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章开沅先生为追念弟子刘望龄教授（1935.04.02～1998.11.24）而作，收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孙中山研究所、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编《刘望龄教授纪念集》（广州，2000年11月）。
望龄病逝后，我曾撰挽联送别。联云：“治学历经艰难，昙华春蕾，越秀秋实，羡尔弄潮南海水；人生聚散无常，少壮相伴，英年惜别，梦中犹忆半壁山。”此联在《辛亥革命研究通讯》发表后，引起一些反响。老友张岂之曾专门来信谈读后的感想，特别是对“人生聚散无常”一语有所共鸣。
在我亲自教授的学生中，望龄是随我最久，关系也最为密切的一位。
他于1953年入学，在班上是年纪较轻者，但学习勤奋，悟性较高，而且篮球打得很好（校队成员），所以很快就脱颖而出，成为历史系学生中之佼佼者。1957年毕业留校，分配到我们教研室任助教，但却被抽调参与“反右”资料整理之类工作，未能真正进入助教角色。
1958年，在轰轰烈烈大跃进运动中，我和他都被学校下放到湖北当阳草埠湖农场，那才真是扎扎实实的劳动锻炼，盛夏酷暑在棉田除草打药，寒冬腊月在湖地挖沟修渠。当年夏天，沮漳河暴涨，我们一起参加护堤，夜晚挑土累得边走边打瞌睡，雨天依然露宿堤上。大堤决口时，我们历史系几个人撤退得最迟，亲眼看见洪水巨浪汹涌而来，只能循着仅剩的几段堤岸涉水爬上坡地，那才真叫做同生死，共患难。
1959年春回校，大跃进的狂热有所减退，学校教学工作逐渐恢复，我们两人才得以重操故业，参加一部分教学工作。当时，我比较年轻而且有点闯劲，经过反复酝酿后正式提出在武昌举办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全国性学术讨论会的大胆建议。这个建议得到系、校、省三级领导的先后同意，从1960年春天开始便紧锣密鼓地进行学术准备。望龄除分工带学生前往艰苦的长阳山区作社会历史调查外，还随我到南京“史料管理处”（即现在“二档”前身）查阅有关辛亥革命的档案资料，其后又参与了《从辛亥革命看民族资产阶级性格》一文的撰写，初步熟悉了史学研究的基本运作过程。1961年10月，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武昌隆重召开，北京许多前辈学者与各地青年俊彦云集江城，讨论相当热烈，使望龄大开眼界，并且从此走上辛亥革命研究的不归之路。
华中师大的老校园原在具有浓厚历史文化氛围的昙华林，从1871年创建文华书院已有百年以上的历史。望龄从一个幼稚的中师学生，接受4年本科教育并被择优留校，终于在较短时间内脱颖而出，这就是所谓“昙华春蕾”。
60年代的史学研究多灾多难。除所谓“经济困难时期”的饥饿、疾病困扰以外，“左”的干扰在1963年以后又接踵而至。这年秋天，我被借调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参与北洋史资料征集工作，不久又协助杨东莼、刘大年、黎澍诸前辈筹建中国近代社会历史调查委员会。杨老1957年以前曾任华中师院院长，所以把我院确定为合办单位。我便乘机建议把望龄借调来京，为他提供比较优越的进修条件。筹委会借用中华书局一个大的套间作为临时办公室和资料室，望龄就住在办公室上层，工作，学习、生活极为方便。中华当时还在翠微路，环境幽美安静，不像现在这样喧闹而又拥挤；并且有丰富的藏书（其中许多是珍本、孤本）可供利用，又有李侃、祁龙威、何双生等师友可以朝夕问难。有关民国初年清朝遗老复辟活动的大批资料，便是经龙威兄热情指点，望龄独自在北图与近代史所资料室等处搜集的。与此同时，他还参与了资本家千人传的大规模调查的准备工作，拜会了吴承明、汪敬虞等许多著名学者，得到终身受用不尽的教益。
但是好景不常，1964年“社教”运动轰轰烈烈展开，学校迅即把望龄抽回参加工作组。不久，我又因为写了批评戚本禹的文章而惹祸，奉命回湖北接受批判，中国近代社会历史调查委员会遂无疾而终。“文革”前这两年，望龄似乎大部分时间都在参加“社教”与其他政治活动；我则以待罪之身接受没完没了的校内外批判，连上课和发表文章的权利都被剥夺了，自然顾不上关心他的教学和科研。“文革”期间，我又成为重点批斗对象，他虽然有心护卫，但毕竟力不从心，只有尽可能关照我的妻女生活，此情此境师生之间是能够相互理解的。但不幸他又卷入派性斗争，在“文革”后期横遭连续不断的批判与审查，抽烟喝酒的习惯大概就在此时养成的。
以上说的就是“治学历经艰难”。
我们在学术上的密切合作主要是在“文革”以后。编写《辛亥革命史》（三卷本），他自始至终参与定稿工作。每卷付印的选图片、编索引以及校对等繁重任务，大多落在他和冯祖贻身上。1978年筹建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他是创建者之一并被选为秘书长（以后又增补为副理事长），出版研究会通讯、《辛亥革命史丛刊》、筹备每次年会与理事会，都数他最为忙碌。勤勤恳恳，扎扎实实，有条有理，勇于任事，这是他一贯的工作特点。辛亥革命史研究会的每一项重大成就都包含着他的辛勤劳绩。
1984年我谬膺校长之选，由辛亥革命研究中心发展而成的历史研究所的日常领导工作，也是由他承担的。1990年8月我去海外工作近4年之久，他更独立主持任务繁重而又影响极大的历史研究所领导工作，教学、研究两手抓，成果、人才不断出，赢得海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好评。但是很可惜，1992年我在美国突然接到他的长信，说是要离开武汉前往广州工作，语气之间颇多牢骚，一反平素之文静诉说。我感到很突然而且也很难理解，但想到他决定离开在这里学习、工作40年的华师，一定是有非走不可的苦衷，所以除慰留外并未强阻。望龄在各方面都成熟了，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依然是勤勤恳恳，扎扎实实，在科研与教学两方面都做出人所共知的贡献。我为他的离去感到惋惜，但又为他在新的更好的环境中充分发挥才智而感到欣慰。“人生聚散无常，少壮相伴，英年惜别”，表述的是前一种心情。“越秀秋实”与“羡尔弄潮南海水”表述的则是后一种心情。越秀山是广州的名胜，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在越秀北路，是我最常去也最喜爱的地方。昙华林的蓓蕾，历经浩劫而终于能在越秀文化圈结出累累硕果，当然使作为老师和同事的我高兴而又欣慕！
但是，正如我在悼念林增平教授的文章中所说的那样，望龄也属于迟开的花朵，虽然绚丽终不免过早凋谢，尽管他比我们年轻一大截。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是在一个很不正常的环境中生活与工作的，无论是老年还是中年，都曾经遭受过太多的磨难，太多的挫辱，因而损失的有效工作时间太久大多，身心所受的伤害也太大太大。望龄还有许多想做而又来不及做的事，还有许多想弥补而又来不及弥补的遗憾，但所有这些都为时己晚，他终于随风逝去，而我只有“梦中犹忆半壁山”。
半壁山在湖北阳新县城西南，孤峰挺拔，俯瞰长江，与北岸田家镇成犄角之势，因而成为百余年前太平军与湘军的血战之地。1973年我应湖北省博物馆的邀约，与望龄、陈辉、张惠芬一道前往考察“千人冢”遗址。其间，陈辉与惠芬因公务先回武汉，我与望龄陆续做了一些田野调查。离开的那天，半壁山国营农场的场长非常热情，一定强要共进午餐才让走人。半壁山农场离轮船码头有30多里，无舟车可以代步，加以沿途还要问路，到达时已是傍晚。上船放下行李才知道已开过晚饭，要等到次日上午启程后才有早餐。那些年月物质已相当匮乏，革命的船上职工对“臭老九”们颇为鄙视，虽经反复恳求，连碗米汤都喝不上。我们只得上岸，摸黑找得一处尚有“小街”的乡村，但家家关门闭户，农村的人们有早睡的习惯，自然更无任何小食店（也可能根本就没有）营业。正在“小街”上逡巡彷徨之际，忽然瞥见小巷拐角处隐约有灯光闪烁，赶紧跑去探视，居然是灯火辉煌，蒸炒煎烹，热气腾腾，香味扑鼻。我们喜出望外，以为是巧遇餐馆夜市，但走近一看却是大户人家举办婚宴，贺客盈门，烟雾缭绕。望龄失望之余，掉头就想回船。
但是，根据我以前在四川农村生活多年的经验，凡遇乡场中此类红白喜事，只要行礼如仪，说几句道贺（或慰问）的话，便可以名正言顺地入座吃喝。我把望龄喊住，劝他入境随俗，免得整晚饿得难受。根据当时现场情况来判断，主家正巴不得宾客盈门，何况我们还是来自大城市武汉的高校老师。但素来尊重我的意见的大弟子，此次却非常害怕吃闭门羹，大有宁愿饿死陈蔡也不失体面的味道；甚至劝我独自进去用餐，他在外面等我。话既说到这种地步，我当然不能独行其是，便与他迈着疲惫的步伐回船睡觉。那些革命红火的岁月，大家的营养与健康状况都不甚佳，所以被饥饿折腾得一夜都未睡好。第二天早餐时大家相视而笑，望龄颇有羞愧之色，可能是感到由于自己的固执连累老师挨饿吧，其实长期患有胃病的他，更禁不住整夜饥饿的困扰。
望龄病危之际，我在武汉非常悬念，但又苦于杂事缠绕，无法前往广州探视。每逢夜深人静，往事一幕幕重现心头，毕竟是40多年的深厚师生情谊啊！夜夜都有故人入梦，但醒来时却又忘记梦境如何，只有半壁山这段往事却于梦后记得清清楚楚，把我又带回到那些同忧患共欢乐的峥嵘岁月。可能老师有的本领，徒弟是学不会也无需学的吧，正如猫能上树而虎不能但照样能够存活。我是愿意把所有治学、生活经验统统都给学生的，只要对他们有点用处，包括这些随机应变的“小本领”。但时代毕竟不同了，每个人的生活经历又大不一样。我在青少年时期两次被学校开除，失学失业，浪荡江湖，挣扎在社会底层，如果没有这些“小本领”，恐怕早就饿死在乡村僻野，或堕落成为黑道帮伙。但望龄却是成长红旗下，从校门到校门，读马列之书，行革命之道，何况还经过一段“社教纪律”的磨练，他怎么会跟着我到“群众”家中吃白食呢？想到这里我不禁哑然失笑，自己毕竟是个难以改造的旧知识分子啊！
“人生聚散无常”，说白一点就是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这些原本是世间常态，不足为奇。只有生离死别才是师友难以经受的大悲大痛，何况又是白头人送黑头人。但愿死者安息，生者康乐，后继者以更多更好的成绩告慰于这位“五六十年代大学生”的在天之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