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吴友如的画，动态生动有趣就不用说了，最让人忍俊不禁的还是读那些评说的文字。说的事情本来就都是各种新奇古怪的“谈资”，什么“一妇九夫”“祈雨奇谈”之类的，有很多是来自西文报纸的资料。本来也不过是一条“社会综合版”上补天窗的小消息，只是经吴友如一转述就变得极其搞笑。这主要是因为拿半文言的笔法来写当时的新新人类的趣事在我们看来实在太怪异了，特别是那些形容词，控制不住小时候骈文训炼时引经据典堆砌词藻的舌头，赋比兴滔滔而来酸腐不堪。把描写西施婵娟陈圆圆李师师们之美的“如松风水月如仙露明珠” 贴在西方女人身上；说意大利人七日不睡, 犹能“如三闾大夫之独清”，——按：词语总是呆在某些习惯的系统里的，成熟的语言总有某种程度的程式化的套话。可是彼时汉语表述正在阵脚大乱，用旧中国话语习惯说事，对吴友如来说是自然而然甚至别无选择，对我们来说这么干就显得很“陌生化”了，其想象力之奇诡非胆大妄为的文字暴徒不能为。

吴友如画画的时候离林则徐老先生第一次“睁眼看世界”己经半个多世纪，洋人己经在码头上放肆地走动，不只是在大三桅船上放炮，这时候再说人家膝盖是弯不了的，连自己都会不好意思——但阴损的心理平衡术还是照常运作，而且毫不迟疑地用上了传统的价值体系。“英人力大”图，说英国汉子山多者, 力大无过，能扛起骏马，能躺地上让人压上巨琴，再坐五个人在上头演奏，如此神力，“方之楚霸王之拔山举鼎不遑多让，若能为国家出力何患不立功名，而乃以伶人终也，惜哉！”——用这种品评标准，则不管你是飞人乔丹还是奥标匹克精神，“惜哉”罢了。反过来，外国人也有让咱们佩服之至匪夷所思的时候，这时总要引用上古事迹相参证。“西人走冰”图，说伦敦冬季十万人溜冰盛况，“西人兴高采烈履险如夷其矫健真不可及也！”，为什么佩服成这个样子，因为“易曰：履霜坚冰，书曰：涉于春冰，诗曰：如履薄冰”。不就溜冰嘛，为什么大惊小怪，吴友如所住的上海冰是薄的，可咱们的北方人也照样溜冰，怎么就不提了呢？

可见吴友如虽然见多识广，拥有大量信息，心中的精神分裂和摇摆还是与一般中国人无异。夸外国人也罢，损外国人也罢，其实都是在充满自信的传统话语框架中运行的。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变态，但不管外面风云变幻我只管把持往“文化的内核”，这可不就还是张之洞中体西用的调门吗！

但是吴友如画画的时候思想要解放得多，中西画法在他这里是随机运用运用变化多端。凡是树石瓜果犬马之类传统画题都是《芥子园画谱》中的画法，也匀皴点染也疏密避让；画到火车轮船钟表教堂之类西洋器物时则是西洋铜版画的排线组成的光感素描。画西人服饰多有十字交叉线织成的调子，画中国人和人日本人的服装则又是传统木刻版画线条抑扬顿挫的钉头鼠尾描。各色人等的脸部处理也有中西之分：西人数量多的画面则连中国人的面孔也用交待解剖结构的线来画，中国人为主的画面则全用古法；画西洋楼宇用近大远小的焦透视，而《延宾入墓》中的墓园栏杆则用传统界画之术。这种画法上的拼贴不知画家自觉意识与否，也不知当时的读者觉得谐调吗？——我忘了，当时人只是把《点石斋画报》当作《参考消息》，吴友如的画是绘声绘色传播新鲜事儿的照片，本来没有人拿他跟同代的任熊和吴老缶他们比。搞纯艺术的那些高士们当时还没把中西融合当作问题来看，可吴友如在世俗和传媒的前线遭遇了，而且搅和成了事了。文人画的教条没有来得及给他制造文化上的痛苦就给组合到实用的叙事之中去了。所以在媒体当记者实在是老吴之幸事。

他所躲不过的是他们总编还让他写点文字说明，这下子种种“文化症候”全露馅了。画面中串帮的只有《西国丹青》一幅，这里说的也是文化差别：中国画家画了是要藏之名山珍之箧笥的，而“泰西则不然”，他们画了画要拿到画廊里卖，“即此一端己可见中西风气不同矣”。看官注意：画的是英国的事，墙上挂着若干装了外框的油画，屋顶上垂下来的可不是卷轴画吗？介绍的文字中用来称呼油画的量词居然是“轴”——不管人家的画是什么样的一概以“轴”计，这就有点霸道了。

可没办法呀！异文化始终是异文化，西方始终是西方，谁躲得过“他者”的嫌疑？从来都在误读，从来都用话语遥相触摸，对西方进行真实的体验是不可能的。体验从来都被想象所沾污。在吴友如（…1893）死后一百年，中围画家频繁地携带着关于西方的意象在西方旅行，西方人也仍然披挂着各种造型在中国旅行。“西方”是千变万化的概念是千变万化的解释学的场所，每个中国人都和它建立一种想象的关系，从中折射着欲望、恐惧和记忆。

在和欧洲的基督教文明接触之前，吾国与吾民所过到的最大的文化冲撞是佛教的介绍，在此之前我们这个早熟的农业文明跟周边部族的接触无非一次又一次助长了“东夷西戎北胡南蛮”的中国中心观。佛陀他老人家这一光临，儒教名士们急了，大骂人家是西部蛮国的邪教。这下子捍卫佛教的人也急了，就硬说当年老子倒骑青牛出了函谷关后，来到印度王宫教化胡王，那儿的人管老爷子叫释迦牟尼！先把大国沙文主义的自尊心弄爽，别的事就好办了。弘法的人们真是用心良苦，事情看得跟如今的“东方学”学者一样透彻。到了眼下正播着的这部《西游记》里，印度天竺己经变成了《阿弥陀经》中的“西天”，而佛祖观音和玉皇大帝太白金星这仗中土道教神祗形成了两套班子并行不悖的权力架构。而佛家的四大金刚反而成了玉皇大帝的武警，文化冲撞终于在想象中溶解成一锅糊糊。这时候，西方极乐世界真正的意义不是一个地理方位而是“彼岸”，丝路通向地理的西方，而想象归于另一种西方。

五百年来粉墨登场扮演“西方”这一角色的是基督教世界，而真实依旧沓不可得，虚构的机制运行良好。埋在阜成门外的利玛窦叫“利子”，跟孔孟一样崇高，和大山一样近乎。西方是洪秀全盗版的原版，西方是义和团口中的“妖”；西方是清庭的列强——《海国丛谈》中有幅中外人士给李中堂祝寿的“介寿开觞”，把我们习惯的历史叙述弄得很奇怪。西方声声炮响，送来了各种主义；西装是文明装，西历是公历；油画不称为西画，水墨画却改叫中国画了；后来西方又是“亚非拉”人民共同的敌人，再后来西方又是开放的对象了。八九年有尊民主女神立在天安门广场妄图模仿自由民神未遂；而在它背后的毛主席纪念堂倒成功地模仿了林肯纪念堂的建筑风格。西方的具体演员一直在换，角色可一直没变，西方是什么，其实取决于我们想要什么。如今又有谁敢说，他脑子里的西方比吴友如笔下的西方更实在？

我们跟吴友如的区别只是，有的事我们不奇怪他却大惊小怪的，有的事他觉得没什么对我们却很严重。《延宾入墓》中那群老外闯进人家的祖坟墓园“欢呼畅饮，并奏西乐嗷嘈杂沓”，这等丑恶粗暴的殖民主义嘴脸让我想起来都怒不可竭，吴友如竟审美地说：噫！西人此举可谓能于尘嚣湫隘中别寻乐趣者矣！

说到区别，也就仅此而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