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一次聚会，黄苗子、王世襄几位先生正在聊天，范用先生走了过来。他说他前两天又摔了一跤。大家问怎么摔的？他说，他突然发现养的金鱼，有两条不停地追来追去。他不懂，害怕后面这条要吃前面那条。他好奇地盯着观察，一不小心，脚下一滑，便摔了一下。但他非常认真地说：“真是奇怪，它们干吗要追来追去？真奇怪。”黄苗子指指王世襄说：“专家在这里。”“你说是为什么？”范用扯扯王世襄的衣服问。
王世襄慢条斯理地回答：“那是金鱼在产卵。”
王世襄话音一落，大家都开心地大笑起来。只有范用一本正经地点点头，连声说：“噢，噢。真奇怪。真奇怪。”那样子，真像一位天真少年，用好奇心打量着周围的事物。范用做什么事情都快。记得十几年前我第一次到他家拜访他，就对他的“快”深有感受。我们说到一些都感兴趣的人与书。他说话很快，一串接一串，少有停歇的时候。说着说着，提到什么旧的、新的书或者杂志，腾的一下站起来，就走进另外一个房间，只听见木地板嘎嘎作响，一转眼他就拿出一本来。“你看，这就是当年的杂志。”不等我细细翻阅，说着说着，他又转身走进屋，再拿出一本书了。“你看，台湾刚刚出版的，印得多漂亮。”谈话间，他不断地站起来，走进去，拿出来。如一阵不停歇的风，热烈，迅疾。我在想，这老头儿，倒真像一个名副其实的“小旋风”。
后来熟了，我渐渐明白，他快，是因为无法掩饰谈到书的兴奋。没有别的什么东西能够像书那样吸引他，让他投入，让他陶醉。当他提到那本书，如果不拿出来让客人看上一眼，那一定很难受。
和这种喜欢书的老人来往，是件很开心的事。有段时间，他的藏书成了我理想的“图书馆”。遇到别处很难借到的书，我便会想到请他帮忙。有一年，我想把沈从文上世纪30年代发表于《国闻周报》上的连载《记丁玲女士》进行校勘。我先从唐?那里借来《记丁玲女士》上册，又从范用那里借来下册。我很荣幸，得到了这样两位老人的热情帮助。写黄苗子、郁风的传记，又是范用热心地将所收藏的所有30年代的漫画杂志借我参阅。
范用注定该做一个出版家。在小学，他喜欢剪报，然后用小卡片将之装订为一本本小册子，供同学之间借阅，这便是他最早编辑的“杂志”。尽管他的兴趣非常广泛，演戏、唱歌、写小说，都曾尝试过，但这些爱好，最终只是成为一种修养和背景，走在前台的永远是出版。从打包、送信、邮购等杂务开始干起，一直到批发、门市、会计、出版、编辑，有时还设计封面，几乎出版社的每个环节范用都一一经历过。他学历不高，后来在填履历表时，他总是老老实实填上“小学毕业”，用他的话来说，如果想好看一点，就填为“中学肄业”。谈到这些，他有时不免解嘲地说：“要是现在，我是没有资格进出版社大门的。”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在今天也许没有资格进出版社的人，却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大出版家。他倡导创办的《新华文摘》、他担任三联书店负责人期间编辑出版的诸多颇具分量的著作，已经成为中国出版界的骄傲。
漫画家方成为范用画过一幅漫画，题为《无题》。说是“无题”却有题。那就是范用与书的关系。画中的范用“逃窜”至空中，可他仍然紧紧抱着比他整个身体还要大的几本书，头往后张望，有一丝惶惶然，也有一种满足。仿佛他在庆幸，尽管一切都已失去，幸好还有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