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汉学家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里说，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淡出政治中心与日常生活的传统儒学，只能被“归位”成一种仅供展览和怀旧的博物馆文化，儒学注定将被历史化而成为众多被学者研究的中国传统之一。美籍华裔学者余英时在《现代儒学论》也曾指出，随着跟儒学紧密契合的王权体制和宗法社会的崩溃，尤其是慎终追远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群体的整体性消逝，无所依附的儒学也就正如毛泽东一半自炫、一半挖苦的“皮毛论”所隐喻的那样，成为了现代社会的“游魂”。“孔子”在20世纪的中国（尤其是后半叶）更加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相较于李零先生《丧家狗——我读孔子》所描述的远古语境中的孔子而言）。
今天的“孔子”有福了。中国政府开始在全世界建设孔子学院，汉语和儒家文化也已经成为全球性的文化热潮。“孔子”成为中国政府输出文化进行软实力展示的最便利的文化符号。中国有句古话叫“安居乐业”，又说“衣食足而知礼节”。随着中国成为经济强国，尤其是这次金融危机中独领风骚而巍然屹立，中国开始不仅仅满足于一个经济大国的国际形象，而致力于营造文化大国或者说价值大国的形象。回顾2009年的中国国际形象之建构，除了孔子学院的扩张之外，还有几件事情也始终在每一个关心中国文化之国际命运的国人心中盘旋。一是年中贾樟柯等中国导演愤而退出澳洲墨尔本的国际电影节，撤回原计划参展的影片和纪录片《完美生活》、《河上的爱情》、《上访》等，退出的原因是缘于主办方将在电影节播放关于热比娅的纪录片《爱的十个条件》，并邀请热比娅出席电影节。有媒体报道指出，对此“民族事件”，华裔网民再一次显示出民族主义的高涨情绪。据网络统计显示有92℅网友赞成中国导演的抗议行为，并认为此次事件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与澳大利亚的关系。有80℅的网友认为中国政府应当对澳洲实行外交和经济上的制裁。另一具有标志性的事件是在9月份的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上，作为主宾方（亦即参与了资助）的中国的官方代表，因为愤怒于主办方对中国的价值观和人权状况的批评，而集体离席（后被书展的主要资助者表示歉意后请回会场）。这次书展本来是中国政府精心策划的“文化外交”，亦即通过图书出版、销售以及研讨会等各种灵活形式，来展示大国崛起之后的“文化崛起”，不料因为主办方邀请了几位持不同政见者出席会议，更因为国内民族主义的样板工程《环球时报》的强力介入以及荒诞后续报道，造成了一场始料不及的国际风波，让中国官方代表陷溺在交往困境之中。
中国电影、图书的国际输出，以及孔子学院的全球性营建，都深刻地反映了今天中国在经济总量列入世界强国之后，向价值强国和文化强国的自觉转型，这样的一种思路跟经济充分发展之后才能进行民主转型的思路如出一辙，似乎经济崛起必然会伴生民主、平等、自由等附属品，而且这种关于“民主、平等、自由”的论述还必须在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框架内进行论述，才能得到表述的空间。在中国政府的文化外交之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三种力量的博弈，新中国成立后的60年遗产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一八四零之后的169年遗产的民族主义，以及伴随全球化而来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冷战结束之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太可能用于国家间的“文化斗争”，而中国入世之后的融入世界的努力，更是让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论述在对外叙述之中被“悬置”了起来，成为存而不论的国家标签之一。因此，最实质性的张力产生了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
对于西方社会而言，图书、电影等直接跟个人、社群的核心价值观相关联的媒介，是人类心灵世界和精神世界最直接的表达，应该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表达空间，应该是最大程度上“去政治化”的（尽管事实上不可能做到），而对于中国政府而言，图书、电影、孔子等文化符号或者说文化资源，尽管有其自身运行的规则与逻辑，也并不否认它们并非直接的意识形态，从表面上也承认它们的“非政治性”存在，但在骨子里仍旧认为“外交无小事”，文化与政治密不可分，因此对于这一块的管控非常审慎和强势。不同的价值观到了一起自然会发生隔阂和冲突，关键是如何处理这种“危机”。若一旦遇到危机，就放弃说服、辩解、协商等和平的方式，而自动地关闭进一步沟通的渠道，那么这种价值上的鸿沟将会始终存续而无法消解。一个真正负责任且自信优雅的大国，应该是能够包罗万象，海纳百川的，她能够直面批评、反省自我，进而推动文化的真正进步。争议往往是有效交流的表现或者媒介，而中国的文化外交，就如同国内的文化工程一样，似乎只习惯于接纳掌声与赞美，而根本上拒绝批评与臭鸡蛋。这样的思维定势和行为模式，显露的仍旧是一种“弱国心态”和“孤岛心态”，而不是泱泱大国之气象。
不可否认，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文明传统的文化大国，其儒释道文化以及大小各种传统，曾经在世界范围产生巨大的价值观辐射，更是在周边国家形成了中华文化圈和朝贡体系。可是当今天的中国在进行文化外交时，却常常感觉到一种价值上的虚空与焦虑。我们似乎除了在西方国家的唐人街展示一下龙狮舞、中国的饮食文化，以及在全世界推销孔子学院和汉语之外，无法找到一种方式，让西方人在真正意义上接受、欣赏（并非一定要求认同）现代中国的价值观。是的，改革30年中国人创造了经济奇迹，却并没有一个文化奇迹，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中国知识界的文化独创能力一代不如一代，国学热也仅仅是消费主义链条中的一环，或者说是用来治疗消费主义的社会疾病的一味“心灵鸡汤”而已。20世纪的中国，各种战争、革命和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从根基上摧毁了传统的完整性和价值观，而改革开放30年，尤其是1992年之后的市场经济的腾飞，更是将欲望的魔鬼从潘多拉魔盒中释放了出来，欲望成就了奇迹，但欲望也在给奇迹深深地种下不安和危险的种子。仅仅依靠人的欲望和利益冲动来推动社会发展，而将政治自由等核心价值用括号括起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就曾指出“自由不仅是发展的首要目的，也是发展的主要手段。”），这就难免将巨大的一个文化大国打造成经济上的巨人和文化上的侏儒的宿命，人类渴望生存的家园虽然未必如海德格尔所言适合“诗意的栖居”，但至少不应该是一个他人即地狱、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式的丛林社会和动物庄园（奥威尔意义上）。如果一个国家对外试图塑造开放大国的形象，而对内压制多元文化的表达，尤其是那些具有叛逆性和独创性的文化形式的探索，这样的一个“封闭社会”自然就在根子上扼杀了文化的创造力。环顾中国，各大城市纷纷打出地方文化和民间文化的独特性的论述，其实质却是同质化和粗俗化的会展文化和消费文化，其背后的深层动机仍旧是发展主义的GDP增长冲动和政绩诉求。中国人似乎处于数千年以来从未有过的如此浓郁和狂躁的逐利冲动和道德衰败之中，这种充分的彻底的世俗化既可能稳固意识形态和政治控制的有效性，但同时也从根基上掏空了人性重建和价值重构的可能性。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一个价值自足的“文化大国”总是千呼万唤不出来了。
没有这样一个价值自足的文化大国作为背后的支撑，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文化外交就显得异常被动和尴尬，而能够用来进行文化外交的资源往往就只能追根溯源到传统中国。问题是将传统中国的文化资源整合到具有西方化根基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中，不是那么容易，更何况中国革命本来就是以激烈的反传统和追寻现代化（也就是西方化）为鹄的。两者之间的张力显而易见，最后中国政府似乎就只能回到民族主义的立场，民族主义成为政治正当性最重要的来源之一，而民族主义的地方性特质又限制了其国际言说的空间。事实上，文化交流的主体应该是多元化的，尤其不应该自我设限为政府。当政府充当展示软实力的文化外交的主体时，由于其位置的独特性，往往动辄得咎或者费力不讨好，这种状况又会进一步强化政府的文化自尊和价值焦虑，长此以往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的链条。如果开放民间交流的空间，让中国各种民间文化社团以及文化NGO等都可以相对自主和自由地与国外的文化机构、乃至政府进行日常的交流，形成多层次、多网络的文化互动渠道，同时开放中国社会的文化空间，让各种潜伏的文化冲动都有公共空间来进行自我表述和更新，尤其是进一步放宽对媒体文化、高校文化的管制，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文化源泉上的自创性和文化交流上的灵活性。也只有这样，“孔子”等中国元素的价值观和文化形式，在国内外才不至于仅仅是一个被动语态的被操弄的文化符号，而确实代表了一种值得世人尊敬和反省自我的价值世界。一个崛起的中国，绝非一个在国际舞台上充斥着文化傲慢（骨子里却是极端自卑）和价值偏见的中国，而是一个更加谦卑和自省并且真正将自由（无论是政治自由还是社会自由和心灵自由）作为一种不可割舍（乃至努力推进）的价值的国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