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瑞士日内瓦大学的张维为教授在上海发表演讲，回顾总结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认为中国改革之所以能够成功，得益于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作为邓小平生前的翻译，此公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不奇怪。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相当一部分学者也认同他的观点。本文针对张先生的言论提出商榷意见，以期引起知识界的讨论。——作者
在如何看待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经验和教训的问题上，中国的学术界发生了严重分歧。一些学者站在国外看待中国，认为成绩远远大于问题；可是，一些学者站在国内看待中国，认为问题远远大于成绩。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西方学术界同样在分析中国。西方学者往往是从意识形态出发，以自己特有的思维定势，观察和分析中国的变化。部分中国学者在分析中国问题的时候，不由自主地走入西方学者预设的话语情景之中，不自觉地选择西方的学术语言和表达方法。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西方一些学者使用中国共识、北京共识、中国道路、中国模式这样的概念，试图把中国的发展道路纳入到西方国家发展的逻辑体系之中，而一些中国学者不问青红皂白，将这些概念信手拈来，设计自己的逻辑框架。这种东西方的相互融合，一方面反映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学术界缺乏自我。
自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对立
部分中国学者试图挣脱西方国家的话语体系，跳出西方国家所营造的思维定势，根据自己的逻辑思路分析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的得失。但是，这些学者在借助于中国传统文化分析中国改革开放成就的时候，又不由自主地陷入传统。文化的历史窠臼，把帝王专制思想作为分析中国改革开放的逻辑起点，认为正是由于实行了高度集权的体制，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一心一意地发展经济。
其实，中国仍然处于改革开放的探索阶段。任何对中国改革经验的描述和未来发展方向的分析都带有盲目预测性质。这好像面对一个呱呱坠地的婴儿预测他将来的成就一样，虽然十分有趣，但并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所以，在讨论中国模式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超脱一些，尽可能地向前看。如果我们沉浸在历史情境之中，那么，就不可避免地会为今天取得的成就沾沾自喜；如果我们用西方国家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发展道路，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中国始终在摸着石头过河，只不过中国从来都不缺少旁观者。许多曾经关心过中国的学者，在经历一次又一次的预测失败之后，不得不掉头而去；许多曾经批评过中国的学者，面对中国今天取得的成就，也不得不掩面而去。中国是一个初升的太阳，中国是一个拥有无限可能的婴儿，中国需要世界的帮助，但是，中国必须走自己的路。
无论是国外的学者还是国内的学者，在分析中国问题的时候虽然使用同样的材料，却得出不同的结论。那些秉承自由主义的学者们，深得自由主义的精髓，他们崇尚个人主义的观念，在分析问题的时候往往从个体出发，极力寻找中国存在的问题；而那些秉承国家主义的学者们，则沉浸在国家兴盛的喜悦之中，他们崇尚集体主义的观念，在分析问题的时候往往从整体出发，呼吁人们重视中国的大局。
这是两种不同的哲学观念，也是两种不同的分析中国问题的方法。西方学者在分析中国问题的时候，不仅从个人主义出发，而且把中国问题放在西方的逻辑坐标体系之中。他们把中国的经济成就，看作是市场经济的胜利；他们看到中国存在的问题，认为这是中国不民主的悲剧。哈佛大学的学者在分析中国问题的时候，把中国的成就称之为威权主义下的经济奇迹；而中国学者在介绍中国经验的时候，也不由自主地认为中国的高度集权是中国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
部分中国学者认为，执政当局的“不争论”政策，在现实生活中导致中国经济发展与政治相对分离，从而有效地避免了意识形态分歧。但是，我们不得不明确指出，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中国改革开放刚刚度过第一个十年，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一些人对中国的政治模式产生怀疑，他们认为既然政府减少干预，可以更好地发展经济，那么，为什么不能实行直接民主体制，从而让人民重新作出选择，建立真正的民主国家呢？部分知识分子振臂高呼，希望能够通过街头政治实现他们的政治主张。但是，这场斗争的结果是，酿成了北京那场举世震惊的动乱。当时中国学者的普遍观念是，既然中央领导允许公众自由发展经济，那么，公众在实现脱贫致富之后，没有必要认同现行的执政体系。他们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个结论是，执政者必须彻底放权，重塑中国的政治体系。而当时的执政者则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得力于执政者的英明决策，如果改革的结果是抛弃了执政者，那么，执政者绝对不会允许出现这样的结果。事态发展到最后，由于问题变得不可调和，所以执政当局悍然使用武力手段阻止了这场争论。
反思这场惊心动魄的意识形态争论，人们仍然能够得出各种各样的结论。站在执政者一边的人认为，执政当局力挽狂澜，稳定社会秩序，从而给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赢得先机；而站在执政者对立面的人则认为，执政当局在形势大好的前提下，果断地放弃对话，选择走上对抗的道路，最终损害了自己的形象，拖延了中国改革的步伐。
当我们在分析中国改革开放道路的时候，我们会惊讶地发现，中国并没有完整的路线图。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执政者的红头文件中充斥着计划经济的语言，只不过中国从来都没有计划经济，只有政府经济或者长官经济。当计划不断变更的时候，计划经济就是一个天大的谎言。中国之所以选择改革开放的道路，就是因为中国没有计划经济，中国的政府经济已经导致中国的经济徘徊不前。在这种情况下与其由政府少数人作出计划，不如让公众自我选择。事实证明，政府主动放弃自己在经济领域的决策权，允许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单干，最终的结果是既解决了温饱问题，同时也让中国的经济出现了勃勃生机。在一些自由主义者看来，这是中国自由主义的逻辑起点，或者说，是中国自由主义启蒙的黄金时代。
在这个历史时期，面对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一些保守主义者忧心忡忡，他们认为中国正在走向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他们反对这样的改革，但是，他们又提不出新的改革方案，在经济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他们逐渐被边缘化，除了在小圈子里唉声叹气、发发牢骚之外，他们几乎没有用武之地。
但是，来自中国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的那场政治风波，的确让保守主义者扬眉吐气。他们认为改革开放的最大问题就在于出现了自由化思潮，而自由化是“社会主义”的天敌，社会主义强调公有制，强调对国家的认同，强调政府的干预，强调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假如不强调社会主义，或者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不巩固执政党的地位，那么，改革开放就失去了历史意义。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争论中，中国的第二代领导人果断决策，发展市场经济。但与此同时，牢牢地控制中国的执政权，谨慎地选择自己的接班人。这种特殊的社会结构，使得许多观察中国问题的学者产生了错觉，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源于政治的高度独裁，其实他不知道，执政者这种实用主义的选择，具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意义。在决策者看来，在发展经济的大方向下，可以放弃个人的利益得失，可以拒绝任何政治上的分歧。只要能够发展经济，就能够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
但是，历史的潮流浩浩荡荡，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上个世纪80年代出现的问题似乎重新回到人们眼前。与上个世纪80年代不同的是，现在的学者早已不是那些充满青春气息的热血青年，他们看到了西方的强盛，甚至在西方国家找到了赞助者，他们希望在中国重新拥有自己的话语权。这些学者很善于使用西方国家的语言，也很善于利用西方国家的表达体系。当他们谈论中国问题的时候，可以非常熟练地运用西方学者的观点，包括西方学者批判中国的语言。然而，当他们在使用“普世价值”这个概念的时候，还是多少有些胆怯，因为这样做将面临双重冒险——一方面他们的逻辑表达及其结论可能会被西方学者拒绝；另一方面，他们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可能会遭到中国学者鄙夷。所以，除了少数新闻媒体工作者大胆地使用“普世价值”这个概念之外，几乎所有的中国学者在分析中国问题的时候，都小心翼翼地避开这个所谓的学术陷阱。
普世价值的三个层次
部分中国学者认为，西方的普世价值包括民主、人权、自由，所以，我们不能视而不见。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西方的民主是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西方的普世价值需要重新定义，所谓普世价值具有开放性，所以，我们可以使用这样的概念，只不过我们必须重新定义。
其实，中国加入人权公约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学术分歧。西方学者主持制定的联合国公约充斥着人权、民主和自由这样的规范。中国学者在分析人权公约的时候，不可能彻底回避意识形态分歧。西方国家在使用人权、民主、自由概念的时候，从来都是把这些概念当作不证自明的人类真理，换句话说，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价值，这些问题是不需讨论，也不需要证明的。假如中国学者试图重新定义民主、人权、自由，那么，就破坏了学说的基本假定，或者说是一种别有用心的政治解读。中国学者的认真态度，换来的却是一种另眼相待，这不能不令人感叹。
所谓普世价值大体上分为三个层次：首先，从话语层次来看，西方的哲学家和政治学家早已经将民主、人权、自由进行过无数次阐释，中国学者大可不必拾人牙慧，只需借助于西方哲学家和政治学家的表达方式，自由地使用这些概念即可。譬如，关于正义的概念，古希腊学者有许许多多的学说。有些学者认为正义是一种契约，有些学者认为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所以，在讨论正义这个概念的时候，中国学者不需要从中国国情出发，重新作出解释，只需要借用古希腊学者的表达方式，就可以很快地占领学术高地。
其次，从政治的层次来看，民主、人权、自由具有多种表现形态。民主在现代社会就是典型的政党政治，政党之间进行公开竞选，选民通过一人一票表达自己的意见。假如我们不敢正视这样的民主表达方式，而试图从西方国家的历史出发，认为西方国家没有真正的民主政治，那么，就是在自欺欺人，就是在拒绝真正意义上的讨论。当代西方国家的民主千差万别，但是选举民主是基本常态。选举民主制度对应的不是所谓的协商民主，对应的是一种专制的政治制度。专制制度表现千差万别，但是，拒绝公众的参与是其最基本的特征。当然，在选举民主发展的过程中，充满了暗箱操作，存在着巨大的利益输送，不同政党、不同政治团体、不同利益集团在政治选举的过程中会进行各种私下交易，各国选举法律的基本功能就是要防止这种暗中交易破坏民主的进程，确保民主选举公开透明。
当然，民主选举是一个国家的基本体制，确立民主选举制度之后，国家的政治运行可以多种多样。有些国家实行内阁制，有些国家实行总统制，有些国家议会主导，有些国家行政主导，有些国家三权分立，但有些国家则实行民主集中制。即使在三权分立的国家，政治的运作也充满差异，譬如，英国政治选举之后，获胜的政党在议会中是多数党，其党魁就是政府首相。在一些中国学者看来，这不是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但是，从宪法的角度来看，执政党必须在议会制定法律，而政府只能实施法律，尽管执政党可以左右议会，可以决定大政方针，但是，这丝毫不否认三权分立的本质。如果选举出现了强大的反对党，那么，政府必须随时接受反对党的质询，受到立法机构的制约。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不能把不同层次的问题混淆在一起，不能把政治的基本框架与框架内的运作混为一谈。即使在实行民主选举的国家，也存在着一党独大的现象，不能因为没有反对党，而认为不是民主体制；也不能因为存在着强大的反对党，而认为就是一个民主体制。事实上，在新加坡虽然实行民主选举，并且强制要求议会必须保留反对党的席位，但是，没有人认同这样的民主体制，因为新加坡是一个蕞尔小国，从整个国家形态来看与其说是一个完整的国家，不如说是一个现代化的公司，而公司是一个典型的独裁统治体制，而不是民主体制。事实证明，类似于新加坡这样的国家如果实行绝对的民主选举，那么，最终的结果很可能会导致整个社会的力量被分散，国家失去竞争力。现在几乎所有的失败国家都是弹丸小国，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意识到，民主政治不会产生高效率，如果国家的生存面临危机，那么，发展民主政治几乎是自寻绝路。中国的决策者始终秉承传统观念，认为在经济没有快速发展之前，奢谈民主政治只能会带来空前的灾难。所以，他们对民主政治的发展缺乏应有的兴趣，他们关心的只是执政的权力，而不是权力的分配，因为只有掌握绝对的权力，才能把握经济发展的方向。如果经济的发展会动摇执政者的根基，那么，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采取强力措施改变这种状况。
历史的悖论就在于，发展经济必然会导致社会的分化，而社会的分化必然会产生矛盾和分歧。当不同利益集团相互博弈的时候，传统的治理方式就面临空前的难题，人们不再需要一个高高在上的上帝，人们需要一个平等博弈的平台。当人们发现缺乏这样平台的时候，就会转而寻求其他的表达途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互联网络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中扮演特殊角色的原因所在。换句话说，中国的执政者不愿出现大的政治分歧，更不愿意社会出现频繁的选举。而那些认为自己权利受到损害的民众，在通过正常渠道不能表达自己意见的时候，他们往往借助于互联网络表达他们的心声。中国的执政者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他们希望通过强化政治治理，解决社会中存在的问题，但是，执政者的重视程度越高，公众通过互联网表达的欲望就越强烈。当互联网络表达形成一种强大的社会声势之后，中国的民主政治必须转型。
第三，从宪法层次来看，一个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不是一种先天的政治制度，而是一种后发的政治制度。无论是英国的约翰大宪章，还是美国的独立宣言，从表面上来看，都是一群政治精英相互妥协的结果。但是从本质上来说，这些宪法制度之所以得以延续，根本原因就在于政治精英愿意接受公众的检验。不少人认为西方国家的宪法亘古不变，所以，西方国家的宪政体制相对稳定。其实，西方国家的宪法处于经常性的变动中。海洋法系的最大特点就在于，赋予了法官司法审查权，法官在审理案件的时候，可以对宪法进行解释，在法官解释之中宪法实现了与时俱进。宪法解释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寻求共识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地凝聚共识的过程。假如法官的解释在现实生活中引起强大的反弹，那么，法官会寻找另外一个案件，重新解释宪法条款。正是这种与时俱进的态度，使得这些国家的宪法大体上能够体现社会的普遍共识。中国发展民主同样需要修改宪法，但是，中国修改宪法的途径与西方国家迥然不同。中国宪法的解释权和修改权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解释和修改宪法的时候，不需要听取公众的意见，只需要听取执政者的意见，这就使得中国的宪法总是落后于时代，总是满足于对改革成果进行法律上的总结。中国的宪法始终无法凝聚共识，引导中国社会发展。我们在分析西方国家普世价值的时候，不妨从宪法的字里行间寻找相同的字眼。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由于法律体系不同，所以同样的法律概念，体现的却是不同的价值观念。假如我们不能或者不敢承认这一点，那么，在分析问题的时候就难免会方枘圆凿，东施效颦。
中国国家主义走向破产
中国当前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没有普世价值的语言表达体系，也不是没有基本的政治架构，而是中国人心目中根深蒂固的国家主义观念。国家主义反映在普通老百姓的心目中就是清官思想，希望出现一个强有力的统治者，确保人民安居乐业。执政者正是利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一点，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清廉的负责任的政府形象。每当大灾大难出现的时候，政府官员总是会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嘘寒问暖；每当公民面临困难的时候，总是希望能够得到国家领导人的声援。现在，这种国家主义的思想已经发展到极致，公众通过群体性事件，集体表达自己的不满，从而争取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个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抛弃身家性命不断上访，从而争取得到最高当局的评判。这种国家主义的观念发展到最后，不仅会导致整个国家的治理结构严重变形，基层官员胆战心惊，高层官员疲于奔命；而且导致整个社会的不满通通指向执政当局，执政者成为众矢之的。
健康的社会应该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政府不是高高在上的太上皇，而是公民社会的利益相关者。过去人们不承认执政党存在自己的特殊利益，现在终于有学者意识到，执政党本身就是一个利益团体。当执政党意识到自己作为利益相关者，必须学会与其他利益团体平等交流的时候，中国的民主政治曙光就会出现。执政党不再拥有生杀予夺的大权，执政党必须时刻接受公民的挑选。如果执政党放弃自己的责任，或者政策出现错乱，那么，执政党就会失去自己的政权；反过来，如果执政党始终坚持走群众路线，不断改善自己的形象，提高自己的执政水平，那么，执政党就会江山永固。所以，民主社会是一个扁平化的社会，或者说是一个契约社会，在这个社会执政党必须学会承认多元利益主体存在的合理性，必须建立多元主体相互博弈的法律平台，必须学会扮演调解者、仲裁者的角色，必须自觉地接受公众的检验。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如果执政者把国家主义挂在嘴边，动辄强调国家利益至上，那么，最终的结果很可能会导致公众强烈反感，在执政的过程中必然会不断引起反弹。事实上，在房屋拆迁过程中，当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反复强调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时候，那些受损害的公民非但不认同地方地方政府的观点，反而千方百计地从宪法和法律中寻找依据，公开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
可以这样说，中国的国家主义正在走向破产，国家主义的历史终结成为必然。当我们在分析考察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时候，就会惊讶地发现，中国民主政治不因曾经遭受挫折而止步不前，相反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民主政治和现代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是如此的密不可分，以至于要想发展健康的市场经济，必须大力发展中国的民主政治，充分尊重公民的个人尊严。
执政者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所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反复强调民生问题，强调社会公平正义，强调必须实现公民的尊严。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现行的法律制度仍然停留在国家主义观念之上。我们的一些学者在分析中国问题的时候，仍然没有意识到，我们正在面临着巨大的历史变革，我们必须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和错误的逻辑观念。中国需要自由主义的立场，中国需要民主、人权，但中国没有必要像西方国家那样走议会发展的道路，中国也没有必要掩盖自己在政治发展中存在的缺点。假如从历史的个案来看，在任何一种政治体制下都有屈死的冤魂；但是，如果从未来中国政治发展的整体来分析，中国必须彻底抛弃国家主义的观念。
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沿革来看，从身份社会走向契约社会，我们已经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但这只是开始，中国还必须学会从契约社会走向公民社会。公民社会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实现了权利义务的平衡，公民在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的同时，必须学会承受必要的代价，我们不能一方面争取选票，可是，另一方面却不愿意为自己的政治选择承担责任。现在我们仍然处在一个争取选票的历史阶段，但是，每一个选民都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假如我们真正实现了民主选举，那么，每个公民都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因为民主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我们必须认真地对待我们的选择，承受我们应该付出的代价。
执政党不应当拒绝民主
总而言之，在分析中国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要夸大市场经济的作用，市场经济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问题。在那个一穷二白的时代，我们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政府身上，可是，当政府发展市场经济之后，我们才猛然发现，政府是多元主体中间的一元，政府是我们的利益相关者。我们发展市场经济不是目的，实现人的尊严才是我们的目的。如果为了发展市场经济而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包括放弃我们的尊严，那么，这不是我们想要达到的目的。
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共同富裕，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得不策略性的选择市场经济。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西方国家早已找到了解决市场经济存在问题的钥匙，他们通过定期的选举缓和社会矛盾，通过换马游戏解决社会的分歧。民主选举不是西方国家的专利，就像协商民主不是中国的专利一样。中国在发展民主政治的过程中可以实行定期的选举，这样做既可以重新寻找共识，又可以重新凝聚共识。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如果不实行民主选举，那么，社会矛盾就会越积越多，政府所背负的历史包袱就会越来越沉重。反过来，如果我们实行定期的选举，那么，就可以让那些德才兼备的人走上领导岗位，带领我们重新制定发展的规划，从而使中国更加强大。民主选举不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作为一个执政党，早已拥有了庞大的执政团队，在这个执政团队的内部聚集了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共产党员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共产党重新找回自信，提高自己的执政能力。定期选举实际上就是让执政党内部的优秀分子脱颖而出，在选举过程中充分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接受公众的挑选。我们万万不可把民主选举看作是洪水猛兽，更不能在经济成就面前沾沾自喜。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成果来自于公民的聪明才智，来自于普通民众的艰苦奋斗。如果执政党把所有改革的成果据为己有，并以此来拒绝发展民主，那么，终将被公众所抛弃。尊重人民，尊重人民的选择，不仅仅是宪法的基本精神，同时也是执政党的政治口号。现在的问题是，要从思想上解决问题，真正抛弃国家主义，最大限度地尊重每一个公民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