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是一个具有巨大的文学才能而为政治所吞噬的作家，一个未及完成却因意外打击而几近碎裂的作家，一个忠实于文学事业并为之苦苦挣扎奋斗的作家。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她的写作事业，以及她的坎坷一生？……我们在经受了十年劫难之后走到了今天，已经学会了宽容，可以不再计较强暴、伪善、卑劣和无耻，却不想放过一个弱势者，一个长期受怀疑，受歧视，以致备受打击的人。那是不公正的。只要了解了这位女性作家的受难史、抗争史和创造史，我们将会为曾经对她作过的右或者左的责难而感到难堪……
———作者
在中国现代史上，有一些女性，由于特殊的个人经历和社会关系，在她们身上，贮存了丰富的文化含量。例如宋庆龄、江青、张若名、关露、丁玲等等。但是，当我们进行研究或写作传记的时候，往往将她们简单化，不是圣洁化，就是漫画化，并没有将内涵的东西充分地揭示出来。
丁玲被善于政治操作和惯于听信操作的人们先后"定性"为右和左，很有典型的意味。她是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时期，为填补胡也频留下的空缺而在刀丛中奔赴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一生激进，结果于１９５５年被打成"丁陈反党集团 "，１９５７年被打成"右派"。二十年辗转流放北大荒及山西农村，蹲过秦城监狱，风刀霜剑，茹苦含辛；至七十年代末获平反之后，据说她又忽翻了个筋斗，这回是向左转了。到底是谁走错了历史的房间？是丁玲自身的迁变呢，还是我们的视觉受了障蔽？
身为作家而要革命
丁玲的问题，全部的复杂性在于身为作家而要革命。因为这样，便决定了她得在同一时间内进入文学和政治两个不同的文化圈。其中，任何一个圈子的"同级斗争"————鲁迅基于斗争实践中的一个天才的发现和总结————都是激烈的，尤以后者为甚。而在文学与政治之间，分歧和冲突由来已久，结果又往往以政治方面取胜而告终。这也有着鲁迅的关于文艺与政治问题的一篇讲演为证的。丁玲的不幸，还因为有意无意间陷入了一场马拉松式的人事纠葛；也就是说，个人的人格、欲望与权谋已然介入了她与集体政治的关系之中。她与周扬的不和是众所周知的。他们之间的势不两立，从周扬于１９５５—１９５７年间翻云覆雨，反复几次把丁玲置于专政的死地，最后对丁玲的平反仍然采取阻碍和拖延的手段；以及丁玲死后，其家属拒绝将周扬列名于治丧委员会名单的事实，可以推知严重对立的程度。这不是阶级斗争理论所能全部说明的。再如沈从文，因《记丁玲》而受丁玲的责备，也成了文艺界乐于谈论的话题。这个小册子无论怎样地孟浪、轻薄、不负责任，八十年代的沈从文声誉日隆，已非昔日的文物式人物可比，因而为之解脱辩护的文字接连不断，到头来只好损害丁玲本人而已。自然，比起周扬，所有人物的损害相加起来，对丁玲来说也都不足轻重。此外，时空的变化，舞台的转换，都是非个人能力所能抵御的。历史问题拖延愈久，愈不利于被损害者和被侮辱者。中国的看客本来便多，又容易健忘；事件发生时已是十分隔膜，难以感知暴力相加于他者的苦痛，时过境迁，其中的情节，自然日渐销蚀，错乱，甚至颠倒，不复有人产生探究的兴趣，而且也无从探究了。
先说丁玲的右
４０年代初，丁玲到延安不久，如同许多知识者一样，对延安的自以为不良的风气进行了批评。在她主编《解放日报》文艺副刊时期，放出了一大批"毒草 "。其中所涉及的问题，集中在民主、平等、个人权利上面，都是带根本性的。最著名的是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作者因此被捕，几年之后死于非命。其间，丁玲本人也炮制"毒草"，代表作有《"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等。作为一位新女性，她带头挑战传统男权文化中心，颇有西方女权主义的味道，实质上是反对封建专制、"东方文明"的。当时，毛泽东算是手下留情，称她为"同志"，把她同"托派"王实味区别开来；及至建国后，却把她同王实味捆在一起，亲自加写按语，放在《文艺报》上进行"再批判"了。倘要论左右，在中国共产党内，左的根子甚深；除了早期有过很短暂的反左————主要是反对"莫斯科派"的教条主义者————阶段以外，历次运动大抵是反右的。从事实上看，前前后后的一批右派人物，都应当划归"民主派"，与专制主义和特权思想相对立的。自延安以后，事实上丁玲再也不曾右过，大约她吸取了教训，深知这右是危险的罢？
再说丁玲的左
丁玲被目为左，主要在１９７９年右派平反————对丁玲个人而言，其实是部分平反————之后的事。在这里，必须区分不同的几种情况。其中一种属于正常的个人意见，由于语境产生政治性倾斜，结果连这意见也相随带上了某种倾向。丁玲对意识流小说、历史小说的批评意见，即属此例。当时，"现代派" 是被看成"自由化"的一种表现的，这样，作为一个作家的审美偏爱，很容易被人利用，或产生错觉，而被蒙上别样的色彩。从史料看，我们可以发现，丁玲晚年许多意见是针对周扬的，其中夹杂了一些意气之争，也是难免的。表面上看来是争"正统"，实际上这也是一种抗争，表现了一个弱势者的某种心态，人们可以由此得知受损害的深重程度。还有一种情况，可以算是社会环境与个人处境的合成的产物。八十年代初，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并不可能立即改变整个的意识形态，乍暖还寒，气候并不明朗。丁玲本人的"历史问题"悬而未决，用周扬的话说还存在"疑点"和"污点"，处境仍然艰难。在她访美前夕，中国作协还有人放出流言，说邀请她前往国际写作中心"是拿的联邦调查局的钱"，于此可见一斑。她对友人说："全国都有耳"；"翻不了身，网大着咧"。１９７８年９月１６日日记写道："鼓起余勇，竭力挣扎。难图伸腰昂首于生前，望得清白于死后，庶几使后辈儿孙少受折磨。"同年１０月８日，所记的同样是灰色调："文章要写得深刻点，生活化些，就将得罪一批人。中国实在还未能有此自由。《'三八节'有感》使我受几十年的苦楚。旧的伤痕还在，岂能又自找麻烦，遗祸后代！"及至１９８１年间，正值"反自由化"时期，丁玲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说："这种时候，我大半很谨慎，怕授人、授自己人以柄，为再来挨一顿棍棒做口实。"还说："不管现在左的也好，右的也好，究竟对我们如何看法，如何对待，是大可寻思的。"对于或左或右的说法，所谓动辄得咎，其实丁玲早在预感之中。命运始终没有掌握在丁玲手里，她显得很被动。然而，从下述的通信文字中，可以知道她对中国的问题，包括自身的问题是十分清醒的。她说："难道二十多年还不能得点经验教训？不学一点乖吗？文艺事大不可为，希望在５０年后，在我，在我们死后许久，或可有有勇气的、有真知灼见的人们。不过首先得把封建权势扫除干净。我们还需要杂文，只是比鲁迅时代艰难得多。"在丁玲写下这样的文字的时候，我们的知识界正在欢呼"第二次解放"，而文艺家也正在欢呼"文艺的春天"！然而，清醒之余，几十年的人生经验所教给她的，竟然会是"学乖"！所谓学乖，大约相当于鲁迅说的"戴假面"之类，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她出于自我保护而居然说了一些言不由衷的话，一些适合"左"的形势的话，加上别的人为因素，此人也就必左无疑了。
还有一种情况是真左， 比如早期的批评萧也牧，晚年对《绿化树》以及其他一些作家的批评，都过分强调"立场""原则"，而忽略了作为文学的特质的东西。这个问题，牵涉到个人思想与正统意识形态，个人与组织乃至一个体制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但是，无论怎样评价丁玲，我们必须记住丁玲自我设置的前提："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只要考虑到了文学与政治在一个人身上的融合与冲突，有关左右的谜底就会变得易解许多。
三次转折
对于投身革命的丁玲来说，《"三八节"有感》的发表是一个转折，１９５５—１９５７年再度转折，最后一个转折是１９７９年。可谓一波三折。前两次转折是同一方向的转折，是苦难的强化。苦难生活一方面锻炼了丁玲的心智，所以到了后来，她能写出《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在日记和书信的隐面文字中有那样的彻悟；另一方面，她毕竟因此被剥夺了学习和思考的许多基本条件，有一个时期，甚至连读书的权利也被剥夺了，这对她进一步开拓政治和文学的视界，不能不是极大的损失。１９７９年的转折，无非使炼狱中的丁玲重新恢复成为一个普通人；而五四时期那个带有无政府主义和女权主义色彩的"飞蛾扑火，非死不止"的新女性丁玲，则早已成为陈迹。在她复出之后，正如她所自述的：" 尽写些不得已的小文章，实在不过只是自己在读者中平平反，亮亮相"，没有如我们所期待的那样，写出与民族和个人苦难历史相匹配的宏大作品。显然，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束缚她，防碍她进步，甚至限制她对已经取得的进步的真实的表达。
在语言背后
丁玲早年秘书张凤珠在一篇回忆文章里说：在读到１９７９年７月《人民日报》发表的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重印前言》后，对丁玲作如此的"亮相"表示不理解。看望丁玲时，她问道："我不能理解你经过二十多年致命的打击以后，怎么还能像苏联小说中，红军战士喊着为斯大林去冲锋那样，说自己是为毛主席而写作？"丁玲说："我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时就是这种感情。" 张凤珠说："可是你这篇文章是现在写的呵！"丁玲沉默有顷，笑了笑，说：" 看来这二十多年你政治上进步不大。"她的话说完了没有？这是判断呢，还是感叹？她说的"进步"是什么意思？我们可以感觉到，语言背后的丁玲是沉重的，复杂的，担受着一种"智慧的痛苦"。但是，对于政治化的作家丁玲，我们往往注意表象，没有深入问题的实质；注意日常行为，而疏于心态分析；注意语言文字，而没有顾及沉默，那未曾言说的部分；注意本体的部分，而不考虑支配她的外部环境。总之，袭用左和右这样的大口袋去套丁玲，是明显不合适的，过分狭窄的，含混的，甚至是荒谬的。"左的左得可爱，右的右得美丽"，怎样以左右品评人物呢？即使按斯大林的说法，左和右这样的概念，也只能用于政治上的分野，不可以随意超越这个范畴的。
丁玲的悲剧
有人说丁玲最大的失败，在于没有找到一个顶用的高参。作为一个作家，不占官场也不跑戏场，其实无须劳人设计。作家首先是以作品，然后以同文学相关的活动来见证自己的。但是，人们更多地评说的是她的行状，而不是她的文学事业本身。须知，这是一个在青春妙龄时候，就以一个莎菲形象令文坛侧目的人，这是一个到延安不久就以一篇纪念"三八节"的短文而震惊朝野的人；然而，正是这个人，在长达几十年间，再也没有能够找到一个可以充分表达自己、展示自己的空间。被称为她的代表作，曾获斯大林文学奖金的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其实是一部体现领导意图，从政策出发写作的作品。虽然，她的文学才华无法为意识形态所覆盖，艺术个性却是明显地受到了伤害。即使是这样的作品，也一度因为被确认为"富农立场"而得不到出版。在她复出之后，发表《牛棚小品》，小品而已；以她的经历，大可以从事足以表现受难的时代的宏伟叙事，然而最终还是自动放弃了。事实上，所谓"伤痕文学"，出现之后不久便受到了谴责。结果，我们所见的丁玲"亮相"的作品，是歌颂社会主义道德风范的《杜晚香》。丁玲有丁玲的选择。这个选择是平民化的，但是艺术上则是平庸的。一个作家当她被不平的激情————无论为社会还是为自己————所驱使，需要表现而不敢表现，或无力表现，我们只能把这种情形叫作悲剧。
丁玲是一个具有巨大的文学才能而为政治所吞噬的作家，一个未及完成却因意外打击而几近碎裂的作家，一个忠实于文学事业并为之苦苦挣扎奋斗的作家。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她的写作事业，以及她的坎坷一生？在丁玲的一生中，虽然写作事业被迫中断，艺术受到玷污，但是，仅仅因为《丁玲文集》中有了《莎菲女士的日记》，有了《"三八节"有感》和《在医院中》，有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仅仅因为个人履历上前后有了《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和《中国》杂志主编，有了王实味、萧军、艾青、罗烽等一批杂文作家，有了残雪、王富仁等一批无名作者，丁玲就是一座大山，一条大河，一道悲壮的风景，足以装点辉耀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
余 语
我们在经受了十年劫难之后走到了今天，已经学会了宽容，可以不再计较强暴、伪善、卑劣和无耻，却不想放过一个弱势者，一个长期受怀疑，受歧视，以致备受打击的人。那是不公正的。只要了解了这位女性作家的受难史、抗争史和创造史，我们将会为曾经对她作过的右或者左的责难而感到难堪。事实上，丁玲的悲剧也就是我们的悲剧。深入的反思，会使我们明白这一切。
２００１·２·１５
丁玲年表：
１９０４年 １０月１２日出生于湖南省常德县。名蒋伟，字冰之。
１９２３年 结识瞿秋白，经动员入读上海大学中文系。
１９２４年 去北京求学，次年与胡也频结婚。
１９２７年 秋写短篇小说《梦珂》，始用"丁玲"笔名；冬写完《莎菲女士的日记》。结识冯雪峰。
１９３０年 ５月加入左联。
１９３１年 胡也频遇害。９月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
１９３２年 ３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７月《北斗》被查封，出任左联党团书记。
１９３３年 ５月由于叛徒出卖被捕，次日被秘密押解南京，后遭软禁。
１９３６年 ９月赴陕北。１１月发起成立中国文艺协会，当选文协主任。
１９３７年 ８月任西北战地服务团主任，率团开展抗日宣传。
１９４１年 ５月任《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次年，作《"三八节"有感》。
１９４８年 参加土改，并完成《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后获斯大林文艺奖金。
１９４９年 当选为全国文协副主席，全国妇联常委，政协委员。任《文艺报》主编。
１９５１年 任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人民文学》主编。
１９５５年 被打成"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
１９５７年 １０月末，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
１９５９年 在汤原农场畜牧队鸡场劳动。
１９７０年 入秦城监狱。
１９７５年 释放出狱后与丈夫陈明一起被安置在山西农村。
１９７８年 "右派"问题平反。
１９７９年 从农村返回北京，重新发表作品。当选为中国作协副主席。
１９８５年 主编的大型文学刊物《中国》创刊。
１９８６年 ３月４日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