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2010年上半年GDP同比增长11.1%，真不低，应该是全球最高的；不过，同期，中国的“敌人”增长得更快，有人在谈论对中国的“C型”包围圈，还有人在谈论亚洲版的北约，美国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像坏孩子弹弓上弹出的石子，今天弹到南海，明天弹到黄海，后天还会弹到东海，激起周围国家千重浪……
我曾经认为2002年以来“新政”下的中国，是有史以来国家敌人最少的时期，比如，《以“鞠躬”为年号的“新政”》，（2006年7月），再比如，《太阳从南方升起》，（2006年11月）。在后一篇文章里，我提到了中国历史上对外关系的三种模式：天朝时期的“朝贡模式”，毛时代的“革命模式”，和邓小平时代开创、胡温集大成的“互惠模式”。按照前两个模式，中国少不了敌人，凡是“拒绝朝贡或拒绝认同中国革命的国家”都“可能是潜在的敌人”。互惠模式就不同，“它既是平等的，也是普适的”：
“说它是平等的，因为它的基础是全球化时代的平等自由贸易，不是殖民主义时代的殖民与被殖民的不平等关系；说它是普适的，因为它不具有任何政治与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排他性，也不预设任何非经济的先决条件。这种现实主义模式把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看成是高能加速器，发生外交关系的国家就像两束高速相遇的粒子，通过‘热烈拥抱’而增加双方的能量。正是因为这种模式的巨大吸引力，中国才能史无前例地一次同时拥抱这样多的非洲国家。”（引自《太阳从南方升起》）
当然也热烈拥抱了其它几乎所有国家，包括美国和俄国。
现在怎么回事，某些国家突然在中国的怀抱里动刀子？
你可以说是美国佬挑唆的。但美国佬为什么挑唆？你可以回答说，美国对中国什么时候怀过好意？那为什么昨天没挑唆，今天要挑唆？你还可以说，美国势力在衰落，尤其在亚洲衰落，一觉睡醒了，突然不爽，提起裤子，咬着三明治，就爬上了乔治.华盛顿号航母。
都有道理。但我想说的是另一方面的道理，这个道理与“天安”事件有关系。
国家和个人一样，决定其决策的有两个基本模式，一是“后果模式”，第二种是“身份模式”。“后果模式”，类似经济人模式，就是利益最大化模式，当我们按后果模式做决定前，要掂量可供选择的各种方法和途径，评估它们的价值，然后选择能为我们带来最大利益的方法。“身份模式”则不同，为了确认自己的身份，不计后果。按照这个模式，我们要问自己3个问题：我是谁？现在是什么情况？人们（比如朝鲜）希望我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做？
“天安”舰事件中的一方当事国，把中国逼离了“后果模式”，进入“身份模式”轨道。在此事件上的中国作为，已经不考虑国家利益，考虑的是国家身份。30年来国家身份的战略模糊，被朝鲜牌的显影液显影了。结果我不说，大家都看到了。只要你选择了身份，你就选择了敌人。
2010年8月13日星期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