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逝去的复活，自记忆和精神开始
——〔俄〕别雷
《最后的手稿》（2007）出于一位美国作家的手笔，颇令人讶异。据称，这是特拉维斯·霍兰的第一部小说，作者很可能是一代新人；倘若没有苏联东欧的生活背景，应当不会对暴露极权主义制度感兴趣，何况苏联已经解体，书中的题材内容纯属历史往事。与索尔仁尼琴不同，老索是这一制度的直接受害者；自然也不同于写下《1984》的奥威尔，在西班牙内战时期，他是尝够了苏联老大哥的苦头的。那么，对于呼吸着西方自由空气的霍兰来说，创作这样一部政治性小说，是否缘于对《红色骑兵军》的伟大作者巴别尔的敬意呢？
从小说的描写来看，霍兰对于巴别尔的才华、人格和精神深度确实表现出了高度的赞赏；而作为时代的标志式人物，巴别尔的出现和消失，书中也作了相当完整的悲剧性的展示。但是，霍兰留给他的空间毕竟有限，除了首尾两端，小说大部分篇幅都在叙说普通人的故事，情节上与之并无关联，虽然彼此的命运有着某种同质性。
显然，霍兰不打算把他的书写成传记，却有意把目光从个人的身上转移到更广阔的社会层面，使文学获得某种历史统计学的意义。
小说的结构并不复杂。主人公档案员帕维尔的日常行为贯穿始终，其他人物，仅作为帕维尔的亲人、邻居、同事、朋友而同帕维尔发生联系，尤如一个个块茎。每个人呈原子化的存在，故事自然也是散在的，各自独立，不相连属的。没有传统小说的“悬念”。在这里，悬念不是技巧的产物，而是自然地生长自生活的根蒂。每个人的故事，样态各不相同，但都存在着同一个悬念，那就是：政治恐怖。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头顶张开指掌覆盖一切，并随时攥紧；每个人都会在预想不到的时刻失去自由：工作，生活，直至生命。帕维尔的妻子艾琳娜在一次火车脱轨事件中意外丧生，他无法得知事件真相，连骨灰也迟迟不能回到身边；教师塞米永只是不愿意讨好权势小人而已，所以无视朋友的警告，眼见威胁一天天逼近而迁延不肯逃跑，结果遭到逮捕；维克多惟因老板没有按计划完成国家项目突然被抓走，为了逃避株连，不得不举家迁移。小说写道：“一个愤怒的用词，一个无心的手势，都可能是冰面上第一道不起眼的乳白色裂缝。那些没有读懂警告的人，那些拒绝相信他们居住的美丽光明的世界有一天会像一只钉鞋一样踩在他们头上、把他们碾成粉末的人，他们的遭遇帕维尔可是见过太多。”出于不祥的预感，帕维尔到最后将不久前被单位开除的母亲，世上唯一的亲人托付给了维克多；临别时，他还要压低声音嘱咐母亲不能写信，不能发电报，不能打电话，总之主动切断同其他人的联系。
“公民，你为什么在这里？”书中引用了契诃夫的一句话。的确，这是一个深不可测的问题。
审查制度，对于一个专制国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而对于那些尚未泯灭良知和丧失自由渴望的人来说，却是致命的威胁，甚至包括从事审查工作的人，例如帕维尔。
帕维尔原本是一名教师，因为在一份学生告发同事的请愿信上签名而导致同事自杀，最后被任命到特别档案处工作。到处是死气沉沉的金属架子，箱子，手稿，文件夹，标签，封缄，红色火漆印，久积的灰尘……他憎恶他的工作却无法拒绝。然而，公民的权利只有接受，没有选择。他偷偷地把心爱的巴别尔的手稿弄出来，同朋友的情书和照片，母亲的明信片一起，小心保存在地下室里。时代的要求是，每件珍贵之物都必须藏匿起来。但是，帕维尔知道，所有一切努力都终将是徒劳的。小说结束于主人公的想象，他的命运正如他的心，追踪巴别尔而与之连在一起：
帕维尔看看窗外的街道，现在空无一人。他能想象五月的那个早晨他们逮捕巴别尔的样子，轮胎在车道上嘎吱地辗过，接着是脚步声，越来越近。巴别尔从睡梦中惊醒，从床上爬起来站在窗前。暗黑的树，广袤无比、星消月隐的天空——一切是那么静。这正是那个隐藏着的世界的边缘。他的呼吸印在窗玻璃上。
不幸突而其来，充满不测。恐惧、焦虑、屈辱和痛苦支配着每一个人；而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到处是叛卖、告密、谎言，阴谋和暴力。正如帕维尔总结的：停尸房和警察局，成了这个时代的遗产。
权力高高在上。正是各级的权力者，成为系列畸形的社会现象的制造者和维系者，是整座极权主义大厦的重要支柱。帕维尔的顶头上司，基层领导人库提勒夫中尉粗鲁、冷漠、无知，他把审查手稿，焚毁档案称为“除草”，信奉上头许诺的原则而忘我工作，一门心思往上爬。小说中这样写道：“库提勒夫和以百万计的像他一样的人沿着一条干枯的小路劳作，他们能够把它想象成任何样子的路，就是无法正视一个事实：这条路——现在是，将来也是如此——铺满了枯骨，这无疑是对这个时代令人惊愕的佐证。”在库提勒夫上头的是拉德洛夫少校。作为特权阶级的代表，拉德洛夫是一个有文化的人，不像库提勒夫那般头脑简单。他目睹了自己的父亲毁于告密，被扔建磨牙霍霍的机器之中，居然可以冷眼旁观，无改于那台机器的忠实仆人。他高大、英俊，约见帕维尔时面带笑容，而且可以大谈果戈理，但惯于聆听下属萨瓦若夫毒打囚犯时发出的呻吟，内心无比冷酷。在他的面前，帕维尔承受着极大的压力，如同卡夫卡笔下的人物，惟觉空洞和彻骨的恐怖。
“从你到你的上级到我再到贝利亚本人，他直接听命于斯大林。在斯大林上面只有革命了，我们所有的人都必须以某种方式听命于革命，无论我们个人的才能是什么。”拉德洛夫告诉帕维尔，“我们总是要听命于上面的某个人的。总是如此。”这就是极权主义国家。一方面是严密的组织体系，把现代社会的科层管理极化，完全听命于最高层，所谓“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另一方面，利用“群众”，打“民主”的幌子。在意识形态的规训之下，群众只是“孤独的人群”，无法形成反抗的力量，只能按照权力者的意志行动。何谓“人民”？书中说是“送入屠宰场的羊群”。苏联长期致力于培育“苏维埃人”，也即“社会主义新人”；用书中塞米永的话说，就是把后代培养成“一群白痴”，说“我们的生活有多么幸福”。通过国家的整个性质和建设程序对民众实行驯化，形成法国政治学家拉博埃西说的“自愿的奴役”，以“习惯”的力量遏制人们对自由的原始冲动，从而确保极权统治的稳定性。
拉博埃西的思想是以契约论为基础的。他认为，每一种暴政必然建立在民众的普遍接受之上，默许一种臣服状态，因此，推翻它的显而易见的手段，就是民众收回他们的同意。只要民众简单的“不服从”，暴君就会变得一无所有。显然，这是一种消极的抵抗，不抵抗主义的抵抗。有意思的是，活在《最后的手稿》中的普通的人们，连“不服从”意识也没有，在恐怖的统治下，只有“逃避自由”，一个个、一批批，默默地接受逮捕、囚禁和死亡。
像这样一个强势的极权统治，何以竟在七十年之后悄然倾覆了呢？
整部小说都在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作者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故事直到结束，那时间仍然停留在苏联的盛期。禁锢，清洗，审判，失踪，流血……一切都在继续。其中，霍兰借小说人物之口反复提醒的是：一切都必须记住！
一份手稿，一块手帕，一个吻，一句话，确如塞米永最后所说的，“每件事情都值得被铭记。”丧失太容易了，记忆就是存在。这是一笔沉重的遗产，它确实可以改变现实生活的质量，使人陷于伤感和阴暗；但是，由于它把藏匿的实在显现了出来，犹如积久的柴薪，被一旦点燃，就将生出理性之光，照见罪恶的渊源和变革的出路。对此，书中引用了作家别雷的话说：“兄弟，逝者的复活，自记忆和精神开始。”
——“明日等你。”
多少亡魂跨越浩瀚的时空，同生者一起苦苦等待明日。“终于等到了。”一个反自由、反民主、反人道的社会不可能维持长久，这是历史的结论。霍兰所以着意写出一段“史前史”，大约出于对生活在暴政之下的人类的救赎之意吧。“如果还能挽救巴别尔，”小说家写道，“或许这不算太晚。”
2013年1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