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的美学

张居正就像时下香港与上海的高级白领一样，很在意穿着。

每天上班之前，他都要往身上抹点香脂，所到之处飘散着一股淡淡的清香。他每天都换一套衣服，他的衣服讲究质地与颜色，既光鲜悦目，又符合首席宰相身份，看上去精致高雅。他又素爱整洁，家居以及办公之处条贯井然，清洁光亮。这和北宋宰相王安石不修边幅、蓬头垢面的个性，恰好相反。

万历五年(1577)，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去世。万历六年(1578)，张居正从北京回湖北江陵(湖北荆州)老家安葬父亲。他坐的是一个超豪华的大轿子，轿子前部是起居室，后部是卧室，起居室和卧室两侧还有回廊，各有一个书童焚香挥扇，以便在旅行途中享受芬芳，这真称得上十足的哀艳了。顺便说一句，这个大轿子要用32名轿夫抬。

据测算，张居正居丧期间每月收入相当于今天的人民币一万五千元左右，显然不够用。张居正并不拒绝财富，事实上也有很多关于他纳贿的传言。他在老家大兴土木，兴建超豪华府第，当时就遭致了批评。

不必苛责张居正。晚明商业繁荣，消费高涨，比唐宋的经济条件要好。稍晚于张居正的复社要人吴昌时，家里桌椅四周环列梅花一百盆，水仙一百盆，按季节随时更换，读书聊天置身花丛之中，好不惬意。吴昌时还养着大批姬妾艺人，在家中就能演出全本《牡丹亭》。稍早于张居正的权相严嵩，获罪抄家时起获的财宝清单，足足印成一本书。张居正被抄家时，他的财富只相当于严嵩的二十分之一。原本想通过抄张家获得一大笔财富的神宗不免失望。

从张居正的生活习性，不难发现他有一种严整的美学观。他的施政风格也必然带有这种烙印，这就是讲究精细，讲究严密，信奉完美主义，不容任何混乱的现象存在，不容任何嘈杂的噪音干扰，更不容任何人为的路障阻拦。

清查土地 推行一条鞭法

张居正执政期间，在巩固北部边防、建立官员问责制、整顿驿站以及治理黄河水患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是限于篇幅，这里只能详细谈一谈一条鞭法。

近年来，随着各界热议三农问题，一条鞭法也随之升温，成为张居正改革的标志性事件。

谈论一条鞭法之前，首先要说一说张居正清查丈量土地。

明初洪武二十六年(1393)，全国应该交纳赋税的田地有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顷。但是，经过一百多年的垦荒与发展，到孝宗弘治十五年(1502)，反而缩减到四百二十二万八千顷 (一说六百二十二万八千顷)。

显然，大量土地被隐瞒了，这当然是皇亲国戚、勋臣豪强以及各地官员搞的鬼，吞并了土地不纳税，就造成“公室(政府税收)日贫”，“私家日富”。万历五年(1577)，张居正提出清丈全国田地，次年正式实行。

清丈中一个规定就是，凡是功臣之家，除朝廷赏赐的公田之外，其他田地一律尽数报官，照章纳税。在处置了一些抵制清丈的亲王、官吏之后，万历九年(1581)清丈完毕，总计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顷，比弘治时期多出三百万顷。

清丈田地为实施一条鞭法改革创造了条件。

一条鞭法是中国赋税徭役史和财政史上的一件大事。要想弄清楚它的意义，先要了解一下明代赋税徭役的情况。

明代的农业税叫赋税，或称田赋，这是对应着地来说的。

除了赋税，农民还要服徭役，或称无偿劳役，这是对应着人来说的。

先说赋税。

明代沿袭唐代两税法，八月之前收夏税，第二年二月之前收秋粮。明朝开国洪武初年(1368年起)，两税是实物税，一般夏税交小麦，秋粮交稻米。

然而没过几年，政府扩大征收范围，下令农民在米麦之外，按田亩比例，交纳一定数量的丝、麻、棉。这样，丝、麻、棉作为附属交纳物，成为新的项目。政府还规定，如果不交丝、麻、棉，可以改交一定数量的绢、麻布和棉布。这样，绢、麻布和棉布作为顶替物，成为新的项目。当时，米麦叫做本色，其他顶替物叫折色。过一百多年，到孝宗弘治十五年(1502)，各地本色、折色和削尖脑袋想出来的税收名目多到四五十项。

当时赋税还有官田、民田的区别。凡属于公家的叫官田，也租给农民种，收税比民田重。《明史·食货志》说：明初“官田，亩税五升三合(均为当时计量单位)，民田减二升。重租田(转手)八升五合五勺。”民田中最差的地块，收税三合一勺。

当初朱元璋打天下攻到苏州时，遭张士诚抵抗，朱元璋为了报复，破城之后大大加重苏州一带的赋税，相当于其他地方两三倍。

这就够乱的了，再加上长期以来土地兼并、产权混乱、开荒不报等等，更是一团糊涂账。

当时是谁来收税呢？明初规定，设粮长这一民间职务，负责收粮、运粮。以一万石粮食产量为一个粮区，每一个粮区推选两个富裕的主儿当正副粮长。粮长负责催税收税，还要负责押运，甚至负责运到京师。久之，粮长里边产生腐败分子，或者贪污税收，或者把自己应缴的税摊到管区民众头上缴纳，或者避强欺弱，专拣弱势农户往死里整。还有些粮长本身性格懦弱，收不上来税，只好自己破产交齐。另外，收粮运粮的过程中，要打点各方权势部门和人物，所费奇多。当时一个县里办一次收粮运粮的事，就有上百个中人之家破产，“害莫大焉”。

再说徭役。

明代规定，年十六成丁，成丁服役，六十而免。

明代徭役有三种：一是里甲，二是均徭，三是杂泛。

里甲。以相邻一百一十户为一里，推选人口多、收成多的十户为里长，还剩下一百户，这一百户分为十甲，每十户为一甲，再选甲首一人。每一年，由里长一人和甲首一人率领一甲之户服劳役。十年一周按顺序轮回。干什么呢？催缴税粮，追讨公事，传达命令等等。

均徭。按家产以及人口多少抽人服徭役。家境好人口多应当多服，家境差人口单薄应当少服，所以叫做均徭。均徭又分力差和银差两种。如保安、巡夜、押运、做饭、挑夫、看仓库、当服务员等等活计，需要亲身前往服役，叫做力差(出力当差)。另外，供给官府、学校和公有部门柴火、马匹、盘缠、纸张、厨料等等，都要由民众白送，或交钱替代，因此叫做银差(出钱代差)。

杂泛(杂役)。指临时杂事，如修路、运输、修河道之类。

以上三种徭役，以均徭的力差和银差为主体。

关于出人服徭役的办法，明初规定，田一顷，出丁一人。不够一顷怎么办？那么赵家、李家、王家凑够一顷，出丁一人，三家自己商量出谁，徭役是与土地紧密相连的。

这些规定后来也乱了。比如人口增减流失未能及时统计或故意统计不实；比如官吏与里长勾结收受贿赂，不按人口及田亩真实情况抽丁；比如豪强大户以种种理由逃避重役 (修河道)，人不敢问；再比如到了嘉靖时期，许多力差都变成了银差，但官府收了银之后，仍然变着法子让你服力役，结果是既交钱又出力。

除了上述赋税徭役之外，还有岁贡(各地每年向朝廷进贡土特产)。有的地方把岁贡计入赋税，有的地方另行摊派。明代初年，一个地方进贡约计十几种，到明中叶竟增加到一千种。

如上所述，真是乱上加乱。

于是，改革的呼声出来了，这就是一条鞭法，或者称为一条编。总之是把眼花缭乱的所有项目化繁为简，总编为一条，所以称为一条编。“鞭”是“编”的假借或俗称，叫惯了，就成了一条鞭。

最早是宣宗宣德五年 (1430)，浙江巡抚 (中央监察部门派出的地方大员)周忱和苏州知府 (地方行政一把手)况钟提议，打破官田、民田税收不等的状况，将官田一律按民田标准收税。被户部(财政部)否定。

据顾炎武《日知录》载，嘉靖二十六年(1547)，嘉兴(浙江嘉兴)知府赵瀛也提出建议：“田不分官民，税不分等则，一切以三斗起征。”江南有的地方就悄悄按这个办法干了。

嘉靖四十五年(1566)，一个叫庞尚鹏的浙江巡按御史 (中央监察部门派出的地方大员)在管区推行一条鞭法。他的创新是，一个县所有的徭役，完全由政府花钱雇人完成，停止征派农民无偿服役。钱从哪里来？庞尚鹏定出一个上户、中户、下户的新标准，然后按照一定比例，把钱分派到上户、中户、下户的交税额中，一起收缴。这样，自明初开始实行的按里甲服役的办法，完全废除了。

一条鞭法并不是张居正的发明，但他对此极为关注。他研究了南方各地的经验，在万历四年(1576)下令，先在湖广地区试点一条鞭法，取得成效之后，再向全国推行。有些部门和官员反对一条鞭法。比如户部尚书葛守礼就说，一些地方在推行一条鞭法的过程中，官吏确定税额时收受贿赂，“弊端百出”。张居正承认有些弊病，但总的来说，是一个很大进步。为此，张居正做了大量解释、说服和清除阻力的工作。

到万历九年(1581)，在张居正的推动下，朝廷颁旨在全国实施一条鞭法，一条鞭法遂成为通行的法制。

根据《明史·食货志》、《续通考》和《明神宗实录》等著作相关记载，万历年间一条鞭法的要点是：

一、把各州县的赋税、徭役、岁贡等种种项目统一编排起来，折算成银两，总为一项征收。过去赋税和徭役分别征派，现在合并征收。这样就化繁为简，使地方很难再乱出税费新花样。

二、徭役方面，过去有里甲、均徭、杂泛三种。其中，里甲按户派，征银差时叫户银。均徭、杂泛按丁派，征银差时叫丁银。现在取消户银，并把均徭、杂泛的一部分差役转入地亩承当 (以每亩地出粮出银顶替)，这叫做“量地计丁”，即派差役时，不光是盯着人头了，也把地作为替代因素。具体办法是，或丁六粮四(派在人丁身上的徭役占六成，由地亩出粮顶替占四成)，或丁四粮六，或丁粮各半。这表明开始由对人税转入对物税。

三、无论赋税还是徭役，一律改为征银(一说在苏州、杭州、嘉兴地区继续征收本色粮食供朝廷食用，其余一概征收折色银)，以货币代替了实物和徭役。过去徭役有力差和银差，现在取消力差，都改为银差，这叫 “一概征银”，或“计亩征银”。实物税改为货币税了。

四、过去征收粮食由民间自己征收押送(即粮长制、里甲制等)，现在改为官收官解(押送)。银子交给政府，由政府去开支，购买粮食，雇人服役。这一改，避免了各地粮长贪污作弊等种种弊端。

一条鞭法的改革，简化了赋税徭役的项目和征收手续，它的主旨是多占田者多交税(计亩征银)，使赋税徭役的负担趋向合理，为以后清朝实行“摊丁入地”制度打下了基础。

一条鞭法的改革还有利于一部分人摆脱徭役束缚，获得人身自由。农民增加了打工的机会，经商的人对此更是欢迎。

“计亩征银”是实行货币税，比唐代两税法又前进一步，更加贴近现代税制。

但是，实行一条鞭法之后，农民的实际负担并没有减轻，特别是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地方，白银极为紧缺，因此导致了种种惨状，成为明末经济的一个严重问题。

最近，山东郓城出土一块明代万历年间的石碑。石碑镌刻的文字说，县衙门临时修房子所用的资金和劳役，都是向农民征收和摊派的。石碑记载的事情是在推行一条鞭法之后，这说明，一条鞭法在执行过程中走了样。古往今来，地方官员搞形式主义蒙骗中央政府的事，实在屡见不鲜。

改革者的专制

柏杨曾感叹：当明朝发明了诏狱和廷杖时，英国却早在明朝建立一百多年前就颁布了《大宪章》，限制王权，保障人权。

张居正也没有逃脱专制的局限，最突出的，是在他的操纵下，万历七年(1579)正月下诏毁掉全国书院约六十四处。他的理由是反对空谈，并且反对以讲学为名牟利。

张居正的确是一个集中力量干大事、不尚争论、讲究实际的政治家，那些以营利为惟一目的的书院，固然不足挂齿。但是，问题并非如此简单。

其实，早在万历三年(1575)，张居正就砍杀教育。明朝学制，各府、州、县有府学、州学、县学。明初规定府学四十人、州学三十人、县学二十人，宣德年间又有所增加。张居正下令压缩，规定“大府不得过二十人，大州、县不得过十五人，如地方乏才，即四五名亦不为少。”在实际执行中，“督学官奉行太过，童生入学，有一州县仅录一人者。”这一劣政，使张居正广受批评。

明朝有办书院的传统，到处开办书院讲学。最著名的像万历三十二年(1604)，罢官回家的顾宪成和他的弟弟顾允成以及高攀龙等人，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议论朝政。另外像崇祯六年(1633)，张溥、张采等人在苏州成立复社，切磋学问，批评权臣。

各地书院最让当局头疼的是议论朝政。因此，明代围绕书院问题多次发生激烈斗争。明代比宋代特别是北宋要专制得多，对书院也多次禁毁。嘉靖十六年(1537)、十七年(1538)就曾下令毁掉书院。

即以著名的东林书院来看，到熹宗天启五年(1625)，东林书院批评权奸的讲学活动引起大太监魏忠贤等人仇视，下诏毁掉天下书院。魏忠贤还罗织罪名，向全国公布了一个309人的《东林党人榜》，通缉追捕，致使一大批正直的官员和知识分子惨遭杀害。

在张居正时代，讲学诸子中最著名的是江西人何心隐 (本名梁汝元)与福建人李贽。这两位学者都是王阳明学说的传人，先后在湖北孝感和麻城讲学。他们学问精深，特别是李贽，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大思想家。这二位在讲学中讥讽宋明理学，挑战传统社会秩序，评论当朝时事，被保守派视为“非圣无法”的异见分子。

早在嘉靖三十九年(1560)，四十三岁的何心隐去北京访友时曾见过张居正，当时三十五岁的张居正还是翰林学士，二人话不投机，不欢而散。

张居正当政之后，何心隐和李贽在讲学和著作中对张居正都有批评，尤其何心隐，更是直言不讳，指责张居正压制思想自由，迫害“异端”，打击不同意见的知识分子。

当代学者侯外庐说何心隐是 “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战士”，葛兆光则说何心隐 “肯定人的存在价值和生活意义”，各种版本的中国哲学史也对何心隐给予了很高评价。但张居正不这样看。

万历四年(1576)，何心隐被通缉，罪名是聚集门徒，扰乱时政。万历七年(1579)，何心隐被南安(江西大余)把总(低级军官)朱心学抓获，解往武汉，被湖广(武汉地区)巡抚王之垣下令在监狱中用乱棍打死。何心隐在死之前对王之垣说：“公(你)安敢杀我？亦安能杀我？杀我者张居正也！”

李贽虽然曾经称赞张居正是 “宰相之杰”，但也就何心隐之死撰文揭露张居正。李贽说，武昌数万民众看到街头贴出的何心隐罪行告示，都为何心隐喊冤，这是人心所向。杀何心隐的人，是为了讨好张居正，大家都知道是张居正授意地方逮捕和杀害了何心隐。

张居正与王安石一样，都是思想文化上的专制主义者，都不如春秋时期的子产。张居正追杀有不同意见的人，显然比王安石更恶劣，更严重，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改革者的悲剧。

入大火如入清凉界

入大火如入清凉界，这是张居正独特的政治哲学。

大火，能把人烧焦；清凉界，能使人心静如怡。这看似截然对立的两种境遇，在张居正那里却圆融无碍，完全打通。外在的“色”(物质环境)，完全服从于内心的“空”。内心能够从任意一种角度调整客体的意义。熊十力说张居正得益于《华严经》，华严宗讲宇宙万般境界，都可以即出即入，互涉互入，也就是说都能相融相通。

张居正曾多次表达他的出世思想。“仆(我)少耽沉寂，每有出世之想，不意中道(中途)为时所羁绁(绳索羁绊)。”他长期在风口浪尖讨生活，难免会作如是想。美学家朱光潜的一句话，可能符合张居正的实际，这就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情。”

张居正的《与李中溪书》等文章，的确闪烁着这样一种灵性与悟性。他说：“居正以退食之余，犹得默坐澄心，寄意方外，如入火聚得清凉门。以是知山寺幽栖，风尘寓迹，虽趋舍不同，静噪殊途，其致一也。”在张居正那里，大火就是清凉界。他是以这样的气概，这样的穿透精神，这样的悟性根基，投身于“一身万死”的事业。

从这些自慰、自励和自解当中，难道还体验不到他所承受的巨大压力吗？

他不但以赫赫威势弹压群臣，强力推进改革，而且还以道德之师自命，与皇室展开激烈博弈。他曾多次制止神宗、李太后以及大太监铺张浪费的额外支出，迫使神宗收回成命。熊十力称赞张居正“执法之严，自汉以还二千余年间，未有如是者也”，“自皇帝、皇太后以及中贵 (皇宫贵人)皆绳之以法，不许遁于法外。”“彼(张居正)盖欲置皇帝于纯粹无为之地，而以宰相总揽全国政权。”

然而，在中国皇权专制社会中，任何人敢于这样做，必然后患无穷。

渐渐长大的神宗对此产生了强烈的逆反心理。张居正不仅要面对不满的官员密报弹劾，而且要精心地提防来自神宗的冷眼。

万历十年(1582)六月二十日，张居正因病去世，时年五十八岁。

二十岁的神宗去掉了头上的紧箍咒，积之既久的愤懑爆发出来。诸多官员看风转舵，纷纷上书弹劾张居正。

万历十一年(1583)，神宗剥夺了张居正的官衔和勋级，下令抄张居正的家。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不胜拷打，被逼自杀。张居正的弟弟张居易和次子张嗣修充军边远之地。

神宗的诏书颠倒黑白，说张居正“专权乱政，罔主负恩，谋国不忠。”

此后的作为，一切与张居正反其道而行之。于是上下松懈，张居正的新政灰飞烟灭。

张居正的改革被否定之后，明朝陷入“纲纪废弛”的颓败境地，每况愈下，直到六十多年后的崇祯年间，终于崩溃。

否定改革的皇朝，将会失去生机，最后一定是这个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