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曹文轩将近50年了。1974年他入学北大图书馆系，学校了解到他有写作才能，几个月后转到中文系。第二年，这个班到北京南郊的东方红炼油厂（后来的燕山石化公司）“开门办学”，我被系里派去担任教学工作，在工厂住了半年。不过，他当时被抽调到北京汽车制造厂的“三结合写作组”写长篇小说，见面机会不是很多。1977年他毕业留校后，我们就在一个教研室。
他的小说影响范围超越大陆，最早是20世纪90年代初在台湾。1994年《民生报》出版了《红葫芦》（李永平配图）和《山羊不吃天堂草》（陈潞茜配图），此后，又接连出版了《少年》（1996，桂文亚摄影）、《三角地》（1997，李永平配图）、《草房子》（1997）、《根鸟》（1999）。1992年，他应邀到日本东京访问，记得NHK做了他专访的节目，当时我正在东大教学部上课，在电视上看到这个长篇访谈。现在，他的小说、绘本有二百多种，被翻译成40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受到欢迎，获得包括国际安徒生奖在内的多种奖项。祝贺曹文轩通过这几十年的努力所取得的成就。
曹文轩出生在苏北盐城乡下，童年生活有不少艰难。他体验到生活的艰辛，也知道世界的不完满，这让他的作品染上忧郁的色调。不过，他总能在艰辛、不完满中发现、创造美的境界。他有两项重要财富：一是童年经验和记忆，这是他的根基；二是他的广泛阅读，他对知识、书籍的渴望和那种近乎虔诚的崇敬。他有一篇文章写到1974年刚入大学，他被派去北大图书馆东南边挖防空洞——那时说是如果打仗敌机轰炸，好让在图书馆里的学生出来躲避。一天他上夜班，在深坑里看管抽地下水的水泵。他写道：当晚夜空明朗清净，星星像打磨过一样明亮，坐在坑底的草席上仰望，图书馆静静、雄伟站立在夜空下，让人的灵魂变得净化和肃穆。在这篇文章里，他把图书馆称为“天堂”，《天堂之门》就是这篇自述文章的题目。他写作的灵感自然来自生活经验，但也来自书籍、知识，以及人类思想文化的积累。后来给孩子们开办讲座，他多次强调知识、阅读在打开想象空间、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上的重要性，强调在喧嚣世界中，知识支撑的虚构能力是对爱、善良、同情心、宁静的追求的凭借。
这是我第三次参加曹文轩作品讨论会。第一次是2003年1月12日，在北京的万圣书园咖啡厅，2002年底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九卷本《曹文轩文集》的首发式。北大中文系一些老师，京城不少作家、批评家，还有他的朋友、学生济济一堂，王蒙先生也到场。第二次是2016年4月29日，高秀芹主持的北大培文创意研究院召开的“祝贺曹文轩教授荣获2016年国际安徒生奖畅谈会”。在场的有北大原校长周其凤，有乐黛云、谢冕、温儒敏、陈晓明、邵燕君、李洱等老师。记得乐黛云老师这样说，20世纪80年代初见到曹文轩，就感觉他有“过人的才气”，很可贵的是他始终保持平易近人的风格，这非常难得。乐老师还说到立足本土写中国故事的重要性。谢冕老师的发言是，在曹老师身上能看到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既有北大的独立思想，也有正义和善良；不管文坛风云如何变幻，他始终不为潮流所动，一直坚持自己对文学的信念，并且身体力行。
2003年的讨论会上我写了“祝贺曹文轩的四条理由”的发言稿，因为不想占用太多时间，只讲了有点不靠谱的部分。我说在印象里，中国当代男作家和当代文学研究者，长相大都乏善可陈。因此，文坛上曾流行“美女作家”的称号，却没有公认的“美男作家”。不过，曹文轩(还有另外极少的几位)是例外。1999年，他改编的电影《草房子》得了金鸡奖的最佳编剧奖，《北京青年报》整版刊登他领奖时的照片——摄影者是曾经的著名相声演员、后来的摄影家牛群——拿着奖杯，双手高举过头，潇洒而灿烂。当时突然想起汪曾祺20世纪60年代初的小说《羊舍一夕》，果园里的女孩儿对那个名叫丁贵甲的少年做了个鉴定：“有一个名字正好送给他：《三家巷》第一章的题目！”当然，题目中的“傻”肯定要替换。这些话在严肃的讨论会上虽然不靠谱，但是像我和谢冕这样的老头儿，看到很帅、很阳光的人，确实会忘记自己已是耄耋之人；感谢他给我们获得短暂自信心的力量。
其实那次我的发言有认真的部分，比如大家常提到的作家的学者化问题。这里面有两层意思：一层是身份上的，一层是学养上的。“当代”前三十年文学的缺陷，其中之一是当代不少作家学养上的欠缺以及过分依靠个人生活经验导致写作境界难以更好提升。20世纪90年代之后，这一情况得到改变。曹文轩尽管是作家，但因为在大学任教，学术上的教学和研究自然也是主业。不过，这两者对他来说互不妨碍。小说写作，小说艺术思考，有助于他批评、研究基点的确立；反过来，学术思考也提升了他写作的境界和方法。他的小说理论研究（《小说门》），课程上对中外文学经典的解读，以及具有文学史性质的论著，这三者互相支持，在“历史化”逐渐成为风尚的时候，他坚定地表达对文学“本体”、对“文学性”的信心。他批评当前的不少文学史，特别是当代文学史是在“错误地写作文学史”。他认为文学史应该是文学史，而非文化史。关于当代文学，他认为在若干方面“已赶上或超越了现代文学”，但当代“确实没有”高大、丰富的作家。他质疑目前成为“显学”的文化研究。他针对文学批评笼统概括趋向的提醒，提倡对细节、微妙、差异的细心体察……这些意见，相信有的会引起争议，却应该得到重视。况且他和大家一样，看法时或也有不能自洽的部分，譬如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是一个“不可动摇的概念”，有“不可忽略的价值体系”，就有点向“历史”靠拢的意味。
那次发言我还说到，这几十年的日子，如果说有什么显著特征的话，便是变幻多端。“重建”“复兴”“拨乱反正”“还事物本来面目”等，是这个时代的关键词、流行语。追随过革命(曹文轩在20世纪70年代末赶上了“革命”的尾巴)，又“告别”过革命，又点燃了“红色岁月”的美好记忆。信奉过“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又在“为文艺正名”中试图让可怜的文学回到“自身”，又又觉得所谓“自身”、“纯”文学不过是神话，到处都是权力和资本所构成的“政治”。强调宏大叙事，提倡表现“重大斗争”，随后改为信仰“日常生活”，庸人凡事，又为文学疏离现实问题忧虑、愤怒。曾坚信世界的到的作家的学者化问题。这里面有两层意思：一层是身份上的，一层是学养上的。“当代”前三十年文学的缺陷，其中之一是当代不少作家学养上的欠缺以及过分依靠个人生活经验导致写作境界难以更好提升。20世纪90年代之后，这一情况得到改变。曹文轩尽管是作家，但因为在大学任教，学术上的教学和研究自然也是主业。不过，这两者对他来说互不妨碍。小说写作，小说艺术思考，有助于他批评、研究基点的确立；反过来，学术思考也提升了他写作的境界和方法。他的小说理论研究（《小说门》），课程上对中外文学经典的解读，以及具有文学史性质的论著，这三者互相支持，在“历史化”逐渐成为风尚的时候，他坚定地表达对文学“本体”、对“文学性”的信心。他批评当前的不少文学史，特别是当代文学史是在“错误地写作文学史”。他认为文学史应该是文学史，而非文化史。关于当代文学，他认为在若干方面“已赶上或超越了现代文学”，但当代“确实没有”高大、丰富的作家。他质疑目前成为“显学”的文化研究。他针对文学批评笼统概括趋向的提醒，提倡对细节、微妙、差异的细心体察……这些意见，相信有的会引起争议，却应该得到重视。况且他和大家一样，看法时或也有不能自洽的部分，譬如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是一个“不可动摇的概念”，有“不可忽略的价值体系”，就有点向“历史”靠拢的意味。
那次发言我还说到，这几十年的日子，如果说有什么显著特征的话，便是变幻多端。“重建”“复兴”“拨乱反正”“还事物本来面目”等，是这个时代的关键词、流行语。追随过革命(曹文轩在20世纪70年代末赶上了“革命”的尾巴)，又“告别”过革命，又点燃了“红色岁月”的美好记忆。信奉过“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又在“为文艺正名”中试图让可怜的文学回到“自身”，又又觉得所谓“自身”、“纯”文学不过是神话，到处都是权力和资本所构成的“政治”。强调宏大叙事，提倡表现“重大斗争”，随后改为信仰“日常生活”，庸人凡事，又为文学疏离现实问题忧虑、愤怒。曾坚信世界的“整体”性质和人对世界“本质”把握的可能性；不久，改信了有关世界平面化、碎片化图景的描述。作为一种象征或一个阶层，在当代，“知识分子”曾声名狼藉。不过在80年代，启蒙的精英意识又复活、拯救了“知识分子”。而现在，好像又变得躲避唯恐不及……在这种风云变幻中，曹文轩好像不为各种潮流裹挟，不左顾右盼，始终坚持自己的主张；在写作上也一直依循大家总结的“唯美”“古典主义”的方向。他坚信存在超越时间、空间的“本源性”的东西，一种普世性的“人性”和“美”；坚信“文学”自有其边界，“文学”和“非文学”、真正的文学史和“伪文学史”，可以清楚划分。因此，在历史观上，透过显眼的“断裂”，他认为更本质的是历史的连续。他不认为“时间”具有绝对的意义，说是“在昨天、今天、明天之间”“绝无边缘”。这些自信，既体现在他的小说中，也构筑了他研究文字的总体框架。在社会急剧震荡以及普遍性的思想危机之中，他对世界发生的巨变，对潮流的涌动，并非自我隔绝地无视，而是做出他的调整，但上面说到的他的基本信念却没有动摇。这个我和其他一些人面对的难题，他是如何处理、如何解决的，如何修复思想、情感破裂的碎片，建立起“整体性”的思想风貌，相信能为我们提供探索、思考的经验。
刊于《文艺争鸣》2024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