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总理温家宝今年已经多次论述中国政治改革。在3月两会期间，温家宝就强调“政治体制不改革，中国现代化事业就不会成功”。最近在纪念深圳特区建立三十周年时，温家宝再次指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应当指出的是，总书记胡锦涛在不同的场合也有类似的论述。）历史会证明，温家宝的判读是正确的。

从政治改革论述的角度看，温家宝的几次讲话实际上都远远没有超出邓小平上世纪八十年代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论述。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提出了权力高度集中导致领导人专制、滥用权力和腐败等等问题。1980年代中期，邓小平又多次强调要推进政治改革。当时的经济体制改革遇到了很大的困难，邓小平提出要通过政治改革一方面来保护已有的改革成果，另一方面去深化经济体制的改革。

三十年以后，温家宝重新多次强调邓小平所强调过的问题。尽管这并不是说在这三十年期间，中国政治体制一点也没有变化，但的确说明了，三十年之后，中国仍然被政治体制所困扰，政治体制仍然面临三十年之前的老问题。

政治体制问题继续存在，对此人们不难理解。中国和前共产主义国家的改革路径不同。在俄罗斯等前共产主义国家，改革者把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的改革一起推进，尽管造就了各方面的激进变迁，但也导致了今天人们所看到的无穷的问题。其中，中国最担心的是苏联式的激进政治民主化导致的民族国家的解体。与之相反，中国把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改革相对区分开来，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改革重点。总体上说，早期是把重点放在经济体制的改革，现在的重点是社会政策的改革。不过，重点放在经济体制和社会改革并不是说不需要政治改革了。相反，如果不配之于政治改革，经济和社会改革很难推展和深化下去。这一点从邓小平到温家宝是非常一致的。

温家宝政治改革论述反应冷淡

非常令人惊讶的是中国社会对邓小平讲话和温家宝讲话的迥然不同的反应。邓小平的每次有关政治改革的论述一出台，全社会反应激烈，社会群体积极参与，党内和各级政府积极配合。不管成功与否，政治改革的思想都会转变成为相应的政策讨论和实际的改革政策。但是，今非昔比。今天，中国社会对温家宝的政治改革论述的反应及其冷淡，可以说是集体失声，不管是主动失声的还是被动失声的。

这样的变化表明什么？实际上，这种变化的背后就是今天中国改革所面临的最大困境之所在。这种变化至少说明了几个大的问题。

第一，中央权威的消失。这是多年来最显著的现象。中国不是没有改革的话语，而是改革者缺失改革的具体政策和实行政策的能力。这不仅仅发生在政治改革方面，而且也发生在包括经济和社会改革的其它很多方面。经济改革没有得以深化，社会改革停滞不前。邓小平是公认的政治强人，但即使是邓小平，其在1980年代曾经多次强调要加强中央权威。现在就没有领导人再作此强调了。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中央较之前有了更多的权威，或者说权威已经得以强化了呢？显然不是。在很大程度上说，由于中央改革权威的弱化，中国社会已经犯上了一种“改革疲惫症”。谁都在谈改革的重要性，但结果是什么行动都没有。久而久之，还有谁再相信改革者的改革话语呢？

第二，作为改革主体的执政党已经对改革缺乏集体共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改革之所以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是因为执政党一直是改革的主体。尽管改革如邓小平所言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执政党始终是引导和领导着改革。和其它政治体制相比较，共产党体制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其思想共识和动员能力，一旦党内达成共识，就可以动员各方面的改革力量达到改革的目标。不能说执政党的动员能力已经被弱化。恰恰相反，因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执政党的物质和组织动员能力已经大大强化，这可以从应付各种危机的有效性方面看出。在世人的眼中，中国的体制是最具有动员能力的。如果动员能力没有问题，那么问题就在于集体共识的缺失。领导层现在就好像一个“救火队”，被动地被社会或者社会问题推着走，哪里着火就出现在哪里。这种被动性必然出现更多的问题，使得改革面临更大的困难。实际上，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社会，很多人早就开始怀疑党中央的权威。执政党作为一个集体往往对重大改革问题失声或者保持沉默，人们所听到的只是个别领导人的微弱声音。这种微弱的声音也经常导致社会上一些人“这种声音是否代表中央”的怀疑。

第三，正如其它方面的改革一样，政治改革的困局也说明了中国的既得利益已经强大到何种程度。实际上，执政党作为改革主体地位的弱化和既得利益的强大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既得利益现在已经挟持了改革议程，而这个和执政党没有改革共识是紧密相关的。既得利益力量大得很，一旦改革触动它们的利益，它们可以阻止改革共识的形成，可以阻止改革共识转化成为有效的政策，更可以阻止改革政策的执行。另一方面，它们更有效地追求着自己的私利。正因为这样，早有人呼吁“执政党领导集体要和既得利益切割”。的确，如果执政党的议程被既得利益所挟持，那么改革就变得不可能，最终有悖于执政党的整体利益，更不用说的社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了。

要不改革，要不社会激进化

到了今天，中国的政治改革实际上已经进入“要不改革，要不社会激进化”的关键阶段，主要表现为既得利益和社会大众的高度对立。既得利益没有一点的动机来做改革的妥协，反对一切形式的改革，社会大众的激进化已经成为一大趋势。从意识形态层面来看，尽管各种既得利益还是有其本身的“有机知识分子”替它们说话，但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已经表现出和既得利益的对立。尽管左派、自由派仍然有各自的话语，不过在针对既得利益方面已经表现出相当大的一致性。

与之相关的是草根基层的崛起。无论属于哪个意识形态的光谱，各种草根阶层都在通过各种形式寻找和积蓄自己的力量。而既得利益阶层和草根阶层已经没有任何有机的联系和沟通渠道，前者往往通过合法的暴力来控制后者，而后者往往通过非法的暴力方式来和前者进行互动。今天中国社会所存在的形式多样的针对既得利益和精英阶层的社会暴力是以往长期积累下来的矛盾的结果。而这些矛盾本来应当是通过改革得到解决的。

那么，从哪里寻找中国政治改革的动力呢？执政党如果要重新确立自身作为改革主体的地位，回到邓小平是唯一的选择，就是要“思想解放，杀出一条血路”。邓小平的改革运动是思想解放的产物，执政党不断学习、不断探索、不断思考改革策略、不断动员改革的力量，实现改革目标。所以，人们称邓小平为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现在没有了邓小平，那么党的中央集体必须成为这样一位“总设计师”。 如果执政党继续不思改革或者缺失改革共识，那么不可避免地要继续被社会推着走，更有可能发展到被社会来改革自己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