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万历年间首辅张居正，是中国古代一个功勋卓著的政治家。他在辅弼幼帝神宗皇帝的十年中，开拓进取，勇于任事，雷厉风行地推行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国家实力增强，人民生活安定，使这十年成为有明一朝最为清明强盛的时期。然而，由于他在辅佐年仅十岁的神宗皇帝推行“万历新政”时，动了太多豪门望族、勋戚亲贵、达官贵人和巨绅富户的“奶酪”，而且到后期又没有完满地处理好与小皇帝的关系，故一旦他去世，没过多久，神宗就对他进行了彻底清算，不仅撤销了给予他的各项荣誉，抄没了他荆州老家的资产，逼死其长子，并把其他子孙发配到烟瘴之地充军。此间，众多朝臣和文人也开始公开与他划清界限，对他进行肆意的攻击和诋毁，连他的朋友和学生也跳出来骂他，把他说成是一个道德低下、贪污腐化、阴险歹毒、威福擅权的坏人……张居正生前的赫赫威焰与身后的凄清苦楚，不啻冰火两重天。
张居正去世几十年后，明朝国势的衰败使人们开始怀念张居正，熹宗皇帝这才给他平了反，恢复了荣誉。晚明、清代、民国到当今，虽然有不少官员和文人学者也对他的改革成果和奉献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但几百年间，其同时代一些人泼在他身上的污泥秽水并没有洗刷干净，他背负的恶名也没有彻底清除，甚至到了21世纪的今天，还有人在传播关于他的谣言。近期，由中国文史出版社推出的《张居正——大明首辅的生前身后》，以无可辨驳的史料和较为周详的考证，阐释了这一历史公案的萌发产生、演变推进、事件经过，以及严重后果，进而从根本上暴露了封建专制体制下改革者试图靠自身力量推进改革以求政治刷新的不确定性，同时从另一个方面也充分证实了中国古代皇权政治的极端腐朽性。
《张居正——大明首辅的生前身后》一书的作者陈礼荣，系张居正故里荆州的桑梓后学。如果说此书尚有较为突出的优长之处，或者说有什么特点，那就是作者有条件充分利用明清两朝的地方志及其他乡邦史乘，由此进入到历史的深处，发掘出许多人所未知的珍贵史料，来证实张居正的清白与无辜。比如，前些年有一位作家、学者，为了鞭挞、贬斥当下有人超标准用车的不正之风和贪腐恶习，一再拿万历六年三月张居正回荆州为亡父治丧时乘坐“32抬大轿”的“劣迹”说事。为了澄清此事，本书作者先是用“公安三袁”之袁中道偕二兄袁宏道于万历三十八年由京城返回荆州时所写日记《游居杮录》为依据，佐以考察沿途各地山川走向、河道津梁，来证实这一谎言根本站不住脚。在这个基础上，书中又引述了清初吏部左侍郎、河北真定籍官员梁清远在《雕丘随录》中的一段记叙，为张居正辩污，称其先祖当年在真定亲眼所见，张居正坐的轿子确实与普通轿子无异，由此戳穿了张居正“一二相知”之一的老友王世贞所谓“凡用卒三十二舁之”的谎言，让人清楚地看到了明季士人在皇权政治的淫威下人格扭曲、心灵严重异化的丑恶形象。
此书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在体例与结构上与已经出版的其他张居正传记迥然不同。一般人物传记，都是采取纵式结构，从传主的生写到死；而此书却以四百多年来历代政界名人、史家巨擘、文苑精英、社会贤达评述张居正的言论为经，以张居正的史传记载、诗文雅趣、政论精华和传承口碑为纬，用文史札记手法撰写，由合则前后勾绾、分则各自成篇的文史随笔缀连而成。全书超过四分之三的篇幅，都是用来介绍张居正身后人们对他的看法，作者分别选择了三个历史时期的代表性人物，来逐一阐述张居正的改革功绩，以及其身后所遭受到“破家沉族”的惨痛遭遇：一是与张居正同时代的人，主要是他的同僚和亲友，包括受张冷遇、一直未予起用的清官海瑞，与张渐渐疏远的儿女亲家刘一儒，受张重用的一代名将戚继光，被神宗皇帝视为“异端”的杰出思想家李贽；二是明末清初的朝臣和民间学人，包括学者沈德符，明末遗民林璐，清顺治年间吏部左侍郎梁清远，著名思想家黄宗羲，江陵学者孔自来(明代辽藩后裔，清初为避杀戮而更名改姓)，沙市学人胡在恪；三是晚清、民国和当今的官员和文人学者，包括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梁启超、熊十力、朱东润，以及海外和港台学人黄仁宇、戚宜君等。
作者在引用和介绍这些人对张居正的评价时，穿插了与评价内容相关的大量史实，成为张居正生平的横断面，使得全书的结构纵横交错，摇曳多姿，张居正的形象也更加丰满，更加生动。比如，在介绍梁启超盛赞张居正“委政受成”一节中，作者讲述了张居正在与神宗讨论要不要添制龙袍时，指出各地水灾严重，百姓困苦流离，希望皇上多为百姓着想，暂缓龙袍制作。在讨论是否增织七万三千匹绸缎时，通过算细账的方式，反复申明江南织造业与地方税负之间的利害关系，严肃地指出“民穷财尽，赋重役繁，将来隐忧诚有不可胜讳者”，这近乎于在威逼和吓唬皇帝，最后神宗不得不再次做出让步。这个横断面的描述，把一个一心为民，冒着身家性命危险劝阻和制止皇帝浪费国家财产的好官形象展示在读者面前，让人不能不为之深感信服，由衷敬佩。
《张居正——大明首辅的生前身后》的另一个特点，是资料丰富，史料翔实，作者旁征博引，信手拈来，可以极大地扩展读者的知识面。书中凡是涉及臧否张居正的朝臣和文人学者，都要对其生平、性格、爱好、品行和业绩做出或详细或简略的介绍，让读者了解他们臧否张居正的背景和原因，进而更深入地了解张居正。读者从书中既可以看到一些朝廷重臣和文人名士的音容笑貌，感受到他们温文儒雅的风采，也可以接触到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吏和地方名流，看到他们为恢复张居正名誉付出的努力。陶澍、胡在恪、梅曾亮、黄宗羲以及石应嵩、林璐、孔自来、雷思霈，虽然身份地位各不相同，但都是有学问有教养有胆识的人，在对张居正的评价中展现出正直无私的高贵品格。
还有一点，由于此书写的是古代的人和事，故书中常常会出现的一些生僻古奥的词语。对于这些词语，作者或按照自己的理解做出解释，或引经据典，详述来龙去脉。“白圭”、“蓐荐”、“驂乘之祸”、“总己”、“皈依三宝”，这些令人感到陌生的词语，经作者一点拨，读者就会豁然开朗，既加深对张居正的认识，又学到了新的知识。
此书在为传主洗白辩诬时，用大量的篇幅，叙述其治国方略和改革举措，包括在《陈六事疏》中提出依法治国理念，通过整顿驿递以取消特权，颁布考成法以整饬吏治，续修《问刑条例》以加强法治，实施“一条鞭法”以推进经济发展，精选良将以巩固边防。与此同时，通过引述历代高官、文人学者的文章和话语，介绍张居正的高洁品性，赞颂他执政为民、依法治国的追求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通过这两个方面的叙述和描写，还原了一个明代万历年间首辅的正面形象，勾勒出了一个“工于谋国”的政治家的光辉身影。
当然，一个政治家即使再伟大，也难免在人性上有不足之处。此书作者并没有为贤者讳、为尊者讳的本意，在书中对张居正的性格瑕疵也有客观的描述，主要是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不能团结人，喜听奉承话。这也是他去世后，众多官员包括他的朋友、学生对他口诛笔伐的重要原因。可以说，在个人修为方面，张居正远不如曾国藩。曾氏胸怀宽阔，广纳人才，能容人之过，听得进不同意见，从不打击报复，经他培养提拔的文臣武将数以百计，不少人进入清政府高层，如李鸿章官居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迁文华殿大学士，成为晚清朝廷不可或缺的头号重臣。曾国藩培养提拔的人，在他生前身后没有一个人攻击他，没有一个人往他身上泼污水。而张居正对著名清官海瑞也怀有警戒之心，执政十年居然将他投闲置散，未予擢用。至于其他与他意见不合，或稍有逆忤的人，更是睚眦必报，给予冷遇或惩罚。这就是张居正悲剧的个人原因。深入一层说，张居正的悲剧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社会的悲剧，制度的悲剧。在皇权专制制度下，这样的悲剧一定是难免的，即使没有张居正，也会有李居正、刘居正上演同样的悲剧。
不管怎么说，尽管张居正有其自身的弱点，但并不影响他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载入中国的史册。他的功绩肯定是第一位的，他对于明王朝的延续，对于当时边防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固然是大有贡献的；但终其一生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将中国儒家“修齐治平”的政治理念，通过身以率下、切实践行而化为现实。从这个角度看，张居正可算是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性杰出人物。
读毕《张居正——大明首辅的生前身后》，一个爱国爱民、厉行改革、廉洁自律的张居正已然端坐在历史的深处，又仿佛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他身上曾被沾染的污泥秽水业经洗涮殆尽，只见他一袭大红朝服，一把垂胸美髯，一身凛然正气，其一代绝世风流的熠熠丰采愈加鲜明感人。那蕴含睿智的双眼，深情地注视着当下这个他已经离开四百多年的现实世界。一会儿，他嘴唇蠕动了一下，然后用带荆州口音的明朝官话说道：“既已忘家殉国，遑恤其他？虽机阱满前，众镞攒体，不之畏也。”语气平缓，声音浑厚，宛若天籁之音。
2019年3月26日于广州
（作者王立宗，高级编辑，原湖北荆州日报社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