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喜欢称范用为范老板。范用走前自拟讣闻和遗嘱，讣闻中说：“不追悼，不去八宝山，遗体捐供医用。”遗嘱中称：“务请不要印发任何行述。我是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员，一生所作所为不足道，何况还说过不少错话，办了不少蠢事。生于今世，很难有人能够逃脱这种历史的嘲弄，绝非一篇行述清算得了。讳过饰非，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一篇讣闻，一份遗嘱，其境界跃然纸上！范用是一个出版人，但绝不是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

范用编辑的一本书名为《为书籍的一生》，是俄罗斯著名出版家绥青的回忆录。其实范用何尝不是？他从14岁开始到汉口读书生活出版社工作，1939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时期，在桂林、重庆任分社经理等职，1946年秋调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工作，后转入中共地下组织进行出版印刷机构的调查，以迎接上海解放。

1949年8月调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以后在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出版局、新华书店总管理处、人民出版社工作,历任科长, 期刊出版处副处长、秘书室主任、历史编辑组组长等职。1959年起先后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三联书店总经理。可以说，范用的一生都在与出版打交道。

范用编了许多书：巴金的《随想录》、陈白尘的《牛棚日记》、杨绛的《干校六记》、傅雷的《傅雷家书》和《傅雷传记五种》，等等，这些书在社会上都曾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在去年三联书店出版的《时光：范用与三联书店七十年》这本小册子里，收集了范用编辑这些书时与作者的通信，还有他写的出版、编辑意见等。读这些文献，能感受到范用工作的认真，和他独到的编辑思想。

《读书》杂志创刊的开篇作《读书无禁区》的标题，就是范用改的。李洪林回忆说，文章原来的题目是《打破读书禁区》，范用改后掷地有声，在知识界引起共鸣，并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范用设计的封面更多。原三联书店美编、书籍装帧艺术家宁成春说：上世纪80年代，有许多书，他构思好了，甚至找来图片，然后交给设计人员制作完成。据记载，范用设计的书籍封面有：《为书籍的一生》、雨果《巴黎圣母院》、杨绛《将饮茶》、房龙《宽容》、董鼎山《西窗漫记》、朱光潜《诗论》、加西亚·马尔克斯《番石榴飘香》、叶灵凤《读书随笔》、赵家璧《编辑忆旧》、姜德明《北京乎》、韩素音自传《伤残的树》，等等。范用设计的封面不仅淡雅、简单，而且能充分体现书的内容。

范用还是《读书》与《新华文摘》的主要创办人。这两本杂志，在学术界、知识界都享有盛誉。在回忆创办《读书》的初衷时，他说：“我办《读书》是继承三联的传统，用一本杂志来联系广大的读者。让一些人能在这里很自由地讨论问题，发表意见交流思想。”

“出版杂志，出版社可以更好地联系读者作家，也有利于培养编辑。”这体现了一个出版家的战略眼光。

范用在出版界声名显赫，但他从不居功自傲，更没有因此向组织要名要利。职称改革第一年，他把自己的名额让了出来；韬奋图书奖他当之无愧，但他根本没有申报过。他一生都在“为别人作嫁衣裳”，不愧为一个纯粹的出版家。

范用做事认真，有时认真到苛刻。我到《读书》后，办公室就在范用办公室的斜对面，亲见范用为一本书的封面往往要反复“折腾”，直到满意为止。

不仅做书这样，做其他事情也一样，范用从不马虎。记得我刚到编辑部时，范用要我每天写一幅大字，并交给他过目。他还做示范怎么给书打包。在他看来，作为一个编辑，寄出的信件字要端正，给读者作者寄书，包也要打得有棱有角。

范用的字，范用打的包，范用设计的封面，范用编辑的书，都十分精致。

这种精致、认真和苛刻，在我看来是在追求一种完美。在这种精神之下，范用经手的书，每一本都是一件艺术品。

范用的朋友很多，他曾回忆，其中有鸿儒、作家、学者、画家。如王世襄、费孝通、黎澍、王芸生、萧乾。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韦君宜、严文井、孟超、李季、许觉民、绿原，一个楼办公，他们随时过来坐坐，孟超总是端着茶杯。香港三联送来的咖啡，正好用来招待客人。他的这些朋友，同时是三联书店的出版资源。

范用还喜欢喝小酒。外地的朋友来了，小酒招待（我们编辑部也经常到他家享受这种待遇）。这时候的范用，与工作中那个十分严肃的范用不同，他充满童心，朗朗笑声散发着人格的魅力。

从工作岗位退下后，范用依然编辑书，设计书，没有间断。从1937年参加工作到离开这个世界，范用用了73年的时间，不，应该说是他的一生，践行着韬奋的精神：竭诚为读者服务。■

作者为《读书》杂志执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