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示：自杀、灭门、富二代现象、消费主义盛行。在物质极大丰富的同时，我们的价值观却进入了迷思。在上周的节目中，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任剑涛先生为我们解读了社会悲剧的深层原因，描绘了当代社会的价值图景。那么今天，对于个人以及社会的价值批判与重建该如何进行呢?有请任剑涛先生继续为我们解剖。
凤凰卫视7月10日《世纪大讲堂》：社会结构断裂与价值迷失，以下为文字实录：
王鲁湘：我曾经在改革开放第十年的时候，做过一个大型的纪录片。那个时候从我们创作者包括我们采访的人来看，大家的幸福指数是最高的。做改革开放二十年的时候，仍然前后的物质对比让大家充满着一种幸福感。但是做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候突然发现，这种幸福指数在下降。我们实际社会财富的积累在增加，但是人们的幸福指数在下降，因为这个时候开始发现，社会转型带来的痛苦已经出现在我们的心里头了。我想等到我们做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时候，很可能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我们的痛苦指数会急剧上升。
物质丰富程度和幸福指数不成比例
任剑涛：毫无疑问就是，幸福指数作为一个物化指数来讲，它随着社会财富的积累，它是一个非常顺利的、渐进积累的、日益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丰富的物欲世界。但这个物欲背后呢，可能有两种情况。第一我们在贫困的时候，物欲本身就是一切;而我们在相对富裕的时候，物欲之外的世界突然展现在我们面前。当一个物欲之外的世界展现在我们面前，有可能使我们对他人更丰富、更奢侈，而且可能是我们这一辈子不能够感受到的那种生活状态的一种嫉恨心理，开始在我们的内心浮现。
另外一方面就是当我们看到还有更贫穷的人的时候，而我们就会感受到生命的无常，我珍不珍惜当下，而我展不展望未来，而我又回不回忆过去，这个交叠的各种复杂的心理开始撕咬我们的内心。这个就比我们在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候，那样一种很简单、一种物化要求，我们能够吃得饱，我们能够端起碗来吃肉，我们就感觉到不错了。但是就像王鲁湘说的，你做改革开放20年的时候，就出现了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碗来骂娘的事。骂娘就是我们物化的东西使我们的幸福指数很难提高了，为什么呢?因为物化的指数它是一个无穷尽的指数。但心理的指数跟物化的指数一脱钩的时候，可能我的痛苦指数和幸福指数对等了，甚至错位了，痛苦指数开始盖过这个幸福指数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开始思考，我这一生究竟干啥，我怎么活着是值得的。我在这个社会里头我究竟有什么价值，如果我没有价值我陷入了一种绝望状态，我痛苦也好，我幸福也好，跟我人生来说都无关了。所以只有一个事情可能是有刺激的，那就是死亡。这个是对我们这个社会的挑战性，可以说是非常之大。
王鲁湘：所以啊，在未来我们中国社会的发展中间，我们每一个中国人，不论是年纪大的，还是年纪小的，都应该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就是你要准备活得更深刻。
任剑涛：我们今天面对的中国社会，可以说在生活的模式上，在生活的情态上和个人的感受上，跟我们改革开放前30年相比,可以说都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如果说30年前我们的改革开放主要是要解决一个物质匮乏的问题，那么2008年告别这个30年之后，我们忽然发现，解决贫困的、匮乏的物质生活背后，其实还有相当多的社会问题、人生问题和价值问题出现在我们面前。
因此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必须要强调，我们今天的社会悲剧过后，我们的深刻的、人生的、道德的、制度的和我们个人价值目标的反省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这种反省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关键的问题是要强调什么呢?那要看我们中国人价值观念是不是在某些价值基因的角度略有缺失。
1.可以说我们中国人5000年的悠久智慧，积累了很多价值瑰宝。它提供给了我们日常的价值规范，也提供给了我们制度的价值规范。诸如说在日常生活中，"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而改之。"善与不善的日常生活判断，就在我们的衣食住行中间，而在制度伦理上，我们也有一套智慧，那就是一定要强调儒家的德政。如果你施行德政，就如众星拱月，大家都服从于你。但是在这样的千年积累当中，和我们在革命时代积累的宝贵的献身崇高的这样一种价值体系当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另外的一些可能对我们的行为产生妨碍的价值因素。
而这样一些价值因素就要求我们深刻地反省，痛彻地思考，重新地建构，因而面对我们究竟哪些价值缺失，从而来确定我们解决社会悲剧事件、个体悲剧事件和恶搞性事件，以及消费主义流行的这些价值迷失。
可以说有四个方面可以归纳。第一个方面简单地说，就是我们的价值教育体系可能是出了一些问题。价值教育体系出了问题可以说从两个角度来可以分析。哪两个角度?一个是教育的纵向发展来看，那就是从幼儿园教育到小学教育到中学教育到大学，大学后教育，这一个教育过程可以说我们都是崇高的政治教育，我们的政治课可以说从古至今都是教育当中的主体结构部分，这当然没错。教育是要使人社会化，是要使人尊重秩序，是要成为社会化的人，有没有错?没错。但问题在于只是崇高的政治教育，就免除了政治教育之外，比如政治教育之外的经济教育，做人的教育，规则的教育，对他人处理人际关系的实际日常生活智慧的教育就没了。因而在以政治教育替代了所有教育的情况下，我们以现代教育楔进传统教育里头的时候呢，增加了一个政治教育之外的知识训练。然而人的价值判断，既不因政治控制，也不因知识教育可以摆在我们面前。因为知识越多，并不见得价值判断就越准。因为政治教育越强，不见得你价值判断的是非准则就越明晰。因而在这样的一种教育选择的情况下，由于日常生活教育的缺失，我们跟人一旦发生冲突，我(常常)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我不能战胜你的时候，我就是忍耐;要么我能战胜你的时候，我就克敌制胜，所以这样两种判断，就使得我们这个社会的忍耐和恶性事件两极跳。平常的恶性事件少，就在于我们都能忍耐。就像我们改革开放30年，30年来的社会矛盾我们大多数人都能忍耐，因为明天会更好，所以我能够忍耐。当我发现明天不会更好的时候，我的幸福生活指数直线下降的时候，我就逮着谁看不顺眼我就想把他砍掉。这样的一些悲剧事件的背后的文化教育基因缺失，确实我们要深刻反省。
文化基因缺失，忍耐与宣泄两极跳，社会与个人悲剧事件，如何从更深层次反省?人生矛盾如何排查?突发事件如何处理?英、美、日的历史经验又该怎样观察?
第二我们要强调，就是千百年来中国人的行政管理体制，也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出现了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今天说是党政机构，那么传统社会可以说是政府机构或者国家机构，来进行管理的时候，我们追求的是一种声势浩大，气势恢宏的行政措施。哪怕一个个案刚刚出现的时候，我们一旦对这种事情的出现感到非常悲愤，因为对这种事件出现不可理解，而且对这种事件可能循环性、重复性发生的危险，而有所感知的时候，我们就已经举国动员。一个小小的个案全国都动员起来了，给其他人就是一个示范，原来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表达我心中的愤怒。于是跳楼就成为连续性的，杀人就成为灭门性的。而个体生活意义的丧失就成为弥漫性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我们的举国体制的行政管理办法，确确实实它使我们的价值诱导、价值教育、价值塑造，丧失了一个把问题从细微的角度、具体的角度、可行的角度，潜移默化的一种方式来加以引导的可能性。
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的引导下，那么人生该如何引导，人生矛盾该如何排查，而突发事件该怎么处理，而突发事件后我们怎么样去挽救价值迷失。可以说基本上就在我们忙于应付的举国体制当中，渐渐消失了。我们只是把社会危机事件和个体危害社会事件当作一个法律事件来对待，而由法律的政治化管理，掩盖了社会事件本身的长期的、细微的功夫，丧失了我们对价值引导和价值培育的这样一个细致的培养功夫。这样一个功夫的丧失，就导致我们反省中国人价值迷失的第三重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我们传统文化上有一些政治文化的偏差。中国人可以说是政治上非常成熟的民族，但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政治上极不成熟的民族。中国人政治上成熟就在于千百年来我们有发达的政治思维，想到一个问题我们就能举一反三。所以把一个社会事件背后的政治因素，中国人都能够看穿。而这样的一个高度发达的政治思维，一方面使我们中国人千百年来能够很好地管理国家，让我们有绵延的智慧。所以五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国能够绵延5000年之久不中断。但另外一方面不幸运的是什么呢?那就是当这种政治文化主导我们的时候，所谓政治文化说到底，到最后一定是暴力文化，而不是协商文化，因为协商文化是现代政治规范的产物，而暴力文化是革命政治的产物。我们千百年来古典社会叫替天行道，周公革命。到现代社会我们是以反对阶级压迫进行政治革命，这样一些革命的传统，可以说都跟暴力密切相连。对于革命氛围当中来说，暴力具有天然的合理性，但是对于要建立和谐宁静的幸福人生和幸福生活的时候，这样一种暴力的革命文化，就变成了一种恐怖文化。而对于这种恐怖文化的因子，可能我们并没有通过长期的公民疏导，长期的和平教育，长期的生命价值教育，在社会转型的时候去加以疏导，去加以改变，去加以重塑。因而革命政治文化的流行，在某种意义上，它对于最后解决的暴力手段的引入，始终具有正当化的充分理由。但它对我们这个社会形成尊重他人的生命，尊重他人的判断，尊重他人的理性，对人与人之间的宽容，对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对人与人之间的共同发展，这样一些现代价值我们可能就忽略了。所以正是在这样的一种背景条件下，我们就得还要深刻反省一下，在我们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情况下，我们中华传统文化，为我们的伟大复兴提供了深厚的动力的同时，是不是我们文化上也有一些是需要反省的东西。换言之在文化的基本价值基因方面，是不是我们也得要承认，我们的某些文化基因是缺失的。可以说，传统中国社会是尊重生命的，主要以道家的生命哲学和养生智慧来作为写照。但个体的生命价值的哲学追问，个体生命价值的文化尊重，个体生命价值的制度保障，个体生命价值和生命意义的文化的培育和激发，对于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来说，其实是缺乏的。
我们可以杀身成仁，舍身取义，但在何种情况下是仁是义;在何种情况下，需要付出杀身的代价，而不必要付出杀身的代价，分水岭究竟在哪里?判断的刻度究竟在哪里?我们的文化从来通过一种登高一招，叱咤风云的气势，而掩盖了具体的判断。而这样一种具体的判断，使我们对于爱的教育，对于尊重的教育，基于过程的相互尊重，和对于后果本身的日常担忧，这些问题都被掩盖起来。我们对于生命和爱的价值的追究，比之于我们对某种社会悲剧性事件的恨，要来的弱得多。因而才发生我们在价值判断当中，社会急剧转型的过程中，价值失准。
譬如说邱兴华杀了10个人，大家知道最后判了死刑，据报道10个受害者的家属起初一分捐款没有，而邱兴华得到了巨额捐款。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质问，请问究竟是施害者具有道义性呢，还是受害者具有道义性。不管这个受害者可能在基本的社会公平上，他可能有偏斜，而这个施害者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没有得到公正的待遇，但绝不等于说你谋财害命，你屠杀他人，你妨碍社会，你进行了社会治安的严重的破坏，我们居然还应当同情你。
可能我们在一般的道义上来讲，我们对受害者应当有这样的同情，他是社会的牺牲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本着宽容精神，也要对他表示，他这个受害者，社会要承担责任。但对于他恶搞也好，到犯罪杀人也好，只要他违背了社会规则，违背了基本的人生价值判断准则，对不起，我们一定要建立整个社会认同的，是非、善恶、好坏的判断。
一定要对这些违法犯罪的人表达我们的道德义愤和法律惩戒。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这个社会建立不起它的价值正气。因而如果正气树不起来，邪气开始弥漫。为什么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头，哪怕是基于愤怒的反社会行为，我们有些人都对犯罪本身抱有同情的态度，而不是抱有愤怒的态度和遗憾的态度呢?这就是我们文化基因上因为缺乏对爱的教育，缺乏对理性的教育，缺乏对这一基本价值让人们变换为日常生活当中，去尊重自然，尊重生命，尊重他人与学会关爱，树立互助思想。因而在我们的文化价值里头，我们对于生命价值的思考，一定要成为我们这个社会从个体日常生活，到你社会组织生活，到你在组织当中失错，或者是受到不公待遇时候的价值救济，你都得要有一种价值思考能力。
所以讲到这里，最后我们就需要来思考一下，我们中国社会在急剧转型，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断裂，因为我们进入现代社会而告别传统社会，它的剧烈的结构鸿沟，可以说30年就已经出现了。而我们知道在现代历史上，以10年为时间限度，来判断告别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这个时间断裂带，社会结构断裂状况，中国是第一例。
即使像英国这样的，第一流的、第一个的原创性现代社会，从所谓1215年的《自由大宪章》开始形成现代规则，到1688年光荣革命英国人建立一个基本稳定的现代社会，也费了400多年时间。而美国人非常迅速，到1870年美国开始复苏为强国，把英国体制在美国复制，所以我把它叫做复苏为一个强国。那么美国也用了100来年的时间。日本可以说是最快的，但日本可以说也是畸形现代化，造成了发动二次世界大战的国家价值悲剧，但日本也费了数十年的时间到一百年的时间。而如果从明治维新一直到大正改革，二战前后的，那么日本人也是耗费了100多年的时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社会的结构断裂越过迅速，现代社会的建构越过急速，那么我们对于现代价值的塑造和我们行为的失措也就更为剧烈。
因而在我们中国遭遇这样一种社会结构断裂的现实处境条件下，我们确确实实在价值世界经受了考验，和我们面对物欲世界那种眼花缭乱、穷奢极欲生活的价值魅惑，物欲化的价值魅惑来说，可以说是双重价值挑战。而在这双重价值挑战的情形条件下，我们今天要建构起来，这个社会结构转型，适应于社会结构断裂的价值规则，我们就得要明确三个大的原则。
社会结构转型物欲世界纷繁，我们的价值观走入什么误区，中国人的价值目标该如何匡正与实践?人际关系，义利之争，怎样思考?
第一个大的原则就是要强调，我们今天这个社会结构断裂的情形条件下，我们的价值建构目标是什么?我们最容易在这个时候建立两种不可行的价值目标。
一种价值目标就是太过理想，因为我们对这个社会的价值失范深表痛心，因此我们急于要恢复一个，我们原来曾经熟悉的，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井然有序的价值状态。因而通过一种回流的方式，来重建价值世界，成为对中国人今天最有诱惑的一种选择。
如果说左倾的思潮可以在某种时候协助我们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一个千变万化的进程的话，那么就是因为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那种虽然左，但让人们有一种低端平等的价值秩序，低端平等的价值满足，让我们可以去怀旧，可以去缅怀。而这种怀旧和缅怀可以说是建立在人们希望我们物质生活世界越来越丰富的情况下，我们的价值是有序的，我们的社会是有序的。但是我们说这种理想主义的色彩，是一种浪漫主义追求被附加上的色彩。对今天我们的社会来说，马上恢复到整个社会认同崇高的那种理想价值状态，那是不可能的。因为社会的结构断裂还在继续，而价值的裂变还在进行。因而我们得选择一个相对比较现实的价值目标，当然这种现实的价值目标又不等于是以我们谋生的状态解决了之后，我们就有一种物欲满足感的价值满足感。而常常物欲满足感基础上的价值迷失，它不是价值满足，而是价值幻灭。因而价值幻灭的情况下导致了价值虚无主义，使人兜不住他行为的价值底线。你比如三聚氰氨事件。不是说你作为一个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作为一个党政机构的领导者，你要去禁止他，你作为一个人你也知道，加这么多倍超过人体能承受的三聚氰氨是危害非常大的。你也应当有一种发自你内心的道德律令和价值判断，因而它会导致一种行为的禁止。但实际上我们没有兜住这种底线。我们对儿童下杀手，或者我们轻忽自己的个体生命连番跳楼，或者我们在生产产品的时候罔顾消费者的生命安全，这样一些兜不住价值底线的原因，就是我们不能够认同，现实的就是合理的这样一种价值说词。
我们今天的价值规范或者价值目标要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我们可以用16个字来对它做一个简单的概括。那就是首先“化解紧张”，价值引导是化解紧张最重要的动力，化解紧张就意味着我们不要让这个社会富裕的人太过露富，而显示傲慢，因此不尊重规则，不质疑人生价值何在。同时也不要因为如此，而对社会贫困者表示蔑视，而社会贫困者对自己的生命价值表示幻灭，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形条件下，贫富的紧张，社会上层阶级和社会底层阶级的紧张，传统价值和现代价值的紧张，个人价值和群体价值的紧张，制度价值和理想价值的紧张都需要化解。因而我们的目标首先是现实的，化解紧张意味着我们不是要把这种紧张感煞住，重回崇高，我们蔑视现实。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意义条件下，我们首先要强调化解紧张的目的性是现实主义的，但又不是臣服于现实。它不是理想主义的，但是理想导向的，这是第一个四个字。
第二个四个字就是我们要"趋于理性"。我们要相信告别传统价值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那是要原来给定我们的价值理念，在经过市场经济发展30年的强大冲击之下，我们要把价值理性还给个人。让个人真正能够基于他的生活，基于他的组织状态，基于他的社会要求，基于他的人生发展，使你每个人内心能够质疑，通过良心能够判断，哪些事情是好的，哪些事情是坏的，哪些事情是对的，哪些事情是错的，哪些事情是善的，哪些事情是恶的。因而把个人理性的价值判断加于个人肩上的时候，让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行为的价值负责，成为一个共同趋同的现象。你不能说，我这个个人产生的任何行为，我向社会一推，好像我的行为就合理了。到最后一切价值担当，都必须是个体化的。你没有理由把你个人行为的失错，或者把你个人行为的得当，都推给他人，或者是委以他人。个人的价值理性是我们得以在日常生活行为当中，能够有价值判断力，因而能够用价值理性合理地引导我们行为最重要的根据。
那么第三个四个字就是我们要"接受规范"。从传统社会来讲，我们是强调信念道德，从我们的革命文化上来讲，我们也是强调信念道德。而我们知道现代道德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从信念道德转变为规则道德，我们要讲究规范，哪些事情是禁止的，哪些事情是提倡的，当然有道德价值的说辞。但更关键的是我们要把这个道德价值说辞变为社会法律的规则和工作的规范。譬如说，你在一个岗位上履行基本责任，这个责任禁止的行为你不能跨越一步，即使国家监控没有到位，社会的眼光没有盯住你，而新闻传媒没有卧底采访，你也应当禁止，这就是规范的严格性。
而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在社会生活规则当中，对他人的尊重、不侵害他人的规则，那也是一种社会律令，道德律令。所以社会的律令就是法律，它是禁止的。所以道德的律令就是你要有良心判断。如果不诉诸于这样一种接受规范的价值意识，还只是每个人基于相信我是一个好人的信念，来进行行动的话，那我们每一个人对自己可能违背道德规则，丧失价值判断，进而违反法律，走向犯罪道路的危险性，就会掉以轻心。所以对犯罪分子出现犯罪情况的时候，我们常常去采访他们的邻居和同学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这个人平常很老实，他是个好人啊。为什么突然由好人变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屠杀儿童的罪人呢?那就是因为他对自己的行为规范，已经长期缺乏判断和长期缺乏约束。因而我们说，接受规范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第四个字是要干啥?就是要"约束行为"。所谓约束行为，是强调你不要首先是高尚行为，你要能够把你的行为约束起来。所谓约束行为也就是控制你的行为。你的行为就是你在有某种心理冲动的时候，你能不能像我们中国人所讲的，"再，可以矣"。我们通常讲三思而后行，负担很重，但是你再思考一次，你再冷静一下，你把行为控制住，你是个有理性的人。这个时候价值在你冲动的时候失落了，你重新一思考，价值又召唤回来了。这个时候你就有是非、善恶、好坏的判断。某些事情的自我绝对禁止，那就是可能的。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对冲动的过滤，没有约束和规范行为和控制行为的能力，你任意由自己的行为去朝自然的方向泛滥，而不对它进行价值控制和约束，你肯定就对这个社会的规范掉以轻心，你肯定在与他人冲突的时候，就想诉诸暴力解决的方式，而最后你不是一个价值迷失的问题，而是你违法犯罪的问题，你一定要接受这个社会的惩罚。
围绕这样一个基本目标，我们阐述两个原则就很简单。第一，我们要重建我们的国家价值观。所谓国家价值观不只是我们国家领导人的价值观，而是整个国家通过权力而提倡的现代价值观。它有权力背景，但绝对不是权力强加。这样的一种价值观，可以说四个指标或者四个结论，它构成了其中的支柱。第一，要承认革命价值理念开始蜕变。红色文化是宝贵的，但在任何情况下，只谈红色文化和红色价值，那实际上就是太迷恋革命价值而不能适应和平时代价值的要求。第二，我们要承认，倡导疏解紧张的适度价值是中国社会最重要的国家价值。那就是我们疏解紧张的适度价值干什么?既不要太崇高，也不要太现实，叫做中性价值理念。我们要做一个合格的公民，我们要做一个合格的人，我们不是首先不做合格的人，我们就去做理想的人，不做一个公民我们就去做一个伟大的公民，那是不可能的。你先履行你合格人的价值规范，履行你普通公民的价值规范，对法律禁止的、社会禁止的，道德禁止的，你要能够有一种禁止和提倡的判断的内心准则。但又不至于导致你高尚和卑鄙在日常生活中的高度而难以化解的紧张。
第三个支点就是要树立潜移默化的引导方针。它是个一个长期的功夫。在社会结构转型，社会结构断裂的当下，我们要因应于新型社会兴起，现代社会兴起来建立价值理念的话，它一定是价值建构的长过程，长时段，我们都要有这种精神准备。
最后一点就是要强调在国家价值里要建立价值兜底原则之上的崇高走向。兜住这个底线，你不能突破。你生命意识即使丧失了，你要去重新发现生命价值，而不是说我去自杀。尽管这里我们并没有责怪自杀者的意思，因为我们要让死亡者安息。但另外一方面我们生者应当对生命价值有一种反省能力。我们要兜住我们的生命底线，生命来之不易，诚属宝贵。而兜住这个底线的时候，我们对社会价值的底线要兜住，你不能妨碍他人。根据现代社会价值最底线的原则来说，损害原则必须要强调。就是你想得到你的利益，但是你得到利益不要损害别人。第一个原则不要损害自己，第二个社会原则不要损害别人。只要你成为一个有公民道德基本选择能力的行为体，你才能够更进一步地、以兜住个人的生命底线、价值原则，兜住社会的价值底线和法律规则，最后你逐渐个人经过争取，你能够成为崇高的人。
但成为崇高的人只是提倡，而成为合格的人是严格的社会规则。只要国家价值观重构的时候，兜住四个基本原则，那么最后我们现代人在社会价值剧烈变迁的时候，社会结构瞬间断裂的情况下，或者社会转型结构急剧发生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够反省对我们人生价值最重要的两个指标，第一就是人际关系，第二就是义利关系。人际关系就是我跟别人相处，我是社会生活中的一员，我怎么处理，尊重自己和尊重别人的关系问题。这个对我们要去恶搞的时候，要对他人生命不尊重的时候，要危害社会的时候，它是一个强烈的具有诱导力的价值反省的信念。第二就是要对义利关系进行反省。君子爱财，得之有道。以义制利是我们传统的智慧，也是现代的要求。可以说义利的问题是我们现代社会发展最重要的问题，因为我们生在一个物化的世界，我们要追求物质财富的积累，但仅仅有物质财富是不够的，而没有物质财富也是不行的。在这样的一种矛盾选择里头，我们的价值思考一定要提挚住，以义制利。而不要利欲熏心。在这样的情况下也许我们在利益之外，就会发现我们人生的意义，生命的乐趣，他人的价值，利他的崇高，这样我们社会的悲剧就可以在急剧转型的时候，把它减少到我们社会可以忍受和接纳的程度。谢谢。
什么是道德伦理中的金律、银律、铜铁律?社会道德动员，可以借助什么力量?转型是发展的前提，中国面临的价值挑战是否格外激烈?欧美国家的措施如何借鉴?
王鲁湘：非常感谢任教授精彩的演讲，而且充满着激情。中国社会的这种急剧的变革，使我们有时候想起一些问题。比如说您刚才说到这个最后，讲到最重要的人际关系和义利关系，是吧?这两个关系实际上它是所有的文化中间的道德伦理建设的两个基石。我们中国的儒家伦理这两个东西也是成为它的主要的议题。历代都对这个东西有讨论。你比如我们孔夫子关于人际关系就提出两个原则，一个是己欲达而达人，这就是我们一般说的道德伦理上的金律，是吧?还有一个就是银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么在人际关系中间，我们发现，银律比金律对于维持一个和谐社会可能更重要，为什么会是这样?
因为对一个社会来讲，一个人能不能高尚，换言之能不能够单纯地以利他的原则来作为自己人生生活的原则，他是罕见的道德崇高个体能够做到的东西。而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讲，他只不过是日常生活当中的凡夫俗子。可能要高尚，他偶尔能够高尚;要鄙俗，他偶尔会鄙俗。但是最关键的是他提挚作为一个道德中线，干啥呢?就是不违背社会规则，不丧失个人价值的基本判断。至于他的高尚可能没那种道德境界，一方面他觉悟不了这种道德境界;另一方面他对自我的道德维持，过于严厉，他也做不到。因为道德高尚的个体他必须要对自己非常严厉和苛刻的道德约束，而且有非常崇高的道德目标，他才可能实践道德金律。从大多数情况来说，我们能做到道德的银律，甚至有的人说道德的铜铁律。都是我们值得提倡的。换言之，你到了底线上你不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道德铜铁律，你己所欲的时候，你怎么施于人的事。你也有个禁止理念。这个比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换言之，只是对自己的约束，而对别人来说就是禁止。那么还有一个自己觉得是正当的，你想施加给别人的时候，别人拒绝的时候，你怎么禁止。所以这个是日常生活情态，和人类历史所经历的道德历史和我们感受到的道德经验，提供了一个普遍证明。
那么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头，我们知道，进行社会的道德动员的结构，其实是很复杂的。它不仅仅是通过一个政府，或者一个政党这样一个党政的一个行政体制，来做这个事情。它可能由相当多的其它的社会组织和文化机构或者宗教社团来做这个工作，它是一个全社会动员的体制。但是我发现在中国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行政机构，行政这个体制，大包大揽，几乎承担起了整个社会道德动员的和管理的全部的责任。那么这样你觉得，是不是造成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也是这样的一种困局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任剑涛：确实像王鲁湘刚才说的，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起码我们可以说有三种力量。第一就是国家的力量。当然它还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也很重视国家价值观的重建。但是国家力量包办一切并不见得是好现象，因为国家提倡的价值，常常有一个政治规训的诉求。
王鲁湘：它有一个政治利己主义在中间。
任剑涛：符合一个权力、自我维系的一个要求。那么另外一种力量，就是所谓社会力量。在西方传统里头主要是宗教组织。因为宗教道德在政教分离之后，宗教在西方发挥的作用主要是在社会生活里头。它通过宗教组织的活动，通过礼拜，通过神的感召和一些神学教育，让人们能够约束自己的行为。换言之，有所提倡，而有所禁止。有所敢做，有所畏惧。它是提供了一个宗教判断准则。而宗教判断准则由于它是基于信仰，所以这种约束力量是比较强的。
王鲁湘：而且所有的正门的宗教，它的最基本的东西都是起源于一个原始道德理念。而且一直到现在为止，这些最最基本的原始道德理念，其实说更多的别的东西没有用，比如说最简单的道理，不杀人，不放火，不奸淫，不说谎，这几条你做到了，你做人就有依据了。
任剑涛：对。这个就是我说的道德动力原则。因为没有充分时间阐述，我们现在回头来讨论也可以。就是生命价值首先就是什么?对于自己来说，重视生命，个体生命，不要自杀。对吧?努力发展，坚韧不拔，克服困难，这个当然也许是我们坐着说话不腰疼，但是在生命价值教育里头，必须有这一项内容，不要受挫就付出性命代价。那么对别人的生命价值来说，最底线的原则就是不能杀人，不能奸淫，不能抢掠，尊重别人的财产。那么这些宗教戒律或者是道德性的戒律，实际上儒家也有这些东西，对吧?那可以说在古典社会里头，它发挥很有效的作用。
王鲁湘：现在我们现场提问。有问题的同学请举手。
观众：任老师你好，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对于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的变革时期，应该都会不可避免地遇到这种社会价值的挑战。但是为什么在中国就会显得这么激烈?除了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之外，能不能理解为就是说在之前我们提倡的一种集体主义的这种价值观念，对于个人的这种价值观念的一种压抑，以致于我们在现代这种个性解放的时代，会在面对个人的价值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去拿捏。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对于那些已经经历过这一种价值重构的欧美国家，它们是进行了哪些措施，然后有没有值得我们去借鉴的地方?谢谢。
任剑涛：好，谢谢你的问题。如果分析起来来讲，当然你说的是有道理的。对于我们中国来讲，因为5000年的文明历史，基本上都是一个集体主义史。儒家也很少讲个体道德，也主要是讲集体道德。那么到了1949年之后，我们这样一个集体道德，换算成了一种现代形态。到近30年来，我们是主要提倡个人价值。所以个人价值跟集体价值的一个冲突，本身应该说没有这么剧烈。因为即使中国传统主流价值是集体价值，但也有道家对个体生命修养的一个关怀，对吧?所以它有一种张力，就是儒道互补，它有一种张力。在台上是对集体价值高扬的不得了，然后如果退隐于社会的个人生活，它重视的是个体生命价值，它有一种缓解张力的文化安排。
但是我们正好遇上了个人价值和集体价值，在一种提倡的国家形式交接的情况下，也就面对一种传统社会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转型的断裂时期，就是转型最剧烈、最艰难，有可能回流，有可能进步，坚忍下来就往前挺，一不坚忍我们就倒退回原来的计划经济和小农经济。所以这个时候四重因素交叠作用，非常剧烈。而这个时候剧烈又使得我们对国家价值的提倡里头，个人因素是物欲财富积累，集体价值是物欲政治提倡。所以这个时候政治的因素和经济的因素对价值的提倡本身又直接冲突。所以可能六重因素裹在一起，一团乱麻。可以说斩不断，理还乱。所以今天中国的价值冲突，可以说社会变迁，价值转型，个体选择，诸种因素搅在一起。所以你的体验是非常正确的。就我们这样转型的剧烈程度和痛苦的体验，恐怕没有三、五十年，很难迅速缓解。因为它不是说，我通过一个个人道德律行的命令，我就说我不羡慕人家吃得好、玩得好、睡得好、住得好、穿得好，那是不可能的。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可以说是人生活的自然状态。这种自然状态对社会判断和道德选择，一直会发生影响。如果我们的社会发展还没有能够真正使国家、社会、市场，使政治、经济、道德、文化，都能够有序作用的话，这种局面还会继续延续，这是你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当然与你的第一个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了。发达国家的既有经验我们一定要虚心地学习。在我们中国一个最大的麻烦就在于，总结发达国家的既有经验随时被人拽一个政治正确的说法就是你西化，这是非常荒诞的说法。我们去吸收西方的经验也好，总结西方的教训也好，主要是为了我们中国自己的改进。所以我们的着眼点是在我们自己的发展。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看，总结西方国家现代转型中道德引导的经验有几条，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强调的。
第一条，国家价值建构里头，国家基于公正、公平的政策建构。所有的社会机会向一切人士公正、公平、平等地开放，这非常重要。机会公平是缓解个人紧张、社会紧张，个人、个人和社会与社会冲突的最重要的正义原则，对吧?
第二个要使得社会调节价值的状态能够保证，换言之发挥宗教组织、公民组织、公益组织、公民自治组织，它们各自的作用。使得在社会自治逻辑里头能够解决的价值紧张，不要上达到国家权力的角度，要用暴力为背景来解决。社会自治的解决，它是一种和平的解决，良性的解决，公民可以理性接受的解决，而它与习惯和日常生活不矛盾。因而它顺理成章。
第三个就是要改变我们的教育体系和日常生活方式。日常生活方式里头要克制道德冷漠。我们尊重生命、尊重价值、尊重道德，然后相互关爱。在我们的教育体系里头，从小学到大学，我们不要以政治教育把道德教育、人生教育给偷换了。基本上我们讲一些政治戒条和一些政治口号，但是我们对日常的一些人生教育，比如生命教育，比如说像基督教里头摩西十诫，像佛教的戒律，像我们人生生活不可能突破的一些最极端的道德的底线要求，我们要教给我们的学生。或者遇见危机我们怎么去化解，这些基本的面对人生冲突的状态，我们也要教给学生，而面对危机本身我们的调整状态也要教给学生。不至于见着危机，惊慌失措。到了日常，我们非常冷漠，那么这样的状况对于国家发展来说都不利。而这些方面可以说西方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我们中国人还可以谦虚学很长时间，然后才能够创造我们自己的现代道德生活模式。
王鲁湘：再次感谢任教授的精彩演讲。是爱，不是恨。是和平，不是诉诸暴力，是尊重生命、宽容待人，而不是将和谐打破、将崇高拉下神坛。和平盛世，我们需要的是相应的价值教育，需要的是相应的规则建设与行为引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