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政通先生的家位于台北内湖，客厅挂着何怀硕的书法“智慧不老”。韦先生说：“‘智慧不老’是对自己的勉励。我现在手不能写字，但嘴还能讲，所以到大陆去讲学，他们整理的内容就是我的最后一本书，书名叫《智慧不老》。”

从首富家庭出走

韦政通生于江苏省丹阳县新丰镇后小辛村，家里是当地的首富。他回忆：“父亲对我来说是一个负面的教材，金钱对我没有诱惑。”1949年，韦政通由上海出发赴台湾，理由很简单：为了追一个女孩子。韦政通笑道：“这是性格的问题，我对那个家没兴趣。这个女孩子其实是个借口，主要是为了离家。我很喜欢这个女孩子，她是个护士，常来我家打针、拿药。后来她跟着军队去了台湾，我就借这个机会追来了。我偷了母亲十块银元，当兵跟着军队来了，到了基隆，我只剩下一块银元，买了香蕉吃，剩下五毛。五毛钱也就过下来了，流浪了好几年。”

我问：“到台湾后跟那个女孩子还交往吗？”“我们非常要好。她知道我来台湾，也很惊奇。她买嫁妆找我帮忙，而不是找男朋友。我后来参加了她的婚礼。她能够结婚，我也很高兴。后来我们都有长久来往。”

初到台北，韦政通在一家小报当记者，同时写作小说、散文。1954年，韦政通厌倦了“浑浑噩噩的生活”，辞去新闻工作，搬到台北大屯山麓一间茅屋居住，卖稿为生。这一年3月21日，由劳思光介绍，第一次拜见牟宗三。韦政通回忆：“真正让我走上学术道路的是牟宗三先生，见到他后感到一个巨大的生命震撼了自己，他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在改变的过程中，我吃了很多苦头，我跑到山里住，过的几乎是一千年前穷书生的生活，熬了几年，我要把没有走过的路补回来才行。”三年山居生活中，韦政通苦读了大量书籍，为了买一部八册的《陆象山先生全集》，典当了当时唯一的一套冬季西服。1957年，韦政通从台北大屯山南下，至南投碧山岩的寺院安身，教寺院女尼的文史课，生活稍为安定。

自学成为大学教授

这几年中，韦政通在《人生》杂志发表了不少文章。牟宗三到台中东海大学任教后，韦政通与牟宗三接触频繁。韦政通也在徐复观主编的《民主评论》发表文章。1958年，韦政通由徐复观相助，以著作检定获教师资格，到省立台中第一中学任高中教师。

数十年间，韦政通著述不断，1977年至1979年，全力投入近百万字的《中国思想史》写作之中，每天工作12至16个小时，进入“非我作诗，乃诗作我”境界。访谈中，韦政通突然说：“我太太最欣赏我的就是用功。她说，她这一生没见过这么用功的人，数十年如一日，不知道孤独，不知道寂寞，没有过年，没有过节，就是工作。”

韦政通当年听过胡适十几次的演讲。他回忆：“胡适风度很好，口才也很好。这人十分难得，名满天下，一方面跟他广博的知识有关系，另一方面因为他相貌好。你看见他，就会喜欢他。”

谈起自己的治学之道，韦政通说：“像我这样自学成才的人，在台湾找不到第二个。”对同样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钱穆，韦政通说：“我有很多机会向他请教。但在思想上，我跟他有些距离，他对传统感情很深。我没那么深，我对传统的态度是批判的。他对传统的感情是很真诚的，很了不起，一生做的学问很可观。”韦政通对余英时的评价很高，“余英时是典型的学院派，他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史学家。在学术上有成就的人，一定要聪明，还要非常勤奋。你看余英时，那么好的学历，那么好的师承，那么好的天赋，但仍然非常用功。”

1988年，韦政通回到了阔别四十年的故乡，此时父母已故。数十年音讯隔绝，韦政通这才知道父亲因是当地首富，后来曾每天挂牌游街，不能回家，母亲只能偷偷拿东西给他吃，幸而双亲都长寿而终。此后，韦政通多次到大陆讲学，与王元化、李泽厚、汤一介、袁伟时等都是学术交游的朋友。

当天晚上，韦先生请我到湖边小馆小酌，喝的是一种叫“金门高粮”的白酒。饭后又在湖边散步。韦先生说，现在常来往的朋友是胡佛、杨国枢、何怀硕，每一两个月相聚一次，三十多年未断。与不少学界朋友都曾在湖边这条小路上漫步，风云尽在闲谈中。

对话名家 “我有我自己的中国情怀”

没有牟宗三，就不会有我

时代周报：牟宗三先生的风度怎样？

韦政通：他没有文人气，有点野气。他家庭背景很特别，父亲在山东开骡马店，供江湖上的好汉住宿，像《水浒传》里的故事一样。他从小在这种环境下长大，所以有点野气。后来年纪大了，做学问久了，才有了学者模样，但有时说话也狂。他学问那么大，是够资格狂的。

时代周报：他对你的学术影响很大吗？

韦政通：没有他，就不会有我。他对我是一种生命的震撼，我真正崇拜他。他对学生特别好，我这一生从没有见过一个老师对学生这么好。他结婚以后，我们学生五六个人常到他家吃吃喝喝。我们嗓门很大。我们在他家闹得太厉害，他新婚的妻子就很不高兴。他悄悄把他妻子拉到房间，说：“你对我生气没有关系，但千万不要对我的学生发脾气。”你看他对学生的爱护到了什么程度。我后来想，这一点我自己做不到，我爱护妻子一定超过学生的。

时代周报：徐复观先生是一个怎样的人？

韦政通：徐复观就比较复杂了。他对我也是有恩的，没有他，我就没有办法教书，他带了我的一些文章找当时的台湾省教育厅长，说：“有个年轻人需要你帮个忙，如果你能在台湾任何高中里找到这样一个老师，我就不姓徐。”他这样对厅长说，我才能在省立台中第一中学当老师。徐先生早期在日本读师范学校，回来后一直做到蒋介石的秘书。他一直在那样的环境中混。五十岁到台湾后，看到国民党政治太腐败，他就离开这个政权，在学术上奋斗。他天赋很高，在学问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徐先生的自学经历对我影响很大，是现成的榜样。中国有一个传统，就是自学成才。梁漱溟是自学的，高中毕业就到北大教书去了。钱穆是自学的，徐复观也是自学的。我也是在这样的传统中走出来的，这些人都对我有很大的鼓舞，没有经过正式的学校训练，一样可以开辟一片天地。我也感到，他们在学术上的地位一点也不比那些在国外拿学位回来的人差，甚至影响更大。

时代周报：徐复观先生当时跟殷海光先生打笔仗，当时情况怎样？

韦政通：他们在四川是很好的朋友。那时殷海光跟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就有往来。殷海光后来在《中央日报》当主笔，多少跟徐复观有点关系，因为徐复观在党里的关系比较多。到台湾以后两人走的路子不一样。一个是新儒家，代表传统主义；一个是西化派，代表自由主义。刚到台湾时两人还能来往，殷海光还在《民主评论》写文章，后来距离越来越远，两人不相往来好多年。但是到了晚年，殷海光得了癌症，两人又开始往来了。

时代周报：那时你跟殷海光接触多吗？

韦政通：我在《文星》杂志发表了一系列长文章，殷海光看到了，就让他的学生王晓波找我过去见他。他对我的文章非常欣赏，我们就这样认识了。我们做了四年的朋友，他晚年得了癌症，那时正是白色恐怖年代，殷海光受迫害，没有人敢跟他往来，就是我们几个，陈鼓应、王晓波、我。

时代周报：殷海光当年在台湾影响有多大？

韦政通：他是自由主义的代表，对年轻人有影响力。当时有个很红的杂志叫《自由中国》，他当主笔，杂志影响力很大。说到台湾自由主义的代表没有第二个人赶得上他。

时代周报：《自由中国》停刊，雷震被捕，这些事在当年轰动吗？

韦政通：很轰动，国际上也很轰动，因为那根本是个冤狱。蒋介石因为个人好恶一定要把雷震放到监狱去，雷震坐了十年的牢。我也被国民党迫害很久，因为殷海光，我成了嫌疑犯。后来在《文星》杂志发表文章，成了反传统。因为这些罪名，我在大学教书一直受影响。所以教了二十多年书，就不教了，干脆关起门自己写书。

时代周报：当年白色恐怖有多厉害？

韦政通：很容易就坐牢。没有任何法律程序、没有罪名就可以被宣判坐牢。有的人今天还在课堂，明天就不见了。白色恐怖就是这样的恐怖。我们当时也差一点坐牢。

时代周报：白色恐怖之后，你怎么看开放党禁报禁？

韦政通：大家发表文章比较容易。原来发表文章的地方很少，以后就多了。在言论自由这方面，台湾有很大的进步。

时代周报：你还是觉得国民党腐败？

韦政通：它不求长进。都是老人在混，年轻人上不去。你看党产，本来就是人民的财产，早就应该还给人民。但它不肯，有党产就有钱选举，民进党是没钱选举的。

时代周报：你怎么看陈水扁执政八年？

韦政通：也做得不好。不仅做得不好，还贪污腐败，这个大家没有料到。原来台湾的民主活动跟民进党的活动是平行的，大家都在共同努力，希望台湾政党轮替，结果这次轮替让大家很失望。这些人原来是草莽，一下子执政，不可能不腐败。

台湾民主是“跛脚的民主”

时代周报：现在你对新儒家的看法怎样？

韦政通：我以前反对新儒家，实际上只有很短暂的一段时间，很情绪化。新儒家很了不起，他们的问题是对民主、科学的诠释有问题。但是对传统的热爱，重新诠释，都很了不起。

时代周报：五四提出来的民主、自由、科学，新儒家能解决吗？

韦政通：不能。在民主问题上，中国传统资源不多。但他们的架构是民主、科学，是为儒家服务的。

时代周报：台湾的民主呢？

韦政通：是跛脚的民主。台湾有民主，但内容不充实。最大的问题就是对民族性格的教育没有下功夫。一个国家的基础在于民族性格，就是国民性。台湾法制不健全，人民对法律信任度不够。台湾的民主就是搞选举，而且选出来的“议员”都是没有水准的。好人不敢去选，也选不上，就是因为国民水准不够。政党轮替以后，民进党气势落下去了，它希望借街头运动把民进党团结起来。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建立民主的条件没成熟。当年国民党没有诚心让台湾走民主道路，国民性格教育不好，所以现在选举不太好。台北还好，只有台北的选举不能买票，别的地方都可以。台北是华人世界国民水准很高的地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比例特别高，超过香港。

时代周报：你觉得台湾的民主政治特点跟中国文化有关系吗？

韦政通：人是文化创造出来的，有中国文化才有中国人。它没有民主的传统，一下子搞民主是很艰难的。西方也是很缓慢地走过来的，你看他们女性投票也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有的。民主需要一个很漫长的发展过程，要历经几百年的演变才能逐渐成熟。

时代周报：我们在外面看，台湾立法会吵架，还有打人。你怎么看？

韦政通：这就是水准的问题。都是没有水准的人选没有水准的人，有水准的人进不去。台湾的选举有问题，真正的人才选不上，还是要靠钱财，选举要花很多钱。整体来看，台湾民主的水准是不够的，“国会”经常打架，媒体的因素很重要，你不打架，它不报道的。没有好的名气也要有坏的名气，要有名就要闹点事，媒体才会报道。一个民意选出来的人，他必须经常上报，使得老百姓不会忘掉他，下次选举才有机会。真正做“国会委员”、“立法委员”，媒体不会报道你的。“议员”打他的对手，选民才开心。台湾的政治也有问题，两个党变成了死对头。马英九努力解这个结，但成效不大。两个党很难沟通，你赞成的，我永远反对。现在台湾跟大陆的交往很好，对台湾有好处，但民进党统统反对。

“国学”太泛滥没意义

时代周报：中国传统文化在台湾保留的程度有多少？

韦政通：这个要比较来看。香港是个过分商业化的社会，你看香港的报纸，商业气很重，广告很多，内容很贫乏。台湾《联合报》和《中国时报》有相当的内容。报纸能够反映出一个社会的情况，台湾的报纸反映出老百姓比较重视知识。传统文化在台湾没有遭受破坏。1949年到台湾的除了几十万大军还有大批的教授，很多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刚到台湾时，很多教授教中学，因为台湾的大学很少。文化看起来很抽象，但从人的生活细节里还是能看出一些写照来。

时代周报：你自己的中国情怀浓吗？

韦政通：我有自己的中国情怀。毕竟我是搞中国学问，但不是情绪化的，而是理性的。我觉得中国不可能不统一，但不能急迫。时间长的话，自会水到渠成。统一是跑不掉的。台湾的问题不是台湾自己的，美国是很重要的因素。

时代周报：在你的著作里，《中国思想史》算不算很重要的一部？

韦政通：是最大的一部书，那部书比较能确定我的地位。把几千年的东西写进这么大一部书，能做这工作的人很少。拿体育来比喻，短跑健将很容易能训练出来，但长跑很难。要写一部大书是个长跑，需要很好的身体，很坚强的意志，因为前路茫茫不知什么时候是终点。

时代周报：你研究中国文化几十年，怎样看中西方的学术碰撞？

韦政通：在哲学上来说中西方差别太大。西方哲学完全是抽象的，哲学家跟品德是不相干的，哲学上有成就，历史就有你的地位。中国哲学，不管儒佛道，重的是修养，而不是系统化。新儒家的贡献就是面对西方，把中国文化系统化。原来读书人重的是修养和人格，一个修养差的人在中国历史上是得不到好地位的。李白的诗才可能超过杜甫，但杜甫才是诗圣，因为杜甫有忧国忧民的思想，李白没有。中国是以道德为标杆来看问题，它跟西方的哲学思想是两码事。现代人研究哲学完全是西化的东西，中国人哲学思想的原貌已经不见了。

时代周报：你的学术重点在哪里？

韦政通：不止一个。思想史是从上古写到19世纪，20世纪也写了很多。几千年贯穿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史是一环，还有专门研究，荀子、董仲舒、胡适、梁漱溟、毛泽东的。我比较有创见的是伦理思想，跟任何人讲的都不一样。而且我觉得中国人就应该这样讲。西方的伦理学跟中国的不一样。我的观点，是对传统伦理批判出来的，一个新的东西，是跟当代文化结合的新的伦理思想。还有，我写了大概有七十万字的杂文，就是对现代社会的批判。

时代周报：现在大陆兴起“国学热”，你有关注吗？

韦政通：“国学”这个词太泛滥了，什么都包括在里面。我不喜欢用这个词。这个词是从日本来的，应该把它分开，历史学、政治学、心理学，清楚点。太泛滥就没有意义了。大陆称牟宗三、唐君毅为国学大师，这个不合适。“汉学”也不太好，自己怎么称自己为“汉学”，西方人才用的，在中国用没意义，还是要分出来。

时代周报记者 李怀宇

实习生李卓凡对本文亦有贡献

2009-0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