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官场为了反腐倡廉，曾经到著名的包公庙里进行宣誓；近日又在某地《局级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暂行办法》中，把忠孝等传统德目列之于其中。似可谓工作创新，却引发出种种争议。
从目前的考量方式而言，人们很容易从公德和私德的层次划分来讨论这个问题，把忠孝放在私德的范围，而把干部的提拔标准视为公德，或使用一个标准代替另一个标准。这种思考方法，实在捉不住公权力的要害。
传统举孝廉的忠孝标准，是依据儒教修、齐、治、平的道德－政治模式，推己及人，从个人道德推向国家乃至天下的权力统治，所谓“己身不正，何以正人”，进而把国家治理系之于一人一德的好坏。
比较而言，现代社会的治理，主要依赖的不是道德，而是制度、法律、规约等形式理性。领导干部所要努力的，不仅是个人道德，而是对自己工作职责的最大承当。这就完全限定了，现代社会的管理者，不可能再由私德推向公德，以私济公，以忠孝治理国家。
当然，领导干部作为掌握公权力的公众人物，他们的私德必然要接受公共领域的道德考量。私德不好，未必公德能好（特别是对于多重人格者来说）；反过来说，私德好的人，不一定能够承担公权力（以治理家庭的方法来治理天下的做法，早已此路不通）。因此，对于公权力拥有者的要求必然严格，公私两层德行均要严加考核。但是，不能倒过来说，凡孝敬父母者，必然就是公权力合格的拥有者。
最关键的问题是，孝敬父母的道德表达，在现代社会不再局限于传统道德范畴，而已转成公民权利的基本内容了。所以，孝敬父母等私德的评介机制，是否能够在现代社会公共领域之中建立起来，把它们交由社会公权利范围来予以考量？而不是放在局限性尤为明显的“干部提拔标准” 之中，只是由部分人来考核。因为，一个作为干部提拔标准的忠孝等私德，仅仅局限在一个干部提拔范围，其实质也不过是一个放大了的私德领域而已。
忠孝之德目，如果要作为干部提拔标准，那就应当把他们的评价机制建立在公共领域，而非局限在领导提拔干部的圈子。不突破这个圈子，即使建立了这样的干部提拔标准，同样会无济于事。谁忠谁孝，谁来评说？这是公民道德的问题，应当交由公权利来处理。国人说行，此人当不错；国人曰恶，此人就难好了。
官员手里掌握公权力，老百姓手里则只有公权利。把本来属于公权利的事情，放在公权力的范围来办理，就显得过于狭窄，似乎就是传统道德－政治逻辑的再版。而老百姓公权利的表达，惟有通过舆论、媒体、甚至民主选举等方式来表达。所以，所谓忠孝等个人私德，理所当然，就是一个公民的基本道德素养。公民做不好，为公民服务的公仆还能做好吗？领导干部是否称职，当然要由公权利来考量。
平心而论，忠孝之德目进入领导干部的提拔标准，局限性就在于用人的圈子，在于干部的选拔任用条例。应该把这些条例及其标准，交由公民百姓，由公权利放在公共领域之中，进行公共评议。这才能建构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公共平台。否则，总是那么几个人在制定标准，总是那么几个人在任用身边熟悉的人，任何忠孝的标准，无论它是古代还是现代的“孝廉版”，大多会炒冷饭，满足一阵创新的欲求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