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援外工作60年了。这60年来，中国的国力、国家定位和国际环境不断变化，因此援外工作的形式、性质和前景也发生了不少变化。过去60年，援外工作是中国审视外部世界，以及通过审视外部世界而反观自身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基础上，看中国未来的援外工作，人们也可以从中国长期发展的高度，有一些更深的思索。
60年中国援外的两条心理线索
从整体上看，过去60年的中国援外工作循着两条心理线索展开：一、循着中国对自身国家政治定位的线索展开；二、循着中国对东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秩序的认知展开。这两条线索在过去60年，尤其是前30年有其客观的国际和国内政治状况因素，同时也糅合了中国近代与西方世界关系的的极其错综复杂的情绪因素。
但时至今日，无论是国际、国内环境，还是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崛起而出现的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关系，都呈现出与过去60年之前30年截然不同的形态，因此未来的中国援外工作，在继承过去援外工作优良传统的同时，也必然从新的中国自身定位和新的东西方秩序出发，既反映这一全新的本质，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引领这一全新的趋势。
前30年：无私的道义援助
60年前中国援外工作开始时，新中国不但作为一个新生的政权刚刚诞生，而且作为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和反帝阵营的一员，虽然积弱贫穷，但却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积极而重要的角色。如果说，这只是新中国对自身的政治定位，那么这种政治定位及其产生，本身就来源于中国近代遭受西方奴役的屈辱历史，也是中国几代仁人志士的共同梦想。
这种来自历史、文化深层的政治定位，首先决定了新中国的外交政策，以及在外交政策之下的援外政策。因此，中国援外工作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主要是前30年）内是服务于中国当时的外交战略，以经济上的低收益乃至无收益，换取被援国在政治上对中国的支持。不仅如此，在更大的层面上，中国的对外援助是无私的和不附加任何条件的，以实现中国对有关国家在道义上的支持。
当时，许多中国人最早知道遥远非洲大陆的坦桑尼亚，是从中国援建坦赞铁路开始的。60年来，中国向亚洲、非洲、东欧、拉美和南太平洋地区的160多个国家提供了援助，帮助受援国建成了近2000个与当地人民息息相关的各类项目。2000年以来，中国先后4次宣布对外免债。更重要的是，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不附带苛刻条件、不干涉受援国内政、注重发展和民生的实效，受到国际社会普遍欢迎和好评。
客观上看，这一援外政策在上世纪六十到八十年代为中国赢得了许多国际空间，也向全世界展示了一个无私、反帝反殖民主义的新中国的形象。
后30年：探索与重新定位
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国力大幅提升；与此同时，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这种环境下，无论是中国对自身的政治定位，还是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都发生了较上世纪五十到八十年代几乎截然不同的变化。从中国对自身的政治定位来说，新时期的中国较少将自己视为反帝反殖民的大本营，而开始向西方发达世界全方位敞开大门，拥抱世界先进的科技和文明成果。其间，中国虽然依然坚持无私援外的方针，但中国与传统亚非拉国家的关系，在中国着力发展与西方国家关系的同时，经历了一个相对比较微妙的阶段。
过去20年，是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从八十年代“蜜月期”转为近10年潜在竞争关系的20年，也是中国与传统亚非拉国家关系重新定位的20年；过去20年，既是中国对自身政治定位发生调整，也是中国面对西方世界产生重新心理调整的20年。如果说，过去60年对外援助的前30年，中国因自身政治定位和民族历史文化因素而采取政治至上的战略，那么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则又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八十年代与西方关系“蜜月期”和与亚非拉国家的关系微妙期；二是改革开放后半段，随着中国崛起，中国与西方世界关系的微妙期以及与亚非拉国家关系的重新整合。
中国援外工作的重新定位和整合，就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发生的。在继续坚持无私援助的同时，中国对外援助也开始拓展多层次、多方位、多国别以及政治和经济并重的新模式。但客观地看，现阶段的中国对外援助，还是处于探索期和重新定位期，正在为中国未来更为成熟的国家定位展开探索和准备。
现阶段援外的两大使命
这种更为成熟的国家定位，一言以蔽之就是：一、中国如何定位和展现一个崛起的大国形象？二、中国如何从心理和国际秩序上定位与西方和亚非拉国家的关系？三、上述定位如何体现在中国的一系列对外行为上？
中国上述国家定位和对外行为模式的形成，将经历一个比较漫长的探索过程。其间的背景是：当中国摆脱原有政治色彩，拓展务实和重视经济利益的援外工作时，尤其是兼顾中国自身资源困境时，西方世界开始产生对中国的“新殖民主义”和“中国威胁”的指责；而由于中国自身定位和国际环境的变化，一些受援国也在情感上摇摆于西方与中国之间。
同样重要的是：随着中国的持续发展，现阶段的援外工作还要为中国进入成熟期的援外工作提供基础和指引。换言之，现阶段的援外工作不但承担着自身探索、转型和消除西方世界“中国威胁论”的任务，而且还要探索中国未来作为成熟大国的援外模式。
中国援外的上述两大使命，其实都依然需要重温前30年中国援外的道义感和责任感。虽然时空背景已经不同，但一个崛起的中国必须不再重复过去西方崛起的陈旧逻辑，这是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重大使命。就现阶段而言，中国的援外如何让受援国真正感到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人情和温暖，这恐怕是援外部门和企业需要探索的课题。若现阶段的援外工作能做到这一点，则无疑是为未来进入成熟期的中国援外工作奠定了基础，也将在某一个侧面奠定崛起后的中国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正面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