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宗教社会学的理论方法，宗教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进入该论域，使宗教社会性及其表达形式，既成为欧美宗教社会学的主要论域之一，也是当代中国宗教研究的一个理论问题。

在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中，宗教的社会存在及其表达形式，已经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据统计，目前中国有佛、道、伊、天、基等五大主要宗教，信教群众大约上亿，宗教教职人员30多万，宗教团体3000多个，宗教活动场所10多万处，另有74所宗教院校。（1）因此，它们所具有的社会特征及社会性表达形式，构成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对象和基本问题。

本文拟从中国宗教的传统形式，如何转变为当代宗教的社会形式的历程，讨论中国宗教通过制度变迁而反映出来的宗教社会性，进而把握中国宗教及中国宗教社会学的基本特征。

　　一．公共宗教与私人信仰：中国宗教的传统形态

中国宗教的传统形式，可分为“公共宗教”（communal religion）与“私人信仰”(private believe)的两类。汉语“宗教”一词，“宗”指宗族、宗亲、宗庙等；“教”指学说、伦理规章、教化、教导之意。惟有“礼”及礼仪，大体包含今日“宗教”之内涵，既有伦理制度、教义思想，亦包括宗教仪式及祭典；不仅是社会安排，也是宗教行为。体现在权力共同体的，则注重于“神道设教”的权力表达，以祀御群神，突出了权力共同体关注的“公共”意义。

比较而言，中国宗教的独特，是它的“公共”形式。其含义与英语public不同。依中国古典，“公”及“公共”古意，主要指“公室”、“公门”、“公家”等，为诸侯国君及君王之称，衍生出公家、官家、朝廷、君王等含义，构成“公，犹官也”历史内涵。其与“私”相对，为一般性法规、律法，及“任公而不任私”的公私对立。

在中国宗教的起源方面，“天帝”、“天命”、“天意”等为其渊蔌，是中国社会秩序和精神信仰的基础。它以宇宙观形式，成为古代社会秩序合法性证明的基本方法。“天”，具有其先验的公共性与至上性。因此，“公共”的意义及其生成，正好是中国宗教有关“天命”的崇拜，是对“公共宗教”的经验补充。因为，天命、天意的结构特征，即是大公无私的意义呈现。所谓“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在此三大象征符号制约下，“天”成为“公”的起源。天帝的崇拜形式，作为一个价值符号，是至善、至公、至大及所有秩序的象征。“公”作为平分、平均准则，将演变出国君的身份、地位，将国家权力机构赋予“公”的价值内涵。于是，一个超验的价值结构落实在社会经验层面，成为国家、国君及权力秩序的一个界定，逐步演变为公共、公益、公义、公正、公平等词意，构成一个“权力宗教”概念。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公共”身份者，往往又是宗教祭仪的主持者。金文“公“字从“口”，表示宫庙中朝廷大礼或宗教祭祀场所。“八”大概是屏障一类。奏乐而祀，歌颂曰颂，颂从“公”，表示舞容的形式。为此，“公”者谓神圣之斋宫之语，以举行神事祭祀于其中者称“公”，故能参加此礼仪者亦常常称“公”。（1）显然，“公共”的古意涵有极其深刻的宗教意义。那些具有公共身份的国君、贵族，即当然的宗教领袖。国家、政治、社会、个人、道德、宇宙、自然、宗教、鬼神，大都统一在这个“公共”领域。（2）

中国特征的“公共宗教”模式，既是政治思维方式，亦是社会行动规范；既是宇宙秩序，亦是道德精神；既是王权专制，亦是宗教崇拜。这个宗教秩序以一种完备形式存在于世俗社会，即使在宗教领域，它也被其“公共”特性所制约，如“公庙”、“公社”、“官社”、“国社”等宗教形式，直接被纳入国家权力的统理层次。它与公共权力整合，构成一个权威构架，导致了符号权力合法化的公共形式。为此，中国人往往将宗教视为一种权力或财源，非私人所能完全拥有。在此，“私”或“私人”的价值态度常被抑制。“公”是具有天道、天理的超越性格和终极性论证，“私”只能被“公”所制约、控制。公、私的区别，在宗教是正统与异端，在权力上是合法与非法，在道德上则是公正与褊狭，（3）其间并不存在制度或领域分割。

相对公共宗教，公私之别表现为私鬼与公神、私祭与公祭、公社与私庙及私自入道、私自度僧等层面。私人信仰是秘密的、不公开的、旁门左道，至于那些与私人信仰相联系的道德、智慧，其小者影响君子修养，大者妨碍风俗教化。在“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制约下，其“公，犹共也”的意义，既可转成《尚书·周官》强调的“以公灭私，民允其怀”的教化，亦能与王朝政治相互利用，成为“为政以公灭私情，则民其信归之”的宗教统治。

中国宗教的公私区分，促使中国人必须在两种相异却又相容的精神领域中生活。既保持与神圣理念的关联，也保持与世俗生活的关系；既与终极性相打通，也与尘世相往来。身处公共权力者，依公共神力而神化；私人信仰方式，仅与个人命运联系。这种私人信仰，缺乏制度领域的支撑，随时承受着公共宗教的修葺和控制。至于公共宗教则依据权力架构，始终将私人信仰排斥在公共制度之外，构成中国宗教在社会性与私人性、公私关系上的冲突。

　　二．内部行政事务：宗教管理的上层建筑特征

新中国建国初年，宗教管理是“内部行政事务”，视宗教为控制性上层建筑，实行了封闭型行政管理方法。50年代初，国家设立了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当时，国家对宗教的认识比较客观，确定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但在50年代末期，国家管理机构即在宗教问题上开始滋长“左”的思想。文化大革命中，宗教领域成为重灾区之一。宗教信仰及其活动被全盘否定。文革后，中共党委统战部先行恢复工作，逐步恢复政府对于宗教的管理工作。1979年6月国务院正式下文批复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机构编制。1998年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更名为国家宗教事务局，成为国家政府主管宗教事务的直属机构，依法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的合法权利、教职人员正常的教务活动、信教群众的正常宗教活动等等。至于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及部分省辖市与专署及县也相应设有宗教事务机构，列为各级政府的直属机构之一。至1995年底，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设有政府宗教工作机构，有410个地、州、市设有宗教工作机构，全国1551个县设宗教工作机构，干部编制总数3053人，大体形成自上而下的政府宗教事务管理体系。

正是这种单纯的行政制度的安排及管理，依靠少数宗教工作干部，按政策使用行政方法对宗教进行封闭式、单元化管理。宗教成为“内部行政事务”，高悬在上层建筑。在此制度空间内，政府实行自上而下的管理；宗教团体则在此前提下从事各种宗教活动。这种管理方法，基本沿袭了中国历史上“公共宗教”模式，宗教及其活动难以构成现代社会所要求的社会性。

　　三． 宗教团体或宗教场所：宗教与国家、社会之间的公共事务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中国宗教的管理方法，已由单向式行政管理趋向宗教组织的自治与行政管理相结合，能够以“社会公共事务”的形式参与社会公共事业。宗教社会性得到了初步呈现。

这个制度架构，即由国家颁布的宗教法规及其规定的宗教团体及宗教活动场所。因此，传统中国的公共宗教形式，伴随着小群社会、具体社会之削弱而减退，构成了当代中国宗教制度变迁。传统宗教的“公共”形式，因此而与大群社会相适应，转变为具有现代社会团体特征的宗教组织。私人信仰取得了合法形式，群体宗教则取消了“公共”形式，落实在社会组织层面。

在现代社会制度分割基础上，传统宗教的公共性转变为一个制度性活动空间，转换为公共制度问题，呈现一个法律化的制度边界，不再将其教化功能泛化，无所界限，并以团体社会形式结束了“公共宗教”的混合发展史。正如国务院宗教局局长叶小文曾经在《社会主义与宗教的历史篇章》中指出的那样：要把宗教工作靠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内部工作，变为进一步由政府作为公共事务、社会事务来管理，并把这种管理推向法制化、规范化轨道。（1）宗教事务构成了社会、公共性质，改变了原来把宗教作为“内部事务”来处理的行政方法及“宗教不对外”的行政习惯，如《上海市宗教事务条例》第四条规定：“本条例所称宗教事务，指宗教与国家、社会、群众之间存在的各项社会公共事务。”

倘若按社会团体的社会性划分，宗教团体或宗教活动场所，即是以专业性社团形式，近似于一个具有第三部门。它具有生与俱来的“双重性”，“半官半民”的“二元结构”，受“行政机制”和“自治机制”的“双重支配”，处在“社会”和“政府”共同认可的“交叉地带”。并在宗教社团活动模式上呈现“民间行为，官方背景”，（2）“官方性”和“民间性”的二元合作。传统宗教的公私关系已在制度变迁前提下，实行领域分割，导致团体形式的宗教、私人特征的信仰及其与社会公共事务的关系界限，构成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中的一个重大现象。

　　四．中国宗教的社会性呈现

社团型宗教团体或宗教活动场所的构成，体现有“民办非企业单位”特征，促使当代宗教趋向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第三领域”，在国家—宗教—社会的三重结构中多重整合。

当代中国宗教的发展形式，正处在宗教与社会的“混合式”结构之中。一方面，宗教取得了社会定位，以制度、组织为载体；另一方面，宗教个人化、私人化及社会中私人领域的支持，导致宗教层面私人领域与公共制度的分离，宗教信仰、宗教意识及宗教的自我认信，能够进入当代社会变迁所分割出来的私人领域。因此，宗教的社会功能，常常是一种社会团体形式，才能得到较顺利的呈现。

这个社会化形式，将是中国宗教的发展趋势。所谓“社会化”，就是无数社会力量及其活动方式、不同制度组织之间的相互影响，各种社会功能互相作用的形式。（1）依此观之，当代中国宗教是在适应社会、与社会各层面良性互动的基础上渐次体现出社会性的。其“官督民办”的社团方式、活动场所的制度化形式，就是这种社会化的呈现途径。其由行政控制方式转变为依法管理的社会形式，渐次落实在团体特性上，则类似于“第三部门”，非行政、非营利、非市场，自治自理。传统的宗教“五性”，由此演变为社会变迁亟需的社会性和公益性，进而成为中国民间社会向“公民社会”转进的一大标识。

无论如何，当代中国宗教的活动方式，已在于社会并属于社会。它能够为国家、社会、私人提供制度化联系，从而构成社会化的、整合式的“宗教活动空间”。更重要的是，宗教活动空间的社团形式，能够宗教经验的形式与法律打通，取得社会认可、法律规范，改变中国宗教传统中那种占主流地位的私人神秘主义、宗教教化主义。因为，“没有法律的宗教将失去其社会性和历史性，变成为纯属于个人的神秘体验。”（2）

当代中国宗教的非政府社会特征，能够在市场和国家之外，以其与公民联系的团体性，激发私人主动支持公益目标乃至社会公共目标的能力，甚至在建立“社会资本”方面也可能有所贡献。因此，社会化的宗教组织，可以并能够在市场功利和国家信任之间构建一条社会重建的“中间道路”。

【注释】

1 《我国宗教工作出现新局面》，2001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新华社报道。另见《中国宗教》2002年第1期。

1参段玉裁《说文解字段注》，成都古籍书店1981年，第52页引白川静语。另，日本的《广汉和辞典》，以“公”字理解为八字下作“口”，将“八”解释为开的意义，是通路的象形；“ㄙ”则为“口”，表示场所，从举行祭祀的广场意义之中引申出“公”字。参王中江《中国哲学中的公私之辨》，《中州学刊》，1995年第6期。

2日本学者沟口雄三认为，先秦的公，有三层含义，一是公门、朝廷、官府；二是共同；三是平分、公平、公正。参沟口雄三《中国思想史上的公与私》，见《公与私的思想史》，东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7页。

3参刘泽华等著《公私观念与中国社会》，“中国公私观念研究综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82页。

1叶小文《社会主义与宗教的历史篇章》，《中国宗教》2002年第1期。

2参康晓光《转型时期的中国社团》，http://www.cc.org.cn/.2004年3月30日。

1参西美尔《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4-5页。

2 [美]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宗教》，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第124--1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