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九年恰逢一系列纪念日，新中国建立六十周年，五四运动爆发九十周年等，大陆不失时机地掀起了“关键年”纪念潮，“纪念史学”的各类作品也纷纭迭出。台湾学界也在不断酝酿着重估一九四九年溃败的历史，《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适时推出，加上作者龙应台的广告式声明，大卖是意料中的事。在后记中，龙女士用她一贯的煽情笔调，诉说“闭关写作一整年”的辛苦，感叹“时间不够用”，“以秒为单位来计时，仍旧不够用”，足见顺利赶上纪念潮是件耗费精力的事。况且这一次龙女士不准备以作家身份出场，而是面对“浩瀚史料”，“有如小红帽踏进大兴安岭采花”。于是我们看到了在真迹、旧照、绝版杂志、破旧地图堆中忙碌到体力透支的作家身影。随着作者从她的祖籍淳化镇出发，拉出一条纵贯中国南北的迁徙线，从东北到山东，从江南到台湾，从湖南到越北，从台湾到南洋，持续游走在时空变换、生离死别的处境里，叙事中充斥着被炮火追杀的人群和沿途散落的残肢断体。

“请凝视我的眼睛，诚实地告诉我：战争，有‘胜利者’吗？”随着作者催眠似的发问，“炮灰论”的历史观不但形成了，而且显得那么正义、那么有说服力。面对被作者推到前台的那些颠沛流离的伤兵、满脸稚气的少年、不知所措的妇孺，你没法反驳，好像反驳了作者就对不起在战争中受害的所有人似的。

然而，要真正面对这段历史，就不可能完全依靠写作情绪的空洞宣泄，慈祥的母亲教育儿子，大概是差不多的语调：

“飞力普，不可以打架。”

“飞力普，要帮助小朋友。”

“飞力普……”

但是，所有战争，包括一九四九年中国内战，并不是靠单纯的人道主义告诫就能理解的。我相信，龙应台这位年近花甲、见多识广的“小红帽”在踏入历史丛林之后，肯定遇到不少与她观点相左的狼外婆，但结果是“小红帽”太强悍了，每一次都能用汹涌的修辞顺利击昏狼外婆。于是，南洋岛山打根集中营里虐杀国民党军战俘的台湾监督员，与血战淮海食不果腹的前线国民党军队，密集冲锋不顾死活的解放军士兵，统统变成了飘散到战争尘埃中的悲情线偶，由历史的偶然所操控，这些跨民族、跨疆界、跨海峡的恢弘叙事，揭开的是一整代人“隐忍不言的伤口”，让他们血迹斑斑地尽情喷洒，然后任由记忆的血水灌流进当代人麻木的心里。为被践踏、被侮辱伤害的失败人群立传，结论当然是战争根本没有什么胜利者。当交战搏杀的暴力被不论轻重、不分界线地指责，任何战争的意义都会从此彻底消解，“炮灰论”刹那间炸出人们的眼泪，“正义论”对胜负的书写当然就会在泪水中变得模糊不清。

无疑，我们从小受到过太多的“正义”教育，国民党坏，共产党好，国民党军队坏，解放军好。非黑即白，非朱即墨。是非的边界像刀刻在心里的纹身，似乎终身都涂抹不掉。龙应台提供的“人道”药水似乎可以擦洗掉心灵被“纹身”的耻痛。但我以为，龙应台的“炮灰论”让失败和胜利者并排站立，然后让他们相互煽情地搂搂抱抱，用“人道”的眼泪黏合剂把他们强行粘在一起，这当然让两岸的政治家和民众听着受用，有皆大欢喜的催泪效果，但对那些笔下的小人物而言，却又等于是把他们统统抛回到生存的虚无中，恰恰遮蔽了历史发生的线索和真实原因，也可能恰恰给发动战争者一个开脱自己的理由。对牺牲价值高低的确认永远都会是见仁见智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不努力去厘清牺牲付出的缘由和区分信仰不同的价值所付出的代价。

大陆学者杨奎松曾经惊讶于黄仁宇的糊涂，在他看来，曾写出《万历十五年》这种杰作，那样睿智的一个人，居然会以一个传闻断定共产党的酷虐，而不深究士兵出生入死的动因。黄仁宇曾从一个军官的口中听说，东北四平战役解放军士兵构成密集方队，完全不守军事规则，在机关枪密度极大的扇面扫射下，成排成排冒死冲锋，尸体堆叠狼藉。他于是断定出林彪的残忍和共产党的无情。当然还有关于林彪的那个著名传说：当手下报来伤亡数字时，林彪的回答是，我不听数字，只要结果。杨奎松想问的一个问题是，林彪队伍中有不少新入伍的士兵，他们没经过多少训练就上了战场，何以却表现得毫无胆怯异常生猛。龙应台没有想到，也许正是这些玩命扑向枪眼的士兵，某些人刚刚分得了土地，他们是在以血肉捍卫刚刚获得的利益。即使他们以“炮灰”的面目出现，背后也有千千万万个土改的身影在晃动，正是“民气”的飙升，才使得连枪都没摸过多少时间的新兵蛋子能不顾生死地疯狂鏖战，这些绝非简单的“炮灰论”所能解释。至于土改中的过火虐杀行为，则是另一个层面需要反思的问题了。

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中，龙应台引用了陈毅的一句话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手推车推出来的，并详细描述了百万民工为战胜国民党所付出的巨大代价。但她笔锋一转，突然岔出去大写了一通日军逼迫民工从事各种劳役的惨状。这又是一种典型的炮灰历史观，即所有民众在战争中的付出都是等值的，是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的虚妄举动。为国民党军干活，为解放军打仗，为日寇监工，统统是炮灰、可怜虫，是随意可被历史抹去的符号。

我们这个世界从来不缺乏从失败者的角度回望历史的作品，我曾经看过一部描写二战结束前后意大利抵抗组织和法西斯政府做最后决斗的影片，中文翻译成《成王败寇》，似乎颇有深意。影片从失败者的视角观察，其中战胜者的无良行为和战败者的卑微无奈被刻画得入木三分。但影片并没有用和解的庸俗笔法让双方假惺惺地拥抱在一起，而是让战争切割出的伤口继续流血，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历史在各自陈述存在的理由，没有丝毫“炮灰论”的影子。

当然，对“炮灰论”的指控并不意味着我们要遁回到所谓以“正义论”作支架的老历史观中去，或苟且回到非黑即白的史观里继续做傻子，更不用说我们数十年中形成了多少以正义为名的谎言，让本可益智的历史变成了傻子都不肯做的所谓“学问”。近些年史学界掀起了“眼光向下”运动，一时间，倾听民众自己的声音，关注民众自我表达的呼声甚嚣尘上，结果是，在无法解决实际问题的情况下，不但民众自己不愿意说出内心的苦楚，他们的声音也从来没有在历史中被完整地显现过，“底层史学”最终变成了专家自恋的游戏。

历史从来都是由“英雄”书写的，我根本不相信“民众创造历史”这种鬼话，历史永远是大人物在指手画脚地规划，民众按照地图的线索去卖力实施。但大人物不可能一点不顾及小人物的诉求和命运，因为历史地图上的内容还须由密如蛛蚁的他们去填充。如果“英雄”执意我行我素，就难免被民众所唾弃，所以“正义”的获得永远是妥协博弈的结果，民众可能是棋盘上的棋子，却不是简单的愚民和炮灰。其实，这种悲欢离合的煽情叙事可能像琼瑶剧一样刺激泪腺，像膨化食品一样口感酥脆，若要提升思考力度和判断力的话，还是读点儿别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