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跨国生意：思想价值的发现
法国大革命以非和平的抗争形式，把自由、平等、人权等现代价值观念，传播到整个欧洲乃至世界各地，改写了人类命运的图景。这叫“创世纪”。
大革命的思想观念来源于“启蒙运动”。在这场运动中，知识界精英出版了一批重要著作，其中《百科全书》是标志性的。这部由狄德罗和达朗贝尔主编，知识分子集体撰写的所谓“辞书”跟一般的工具书，包括《不列颠百科全书》大不相同的地方在于，它不仅仅介绍新知识，更重要的是以科学理性精神，批判政治专制、宗教偏见和经院哲学，富于挑战性，简直就是一部政论集。因此，它理所当然地遭到政府的查禁，反动的政治势力及教会势力的嫉恨，同时为新兴的第三等级、法国革命党人所欢迎。
美国著名的欧洲文化史专家罗伯特？达恩顿十分重视《百科全书》在近代历史中的作用，在其著作《启蒙运动的生意》中称之为“一场伟大的思想运动的知识大全”，“是人类精神和出版物的伟大胜利”。
关于《百科全书》研究，历史学家都把注意力放在编纂者和旧制度的冲突上面，达恩顿却把目光从知识者那里移开，集中到出版商身上，主角由狄德罗们换成了庞库克们，于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成了一桩生意。在书中，他让我们看到，一部危险的颠覆性著作，如何戏剧性地藉由投机性质的商业运营而迅速扩大其思想影响的。
达恩顿说，《百科全书》的出版史是一个“好故事”。他把英国人的经验主义和法国人对社会史的兴趣结合起来，通过档案，账本、数字、图表以及其他资料编织这个故事；追踪一部书的生命周期，犹如讲述一部战争史。权力、资本、知识和思想，在这场公开而又隐蔽的战争中相互利用，交锋，妥协，攻占或退守。我们在书中会有许多意外的发现，比如：《百科全书》的第一批、也是最热心的一批读者，竟然是官员、贵族、特权者，有身份的人；又如，《百科全书》初版在国内不能销售，出版商却把市场开到了国外，雪球越滚越大，以致后来演变成为跨国的出版协作机构，一部遭受最多最严厉迫害的禁书成了最大畅销书；又如，书报审查机关本来是《百科全书》的死敌，而总监马尔泽尔布竟成了有力的保护人。我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位“警官”式的人物会说出这样的话：“只读政府正式批准出版的书籍，会比同时代人落后一个世纪。”
变革的时代需要思想。法国的知识者有责任而且有能力提供所需的思想资源，所以是伟大的；而法国的出版商能够及时发现思想的价值，所以也是伟大的。
二 德国：脊梁为何两度弯曲
作者兰德尔？彼特沃克是美国密歇根州加尔文学院传播学教授，长期致力于德国宣传领域的研究。《弯曲的脊梁》是在著名的柏林墙坍毁之后多年写出的，这使他有可能充分使用相关的档案材料，以及别的资料。
彼特沃克在书中把先后出现的两个德国——纳粹德国和民主德国，也即东德——联系起来，从“宣传”这个视角进行比较研究。作者把两个德国同样看作极权主义国家，宣传作为独裁的操作性工具，是它们所共同拥有的。在比较中，作者同时指出，西方民主国家恐惧宣传，至少是公开反对它。
《弯曲的脊梁》的导论开头便使用了“脊梁”的比喻，在引用一位牧师的话之后，接着引用东德国家赞美诗的作者兼文化部长贝希尔在亡国后十年才得以发表的诗《烧伤的孩子》：“那个脊梁已经受伤的他/别人很难让他相信/还能笔直地站立//受伤的记忆/让他恐惧/纵然治愈后/休息已足够长……”在这里，“脊梁”指一个民族的精神、元气，鲁迅也有过“中国的脊梁”的比喻。诗中揭示的民族创伤的事实，相信凡是经历过如此浩劫的人们，都会有同样的彻骨的痛感。
书中对于两个德国在宣传活动方面所作的比较，有一点是突出的，就是同大于异。作者首先比较了不同意识形态的宗教性，纳粹和东德都在培养一种绝对信仰：纳粹是“领袖永远正确”，而东德则称“党总是正确的”，强调党才是绝对知识的真正来源，党的集体领导能够科学地做出“准确无误的决定”。至于教义，纳粹没有宣传指南，领导人不喜欢理论，其自信是建立在信仰和坚定的意志之上的；东德则坚决主张其科学的基础，即苏联版的“马列主义”，他们喜欢教条主义的宣传。两个德国都致力于宣传干部的培训，紧紧抓住新闻媒体不放，媒体的统一性是不言而喻的。书中援引了一位东德的新闻工作者的自我评价，说：“我们没有地位，不管是在人民中间，还是在党的机构中……我们被整个党的机构看成是笔墨奴仆或操刀代笔者，等待有人给予命令的人。我们没有被认真对待。人民说我们是国家的宫廷弄臣和小丑。”至于文艺方面，纳粹宣称：“只有党和国家有权利界定与国家社会主义文化观相一致的标准。”他们设立文学和艺术的奖项以诱惑文艺家，提出一份党所许可或受谴责的文艺家的清单。比较而言，东德更重视文艺，它不像第三帝国那样没有赐予大部分作家以任何特别的好处，而是通过作协把作家供养起来。书中说，由于“受到党在幕后的操纵，作家纷纷发表声明，表示决心深入工厂和建筑工地来写作歌颂的文学作品”。
在第七章“公共与私人生活”中，可以看到，德国两个政权体系都把大量精力放在实现“一致性”的幻觉之上，它是有效宣传的基础。首先是保证“党内高度一致”，然后是“99%的选举胜利”，毕竟保持了徒有其表的选举形式，比不知选举为何物的赤裸裸的专制政体看起来好得多。这种“公共一致性”大体通过两种方式达致：一是社会贿赂，即所谓收买人心；二是威吓与强制，包括禁止示威游行，等等。
最后一章名为“失败的宣传”，全书是以这样一段话结束的：不管独裁政权多么努力地尝试，它们运转多长时间，都不可能创造出由充满激情地、毫无异议地服从于统治性教条的公民组成的国家——这一信条在其核心处已经腐败不堪。……借用圣经的隐喻，它们那建立在流沙之上的房子，根本无法抵抗暴风雨的肆虐。
三 精神沦丧是社会的最大悲剧
法国哲学家、思想史学家亚历山德拉？莱涅尔-拉瓦斯汀给《欧洲精神》一书写的前言，就叫“消失的大陆”，明显地表明一种危机感。他引胡塞尔的话说，欧洲的未来无非走向两端，或者在仇恨和野蛮中沉沦，或者在哲学的精神中重生。欧洲面临的最大威胁是自我懈怠。如何可能获得重生呢？作者认为，只有重新拥有欧洲核心的文化遗产，才能进行哲学思考。
全书由三位东欧思想家来代表哲学欧洲，终极的精神目标和意义所在。这三个人是同时代人，都在两个极权政体国家生活过，是“三座不同政见派的灯塔”，“时代最伟大的良心”。他们是：米沃什、帕托什卡和毕波。一个波兰人，一个捷克人，一个匈牙利人，共同构成为一个美好的精神团体，全书就围绕这个团体依次展开。
米沃什1953年出版《被禁锢的头脑》，一部关于东欧“人民民主”中的意识奴役问题的论文集，集中体现了个人反抗的思想。他来自20世纪黑暗的中心，长期流亡在外，对潜在的对抗性矛盾特别敏感。他一再提醒说，存在两个欧洲，存在理性的光辉与阴影，但因此也便反对将善与恶绝对地相对化。他认为，在波兰，最伟大的英雄行为与最令人不齿的懦夫行径并存，受迫害者同样是有罪的，有责任的。善、普遍性、对他人命运的关怀和对公共世界的守护，都来自个人良心，并要求以自己的方式作出回应。他指出，内心的命令如果不能依赖于道德规范的制度，而是依赖某种意识形态，那么是荒谬的。20世纪发生的悲剧，正是根源于此。
帕托什卡深受捷克斯洛伐克当局的迫害，被禁止使用护照，著作被列为禁书，连工作也受到威胁。1968年“布拉格之春”运动遭到镇压，人们从此确信：真正的改革不可能是自上而下的，政党国家在通往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已经病入膏肓。此时，帕托什卡加入著名的“七七宪章”运动，并担任发言人。不久，他遭政治警察逮捕，在狱中经历无数次审讯，终致于无法支持，于1977年3月因脑溢血逝世。
帕斯什卡定义欧洲是“一个被质问的大陆”，作为哲学家，他以他的哲学探索将欧洲问题与生活世界联系起来。人权概念是一个联结点。在他看来，以国家的人权现状，实际上并未进入欧洲，尽管科学生产使生活资料不断膨胀，人们仍将成为“破坏性力量手下的羔羊”。人权是什么？他认为，除了人身安全、工作等合理的现实需求之外，还应当包含向世界开放的能力。因此，他所有关于当代危机的反思，都着眼于如何通过开放世界——不仅仅是经济开放——的方法来重塑人类存在。临终时，这位哲学家写道，我们最需要的东西源于自身的伦理，但它决非是由外在环境强加的道德。他指出，我们行动的动机不再是由于恐惧，或是出于对物质生活的追求，而是对人的尊重，对普世价值的认同。人在任何时候都应当活得有尊严，敢讲话，不胆怯，不退却，即使遭到镇压。帕托什卡反复强调说，欧洲诞生于“灵魂的忧虑”；但他同时慨叹，欧洲文化正由于长期被掩盖在遗忘中而逐渐消亡。
毕波与米沃什同年，而命运与帕托什卡颇相似。在1956年革命——我们称为“匈牙利事件”——中被任命为新政府的部长，遭到镇压后，被判死刑，后改为终身监禁。在牢狱中生活了六年之后，因官方大赦政治犯获释，在孤独中度过余年，于1979年5月去世。
由于长期受迫害，毕波只留下一部名为《关于东欧小国的苦难》的著作。他所指出的苦难，是一种民族主义的或集体性的，他称为“政治歇斯底里症”的灾难性的苦难。他认为，各种形式的暴力，包括国家强制，总是植根于恐惧。恐惧，就是群体的每个成员都感觉到问题解决的方案超出了自身的能力，从而放弃抗争，不再追求。他说，“在扭曲的恐惧的环境中，人们无法享受到民主的好处”，所以，“成为民主主义者，就意味着从恐惧中解脱出来”。他特别指出，集体歇斯底里症常常潜伏在好几代人身上，除了主要症状之外，还有并发症。由于整个社会群体都在用一些不可思议的理由来掩盖恐惧，结果是逃避现实，放弃责任的承担与追究。
作者在书中最后提到匈牙利两所以毕波的名字命名的高中学校，说墙上张贴着他写的《热爱自由者十诫》，其中第五条是：“永远不要忘记，人类的自由与尊严是惟一的，且不可分割的。”对所有活着的人们来说，这首先是责任，然后才是命运。
2012年8月
来源: 《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