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改革开放以前“反动学生”这个词虽也常见于教育系统的内部通报，但真正作为政治帽子、作为正式处分大学生的一个案由，只实行于1963年到1966年清理反动学生运动中。到1966年7月，由于文革起来了，毛主席下令不许“整学生”，说“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清理反动学生运动才一风吹了。
缘起
整“反动学生”始于1963年暑假的北京高校毕业生毕业鉴定时。据1963年河北北京师院数学系毕业生朱志曾先生回忆，毕业前，学校要求每个人都写自我鉴定（政治性的），然后集体讨论通过才能毕业。在写鉴定之前，校方传达了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和北京高教局的文件。文件说在北京高教领域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毕业生中就有阶级敌人，并公布了一些案例。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北京地质学院尚育森投书中央广播电台“驳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案。
1963年6月14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发表，广播电台日夜广播，声势很大，北京地质学院物理勘探专业的尚育森对《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有异议，马上给中央台写了一封据说有7000字的信，要求在反修防修问题上公开辩论，结果被定为北京的第一个“反动学生”。
此事被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报告给了毛泽东，1963年7月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中政治上反动的学生处理通知》。毛泽东的批示：这类现象所在多有，这是一批极右分子。文件说“据北京市反映，今年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中，有极少数政治上反动的学生……其对我的猖狂进攻的程度已经相当甚至超过反右斗争中的极右分子”，“北京市的高等院校有这样的情况，全国高等院校也必然同样有这种情况。对这一小撮政治反动的学生，必须抓紧时机，通过揭露与批判，对他们进行严肃认真的处理”。根据这个文件的精神，教育部经国务院文教办批准制定了《关于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中政治上反动的学生在劳动教养或劳动考察期间的试行管理办法》。
于是，从1963年暑期前起，在全国大专院校中清理“反动学生”。第一批“反动学生”被清理出来了，计有尚育森、朱志曾、李明昌，以及北大的吴启元、伉铁保，科技大的马家骅等，于1964年送往红星农场劳动改造。
定为“反动学生”后，不能毕业，被发往劳动改造。“反动学生”被定性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分别被判劳动考察两年或三年（发生活费28元）、劳动教养两年或三年（发生活费23元），考察与教养除生活费的些许差别外，其它待遇完全相同，每日强劳最多至十二小时。
铺开
到了1964年，阶级斗争已经搞得轰轰烈烈了。以1963年3月5日为标志的“学习雷锋运动”拉开了在学生中大搞阶级斗争的序幕，先是“学雷锋，做好事”（目的在于抓阶级斗争），跟着就是照着《雷锋日记》中的精神搞“青年学生的思想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去占领”等一系列的阶级斗争教育。并要求同学们联系实际，人人过关，动员学生自我检查提高。北京师院化学系还揪出学生于某作为“反动学生”的样板，并送至劳改局农场劳动改造。1964届学生毕业之前，学校的气氛已经很紧张了。
1964年清理“反动学生”是全国性的。我所在的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自1964年的新学期伊始就提出1962年下半年班级“选举问题”，认为那就是阶级斗争，于是，在学生中秘密搞“左中右”分类排队，内定打击对象，利用毕业前学生对日后命运的关注，制造人人自危的氛围，有目的地找一些学生回忆既往、制作有关同学的言论材料，定出打击重点。其中断章取义、移花接木成为普遍现象。这立即引起骚动，被列入黑名单者立即陷入无人搭理和暗中有人监视的孤立窘态。
7月中旬鉴定开始，几乎每个同学的检查都从阶级斗争的高度来分析认识。检查先要在小组里通过，最后由“系总支”拍板。其次序是先易后难，“思想进步”的同学很快通过，轻装上阵；问题多的放在后面，要反复地揭发批判，弄清每一个学生的思想面貌。其关键是对“三面红旗”和“反修斗争”态度。
7月底，每个同学都轮流检查了一遍，大多通过，每组都有一两个通过特别困难的，这就要经过反复揭发批判，反复地认罪检查，勉强通过。我也检查了两三个小时，最后是小组不予置评，不说不通过，也不说通过，令人惴惴不安。更令我没想到的是两天之后，在礼堂开会，总支书记宣布，毕业鉴定胜利结束，从现在开始转入对敌斗争阶段，也就是清理“反动学生”阶段。接着宣读“清理反动学生”的文件。还宣布了划“反动学生”的“标准”，主要是对“党的领导、党的政策和社会主义有攻击性的言论”，对“三面红旗”和“反修斗争”有不满。
这样没通过的同学自然被视为“反动学生”的候选者。中文系约有十来人，其中我属于最严重的。果不其然，大会后，就勒令我单独交代，派同学监视行动，不得擅自出入校门……最后宣布我为“反动学生”，给予劳动考察三年的处分。定为“反动学生”后，不能毕业，只发生活费（每月28元），先是在学院参加劳动，1965年1月4日被发往北京南口农场二分场劳动改造。
此后三年，共清理三次，来南口61人，分属27个院校。1966年各院校在文革初期揪出的“反动学生”被毛泽东一风吹了，高等院校党委以及后来派去的工作组都被打倒，这一清理运动才告终止。
1963至1965年北京市清理出“反动学生”的大专院校几乎囊括了当时北京所有的有影响的高等院校。
定为“反动学生”后，不能毕业，被发往劳动改造。“反动学生”被定性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分别被判劳动考察两年或三年（发生活费28元）、劳动教养两年或三年（发生活费23元），考察与教养除生活费的些许差别外，其它待遇完全相同，每日强劳最多至十二小时。
“罪行”
“反动学生”绝大多数都是从二三知己平常闲聊中揭发出来的，或在清理思想时诱导学生自己主动谈出来，有的甚至是根据本人日记或亲朋好友的写信请求学校对该学生帮助时而发掘出来的。
这些“反动学生”究竟如何“反动”，究竟犯了什么法，被认定的是什么罪行呢？大概分以下几个方面：一、关于反修防修；二、关于“三面红旗”问题；三、为1957年右派分子鸣冤叫屈；四、同情彭德怀的处境，赞成其观点；五、反对个人迷信呼吁民主自由。
以上所谓“罪行”大多只有思想和私下言论，而许多“言论”，其实什么也算不上。如有人被搜罗到“马列主义吃窝头，修正主义吃面包”的俏皮话就被“上纲”为“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吹捧修正主义”。另外还有四名1957年右派学生（北师大萧书长、陈寿康，北京农大张慎行，北大张世林），完全是为了凑数又打成了“反动学生”。
“反动学生”被定性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分别被判劳动考察两年或三年（发生活费28元）、劳动教养两年或三年（发生活费23元），考察与教养除生活费的些许差别外，其它待遇完全相同。
处理
从1965年元月3日起，北京各高校的“反动学生”都被送到北京南口农场二分场集中管理。当时北京市委大学部劳动生产处在二分场有劳动据点，称“高校大队”，是市委为了防修反修需要，率先在高教系统搞的劳改基地，专门安排市属高校教职工下放劳动。“反动学生”在组织上属高校大队，但不归它管理，另设“反动学生”管理组管理。管理组由相关的高校派出的保卫、后勤和政工人员组成，受市委大学部和市高教局共同领导。
管理组为了管理就要把“反动学生”分成“积极改造的”、“一般的”和“反改造的”。政治面目理清了，第二步就是用“阶级斗争”的办法促进改造。其方法是依靠积极的，团结一般的，打击反改造的。为了做到这些，还要人们互相监督，揭发举报。
“改造”是极残酷的，有的地方比监狱有过之无不及，特别是文革时期。本来“反动学生”是处理过的了，问题清楚，可是在南口期间，经常有针对反动学生的批斗会。所谓“批斗”许多是手口并用，打人、打伤人的现象屡屡出现。管理组几乎不受任何组织的领导、不对任何人负责，他们凭个人好恶，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给同学身体和心灵上造成严重的摧残。
监狱对于罪犯的要求是做“自食其力的新人”。在南口时正赶上反修高潮，学习“九评”。这也是改造学习的重点。文章中有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这本是对接掌国家大权“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要求，与普通百姓都没有什么关系，却让“反动学生”要以这些标准要求自己。当时上下都不觉得荒诞，以为当时的学生许多就达到这个标准了，“反动学生”也要做到这些才算改造好。
1965年底，建筑工程学院的解基伏因为表现好，提前解除处分。1966年5月份解除了一批两年到期和改造较好（认罪好、服罪好、劳动好）的“反动学生”的处分。
文革中，许多“反动学生”处分已经过期或到期，然而他们不仅没有解除处分，反而又被剥夺了人身自由，断绝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每日强劳最多至十二小时。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第一次接见百万红卫兵，鼓励“要武”后，反动学生被剃头、挂牌、游场、殴打，受尽了一切非人的折磨和污辱。
直到1969年1月，也就是说在超期一至两年以后，这些无辜的学生才由北京市革委会下令遣送回各自院校处理，由于无章可循，各院校处理的更是随心所欲，五花八门。部分分配工作，但并未平反，属“戴帽”监督使用，相当一部分学生继续受到非人的迫害；有的在校作为活靶子继续批斗；有的遣返原籍按四类分子处理；有的重复判刑、拘禁；有的流离失所，下落不明。
定为“反动学生”后，不能毕业，被发往劳动改造。“反动学生”被定性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分别被判劳动考察两年或三年（发生活费28元）、劳动教养两年或三年（发生活费23元），考察与教养除生活费的些许差别外，其它待遇完全相同，每日强劳最多至十二小时。
平反
1976年7月26日，我又因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诬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被判有期徒刑13年，1978年10月北京“中法”又认为我的问题是针对“四人帮”的，撤销原判，予以平反。出狱后，我想当初法院重判就与“反动学生”案有关，于是找师院，师院很快作出反应，1979年3月予以改正。
此年4月南口同学来找，我们酝酿找高教部，要为全体被冤枉的“反动学生”平反。7月，原北京航空学院平乃彬来京商量此事。8月，我们先找了原北京高教局局长魏明。他明确表态四点：一、此事（“反动学生”问题）已应不复存在；二、工龄应该算；三、我们来晚了，应该早来；四、写个材料给他，由他转给蒋南翔（原教育部部长）。见面时，魏明表示了对尚育森的赞许，说他有先见之明。并且提醒，不要参加北京的上访人员队伍。
1979年9月1日，平乃彬找到魏明，魏明告知：材料已经送给蒋南翔，蒋南翔表态“应该解决”。蒋当年就不同意，是陆定一提出来的，陆定一现在已经后悔了。魏明说：“你们可以去见见蒋部长。”午后，我与平乃彬等到大木仓教育部。接待我们的蒋南翔的老秘书叫张鸿治。张很热情，说“我也才从干校回来，我们是一条沟壕里的战友。”他承诺：一、由他将材料（我们的反映材料）从蒋部长处要来，由蒋批示后去办；二、由他与学生司联系，要学生司向各学校打招呼，抓紧解决（不要等文件）。1979年9月13日，我与平乃彬、曹天予三人去教育部学生司，与张均时司长谈了一会儿。后被介绍到学籍管理处，张德庭处长和任姓工作人员两人接待了我们，他才从安徽调查回来，说那里的“反动学生”（上海遣送的）衣衫褴褛，陷入无人管理、流浪街头的境地，要赶快将他们救出来。北京还算是好的，多数已经解决生活问题。他们已经将报告送了上去，总的思想是先参照中央关于右派改正的文件思路给予解决，可以不必报送书记处，目的是快速救人。
经过四十多年的反思，事实证明，这些学生不但无罪，而且都是当时的热血青年，如今，他们在各个领域为国家、人民作出卓越的贡献。
2007年4月10日，这些当年的“反动学生”在北京重新聚首，可惜只联系上27人，都已是白发苍苍、花甲之年。其余的人有的已故去，有的已病痛致残，还有一人失踪。这些人依然思想锐利，锋芒不减当年。他们来到劳改过的南口农场，触景生情，或慷慨激昂，或痛哭失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