七年的游学生涯之后，傅斯年逐渐回归到最熟悉的领域之中。
上穷碧落下黄泉
一得知北伐成功，傅斯年便回到中国，他被任命为广州中山大学文科学长。这时，他31岁。傅斯年回国是怀着建立一个新学术界的雄心。在欧洲逗留七年后，他沮丧地发现，世界上最重要的东方新中心在巴黎和柏林。据说，1925年傅斯年在外国留学时，刻了一枚“天汉之后”的印章。后来一次酒醉后，他终于说出了愿望：把洋人从中国驱逐出去并将其消灭，让中国的领土扩大到苏伊士运河。
傅斯年建立“学霸”地位的壮举是促成了史语所的成立。在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的领导下，傅斯年和一批五四学生成功建立了十三个研究所。从1928年到1937年，史语所逐渐成为十三个所中最有成绩的一个。史语所汇聚了当时第一流的学者：史学大家陈寅恪、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赵元任、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李济。
在史语所，傅斯年挑战传统研究的读书方式，主张给予田野工作同样的注意。他宣称：“我们不是读书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是从屈维廉（G.M.Trevelyan）的名言改编而来：“收集法国革命的事实！你必须上达天堂、下入地狱来获取它们。”
傅斯年采用铁腕手段来管理史语所，坚决地将他的思想灌输给年轻的学者，只对李济、陈寅恪、赵元任和其他一些早期创立者采取宽容方式。当时他的绰号是“胖猫”，因为无论什么时候，只要这只“胖猫”在史语所出现，“老鼠们”就会勤奋工作。在傅斯年短暂的一生中，他被同时代人戏称为“学霸”。他能够确保获得资金及开展史语所诸多项目所需要的各类帮助。他通过广泛的私人关系网，成为许多项目幕后的操作者和许多学者的赞助者。
“傅大炮”
抗战中，傅斯年既担任史语所所长，也是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他对政府不端行为充满火药味的批判，赢得了“傅大炮”的绰号。傅斯年因对两位行政院长孔祥熙、宋子文的攻击而著名，最终促使他们辞职。
尽管孔祥熙的腐败广为人知，引起全国的讨论，但并未遭到反对，因为没有人敢对此做什么。唯一的例外是傅斯年，他多次向蒋介石上书，指出孔祥熙的行为危害了蒋介石的声誉和国家的力量。傅斯年告诉胡适：“为了保护蒋先生的（声誉），我敢于起来反抗他（孔祥熙）。”私底下上书蒋介石无效，傅斯年决定公开攻击孔祥熙。
1943年，国民政府财政总决定向公众出售五亿美金美国贷款中的一亿美金。国库局负责出售这笔资金的几名下级官员，给傅斯年寄去了该局的几页账本，表明孔祥熙及其党羽大肆贪污并参与了“侵吞”这笔美金。在1945年7月的国民参政会上，傅斯年提出一个议案。听到这个消息，蒋介石的参谋主任陈布雷和国民参政会的秘书长王世杰，两人都是傅斯年的好友，极力阻挠这一动议。他们劝告傅斯年向蒋介石私人上书，而不是将这个丑闻公之于众，以招致美国和中共的攻击。傅斯年并不为之所动。
由于害怕孔祥熙的党羽会偷窃他的证据，傅斯年将它放在一个小皮箱里，白天随身携带，晚上则当枕头。傅斯年的发言震惊全国。得知孔祥熙的腐败已经招致美国政府的愤怒后，蒋介石终于决定罢免孔祥熙。傅斯年自述：“闹老孔闹了八年，不大生效，这次总算被我击中了，国家已如此了，可叹！可叹！”
抗战胜利时，傅斯年喝醉了，他游荡在重庆街头，亲吻遇见的每一个人。短暂的庆祝时期之后是复仇时期，傅斯年很快进入行动。他的政策是将所有在“伪北大”时期积极服务的教员驱逐出北大。曾担任伪北大校长的周作人立即给他以前的学生傅斯年写信，恳求让往事成为往事，但无济于事。
胜利后的国民经济每况愈下。在1945年接替孔祥熙担任行政院长的宋子文推出了错误政策，而其小集团惊人腐败，被认为是造成经济衰退的罪人。1947年，傅斯年对宋子文的行为忍无可忍，在“黄金危机”发生后，他立即发表了《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宋子文的失败》、《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这三篇文章引起轰动，虽然蒋介石将通货膨胀归罪于中共，十五天后，宋子文还是下台了。
“傅大炮”成为一个现代谏臣。支持傅斯年的信件渐渐堆积成山，许多国民党员开始追随他的行动，一百个国民党核心党员被发动来呼吁惩罚宋氏集团。甚至连国民党的主要机关报《中央日报》也都呼吁消灭孔、宋集团。
傅斯年的这些攻击言行使他在国人心目中成为一个“清流”代表，而做一个“清流”成员并不意味着成为一个职业从政者。傅斯年说，他之所以介入政治，仅因他不能忘生民之幸福。因此，他在学术之“门里门外跑去跑来”。但他坦承，自己唯一真正合适的工作就是做谏臣，而不是高官。
“归骨于田横之岛”
1948年12月，当北京即将被中共军队占领时，傅斯年得到政府同意，派遣两架飞机营救北京那些想逃亡到南方去的杰出学者。然而，救援名单上的大多数学者对逃亡的邀请反应十分冷漠，当中只有少数人登上飞机。傅斯年在南京机场迎接飞机时，看到机舱里只有少得可怜的几位乘客时，失望地哭了。
得知南京也很快陷入中共之手，傅斯年身上携带了大量安眠药。听到他的两个老友陈布雷和段锡朋自杀的消息后，傅斯年决定为“旧朝”献身。多亏妻子的干预，他才免于自杀。
1949年1月，傅斯年被任命为台湾大学校长。尽管傅斯年只在台大工作了不到两年，在此后的台大任何一个民意调查中，他仍然是最值得纪念的人物。为纪念傅斯年的傅园、傅斯年大厅，每小时都敲响的傅钟，皆让台大学生铭记他们的校长傅斯年。
当白色恐怖弥漫之时，傅斯年尽力维护学术尊严，抵制警察闯入台大校园。他的名言是：我所办的是大学，而“不兼办警察”事务。他抵制没有足够的证据就逮捕学生，并成功地使许多无辜的学生获得了自由。
1949年，傅斯年写了一个卷轴：“归骨于田横之岛。”不意一语成谶。在台湾，心理的焦虑与恶劣的生活环境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他曾说自己“突然从少年进入老年”。1950年12月20日，台湾省参议会绰号“郭大炮”的代表郭国基质询台大的行政管理，使傅斯年猝死于高血压。傅斯年曾是名震天下的“傅大炮”，最后却在另一具“大炮”的轰击下死去。
傅斯年逝世后，胡适在1950年12月20日的日记上写道：“这是中国最大的一个损失！孟真天才最高，能做学问，又能治事，能组织。他读书最能记忆，又最有判断能力，故他在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史上的研究成绩都有开山的功用。在治事的方面，他第一次在广州中山大学，第二次在中研院史语所。第三次代我作北大校长，办理复员的工作。第四次做台大校长，两年中有很大的成绩。”胡适提醒大家：中国丧失了它最忠实的爱国主义者。
来源: 《时代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