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纲要》是我们袁贵仁老师担任教育部部长以后提出的，经过一段时间讨论，许多问题引起争议，其中争论最为激烈的问题是所谓“去行政化”。
三十年来，教育改革提出了许多次，如“教育产业化”等思路，不仅存在片面性，而且没有抓住要害，结果都是不了了之。但这个“去行政化”却抓住了当今中国教育的根本弊端。支持的力量不小，反对的势力更大。温家宝总理在“两会”前就公开提出了学校“去行政化”问题，某几个校长就公然发表了异议，似乎很有来头，我很担心又是一个不了了之。
我们应该知道，教育改革就是改革教育的管理模式，改革教育资源的配置方式。很多年以前我们就讲了，从指标管理到目标管理，而目前依旧是指标管理模式，指标管理必然要求“行政化”，或者反过来说，“行政化”必然要求指标管理，二者互为因果。因此“去行政化”就是改变这种行政化管理模式。在《纲要》中有许多试点，有许多工程，只要这种行政化管理模式没有改变，依然是沿袭现有的教育管理模式，所谓教育发展很有可能就是一场“教育大跃进”。
《纲要》提出学校“去行政化”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未必能够真正实行。现在高校，教授都想当官，有人说是“授（兽）不如处（畜）”，领导手中多有可支配资源，而教授手中则少有资源可支配，因此许多教授想当领导，拿学术地位与行政地位交换。许多人，首先在学问上做出一点名堂，然后有了一些学术地位，然后要官，通常都能要到。许多学校的思路是，是个人才，大小给个官当。在当上官之后，这些人又反过来通过行政资源抬高自己学术地位，比如获取各种指标、称谓，例如有一个报道说，“教学名师”90%以上都是学校领导，一线教师根本没有指望。有了官，就有了名，也有了利，有了钱。这就是学术地位与行政地位的互动，也就是大学“行政化”的主要症状。大学“行政化”的根本危害是毁灭了大学的学术和教育，许多人把当官作为目标，把学问和教学作为手段。
现在全国学术界和教育界，“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官本位压倒学本位和教本位，行政本位压倒学术本位和教育本位，这一趋势若不遏止，必然毁灭学术，毁灭教育。
现在全国学术界和教育界，一方面学术资源迅速增长，另方面学术资源配置混乱。直到现在还是指标管理，学者耗费许多时间、精力，填表、报帐，应付各种立项、评奖、评比、检查，还有什么学问、教学可言？还有多少学问、教学可做？怎么避免学术腐败、教育腐败？为什么不转向目标管理？
有一个大学校长说，整个社会“行政化”，学校就不能不“行政化”，否则就会降低学校在社会中的地位。其实，改革总是有先有后，整个社会“去行政化”是不可能的，是否学校也就永远不可能“去行政化”？这是第一。第二，并不是只有行政级别才能决定一个人和一个部门、一个单位的社会地位，企业的资产决定了企业和企业老板的社会地位，而学校的品牌则决定了学校和校长的社会地位。因此，对于北大、清华一类名牌大学来说，现在的副部级或正局级不仅没有提高，反而降低了这类大学的社会地位。须知，“校长”，在英语中和“总统”是同一个词[president]。因此，“去行政化”正是提高学校在社会中的地位。
还有另一个大学校长说，“去行政化”不必取消学校行政级别，只要按照教育规律办学就可以了。其实，“去行政化”需要理顺三种关系：一是学校和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尤其教育职能部门之间的外部纵向关系。虽然政府教育职能部门属于行政部门，但是学校和它们的关系不应该是行政隶属关系。这个关系类似企业和政府的关系。政府应该尊重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依法加以监管。二是学校和社会相关行业之间的外部横向关系。这个关系原本就非行政化了，并不需要特别“去行政化”。三是学校内部关系。这个关系又有两个方面：学校职能部门；教学、科研单位（后勤单位另当别论）。后者比前者更需要“去行政化”。取消学校行政级别虽不是“去行政化”的目标，但却是不可或缺的手段。一个行政领导，不管他们是否学者、教师，怎么可能按照教育规律办学？他们只会按照行政规律办学！这个不是认识问题、知识问题，而是价值评价以及利益驱动机制使然，因为在现有教育管理模式下，权力—资源是按照行政级别，自上而下配置的。学校各部门、各单位工作的绩效评估和奖惩升降，表面上有学术评估机构起作用，实质上是行政主管机构在决定。取消行政级别以及行政管理之后，一个校长以及其他学校领导、全体学者、教师，为了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只有一条正道可走，就是加强学术、教育以及学校管理，提高学校的社会地位，亦即学校的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杜绝不务正业现象。
上述种种“去行政化”异议，大多不是出于公心，而是出于私利。应当指出，学校的“行政化”早已造就一个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就是以谋求行政地位来获取学术资源、教育资源，归根结底就是经济资源。因此，“去行政化”简直就是要了他们的命。他们拼命反对“去行政化”，意味着以“去行政化”为根本特点的所谓教育改革，很有可能也是一场“教育大革命”。
学校“去行政化”，必须摆正党在学校中的地位。在当今中国，不讲党的领导不行，但是怎样讲？邓小平曾说过，党要管党，不要以党代政。以党代学、以党代教就更加不对了。党的领导应当主要体现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上，既不要干预学校日常行政工作，更不要干涉学术、教育。现在，有的学校不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而是党委书记负责制，党委和校长办公会议一起开，党办和校办一块牌。书记有兼职的，有专职的，总起来说，专职书记比兼职书记更不懂教育规律。党委和行政班子的分权，尤其表现在人权和事权的分离上，学校中层干部任免都是由书记和党委来决定，校长和行政班子多有做事的责任，少有用人的权力。校长有党内的，有党外的，在这个制度下，党外比党内更难于开展工作。人权和事权的分离，妨碍了学校的许多日常行政工作。总之，如何加强和改善党在学校中的领导？如何处理党、政、学的关系？如何处理党、政、群的关系？还是一个亟待研究的课题。
另外，学校除了学术、教育管理之外，后勤可以交给社会。坚持“社会办学校”，反对“学校办社会”，“教育产业化”在学校后勤“产业化”这个意义上还是有一点道理的。
最后，当今我国教育改革的一个最主要和最根本的问题是教育走向民间，由政府办教育到民间办教育。我国教育资本一直掌握在政府手中，民间资本至今没有转移到教育手中。目前我国民办学校处于边缘地位，数量不多，质量不高，规模不大，效益不高。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模式是通过各种方式转制，公办学校能否转制？对国企抓大放小，对公办学校能否抓大放小？当然，义务教育、特殊教育等等主要还是由政府办。考虑到国企改革并未造成社会动荡，我认为教育改革同样不会。对民办教育也可以实现党的领导、政府监管。
（2010年4月，毕竞悦根据记录整理，并经作者补充、修改，未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