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秋天到66年上半年，我和学生一起，在北京近郊农村的朝阳区小红门参加“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那时，我毕业留校任教已有四个多年头。6月1日，中央电台广播了聂元梓等的大字报后，学校很快派进“工作队”，并要我们立即返回，参加被称作“文化大革命”的运动。踏入校门，看到到处贴满大字报，到处是骚动激昂的入群：这很有点像我想像中的或从文学作品看来的“法国大革命”（或俄国“十月革命”）的样子。按当时的规定，我不再到学生的班里去，而是返回教研室，教师集中学习、开会。

六月上旬的一天，我任班主任的那个班的一个学生干部来到我的宿舍。敲开门后，站着，且神情严肃地通知，下午去参加他们的班会。我问会议的内容，他不肯坐下，也没有回答便径自离开。下午两点我来到32楼，楼道里贴满了大字报。也有关于我的，还配有漫画，好像是契诃夫小说中的人物凡卡在跟我说着什么――《凡卡》是我给他们上写作课时分析过的文章。我来不及细看，屋里出奇的安静；都看着我，却没有人和我打招呼。我看到床的上下层和过道都坐满了人，只有靠窗边空着个凳子：意识到这是我的座位。便低着脑袋，匆匆走到窗边坐下。

这时，主持人宣布：“今天我们开班会，对洪子诚同志进行批判。”这突如其来的“批判”，和突如其来的“同志”的称呼，顿时使我陷于慌乱之中，没有一点思想准备的脑子里一片空白。接着便听到“洪子诚你要仔细听大家的发言，老老实实检查自己……”的话。于是，我几乎是下意识地掏出笔记本，转身面向桌子做着记录。从批判发言中，我逐渐明白了我的问题是什么。一是在教学中，散布资产阶级毒素，特别是小资阶级情调。另一是当班主任犯了“阶级路线错误”重用出身反动阶级家庭的学生；不错，支部和班会干部大部分出身革命干部和贫十中农家庭，但“洪子诚没有真正依靠我们，思想深处是喜欢那些少爷、那些小姐的”。发言有的尖锐激烈，有的语调措辞却有些迟疑；前些天还称我老师，现在当着我的面，不知怎样才能到理直气壮呼我的名字。桌子是靠墙放的，这使我记录时可以不面对学生，情绪也因此稍稍安定。

大约过了一个多钟点，已经有些平淡的会议，突然出现一个小“高潮”。一位坐在上铺的学生揭露我在课堂上“放毒”，说到激动处，放声大哭起来。“你不让我们写游行见到毛主席，是什么居心？！我们革命干部、贫下中农子女最热爱伟大领袖，我们最最盼望、最最幸福的时刻，就是见到他老人家，你却不让我们写……”他哽咽着，无法再说下去。这真诚、发自肺腑的控诉，引起在场许多人的共鸣；有人便领着呼起“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我愣住了，但他说的确有其事。在写作课上（毕业后我一直给中文系和文科各系上“写作课”），通常对一年级刚进校的学生，会出“初到北大”之类的作文题，许多人便自然会写他们参加国庆游行的情景。在文章讲评时我好像说到，如果我们要战胜平庸，就要注意和培养你的敏感，发现你的真实体验；拿游行这件事来说，每个人的发现是不相同的，因此，不要千篇一律地从准备、出发，写到见到毛主席，到最后回到学校；可以写出发之前，也可以写归来之后；你所认为最重要的，并不一定是最值得写的……这个同学说的，应该是指这件事了。在这个“高潮”出现之后，批判会倒不知如何再进行下去。于是，主持人宣布结束。屋子里又回复到开始前那种异样的安静。我收起本子，在众人沉默的注视下，匆匆离开。

回到宿舍，从本子上一条一条地看着我的“错误”，越看越觉得伤心、委屈，甚至产生怨恨的情绪。回想着我如何认真准备每一次课，如何批改每一篇文章，在上面密密地写着批语，如何对学生个别指出存在的问题。我忘记了当时的社会和社会心态，钻牛角尖一想不通，真诚的劳动为何得不到承认，反而受到指责。很长一段时间，便陷于“自艾自怜”的沮丧之中，并为这种情绪的合理找到解释。但这件事很快就被“我们”忘记。说“我们”，是因为不管学生，还是我，都被引导、并投入到对更大的事件，和更大的人物的关注。大大小小的批判会，在那几年，也已成为家常便饭。我和学生的关系，从表面上看，很快也恢复到原先的状况。而且，好像是一种默契，关于那次批判会，我们后来谁也没有再说一个字。但是，对我来说，存在于心理上的隔阂、障碍，却没有完全消除。

重新想起这件事，是到了69年的夏末秋初的时候。那时，我和大多数教员，已被宣布到江西鄱阳湖畔的“五·七干校”劳动。临走前，有许多事要处理：书籍装箱存放；购置劳动生活的用品；觉得很可能不会再返北京，便和谢冕、周先慎骑着自行车，跑遍北京有名的古迹胜景摄影留念……最让我伤脑筋的是，大学入学以来的十多本日记如何处理。不论是带走，还是放在系里寄存下放教师物品的仓库，都觉得不妥当，倒不是里面有什么“里通外国”之类的秘密，而是写给自己的文字，不愿意让别主读到。想来想去，终于，走之前的一天，在十九楼（中文、历史系的单身教员的住处）前面树丛间的空地上，一页页撕开烧提。烧时不免留恋地翻读，然后看着它们成为黑灰。在读到58、59年间的那些部分时，我发现，原来那时我也充当过激烈的“批判者”的角色。

1958年，我已是二年级学生，反右派运动结束不久，便是全国的“大跃进”。除了参加修建十三陵水库，参加除“四害”、大炼钢铁，参加为创小麦亩产十万斤纪录深翻土地的运动外，在学校便是“拔白旗、插红旗”――批判“资产阶级”专家权威。北大是著名学者荟聚的地方。我们进校之前，对文史哲“权威”的名字就耳熟能详。他们大多在这个运动中受到“冲击”。记得，中文系的语言学家王力、岑麒祥、袁家骅、高名凯，作家和文学史家吴组缃、林庚、游国恩、王瑶，他们有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在这期间都受到批判。而我所在的班，批判的是王先生。

直到现在，我仍不清楚这个“任务”为什么交由我交由来承担。我清楚的是，无论作为一个运动，还是具体批判对象和批判方式，都不只是学校的事，更不可能由我们这些很少政治经验的阅历的青年学生所能决定。对王先生的著作，主要批判的是他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这是建国后最早出版、也是当时最有影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当时，我们实际上还未学习现代文学史课程（那是三年级的必修课），书中述及的许多文学现象和作品，对我们来说都很陌生。但是，既然认定《史稿》是资产阶级性质，我们这些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小人物”，就有资格藐视权威，于是分成几个小组，分别就文艺界“两条路线斗争”“党的领导”“研究方法”等若干专题，进行准备。我被分在最后的小组。我们先学习毛泽东的《新民主义论》和《讲话》，学习周扬总结反右运动的文章，然后根据我们所掌握的这些“武器”，来寻求《史稿》中的资产阶级立场、观点和方法。当时，暑假已经开始，我在参加了几次讨论后，便回南方的家乡，待到开学归来时，同学已写出几篇批判长文，并已交到杂志社。不久，这些锋芒毕露的长篇文章，便在下半年的文艺界权威刊物《文艺报》和《文学评论》上刊出。其中最主要的一篇，题 ：《文艺界两条道路的斗争不容否定――批判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作者署名为“北京大学中文系二年级文学社集体写作”。是的，当时我们班组织的文学社，便以“鲁迅”命名。我在当时的日记中写道，看到这些成果的发表，听着在校坚持战斗的同学对写作的情景的讲述，我感到很惭愧。在批判开始的时候，我的好朋友给我写了这样一行字：“你闻到硝烟的气味了吗？做好了投入战斗的准备了吗？”但我却临阵脱逃，这使我后悔，觉得这个缺憾，将难以弥补。

在批判文章发表后不久，王瑶先生的名，便从《文艺报》编委的名单中消失。我无法知道王先生受到批判时的内心活动，但我知道，他本来也是想顺应潮流的。在“反右”刚开始时，他就发表《一切的一切》，表示对于“右派分子”的谴责。这篇文笔、结构相当漂亮的短言语，登在《报》的头版头条。58年初，他的评冯雪峰《论民主革命的运动》一书的长文，也刊在《报》上。他批判冯雪峰的依据和逻辑，也就是半年后我们批判他的依据和逻辑。但王先生没有能使自己免于“厄运”。

临近毕业，不管是学校领导，还是我们自己，都觉得这几年中损失很多。许多该上的课没有上，该读的书没有读。当然，也许更重要的是失去一些基本品格，例如，长幼尊卑的界限，对待事情（学问也在内）的老实态度。在上五年级的时候，便集中补上一些必修课。如古代和现代文学史。现代文学史采取讲座的性质，把重要的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归纳为若干专题，由几位先生轮流讲。王瑶先生讲四讲，记得有五四文学革命、鲁迅、曹禺等。他浓重的山西口音，我听起来很力，因此，每次总要先占好前排的座位。对于两年前的批判，我们（至少我自己）并没有正式向他道歉过，承认我们的幼稚和鲁莽。但我当时想，诚挚地接受他的授业，应该是在表示我们的反省。我看到，他在不久前指责他的学生面前没有丝毫揶讥讽的语气神态。他认真细致地陈述他的观点，讲到得意之处，便会情不自禁发出我们熟悉的笑声。他对曹禺等作家的分析，使我明白世上人事、情感的复杂。课后，又心地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这种不存芥蒂的心胸，当时确实出乎我的意料。他是在表明，我们每个人都无法脱离社会历史的拘囿和制约，却可以在可能的条件下，选择应该走的路。

在把“文革”发生的事情，和以前的经历放在一起后，我开始意识到，我们所遭遇的不政党的事态，它种于早已播下，而且是我们亲手所播，在我们用尖锐、刻薄的言词，没有理由地去攻击认真的思想成果时，实际上，“批判者”也就把自己认置在“被批判”的位置上。这一对比又使我想到，对于生活中发生的挫折，我却没有老师的从容、沉着，我慌乱而活所措。这不仅因为我还年轻，缺少生活经验，最主要的是心中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作为有力的支柱。更让我难堪的是，批判会上，我被学生所“质询”、所批判的，竟是些什么“不让见毛主席”、“阶级路线”之类的可笑东西，是我那几年发表在报刊上追赶政治风潮的浅溥的东西的“时文”。而我们五十年代想要“拆除”的，则是王先生的具有学科奠基性质的《史稿》，是他的也许更具价值的《中古文学史论》：这是让批判者最终要回头来请教的著作。在王瑶先生的心中，有他理解的鲁迅，有他理解的魏晋文人，有他的老师朱自清。因而，在经历过许多挫折之后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成熟和尊严，这是他在八十年代留给我们的形象。而我们呢？究竟有些什么？心灵中有哪些东西是稳固的、难以动摇的呢？

对于已走过一百年的路的北大，我们个人可能难以讲清楚其间的辉煌与衰败，光荣与耻辱，我们可以说的，是个人亲身感受到的“传统”。在我看来，北大最值得珍惜的“传统”，是在一代一代师生中保存的那样一种素质：用以调节、过滤来自外部和自身的不健康因素，在各种纷扰变幻的时势中，确立健全的性格和正直的学术道路的毅力。这种素质的建立和传递，可以肯定地说，不仅来自于成功和光荣，也来自于我们每个人都经历到的挫折，就如王先生的人生和学术道路给我们所留下的深刻的印记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