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有着中西方教育背景的龙应台，以西方的文化视角来反观台湾社会，揭露在传统家国观念影响下个体性得不到张扬、个人权利无法得以维护的弊病；以台湾民众的日常生活为落笔点，也批判民众麻木的从众心理。可以说，龙应台的写作对传统家国观念是有冲击性的，也对民众庸庸碌碌的生活与心理状态是有启发性的。
关键词： 龙应台；家国观念；群体意识批判；个体意识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有着中西教育背景的龙应台，以她独具个性而又强势的《野火集》在海内外的华人世界中引起了广泛影响。其简单质朴、犀利幽默的语言，行文的自然洒脱与个人思想的巧妙结合，表达着对台湾民众生存的担忧与不满，以及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关切。
作为当代作家，可以说龙应台研究还处于起始阶段，研究成果有限。在已经发表的学术论文中，研究者大都肯定了龙应台的社会批判精神和开放的跨文化视野，也有研究者从女性文学的角度对龙应台的杂文思想进行梳理。在本篇论文的写作中，笔者尝试另辟蹊径，结合龙应台的留美背景，探讨龙应台的家国观念以及群体意识批判。在这里，主要侧重点在于龙应台对传统家国同构观念的超越，即反思国家应该能为个体的生存承担什么责任，也批判国对个体命运沉浮的影响，同时不无深刻的刺激那些“沉默的大多数”。当然这种批判是将个体致力于群体之中进行的，对传统写作来说，是一种超越与颠覆。
一
在中国文化，“家国同构”的思想观念始终居于主流地位，在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方面都产生过很深远的影响。此种观念，始终强调的是家对国、个人对集体的服从，并且将其具体到个人孝与忠的选择上。“自古忠孝不两全”总是在一种慷慨激昂的情境下说出，并且将忠放在第一位也往往理所当然。
自近代以来，随着民族危机的加重，中国现代文学的叙述走向一个“破家立国”的过程[①]，然而，传统家族制度在这一进程中却是一个极大的障碍。新文化运动期间，揭露旧家族制度的罪恶成为现代文学叙述中一个重要的主题；同时对人的发见、个人意识的强化、个体挣脱旧家庭束缚的呼声也日渐强烈，而个体在获得独立后却投入到革命的行列中也是顺理成章的——这种呼声在当时民族危亡的情势之下，尤显峻迫。于是，“个人”很快被湮没于大革命的洪流之中，这种现象并没有随着内战的结束而结束，而是一直持续到文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李泽厚将其概括为“救亡压倒启蒙”的经典论述。国民党退守台湾之后，在“解严”之前，其在意识形态领域也无非是强化民族国家大义，消减个体的独立性。因此，个人与民族国家间的矛盾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中是始终存在的（家族观念相对来说逐渐淡去），但毕竟历史在前进，随着台湾现代化经济的展开，法制架构下重新厘定“个人”与“国家”之间的权利、义务和价值的天平已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时至1980年代的台湾，如果再以强权或“强人”过度强调民族国家大义而弱化个体权利，已经与时代之潮流南辕北辙，这一点，学人们意识到了，“强人”如蒋经国也意识到了，正当此时，女作家龙应台应运而生。
龙应台的家国观念其实是建立在“家”的基础上，而龙应台所关注的“家”，也是历经新文化洗礼后的由“个人”组成的“小家”，而不是鲁迅、周作人、陈独秀们所力图破除的“家族”。进而衍生出“国”应该为“家”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打破了“家”服从于“国”的个人服从于社会，个人应该奉献社会的传统家国观念，因此她的批判是站立在个人立场上质问“国”应该能为“家”、能为个人做些什么，批判“国”也是因为个人的诉求与利益不能得到维护。这对传统家国观念是一种重大的挑战与反叛。
提到这一点，是离不开龙应台当时所处的社会背景的。1949年，国民党退居台湾，实行多项措施以巩固其独裁统治，颁布戒严令，在岛内实行白色恐怖；在党内排除异己。70年代初，台湾的外部环境急剧恶化，“‘邦交’断绝、外贸疲弱、地小人多，工商不发达”[②]。在龙应台个人方面来说，她于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到美国留学，这一时期美国发生了一件国内外众人皆知的大事——“水门事件”，尼克松总统遭到弹劾。不明就里的人们将其看做美国的政治丑闻，却没有看到隐藏在这一表象之后的本质：公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所享有的权利问题。尽管龙应台在她的文章中没有提到，但美国民主的形式以及美国自身的文化对她还是会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在她后来的一系列文章中，所倡导的往往是西方式的民主自由，并且她的家国观念也是建立在美国联邦这一政体的前提下得以展开。在《容忍我的火把——与一位告密者的沟通》中，她说：“爱国要以爱人民——也就是你和我和街头卖蚵仔煎的老头——为出发点，政府为人民所雇用，做得好则留，做不好则解聘换人，根本无所谓爱不爱”[③]，这是典型的美国式的“主权在民”的民主意识的体现。在生活经历和知识构成上而言，龙应台和其他海外作家一样，包含着“国内的人生经验和海外的人生经验”，两者“形成一个既互相冲突又互相包容，既互相对视又互相解读的矛盾统一体。由此也构成了他们观察、思考和创作的一种‘复眼’式的双重视域”[④]。因此，龙应台和生活在台湾的当地人相比，她超越了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超越了国界的限制，重新拾得在对生活习惯后所失去的最本质的东西，获得跨域的文化视野与书写，所以龙应台 “从不以孤立的方式来看事情，新国度的一情一景必然使他联想到旧国度的一情一景。就知识上而言，这意味着一种观念或经验总是对照着另一种观念或经验，因而使二者有时以新颖、不可预测的方式出现：从这种并置中，得到更好、甚至更普遍的有关如何思考的看法。”[⑤]。她总能关注到生活在台湾的大多数人所忽视的地方，拥有更加敏锐的洞察力。为民众的不公与苦难奔走呐喊，这也使得龙应台成为一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
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曾是这样描述他心目中的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 to)’ 公众以及‘为( for) ’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⑥]。
龙应台确实是以这种形象走上文坛的。留学完成返台后，龙应台看到的皆是种种社会弊端以及生活在这一环境中的麻木的台湾民众，在这里个人的主体意识与自觉性被激发出来，她并没有为现代物质文明的表象所迷醉，而是以犀利率真的文字来揭露这些现象。《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通过一则新闻报道而批判民众的社会责任感薄弱；《啊！红色》揭露政治干预艺术的荒谬；在《我的过去在哪里？》中，龙应台从台湾市民对古迹的保存与拆除的不同心态中，思考中国人对历史的淡漠以及对西方文化的一种复杂心态。通过对这一系列现象的批判，龙应台从而建构起自己的梦想：“希望中国人的下一代，可以在任何一个晚上，站在任何一个地方，说出心里想说的话而心中没有任何恐惧。我们这一代人所做的种种努力，也不过是希望我们的下一代将有‘免于恐惧的自由’”[⑦]。她的文字通俗易懂，能够满足不同层次的受众群体，因此，《野火集》的出现很快在台湾社会刮起一股强大的“龙卷风”。可以说，这对当时台湾的民主化建设是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的。
龙应台是具有世界眼光的。在她写《野火集》的年代里，世界的发展趋势是走向多元化，不同文化间的交流日渐频繁，对于席卷全球的西方文化，是全盘接受还是辩证的接受在人们的心里变得明朗化。作为一个成熟而又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龙应台的思想闪光之处在于她对个体价值的体认与激励，正缘于此，她才能远离权威，关注到社会的边缘和弱势群体，为她们的生存争取更多的权利。
龙应台对国家的描写着墨不多，提到台湾，大陆是回避不掉的。对于大陆，龙应台有一种很复杂的情结在里面。大陆是父母出生的地方，但是战争“像突来的飓风把他连根拔起，然后恶意弃置于陌生的荒地。在那里，他成为时代的孤儿，堕入社会底层，从此一生流离，半生坎坷”[⑧]。能体会父母离乡之痛的龙应台始终以“外乡人”自居，即使从小在台湾南部长大，却说着一口标准的国语，心里有极大的优越感——“‘我’，不属于台湾的‘次等’文化”。但是当她在纽约和一个湖南的老乡聊天时，听他谈“湖南的湘江、乡下的茶油树、辣椒山”[⑨]，却发现自己不会讲湖南话，对湖南也一无所知，才恍然发觉，自己是一个无根的人。对大陆的感情，龙应台是以父母的老家为依托，将个人的复杂情结寄寓在一个模糊而又具体的湖南这一形体上面，并凝结成为对整个大陆的感情。而对于台湾，这是生他养他的地方，身临其境，更是看透它的阴暗或是美好。她和父母的心就像风筝一样，但是线始终牵在大陆那一头，若即若离，这种既爱又恨的感情交织于心，宁愿不提大陆，因此龙应台“选择了以国际化，来闪避本土化与去中国化的矛盾”，从这一方面来说，龙应台是个“不彻底的批判者”。[⑩]
同时，龙应台从目前世界各国的发展来展望台湾社会，她想让台湾向美国、德国等西方国家学习，但却在无意中落入了世界眼光的窠臼之中。龙应台的描写是将笔伸向那些弱小国家以及弱小国家中的平凡个体，借以表现其无差别的人道主义情怀，但对于在不同政体生活的民众的描写上，龙应台不可避免的陷入“主义”的圈套之中。上个世纪末，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柏林墙的推翻，龙应台似乎找到了一种心理上的平衡与快感，社会主义国家在他的笔下成为罪恶滋生的场所，轻蔑与藐视无不在他的语句中流露出来。看到失去苏联援助的社会主义国家古巴，龙应台说：“你们很快就会成为世界上唯一的共产党国家，也许应该把现状保留起来，作为共产主义博物馆”[11]。面对着生活在古巴的民众，由于戴上社会主义这样一个“光圈”，在龙应台笔下，显得无可救药，似乎唯有打破这一政体，民众才有幸福生活的到来。
而家，在龙应台笔下则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只有在家里，面对着父母，才能缓解她被放逐的心理。龙应台对家的描写，隐去了个人的抱负和欲望，而是以生活中的平常事、平常人入题，她本人也扮演着为人子、为人母的角色，最具代表性的是龙应台的《目送》、《孩子，你慢慢慢来》、《亲爱的安德烈》等。在《目送》中，龙应台最引人瞩目的是反思在宏大的国家背景下个体的悲剧命运，父母只是历史的一个牺牲品：父亲只能在教儿女背《陈情表》时，一个人泪流满面；不止一遍地看《四郎探母》，而自己只能在死后才回到故土，“七十年的天翻地覆，物换星移，不过是一个下午去市场买菜的时间”[12]；而母亲面临的是“时光错乱”，来到乡下，她会告诉“我”说：“这条路走下去转个弯就是我家的地。”[13]……一系列悲情事件的发生，父母这一辈人却找不到原因，龙应台在此慨叹的是个体面对大时代动荡与变迁时的无能为力与手足无措，这又何尝不是个体性泯灭的悲剧呢？而这些悲剧由谁来负责？这才是龙应台真正想告诉人们的。
《亲爱的安德烈》是继《孩子，你慢慢来》之后，龙应台写的又一部亲情散文集。是龙应台在卸任台湾文化局局长后发现，由于时空的变化，自己和儿子之间出现了巨大的隔阂，儿子在不经意间已经长大，自己对此却透露出一种欣喜与不安的矛盾情感。龙应台开始尝试以一种对待成人的方式来和儿子交流，了解儿子的思想以及这一代人的价值观。
龙应台在这些作品中，是以自己为纽带，连接起不同的两代人。其共同点是其间表达着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即便是家里至亲至爱之人，我们都很难深入他们的内心了解其想法。直到《目送》中，龙应台才将这种思想得以升华：“家，一不小心就变成一个没有温暖、只有压迫的地方。外面的世界固然荒凉，但是家却可以更寒冷。一个人固然寂寞，两个人孤灯下无言相对却可以更寂寞。”[14]用很浅显的语句揭示了一个自我与他者亘古不变的矛盾，这矛盾无法消除，只能以自己的能力去缓解。同时经常以几句蕴含哲理性的语句作结，让人产生荡气回肠之感。
可以说，龙应台的创作在思想上是具有连贯性的。不管其犀利如《野火集》，还是温馨如《目送》《亲爱的安德烈》等等，他都在努力演绎个体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的命运波折。个体若想获得健全发展，家长首先把他当成一个人，尊重他的个性，培养个体的责任感，而不能一味的把他当成孩子来看待。唯有如此，当个体的合理利益受到他人侵犯时，他们才会站出来自觉维护，而不会像父辈人那样被历史抛弃在荒野中，在孤独中终其一生却仍不知“悲”从何来。
二
从《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到1985年杂文集《野火集》出版，再到2009年《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龙应台一路走来，以“批判直接利落，笔下常有激情，据煽动力”[15]的特点无论是在台湾还是大陆民众的心中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以说。龙应台是接过了五四启蒙者的旗帜，以《野火集》为起点，掀起一场旷日持久的“龙卷风”，并呈“燎原之势”。因此有评论者认为：龙应台的《野火集》“确是给台湾的社会丢下一颗响亮的震撼弹，动摇了一些腐朽的、蛀蚀的原来还以为足以擎天的梁柱，更重要的是为广大群众的那些自以为是的乡愿思想进行了一次痛快的洗涤”[16]。
她渴望在台湾社会实现民主，人民有决定自己乃至国家命运的权利，但是一种观念要想获得足够大的影响，有时候也需要当权者的着力宣传，但是若要触及根脉，震动灵魂，却必需“天时”——社会大变革的进程，当时的台湾处于白色恐怖的尾声，很多民众其实是一种懵懂而如履薄冰的状态，思想的前进和保守之间仅仅存在着一层玻璃纸的厚度，知识分子慢慢地已经预料到社会的走向，他们需要做的是捅破这层玻璃纸而已，远没有当时的新文化运动者所要进行的“打破铁屋子”的任务更加艰巨。龙应台在这时所发表的一系列很据煽动力的文字无疑给处于阴云中的民众以前进的方向。
龙应台的群体意识批判在《野火集》中就已经开始了，她将批判的矛头直指“沉默的大多数”。声声责问，用反问的方式：“中国，你为什么不生气”、“‘对立’又如何”、“奥威尔的台湾？”，或用略带嘲讽的方式表达着自己的不满：“幼稚园大学”、“机器人中学”……她批判台湾管理制度的不健全；批判国民意识的淡薄，诸如对环境的污染，对古迹的破坏；也批判教育的落后……当然她并没有直接抨击集权制度，而是以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实来启发民众，这是通过强化并彰显个体独立意识来加以实现的。通过这种方式将普通大众的潜在积极心理因素激发出来，走向唤醒民众的道路。在这里，龙应台扮演着“引路人”的身份，而非“领导者”角色，将个人置身于群体中，在拉近个人与群体距离的同时，自己的观点与思想也得到了宣扬。因此有评论者认为，“真正将她和众人的生活串联起来的，不如说是龙应台的草根性格，激发了大小市民的公民意识”[17]。显然，龙应台比鲁迅乐观得多，她也因此获得了极大的声誉：“《野火集》在出书二十一天之中再版二十四次，四个月后，已经迫近五十版，马上要破十万本的大关”[18]但当十年后重新反观台湾社会，龙应台体会到的却是巨大的震撼与失落，高雄的市民买水喝已经好几年了，“水龙头流出的水没人敢喝，没人敢来泡茶、煮面、洗菜”，[19]龙应台在这里置疑的是市民为何不举行百万人的抗议游行；在教育方面，1996年的台湾政治大学竟然有阿拉伯系教授在课堂上打学生手心；他从一开始就倡导民主，却发现在台湾所谓民主的形式乃是“办桌文化”[20]……而这是解严十年后的台湾。
对此，龙应台提到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文化，不是政治。因此龙应台想致力于文化建设，从现实的点滴入手，为恢复台北的历史记忆、保护台北古文化建筑做出了很大贡献。1999年，龙应台应台北市市长马英九的邀请，担任台北市首任文化局局长，但笔者在此置疑的是龙应台所说的文化的范围。文化无疑是多元性的，在台湾，就有原有的土著文化、殖民文化以及随国民党而去的大陆人所带过去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及目前影响巨大的西方文化。这几种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互相交流、融合，但却很难得到统一。焦虑的龙应台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西方文化为标准的，在全球化影响下，长年生活在台湾的民众只是接受了民主的表象，但却还很难把其实质。因此文化建设这一途径注定是一场漫长而艰巨的拉锯战。没有几十年乃至几个世纪的时间，这种“集体无意识”很难从民众心中消除。2003年，龙应台婉拒了马英九的再三挽留，辞去文化局局长职务，重新拿起笔以文化人的身份发表文章。其实，我们应该明确民众所接受的观念其实已经具龙应台宣传的相差很远了，因为一种观念只有经过一系列个体的无意识领域的改造才会产生影响，而最终的效果并非一时所能够发现。这也呼应了她所提出的第二个方面的原因：个人。
正如龙应台所说：“个人，才是黑暗的真正来源。”[21]这里的个人指的是打破专制的个体英雄、但却最终成为专制的个人的人。因此，她着重批判的是迷失在群体意识中的个人，即化大众。其实鲁迅一生也致力于此，始终关注着人的自由与解放，其“首要任务不是把人从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也不是从专制政治压迫中解放出来，而是把人从传统的思想文化枷锁中解放出来”。[22]但是一切并没有按照预期的发展，面对希望鲁迅充满了无奈，发出了“希望本无所谓无，本无所谓有”的感叹，虚无感弥漫心头。鲁迅在五四时期是以批判、质疑传统而走向文坛的。的确，如果要反思中国人的劣根性，那占据中国主流思想的纲常礼教却是最大的绊脚石。传统文化的影响龙应台也考虑到了，但她只是轻笔带过，未曾像鲁迅那样做过深入思考。她认为中国是一个讲人情的国度，现代民主的实现形式是在办桌文化的内容中实现，沟通选民与候选人之间的是同乡、同学、亲戚等血缘地缘的关系，在这里，龙应台只是讲到传统的表象形式，并且是大家早已知晓却未曾深入思考的。同时龙应台也认识到原有的民主思想和在实际中实践着的民主却有天壤之别。人们追求民主，但是当民主真正到来时，却发现“在新的组合里，原来在专制阵营中出现了高喊民主自由的人；原来反对阵营中，一旦掌有权利，就出现了行事独裁的人”[23]。
人类社会就是在不断地追求个体权利、彰显个体意识中进行的，但群体对个体的制约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个体要在群体中生存，个体性活动受到约束是在所难免的。群体要获得长久的发展，要加以实现的是无意识人格的强化和个体的有意识人格的逐渐消失，这是任何一个领导或者独裁者取得绝对权威的手段之一，秦始皇焚书坑儒、汉代独尊儒术、明清文字狱、建国以来的文化大革命、台湾岛的白色恐怖……不论能不能实现，总会有人愿意尝试。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中将群体定义为“聚集成群的人，他们的感情和思想全都采取统一个方向，他们自觉的个性消失了，形成了一种集体心理”[24]。群体中的个体的最大特点就是从众心理。“永远漫游在无意识的领地，会随时听命于一切暗示，表现出对理性的影响无动于衷的生物所特有的激情”。[25]并且在群体中，个体会产生一种力量感，但是当个体缺乏一种连接的载体时，个体会变得消极、唯唯诺诺，因此才会有面对污染过的水，市民宁愿买水喝，也不会抗议游行；学生的独立意识从未得到过强化与尊重，才会有教授打学生手心的现象……在经济学上被称为责任分散效应。鲁迅对此也有深刻的体会：“胜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胜了；若败了时，一群中有许多人，未必是我受亏”[26]，民众对很多事情总是持一种观望态度。再者，民众受传统文化的影响颇深，几千年的顺民心理根深蒂固，即便自己置身于某种意识形态之中，但却往往意识不到这种意识形态的强制性，反而将这种现象当做理应如此的事情。
龙应台认为，“民主的倾向就是向平庸看齐、靠拢”[27]，因为政府官员想掌握政权，就要拉拢人心，获得民意，“个人要从民意的强大束缚中解放出来，要向民意的平庸统治争取不同流俗的权利。极权瓦解之后，压迫着个人的是无数个个人所结成的集体，‘民意’”[28]顺理成章地，“几流的人民就配几流的政府”[29]，个体的独立意识被强大的群体力量所湮没，也丧失了独立判断的能力。
其实纵观龙应台的创作，她所倡导或者批判的是群体意识，龙应台所谓的“民主的倾向”其实是这种集体心理在作怪，即几千年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文化心理，这是一种受集体无意识支配，将理性的成分掩藏于感性的冲动外表之下，并且在发展的过程中具有极大的稳定性，龙应台提到了“办桌文化”。而这种潜在的弊病和产生的根源之发现唯有跳出这一传统文化，与另一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之后再来反观自身文化，才能达到真正的理解与反思。
三
无论是文化建设还是人的启蒙，个体意识与群体意识的矛盾与纠结注定要一直持续下去，在全球化日益加剧的今天，地球村的说法越来越得到印证与实现，家与国的矛盾也将变得不再重要。而个体价值的体认却在个体意识的强化中日渐显露，女性主义、同性恋等等个体性活动的讨论被提上日程，同样，种族歧视、环境污染、恐怖活动等影响地球村和谐发展的因素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因此，无论社会如何发展，个体是无法逃离群体独立存在的，而个体在群体中如何实现自身权利、自主性的最大化、最优化，将会成为人类社会持续争论的话题，也是困扰人类社会发展的难题之一。
龙应台是有强烈的社会使命感的，她能够跳出传统思维的束缚，以全球化视野来关注台湾社会，以个体意识与群体意识的矛盾为落笔点，向民众揭示出个体面对群体时的命运之沉浮，这是龙应台思想的超越之所在。本文主要探寻龙应台散文中所反映出来的家国观念以及对群体意识的质疑，关注龙应台对个体生命、价值的肯定中所折射出来的精神可贵之处，以及由此形成的具有开放而启发性的思维模式。
龙应台的散文大多属于社会批评，首先以报刊专栏的形式刊出以后才结集成书，其特色通过媒体在读者中间已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由于本人社会学知识的贫乏，在尝试探讨作者与社会关系的问题时难免捉襟见肘，如若有机会愿意做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 龙应台，野火集，三联书店，2010年5月第1版。
[2] 龙应台，目送，三联书店，2009年9月第1版。
[3] 龙应台，这个动荡的世界，汕头大学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
[4] 龙应台，孩子你慢慢来，文汇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
[5] 龙应台，亲爱的安德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
[6] 刘登翰，双重经验的跨域书写：20世纪美华文学史论，三联书店，2007年6月第1版。
[7] 【美】爱德华·W.萨义德著、单德兴译，知识分子论，三联书店，2002年4月第1版。
[8] 李新宇，鲁迅的选择，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
[9] 【法】古斯塔夫·勒庞著、冯克利译，乌合之众——大众心理学研究，
2007年9月第1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0]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
[11] 【意】恩佐·克罗迪著、文心译，希特勒与纳粹主义，三联书店，2006年7月第1版。
[12] 旷新年，个人、家族、民族国家关系的重建与现代文学的发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6年第1期。
[13] 王平，论孔子的家国同构观念，晋中学院学报，2010年10月第5期。
作者简介：
赵新定：毕业于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
作者博客：http://blog.sina.com.cn/u/1806741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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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旷新年，个人、家族、民族国家关系的重建与现代文学的发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6年第1期，43页。
[②] 龙应台，野火集，三联书店，2010年5月第1版，21页。
[③] 龙应台，野火集，三联书店，2010年5月第1版，136页。
[④] 刘登翰，双重经验的跨域书写：20世纪美华文学史论，三联书店，2007年6月第1版，11页。
[⑤] 【美】爱德华·W.萨义德著、单德兴译，知识分子论，三联书店，2002年4月第1版， 54页。
[⑥] 【美】爱德华·W.萨义德著、单德兴译，知识分子论，三联书店，2002年4月第1版，16-17页。
[⑦] 龙应台，野火集，三联书店，2010年5月第1版，176页。
[⑧] 龙应台，目送，三联书店，2009年9月第1版，47页。
[⑨] 龙应台，野火集，三联书店，2010年5月第1版，172页。
[⑩] 龙应台，野火集，三联书店，2010年5月第1版，222页。
[11] 龙应台，这个动荡的世界，汕头大学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73页。
[12] 龙应台，目送，三联书店，2009年9月第1版，281页。
[13] 龙应台，目送，三联书店，2009年9月第1版，34页。
[14] 龙应台，目送，三联书店，2009年9月第1版， 61页。
[15] 龙应台，野火集，三联书店，2010年5月第1版，221页。
[16] 龙应台，野火集，三联书店，2010年5月第1版，212页。
[17] 龙应台，野火集，三联书店，2010年5月第1版，4页。
[18] 龙应台，野火集，三联书店，2010年5月第1版，141页。
[19] 龙应台，这个动荡的世界，汕头大学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241页。
[20] 龙应台，这个动荡的世界，汕头大学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242页。
[21] 龙应台，野火集，三联书店，2010年5月第1版，33页。
[22] 李新宇，鲁迅的选择，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96页。
[23] 龙应台，这个动荡的世界，汕头大学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222页。
[24] 【法】古斯塔夫·勒庞著、冯克利译，乌合之众——大众心理学研究，
2007年9月第1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45页。
[25] 【法】古斯塔夫·勒庞著、冯克利译，乌合之众——大众心理学研究，
2007年9月第1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59页。
[26]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327页。
[27] 龙应台，这个动荡的世界，汕头大学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169页。
[28] 龙应台，野火集，三联书店，2010年5月第1版，31页。
[29] 龙应台，野火集，三联书店，2010年5月第1版，8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