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我还在出版社上班，丁聪每星期必来，老远的从西到东，坐公共汽车，路上要换车。

丁聪老诉苦，不知说的真话还是假话，说“家长”（夫人沈峻则谦称是“高级保姆”）太怜爱他，不忍心看他横向发展，影响健康，早餐定量供应，一片面包，外加一个西红柿，或半根黄瓜。丁聪翘起嘴唇，说面包薄得风一吹就飘走，还用手比划。1983年，我们的朋友李黎从美国来，听了随手画了幅漫画《丁聪先生随风而去的面包》：丁聪笑容可掬，盘腿坐在面包上，仿佛坐着飞毯，飘飘然，一点看不出在受苦受难。

丁聪也学会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有办法，到范用那里‘反饥饿’”。

他到三联书店，先看望《读书》杂志的五位女将——人称“五朵金花”，聊一阵。到中午，跟范用下小馆，东四一带的小馆子，几乎吃遍。那时候还不兴高档，两个小炒一碗汤，外加四两二锅头，花不了几块钱。

丁聪最反感的是，范用总要叫二两米饭，而又吃不下。于是用语录教育我：“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代我把饭吃掉，一粒不剩。

我们有一条不成文法：以西单到西四这条马路为界，上路西的馆子，丁聪掏钱，路东的馆子，范用付。有时多几个朋友，就远征到丁府楼下的馆子吃烤牛肉；碰上叶浅予，那就吃叶老的。

我退休了，没有了地盘，丁聪不来了，说：“不好玩了！”只好两地相思。

现在又好玩了。三联书店在美术馆东侧盖了楼，开设门市，附设咖啡座。我们相约今后在三联见面，看看书，喝杯茶，然后“反饥饿”；我也反，买不起书，饱看一通，也是“反饥饿”。当然，有好书，也还是要买一两本。

以往，丁聪吃完饭，还有一项重要任务，上王府井新华书店，用他的话说，“送两个钱给书店才心安”，买本书，不能空手而返。实在没有可买的，就买张北京市街道图，家里已经有七八张，还买。书买重了，送给范用。书店欢迎这样的买主。

我在出版社，接待过好多位鸿儒、作家、学者、画家。王世襄、费孝通、黎澍、王芸生、萧乾、吴祖光、冯亦代、黄苗子、郁风、黄宗江、卞之琳、吴甲丰、戈宝权、梅朵、方成、韩羽、姜德明……人民文学出版社韦君宜、严文井、孟超、李季、许觉民、绿原，一个楼办公，他们也随时过来坐坐，孟超总端着茶杯。香港三联送来的咖啡，正好用来招待客人。我的出版社小伙伴闻到煮咖啡的香味，也来喝一杯。不过老年人还是习惯喝茶。

有一年，艾芜先生要率团到朝鲜访问，打成都来，70多了，还爬上五楼到我办公室。30年代他就是三联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生活书店）的老朋友，我们是1942年在桂林认识的，他住在郊外观音山，生活清苦。初次见面，他杀了一只自己养的鸡招待我，那一年我刚满20岁，他长我18岁，我叫他“汤先生”（艾芜本名汤道耕）。

另一位老朋友戈宝权，每回来只谈书不谈别的。我们谈书，谈了四五十年，从重庆谈到上海，又谈到北京。现在，他住到南方去了，夫人贤惠，生活很幸福。

卞之琳先生从干面胡同到东四邮局寄信，走累了，没有地方歇脚，也来爬五楼，走进办公室说：“你忙你的，我抽支烟。”楼公（适夷）说：“北京没有茶馆、咖啡馆，街上找不到坐一坐的地方，不像上海。记得上海南京西路的一个拐角，有家用球状玻璃器煮咖啡的小店，路过我总要进去喝一杯，十几年前还在。北京老舍茶馆，不是我们说的那种茶馆，也喝不起。”

“文革”期间，1972年我“解放”了，袁水拍还靠边站，没有事干，一个人在家里推敲毛泽东诗词英译，有时也来，无可奈何的样子，有点颓唐。

后来他当上文化部副部长，就忙了，没有时间来我这里泡。再后来……世上的事，真难说；不过我至今还是怀念他。

我办公室对门是洗手间，朋友封我为“文史馆长”。“文”者“闻”也，我如入芝兰之室，久闻不觉其香，客人陪闻，我很抱歉。最近，我还给人民出版社提意见，一要办好食堂，二要修讲究的卫生间，一进一出，乃关系职工利益的大事。为什么会议室倒舍得花钱一再装修？他们说因为要接待外宾。

有一天，真文史馆长启功先生来了，老人家居然登高，赠我一书一画。我从不敢跟人讨字画（王世襄、郁风例外），更不敢向启老讨，看他吃力的样子，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在人民出版社工作36年，在“五二○”办公室30年，三分之一的人生在这里度过，由中年到老年。1958年“大跃进”，1966年“大革命”，歌于斯，哭于斯，不堪回首。还有一些可悲可喜、刻骨铭心的事情，留下回忆，难以忘怀。

说是退休会有失落感，我的失落感是再也不能在“文史馆”接待我尊敬的先生、朋友们，向他们讨教，取得他们的帮助，或者随便聊聊。这种闲聊对我也十分有益，增长我的知识，使我知道如何待人接物。他们的乐观精神，更是感染了我，做人很快活。

（摘自《泥土脚印》，范用著，凤凰出版社2003年10月出版。）

中华读书报 2004年3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