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亡后三百六十多年间，几度出现晚明史热。或热于兴亡鼎革，朝代更替之际，或热于革新与保守交织，前进与倒退互动之时。近年，海内晚明史热又起，史事与人物书文层出不穷，窃以为当属于后者。

明万历初年的张居正，是载誉青史的改革家。他从寒微门第奋起，历经科考，从秀才、举人、进士，直到内阁大学士。在十年首府任内，扶持十岁幼帝推行新政，把混乱衰败的明朝治理得国富民安，史称“救时宰相”。堪与商鞅、王安石并称中国皇权专制社会初期、中期和后期最富盛名的三大改革家。张居正在他改革事业如日中天时以病谢世，是三人中唯一在生前改革成功又得以善终的政治家。然而，张居正死后一年，万历皇帝变卦，保守势力复辟。张家被削夺抄没，满门罹难，十年改革毁于一旦。当朝的统治者万历皇帝及其佞臣无例外地享用了改革的成果，而改革家张居正等却遭受不白之冤，历史何以如此荒唐？

近日读到刘志琴教授所写《改革家是怎样炼成的——救时宰相张居正》一书，似乎找到了某种明确的答案。

万历朝所处的十六世纪，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它面对的不仅是朱明一姓王朝的衰败，而且是整个皇权专制制度走向没落。中国皇权专制主义体制，从秦汉以迄明末，已经延续一千八百多年。明朝初年政治集权达至前所未有的强度，连宰相的权利都收归皇帝手中。而到明末，其衰败景象却远超于汉、唐、宋朝末年。极强和极弱相间相随的末世之象，反映皇权专制主义体制本身已经百病丛生，沉疴临绝。张居正新政，争得短暂复苏之机，却又遭到皇权的摧残，证明末日的改革成败与否，改革者都难免遭受灭顶之灾，终至回天乏力无路可寻，这个皇权专制的王朝也就走到尽头了。

刘志琴教授的这一宏阔之论，是从下述的帝王本性、“法祖”妥协、用人失误、思想专制等方面加以条分缕析分析的。

张居正改革，最大受益者是万历皇帝。他老子隆庆皇帝撒手西去时留给十岁幼帝及其寡母李太后的，是入不敷出的财政，纷争不已的内阁。平民出身的李太后，全权委托张居正辅政，嘱他代行父母之教。如此，内有忠心耿耿的太监冯保，外有精干强势的首辅张居正，神宗才得以稳坐江山，安然享用太平光景。万历八年神宗十八岁亲政，张居正上疏乞休。神宗颁手敕说：张先生待辅政到三十岁，再作商量。第二年又表示，“十年之间，政理修明，勋绩显著，简在朕心。”他对张居正似乎是十分满意的。张居正也认为“十年之间，志同道合，言听计从。”他对皇帝也是充满信心的。这般亲密的师生关系和友好合作，何以一朝反目，竟成寇仇？论者或以为这是神宗个人品性，或以为神宗受反对派怂恿，或以为张居正功高震主，这都不无道理，但未能触及根源。真正原因是，绝对权力造就的绝对私有，绝对不容他人分享。即使是扶危救时的忠臣良相，在“朕”的眼里也不过是召之即用，用完即弃的奴才。神宗年幼时，尚意识不到权力的作用，自有一种少年真情。随着年龄增长，至上的皇权刺激他追求享乐的欲望。他既垂涎太监冯保聚敛的家财，又忌恨帝师兼首辅张居正的劝谏约束，贪婪残暴的帝王本性终使儿时真情泯灭。皇权面临社会危机时，为保全统治化解危机，可能支持改革，约束贪欲。一旦改革成功，危机缓解，贪婪本性又促其突破约束，废除改革。皇帝可以一言定法、一言废法的皇权专制时代，政以人举也能人亡政息，这是必然的结局。

张居正对神宗的效忠，期待神宗成为一代为民造福的“圣君”。他身后之败，不仅是新政之败，更是他君主观的破灭。张居正以法儒并用治世，在君主观上则深受道家影响。他的《人主保身以保民论》，以道家学说深化儒家的民贵君轻论，融合儒道两家节制君主的思想而以君臣共治、君民互利贯穿其中。他为小皇帝编写的启蒙读物《帝鉴图说》，教导皇帝“天下可以一人主之，不可以一人治之”，放手使用大臣；尊儒，读经，行仁政；励行君德，感化罪人；带头执法方能以法驭下；帝王奢俭，关乎天下兴亡，等等。在乾纲独断的皇权专制主义时代，打天下坐天下的“一人治天下”论，有不可侵犯性，“不可以一人治之”的君臣共治论，势必触动一人定乾坤的皇权专制；君主自律还是他律，实质上是人治与法治。张居正试图从自律、人治以外的途径，即从道德制约皇权转为以法律制约皇权的途径寻找限制君主的方案，只是一厢情愿、根本行不通的美妙幻想。当年神宗是个不理事的小孩，对于身兼首辅和严师的张居正自然又敬又怕，言听计从。张居正实际上是代行皇帝权利的王朝最高决策人。神宗一旦亲政，便如脱缰野马，从一个乖巧的小孩，变成为所欲为的昏暴贪秽的帝王。赵翼在《廿二史杂记》中说：“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云”，实在是说对了。即使是最优越的教育，最严格的自律约束，也无法改变皇权制度造就的帝王本性。张居正有清醒的君主观念，却醉心于君主教育，呕心沥血造就的“圣主”，竟是一代亡国暴君。张居正连自身都保不了，又何能保民、保国？

张居正改革之时，主少国疑，人有侮心，需要借助祖先威势推动改革。“法祖”成为他凝聚民意的资源，震慑群臣的法宝。本质上是按照旧规章，绘制新蓝图，在修明国初法制基础上，改进某些规制，调解矛盾，缓解危机，推行一场触动不深的社会改良运动。它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不可能得到民众全力支持，也不可能真正摧抑豪强权贵。在违法成风，贪腐遍地，盘根错节，上下皆然，整个统治肢体溃烂之际，执政者岂能以法责众而不为隐忍姑息？正如王夫之所说：“一日而欲挽数千年之波流，一人而欲拯群天下之陷溺，难矣哉！”张居正的姑息隐忍乃至妥协是制度性的内在痼疾，而不以他个人刚强性格为转移。对豪强、权贵、官吏贪贿违法劣行处置的虎头蛇尾，只会刺激他们潜滋暗长的仇恨，一朝反扑，反遭其害。

一切专制者都奉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信条，张居正也是这样。他的兼听则明只是在一定限度之内，超出此限就与一切独裁者一样，封杀一切不同的声音。张居正当政前，曾鼎力支持海瑞打击豪强，主政后却把耿直不驯的海瑞闲置一边，不予重用。张居正确有知人善任的一面，他的改革能取得很大成就，就在于他周围有一批得心应手的人才。但所用多为分领吏、礼、户、工、兵部的技术人才，而非政治家。他身边的两个副手张四维、申时行，是居六部之上的内阁重臣，主导政务的政治家，他却一个也没有看准。两人一个是两面派，一个是伪君子。在张居正死后，两人相继掌权，立即转向，自毁长城，使新政一败涂地。当时的一半官员都能洞察这两人的居心，而张居正这样精明的政治家却未能看清身边的投机者。

国子监祭酒王锡爵说：“江陵相业，吾始终不谓其非，独昧于知人一事，到底不悟。”身为知识界的领军人物，王锡爵最能感知张居正对知识界思想统治的严酷。张居正的“昧于知人”，恰是他在思想领域实行专制的必然结果。张居正以强力集权推行政治、经济改革，步步取胜。但当他把集权扩大到学术领域，整肃学风，钳制思想，排斥异端，便引发种种恶果。

明中叶王（阳明）学兴起，提出天理即良知，良知即知善知恶，天理存于人心的见解，把是非善恶归结为人心的灵觉，人人都可以通过自省成为圣贤。它在客观上有力地冲击传统的偶像崇拜，动摇人们对孔孟程朱的信仰，各种学说应运而生。文人在书院中讲学、发表政见、抨击时弊成为时尚，这对于专制集权的朝廷，无异于离心之力。万历八年，张居正以严令拆毁天下书院，禁止讲学，消弭闲言浮议，实行思想一统。凡有讥评时政，诽谤当朝者，即以图谋作乱惩处。著名文人何心隐被冤杀，是张居正严打异端学说的一大冤案。天下人才全由当政者主观意志和官方思想标准加以筛选，凡被视为异端者，文章再好也不予录用。文人为我所用者即是人才，否则即予淘汰，这是一切文化专制主义的惯用伎俩。其结果，是为投机钻营之徒、拍马奉迎之辈大开方便之门，而使正直耿介之士远避官场翰苑，静观明朝走向末路。

张居正的改革之火，为衰朽破败的明王朝赢得一度回光返照，说他是“救时宰相”不幸而言中：救得了一时，救不了一世。历史嘲讽的不是张居正的改革新政，而是断送这改革新政的皇权专制主义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