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人物：范用，出版家。1923年出生在江苏镇江。曾任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副社长，并于1985年兼任三联书店总经理。在他主持下，三联书店出版了《傅雷家书》、《随想录》等一大批在中国图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经典图书。1989年离休。

读书无禁区

1979年4月，在范用主持下，三联书店创办了《读书》杂志。《读书》旗帜鲜明地亮出了思想评论刊物的旗号，注定了它的诞生与发展都不会风平浪静。

作为一位杰出的出版家,范用的人生华彩乐章集中在了1979年到1989年这10年间。这本至今仍然拥有大量读者的“文革”后第一本思想文艺评论刊物，成为了上个世纪80年代文化思想的一个前沿阵地，是中国读书类杂志的成功范例。

晓君：我特意找到了1979年的第一期《读书》杂志，第一篇文章的题目叫作“读书无禁区”。为什么会取这样一个题目？

范用：有个背景你应该知道，“文化大革命”中是不许看书的，读书的人叫“封资修”。书都烧掉、损掉了，只剩下“毛选”，还有一本红小书，就看这么一些书。为了打破这种思想上的限制，当时一开始我们就要发表这篇文章。

文章发表后引起很多议论，其中很多指责我们，说坏书也可以读啊？其实他并没有把这篇文章整个地看完，这篇文章里面也讲到了对青少年要引导，要建议他们看好书，文章很全面。什么原因引起这些指责呢？后来我才知道，有的人很忙，顾不上看文章，就看标题，然后发表意见。后来我们开玩笑：以后拟标题小心一些，标题不要太敏感就行了。

晓君：我查了一些资料，这个题目最早叫作“读书应该破禁区”。是后来改的吗？

范用：后来改的，稍微简化一些念起来更好。我的读书观叫“博学之”，看书要广，“明辨之”，看了以后要分清它。最重要的是在“明辨”上。

晓君：《读书无禁区》里描述了“文革”中的一些情况。我印象特别深的是，说在“文革”期间有一个开放图书目录，一共出了两期，它一共刊载文科图书一千多本，也就是说除了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方面的书之外，我国几千年来所积累的至少数十万种图书，能够蒙受开放之恩的只有一千多本。

范用：很少很少，十年当中只有这么点书可以看。开放以后有个书单子，也不过有四五十种书可以印，当时新华书店门口排长队抢购。这说明了大家饥饿的程度，没书看。

晓君：面对这样的情况，你心里头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范用：我觉得应该冲破这种禁区，首先思想上不要害怕。不要以为看书一定要有人指导，好书才看，不好的书不看。用不着。看多了，自己就可以辨别了。我这人有个毛病，什么书有问题，我自己找来看。

晓君：《读书无禁区》，是你们收集稿件的时候作者的来稿，还是你们的组稿，有意让他写这篇文章？

范用：是请他写的稿子。作者是过去中宣部理论处的处长李洪林。要办杂志，总要广泛地组稿。这篇文章他写了交来，我们看了觉得很好，想让它打头阵，因为杂志叫《读书》嘛。

晓君：他文章中的想法跟你们不谋而合？

范用：对。我们还没想到这样写稿：呼吁打破禁区。

晓君：您当时为什么想起来要创办《读书》杂志？

范用：让一些人能在这里很自由地讨论问题，发表意见交流思想。“四人帮”横行多年，设了很多禁区，这个不准看，那个不准看，书都是封资修，都要烧掉。我们要打破这个禁区，冲破这个罗网。

我办《读书》是继承我们三联书店的传统，用一本杂志来联系广大的读者。我在1938年参加“读书生活出版社”，当时有份杂志叫《大众生活》，在旧中国影响很大，很多年轻人就是在看了它后走上了追求新思想、干革命的道路。

晓君：我记得《读书》的发刊词里头，专门提到这是一本思想评论刊物。它并不是一本简简单单的书评杂志？

范用：不是，要广泛一点。

晓君：但是当时“文革”刚刚结束，人们的思想还是在“文革”所形成的这样一种传统禁锢当中。围绕这本杂志该不该办，怎么办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争论？

范用：小的阻力也有。出版社内部讨论，出刊物可以，将来发生了问题由我负责。而我觉得不会有问题。到现在也没有问题。每次付印前我要看一次清样，从头看到尾，我觉得有责任把这个关。

晓君：《读书》出来之后，读者群里反应怎么样？

范用：到现在，这本杂志还受很多读者欢迎。他们有一句话，看《读书》是补钙，有营养啊。

晓君：《读书》刚开始创办的时候，五个人当中有四个是高中生。看来，您在选人的时候并不很看重学历？

范用：那倒不是，但主要看办事能力。我这人没什么学问，但有点办事能力。

晓君：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这个“办事能力”呢？

范用：大事、小事都干，吃苦的事情也干。另外，要主动地去做，不要等领导叫你做才做。

刚开始办的时候就我一个人，我请了史枚先生来编。史枚先生是我们生活书店的老编辑，过去编过《读书月报》。后来我又找了一个同志做他的助手，我跟这位同志讲史枚先生编好的送给你，你负责送给工人去排、印。后来慢慢地又增加了几个人，一共是五个女孩子，那时候叫“五朵金花”。这五个女孩子只一个是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其他四个都是高中毕业。所以后来人家说了：几个高中毕业生，编一份给研究生看的杂志。

晓君：《读书》还有个特点，大学者小文章，语言非常通俗。

范用：你现在还看《读书》吗？我看得少了。我跟他们讲，好文章偶尔会有几篇，但有一些文章我都看不懂。杂志应该是编给一般人看的，当然也要让那些作者喜欢，做到雅俗共赏。

干出版就是干革命

生活书店、新知书店和读书生活出版社分别由邹韬奋等人创办于1932、1935、1936年。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知识界,这三家书店可以说是无人不晓。1948年10月，三家书店在香港合并，成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三联”以狂飙突进般的思考,永远追求真理的勇气,独立的人格和大无畏的精神,始终站在救亡图存的第一线,谱写了一部红色的出版和发行史。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逃难中的范用被读书生活出版社的经理收留,作了名练习生，时年15岁。从此，范用的命运与“三联”紧密相连。

晓君：三联书店的前身，除了读书生活出版社，还有哪些？

范用：三联书店的全称叫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前身是生活、新知、读书生活三家书店。

当年都是党的书店。为了对付国民党的查封，我们就多开几家书店，查封了这家还有那家。后来，我们还设了各种名目的书店，叫二线、三线书店。这是周恩来副主席教的：第一线是这三家书店，二线隐蔽一点，第三线更隐蔽；二线出书跟一线不同，要灰色、隐讳一些，三线更加隐讳。这样，国民党就不能把我们一网打尽了。

有段时期，差不多四五十个书店全被他们查封了，包括生活书店，只剩下在重庆的一家。他们因为担心国际影响，所以没敢动。昆明、桂林、贵阳、成都的几家都被国民党查封了。桂林那家书店被查封后，这只是换了个招牌。我过去又弄了个“新光”书店，把它恢复起来。

晓君：书店换牌开张，经费从哪里来？

范用：当时没有钱。经李公仆介绍，我找到聂耳的哥哥聂叙伦，云南兴文银行驻桂林的经理。他给了我一个空白支票本，说你要用钱尽管开。我说好，可是得说清楚，我会还的。他说好。然后他让我去里间，把聂耳的日记拿给我，说你想办法出本《聂耳传》吧。日本人来后，我怕遗失，赶紧把日记还给了聂叙伦。日记后来出版了，最近又印过。

只知道这书非常好

1951年后，三联书店曾一度与人民出版社合并。1985年，范用兼任三联书店总经理。1986年1月起，三联书店恢复独立建制，

1979年，傅雷右派问题还未彻底改正，傅聪还带着“叛国”帽子，马思聪、傅聪暂时还不能回国，范用已在为《傅雷家书》的出版奔波了。1983年，《傅雷家书》得以由“三联”出版，今天已行销100多万册。

1994年8月陈白尘去世。范用得知，陈白尘去世前，曾从“文革”期间留下的上百万字日记中，编选出“五七干校”部分，取名《牛棚日记》，交给一家出版社，但被退回。听到这一消息，已经离休的他，仍然迫不及待地想见到陈白尘的女儿陈虹。范用约好与陈虹见面。就在这天上午，他不幸被自行车撞断了腿骨。

晓君：您出了许多有影响的书，自己最满意的是哪些？

范用：《傅雷家书》、巴金的《随想录》、陈白尘的《牛棚日记》、杨绛的《干校六记》、房龙的《宽容》。

晓君：您在离休后，怎么想到要出版陈白尘的《牛棚日记》？

范用：他在“文革”期间的遭遇很惨，这本日记比较真实地记载了他当时的思想、当时的情况。我想把它印出来让大家看看。

晓君：陈白尘先生的女儿陈虹说，您曾经为了取书稿，被自行车撞断了腿骨？

范用：有这回事，但不是为了取书稿。一天，我在东单“中国书店”门口，有辆自行车迎面而来，把我撞了，我腾空而起，坐到了地上。粉碎性骨折。我在医院躺了大概五个月吧，骨头总算接上去了，但左腿短了一点，走路有点跛。让我做个高跟皮鞋我也没做。

晓君：您被自行车撞了躺在病床上，陈虹说，您一看到她，没有开口就已经流泪了，是怎么回事？

范用：陈白尘是我的老师。老师不在了，我想念他。他第一次见到我就有说有笑的，说你长得像个小姑娘似的，我马上就觉得很亲近。我们有一次在四川开座谈会，他当众说范用是我的学生。人家很奇怪：你这个学生怎么搞出版啊？没有搞学术、搞话剧。

后来，陈虹把书稿拿来，我躺在床上，一口气看完了，然后把它送去出版。书印出来后，我拄着两个拐，把它送到陈白尘的图书展览会上。

晓君：您拄着拐把书送过去，而不是委托别人？

范用：对。我应该自己送过去，亲手交给四妈，陈白尘夫人。这是对她最好的安慰。

晓君：当时是1994年，您离休五年了，出书已经不属于您的工作范畴。

范用：我离休也没有闲过，帮出版社推荐好稿，帮他们设计封面，什么都干。我最大的乐趣就是把人家的稿子编成一本很漂亮的书，封面也很漂亮。

晓君：还有很多让人们印象比较深的书，比如《傅雷家书》、巴金的《随想录》都是您策划出版的。这些书出版前好像都有过一些挫折？

范用：出版《傅雷家书》最开始，工厂拒绝给我排书，说傅聪叛国，不能出他们的书。中央音乐学院打过一个报告，请傅聪回来讲学，胡耀邦批的。我把报告找来看，心想他还可以回来讲学，他父亲的信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当时提倡不问政治，我说什么叫白什么叫红到现在都说不清楚，我只知道这书非常好，不仅做儿子的要看，做父亲的也应该看一看：应该怎么教儿子，怎样作父亲。

晓君：您把印刷厂说服了？

范用：还是给我们排印了。当时是受“左”的思想影响，这个不能看，那个也不能看，这是毒草那也是毒草。

晓君：你当时是怎么想起来要出这本《傅雷家书》的呢？

范用：我把原稿拿过来，看了一遍，感到非常好，非常感动有这样的父亲。稿件是傅聪的弟弟傅敏交给我的。傅聪在国外，稿子在傅敏手上。

晓君：当时是不是有很多出版社不敢出这本书？

范用：没有人知道这本书。我是从楼适夷那里知道的，楼适夷跟傅雷很要好。有一次我们两人在出差到上海的路上谈起来，他告诉我这个事，我说赶快，就把稿子拿来了。

晓君：书出版的时候进行了一些删减。

范用：这是傅敏做的工作，我不做任何删减。傅敏觉得哪些应该删减，哪些可以保留，由他来作主。后面讲的一些家务事，就被删掉了。

晓君：《傅雷家书》出版之后，您还搞过几次手迹展。为什么要搞这些展出呢？

范用：傅雷的手迹很惊人，每个字都写得一丝不苟，很漂亮，让你肃然起敬。这是一个很有修养的人。所以我把他的手稿拿来，在北京、上海、香港开展览会，让大家都看看。

晓君：您是怎么想到要出版《随想录》？

范用：《随想录》在香港的《大公报》连载时，我看了。我觉得巴金是讲真话嘛。《随想录》在香港发表时曾有过删改，巴老很不高兴。那时巴老到北京来，住在民族饭店，我去看他，说巴老你听我说，我一个字不删。巴老很高兴地把书稿交给我，我就出了。

后来巴老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还讲到这个事，说“是你们用辉煌的灯火把我这部多灾多难的小书引进‘文明’书市的。”他在“文明”上打了引号，认为现在不够文明，这个不能出，那个也不能看。

晓君：在香港被删改，是因为很多人不愿意看到他稿子当中的那些话？

范用：大概是犯忌吧，里面主要谈“文革”。

晓君：那时候离“文革”还不远，不到十年。但是您跟他承诺，说一个字都不删？

范用：不删，一个字都不删。

晓君：您当时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底气？

范用：巴老的字为什么要删呢？不要删，巴老讲真话。我们现在应该有人出来讲真话。

晓君：您出《随想录》是在1987年。这本书出版好几年后，在其他的一些巴金著作中，我看到《随想录》中的一些内容还是被删掉了，比如说“文革博物馆”部分。为什么在您之后，还有人不敢完整地出这本书？

范用：我想，是做编辑工作的人心有余悸，怕出什么事，其实完全是多余的。每个人看问题不同，想法不一样。有人小心谨慎，有人胆子大一点，有人把问题估计得太严重，我认为他们把问题估计得太严重。我的顺利出版证明没有问题。

晓君：这说明您的勇气比一般人大，还是您的位置决定了您的判断力比较准确？

范用：都不是。我们做出版工作的有一种责任，看到好的稿子，就应该想办法让更多人看。

晓君：可是在当时的环境下，特别是在“文革”刚结束，不见得好的稿子，就一定能有一个好的结果。您就没有一点担心吗？

范用：没有。我经手出版的图书，从来不送审查，我负责。有的出版社把书稿送交上面审查，上面不欢迎就把稿子压在了那里。

我觉得做工作嘛，不要有太多顾虑。自己认为是对的，就应该去做。到现在我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只是好像听一个很有权威的人说过，巴金是个搞自由化的人，无稽之谈。

过去确实很自由

三联书店刚刚从人民出版社独立出来时，出了些“杂七杂八”、又居高层次的书。别人出名著，他出大作家的小作品，如“文化生活译丛”；别人出专著，他出反映新潮流的通俗理论如《情爱论》、《第三次浪潮》、《宽容》、《婚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传统：以出版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著译图书为主，兼及实用书、工具书。

七十多年过去，三联书店的店训依然是邹韬奋先生的那句话：“竭诚为读者服务”。

晓君：业内评价，“三联”的风格是八个字：“自由、独立、平实、典雅”。

范用：不知道，不是我的话。

晓君：有些评论说，在您主持期间，“三联”、《读书》的风格就是您的风格。

范用：那不一定。夏衍先生倒是说过：范用哪里在办出版社啊，他是交朋友。

我说夏公啊，交朋友的目的是为了出好书。夏衍说，范用出的，是文人写给文人看的书。

晓君：北京一些书店中，“三联”给人的感觉最随意：可以从早看到晚，也可以不买……

范用：还可以坐在楼梯上看书。三联欢迎人们去看书。我在香港的商务印书馆，看到有个角落，小朋友可以坐在地上看画报。后来我跟书店建议，咱们买些垫子放在地上，让小朋友也可以坐在地上看书。应该欢迎小朋友来书店看书，将来他们长大了，就是我们的顾客。

晓君：我们查阅了一些资料，有人评论“过去‘三联’的领导确实有弱点，那就是政治观念不太强，他们有时候对他们的上级领导敬重不够，他们不太使用他们的陈词滥调（有时候这是一个必要的伪装），他们太容易暴露内心世界的真实感受，但是真正的‘三联’人会永远怀念那些自由而民主的日子……”

范用：这是人家的看法，我不知道。我的政治观念的确不太强。人家说范用光拉车不看路，我说我是个实干家，不大懂政治。从我参加工作，进了出版社就觉得很自由，我们三联书店过去确实很自由。

本文原发表在2004/10/26《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