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天气较冷，雨水又多，真有点“清明时节雨纷纷”的味道。我的心情也略有低沉，因为要去成都参加四川大学为老友隗瀛涛80冥寿举办的纪念会。他比我年轻4岁，那么早就走了，确实依依难舍。

幸好行前看到温家宝的文章《再回兴义忆耀邦》，正好是在耀邦忌日（4月15日）那一天。我顿时振作起来，感到人间还有温情，还有公道。我在川大纪念会开幕式上应邀发言，情不自禁地首先谈到读此文的感受。我说：“我等这篇文章，已经等了整整21年。”然后就讲不下去了。台下听众起初似乎是感到愕然，异样的沉默，然后是稀疏的掌声，随即是全场热烈掌声，越来越激昂。我比听众更加感动，因为很多听众是年轻大学生，有些还是80后、90后，耀邦去世时他们还是孩子，甚至还没有出生。他们都能理解我那简短几句话，理解我心中的未尽之言。我在他们的身上，看到希望，看到光明。

5月9日，从网上获悉朱厚泽逝世，享年八十，也是比我小4岁。他曾在耀邦领导下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但不到两年就随同胡总书记下台，多少也有一点委屈。

我初次见到他，大约是在1986年秋季开学以后，地点就在我们学校颇为简陋的一间小会议室。湖北省委副书记钱运录陪同他前来，参加座谈会的人数不多，无非是本地社科界较有代表性的几个人。首先由他简单介绍“三宽”（即宽容、宽松、宽厚）政治理念的形成及其含义。然后就开门见山说：“我最迫切需要知道的，就是你们正在想什么？”因为事先没有思想准备，加上对这位新上任的宣传部长又很陌生，所以大家都沉默无语，也可能是都还没有考虑好应该说什么。钱运录可能为了打破沉默，启发说：“章校长喜欢放炮，你先讲。”我不懂“放炮”是褒是贬，但也没有与这位年少气盛的官员计较。作为东道主理应烘托气氛，便笑着说：“我此刻正在想，朱部长现在想什么？”大家都大笑起来，气氛也随之活跃。朱厚泽也笑着反问：“你为什么要这样想？”我说：“宣传部是个最敏感的部门，也是风险极大的枢纽，好像没有几任部长是正常下台的。”朱厚泽点头表示理解，随即推心置腹地说：“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更不是短期的应对策略，这是经过政治局认真讨论，每个常委都赞同的长治久安的国策。”他知道知识分子与农民一样，最怕的就是共产党政策多变，对于“文革”那套“左”的极致心有余悸，所以努力为我们解除顾虑。厚泽人如其名，于敦厚处显露儒雅，平易近人而又长于启发，所以座谈会谈得非常尽兴。会后大家对这位新部长的新思路一致寄予厚望。

会后没过几天，我到北京参加教育部的会议，没想到又与回北京的厚泽同一节车厢。他上车较迟，但很快便发现我，热情邀我到他的房间去聊天。因为年龄相近，早期又有许多类似经历，所以一见如故，谈得非常投机。因为车上无事，又没有其他熟人，谈了两三个小时才分手。但是谈话的具体内容，我现在一点也记不住了，大概总不外乎是思想解放、学术自由、文艺与知识分子政策之类，好像彼此意见都很相近相通。谈话给我留下的印象，似乎不如在我校座谈会上那么乐观，对于“三宽”政策面临的阻力与艰难仍有担心。

人们常说历史学家是乌鸦嘴，而有些事也确实不幸而言中。1987年1月，我正在香港开会，有天早上打开电视，看见不断出现耀邦那略带忧愁的画面，随即知道北京发生那么大的政治事件。我的心顿时下沉，“三宽”并没有成为长治久安的国策，知识分子的小阳春随同善良的总书记及其宣传部长一并离去了。

从此，我与厚泽再未见面，但总觉得他是一位志同道合的朋友。每有与他熟识的友人来汉，常说厚泽关心我的处境，也知道我工作的一些情况，但也不过如此而已。直到1996年我与台湾著名学者同游贵州，当地若干知识界与企业界的青年英俊非常高兴，热情策划让我与厚泽再度对话，但终于未能实现。据说是他由于工作太忙，抽不出时间，可能也还是有所顾虑。

连续好多天，经常看到有关厚泽的回忆文章，使我仿佛又感受小阳春的温暖。对于那么宽厚的人，应该报之以应有的宽厚，历史毕竟还是有公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