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回首大学生活,深感当年整个校园充满着理想主义的氛围。“它塑造了我的青春，我的灵魂，还有我的思想。”
1978-1982年，许纪霖在丽娃河畔的华东师范大学就读。许纪霖回忆：“新来的党委书记施平，他当年是浙江大学学生会主席，曾经领导过浙大的一二.九运动，老蒋还专门回浙大，因为浙江是他的老本营，老蒋竟然还和施平这个学生领袖当面对话。因为施平是老干部，‘文革’以后复出，他到我们华东师范大学当了党委书记，他就是一个非常有理想、有情怀的人。他让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非常有理想情怀，丽娃河淤泥本来说让民工来挖，施平说：不要！让大学生锻炼，去挑河泥，把水抽干。挖河泥是很辛苦的工作，我是下过乡的，还承受得起。我们有些没下过乡的同学，整惨了。结果挖下来，要给学生补贴，贴的钱超过给民工的钱。但是这个理想主义的书记觉得这是给学生最好的教育。”
1982年的国庆节，在华东师范大学共青操场，新党委书记夫妻带头让男男女女学生跳集体舞。现在学生对集体舞觉得很老土，可是在1982年，男生和女生之间还是有一条界限的，那个时候领导是思想解放，风纪开放是走在整个学校前面的。许纪霖说：“后来我们学校一些冤假错案的平反，比如说著名的莎士比亚专家孙大雨是大‘右派’，在复旦待得不愉快，党委书记把他引进到华东师范大学，重用一些‘右派’，都担任一些重要的教学研究岗位。我们当时出了一个英雄王申酉，王申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已经认识到那是一套农业社会主义的路线，1977年被枪毙了。那当然是个大冤案，也是这个书记花了很长时间，最后由中共中央决定，隆重地为王申酉召开一个平反大会。华东师范大学有非常好的思想解放氛围，每天各种各样的讲座不断。”
在1990年代后期，许纪霖多次到台湾进行学术交流。他说：“很难想象这么一个小地方有这么多优秀的学者，做出这么辉煌的成绩。这让我们汗颜。这是一种风气，在台湾没有中断。我们被运动给断了，老先生曾经一度挣扎，在1980年代恢复，结果1994年市场经济一来，又断了。”对很多人看到台湾电视上政客在打架，许纪霖认为：“了解一个地方不能看电视，电视具有欺骗性，几十个人的游行，可以在镜头里面夸张成好像有几万人。如果仅仅看电视，会觉得台湾乱得不得了，但是实际上所谓的乱也就是政界而已，他们的社会还是很安宁，社会和政治已经分离了。”
2011年，许纪霖到高雄开会，因为他很喜欢电影《海角七号》，特意去恒春半岛旅行。当许纪霖正在等从恒春回高雄的大巴时，一个黑车司机过来招揽生意，许纪霖说：“谢谢，不要。”过了一会，来了一辆大巴，黑车司机说：“你们要坐的就是这趟车，不要错过。”许纪霖听了很感动：“我们拒绝了他的车，但他好像对乡里乡亲一样，主动地告诉我们，这是他为人善良的本能。我很难想象在大陆会碰上这种事，一般拉生意的巴不得你错过了这趟车，下趟车要过一个小时才来，于是他的生意就做成了。但台湾民众却有一种从民国遗留下来的淳朴传统。”而对两岸交流的不断深入，许纪霖相信会互相影响。
许纪霖感慨：“我活到现在，觉得很满足，经历了一个太大的时代。如果我退休以后，做研究不如年轻人了，我一定会写回忆录，把我对亲历的时代的一些事件和我的一些看法写下来。”
中国文化的普世性
时代周报：美国的学术界像史华慈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人物，他研究中国的思想史，或者是中国古代的哲学，有没有一些新的眼光可以启发我们现在的学术思考？
许纪霖：张灏先生一直说，美国人都把史华慈看小了，以为他是一个中国问题的专家，实际上史华慈是一个比较文明的大家。他最早是研究欧洲文明，偶然的机会才转向研究东亚中国文明，所以他对中国文明的研究有比较文明的眼光，他对中国文明的很多思考也是放在世界文明的意义上来评估的。很有趣的，很多人去寻找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不同的地方，史华慈更多地来看东西方文明相似的地方。他始终是一个人类主义者，世界主义者，既不是一个特殊的西方主义，也不是一个特殊的东方主义者。为什么中国在文化上走不到世界的巅峰，最大的问题是，近代以后，民族主义出现了，这个眼界越来越小，眼界小是因为胸怀小，老是看到眼皮底下中国这些事情，不能再像古人那样放在世界的眼光里面来看中国。如果你能够从人类，从普遍人性，从全球的目光来思考问题的话，那就会获得其他民族和宗教传统的文化人的共鸣。
时代周报：你2001年去哈佛大学，发现美国学者对中国的看法会不会慢慢有些变化？
许纪霖：哈佛是一个世界主义的大学，什么样的声音都有，什么样的学者都有，哈佛真的可以被称为世界学术的麦加圣地。如果是哈佛研究中国的学者，他们是很了解中国的，但是非中国研究的学者，之前不再关心中国，2008年之后越来越重视中国。十年前整个世界还在唱衰中国，觉得中国总有一天要崩溃。但十年以后又倒过来了，到处是唱盛中国，老外比国人对中国的未来要乐观。然而，中国学者在国际的地位和影响还是比不上印度的学者。这里边有很多的因素，一个是语言的隔阂问题。第二是我们的胸怀太狭窄，我们无法在人类普遍层次上思考问题，通常只是考虑中国的问题。我们要将中国的特殊文化和特殊道路提升到普世文明的高度，一方面将普遍性内化为我们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又将我们的特殊性当中发展出新的普遍性，这才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世界使命。
时代周报：你的研究里面，跟张灏先生研究近代史有很多碰撞或者交流的地方，张灏先生特别强调“幽暗意识”。
许纪霖：如果说在人格上对我影响最大的是王元化先生，那么在学术上影响最大的就是张灏先生。张灏先生受到史华慈先生很大的影响，也是得其真传的弟子。我对史华慈先生所代表的问题导向的思想史研究传统充满敬意，心向往之。待我去哈佛的时候，史华慈先生刚刚过世，但我从张灏先生那里看到他的影子、思考的方式，对复杂性的思考，对人的幽暗意识的思考，对历史当中多歧性的思考。张灏先生提出的很多命题，比如幽暗意识、双重权威、两种秩序的危机等等，都是很重要的命题。中国学者喜欢做开天辟地的研究，觉得什么东西都没受到人家启发，注释都是一手文献，什么思想都是他首家独创的。实际上，好的研究一定受到了前辈和同代人的启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一代一代地积累智慧，最后慢慢攀登到某个高峰。做研究是要有些家法的，你认同哪一个家法，就按照这个家法做下去，同时又把其他一些传统结合进来，有继承又有变异，这就叫创新。这几年，我们国家老是提倡创新，但创新的前提一定是尊重传统，继承传统又发展传统才能真正的创新。
所谓的民国范儿
时代周报：你为什么特别关注人道主义？
许纪霖：当代中国有两个知识分子的精神领袖，一个是王元化，一个是李慎之。讲到王元化先生，我认为，一个人年轻时读的书塑造了一生的人格。王元化先生是19世纪之子，因为他年轻时读的是19世纪欧洲特别是俄罗斯的文学，充满着人道主义的关怀，所以他一生注重人的尊严。到了19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里，这两位实际是标志性人物，所以称为“南王北李”。他们两个都是启蒙的领袖，但是他们对启蒙的理解是不一样的。王元化更重理性，他觉得中国不仅需要坚守启蒙还要反思启蒙，而这种反思启蒙是理性的，要充分地意识到启蒙当中的负面，它的阴暗性，然后来发展启蒙。而李慎之先生更多地看到启蒙当中的正面的意义。所以，我觉得这两位老先生，王元化像清代的戴震，义理与考据并重，更强调知识、学理的意义。而李慎之更像王阳明，注重要道德实践，要说真话。我称之为“道相同路相异”。两个人是不同的人格，我和王先生接触更多一点，李先生毕竟在北京，但每次到北京我也会去看他，我同样对他有很高的尊重。两位先生都有各自的魅力。
时代周报：现在很多人怀念民国范儿，你怎么看？
许纪霖：民国范儿，当然我说是一段神话，但那段神话有真实的成分，并非完全虚构。但是，现在民国范儿之所以被传奇化了，实际上，我们要知道怀旧也是一种批判，一种是对未来的展望，乌托邦是一种批判。但这种批判不是说绝无来由，无中生有，的确也有所本。民国也有很多黑暗，但是我也怀念民国曾经有的光明。我很欣赏中央电视台拍的八集电视片—《梁思成林徽因》，史诗般地把民国最优秀的那代知识分子展现出来。有些人注重的是他们的一些外在的贵族的东西，这些东西不重要，重要的是心灵、内在的精神，这种东西今天已经缺失了。革命给知识分子带来的是浮躁、激进、充满着戾气。这个世俗社会又给知识分子带来了平庸、功利、小家子气，但是缺少的是那种民国范儿，就是那种雍容大度、心平气和、追求进步又很温和，身上有贵族气，对民众有同情心、不亢不卑，那的确是一种范儿。现在还看得到这种人物吗？很少了。
时代周报：不过，我常常觉得历史里面有很多幻象，现在民国范儿里面有太多理想和想象的成分，如同我们现在看《世说新语》，觉得六朝人物很风流潇洒，但读正史会发现，很多风流潇洒的人物也有很龌龊的一面。
许纪霖：一个时代永远有龌龊的人物，也有高风亮节的人物，所以我们从来不以一个时代的低标准来衡量一个时代。因为任何一个时代都有这些肮脏、平庸的小人，没有一个时代这么纯洁。但是一个时代伟不伟大就看它的精英，它能产生一些什么样的英雄豪杰、正人君子，那是代表一个时代的高度。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低度，但是，每个时代的高度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评价标准。第二个标准，我称之为风气。每个时代都有坏人，但不是每个时代的坏人都能当道，都能神气活现的。所以一个好的时代，哪怕是坏人都不得不伪装成君子，哪怕他是伪君子，因为他知道君子才代表了受人尊重，小人是不受尊重的，所以他即使是小人，表面还要伪装成君子，这叫伪君子。一个好的时代，是君子当道的时代，正派人当道的时代。一个坏的时代，小人当道，风气很坏，而且小人都是趾高气扬，以小人为荣。所以，从这点来说，民国的坏人，也和今天一样坏，但是，民国曾经有过的君子今天已经依稀了。今天有些人很虚伪，明明把儿子、老婆送到美国去，还口口声声说要反美，现在这种人太多了。
时代周报：时代背景不一样，但是人性恐怕一千年都没有太大的变化。
许纪霖：所以，我还是蛮喜欢做个案研究。到今天我也觉得有时候做个案非常得心应手，做起来是非常熟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