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书展期间，台湾媒体人陈文茜小姐批评大陆作家韩寒没文化底蕴，尤其“对于上海世博的无知，显得浅薄和没文化，说话就像放屁一样轻松”。
不少人怀疑陈文茜这番话只是帮李敖之子李戡出书炒新闻，但其实她意不在韩寒或李戡，而是她崇敬的上海世博。
陈文茜后来在她凤凰卫视的节目中就进一步解释：她并非对韩寒有意见，而是因为韩寒批评上海世博是用钱堆出来的，所以她要为世博打抱不平。她不断强调她深度采访世博四次，所以非常了解世博的重大意义。她说，如果韩寒是批评“上海世博里的中国人没有功德心、不排队，很肮脏，态度很差，我百分之百赞成。”所以，陈文茜的意思是，应该批评中国人民，不应该批评政府。
对世博当然可以有不同评价，但当陈文茜不断强调她深度采访四次时，她似乎忘了韩寒是上海市民。他的话──包括他说的、陈文茜反对的这句话：“城市让生活更糟糕”──其实代表了部份上海小市民、甚至中国公民的心声。也难怪梁文道在推特上讽刺：“如果我能像陈文茜一样，有贵宾通道出入，有专人导游，还有保安开道；我对上海世博的认知大概就能深刻一点了。”
陈文茜对世博的评价，其实反映出来的是她长期在传媒上对中国的一贯态度。作为一个影响力巨大的媒体人，她总是在节目上呈现中国崛起过程的宏大与光鲜，而不愿意去正视当代中国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而这些矛盾不用是一个异议份子才知道，而是中国大陆报纸与杂志最常出现的主题。这个盲点最能体现在她随着北京主旋律吹捧京奥和上海世博的伟大。她似乎不知道，或者不关注，这些伟大工程背后有多少拆迁与上访的血泪。中国知名时评人安替就说，“大陆观众看中天文茜的节目，常常觉得自己都不好意思：“我们什么时候这么好过？””
相比于此，最近另一个台湾著名文化人龙应台应南方周末之邀在北京演讲她的中国梦，就呈现一个面向中国的不同姿态。她说“文明的尺度是“这个国家怎么样对待外来人入住；……怎么样对待它的少数民族……如何去对待不同政见……这当然也包括了13亿人如何去对待2000万人。”而就在这个八月，龙应台基金会在台湾的思沙龙活动举办四场“你所不知道的中国”系列，播放关于上访、阶级、新闻自由等纪录片，并邀请四位大陆自由派知识份子和媒体人来访。相比于陈文茜在台湾所呈现的中国，龙应台似乎更愿意去凝视中国的社会矛盾。当然她仍有许多限制，且总能聪明地掌握安全的界线。
事实上，目前面向中国大陆有两种可能姿态：一种是如早已西进中国的资本家或者近来络绎不绝的政客们，他们与中国的权贵集团站在一起，把中国纯粹当作赚钱的商业乐园、或者享受种种高规格的待遇。以至于不论是出于利益，或是因为资讯被蒙蔽，他们永远只为中国热烈欢呼。
另一种可能性则或自居为华人社会的一份子，或基于普世价值关注中国大陆问题，因而对中国采取批判性地介入，寻求两岸三地公民社会、进步力量的结盟，希望三地都能走向更自由、民主与正义之路。
这并不是说这两位文化人就充分代表这两种路线。如一个批判者也可能在自由派的中国媒体市场中受到欢迎和肯定──对此韩寒自己的形容最准确：他是说真话的既得利益者。
无论如何，面向中国大陆，用村上春树的比喻，我们必须选择是要站在高墙那边，还是站在鸡蛋那边。
（本文不同版本刊登于香港信报，以及“时代周报”2010/8/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