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历来认为自己是上帝最垂青的民族。

从清教徒移民新英格兰到911之后出兵中东，美国人坚信他们是一群特殊的人，为了拯救自己和别人来到世界。在这样的心态下，从在“山巅建立举世瞩目的城市”，到“美国特殊论”，到“华盛顿共识”,美国人趾高气扬，不同凡响。

中国人的近代史跟美国的整个历史差不多一样长，而中国人在这段历史中有一大半时间是一个衰落和被欺辱的民族，一直在琢磨和尝试翻身的办法，一直在为再度进入大国俱乐部而奋斗不止。

进入21世纪，中美两国人民的心态发生了一些变化。美国似乎在走下坡路，中国似乎在崛起。美国人自己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并在世界完成特殊使命的感觉还没有消失，但是他们慢慢感觉到中国的紧追，中国的逼人，中国人越来越强的特殊性和优越感。这样两种感觉的碰撞自然会产生火花，滋生焦虑，释放不安，放射恐惧。换句话说，在中国人讨论自己的模式，描述自己的道路，打造“北京共识”时，彼岸的美国精英们可谓百感交集。

什么是“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可以叫“中国道路”或“中国特色”，也有叫“北京共识”。“北京共识”之于“华盛顿共识”的区别是后者被简化为“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前者被解读为“市场经济+威权政治”，或者说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

当然，中国学者的解释要更为系统一点。他们认为“中国模式”既是一种经济模式，又是一种政治模式，更是一种社会发展的模式。房宁教授在《民主的中国经验》一文中对中国模式的定义是“保障人民权利，集中国家权力”。有些学者说“中国模式”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一贡献主要表现在它彻底戳穿了西方人认为没有民主政治，就没有合法性，就没有社会稳定，更没有经济增长的神话。房宁教授在《民主的中国经验》说，中国模式是一种举国的模式，如果没有举国的模式，抗击雪灾、震灾，2008奥运会，今年的国庆大阅兵，都很难办起来。王绍光教授在定义中国模式是时反复强调的是中国政府和领导它的中国共产党的非凡的“自我纠错”的能力和举世无双的反省的能力。陈红太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星火燎原”之路》中说，中国模式最大的特点是它的脚踏实地的务实主义，即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只做不说”和“黑猫白猫”。其他的解读还很多，但都大同小异。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领导人从来没有在正式的场合讲过“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他们只讲过我们坚决不照搬西方的模式，讲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讲中国拒绝多党制、制衡制和议会制。中国的老百姓认同不认同“中国模式”?人民网在全国人大2009年两会期间专门就是否认同“中国模式”做过一个网上的抽样调查。虽然网上的调查不如随机性的抽样调查客观和全面，这次调查的结果还是十分有趣。在大约四千网民中，有近84%的人不认为中国有模式，或者认为“中国模式”是一种正在形成和变化中的模式。

乔舒亚·拉莫的“北京模式”理论

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源远流长，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也随着政治和经济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冷战伊始，美国人把中国当成莫斯科的附庸，甚至没有想到中国会因为自身的利益介入韩战。韩战期间，中国自然成了“红魔”，参议员麦卡锡以反共反华为大旗，肆意攻击美国东部的政治精英，将国务院里了解和同情中共的外交官全部扫地出门。韩战之后，美国一直对中国保持敌视，在外交上孤立中国，在经济上围剿中国，并因担心中共的渗透和扩张介入越战，陷入泥潭。1972年，尼克松打开中美关系的坚冰，两国关系转暖，但是直到1979年才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从1979年到1989年是中美关系历史上最为融洽的十年。美国的领导人和企业精英都坚信美国的生活方式正浩浩荡荡地涌入中国，随着中国人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都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从1989年到1999年，中美关系既有合作，也有敌对，美国的精英在此期间对中国的解读也从开始的“崩溃论”逐渐转向“威胁论”。然而，中国既没有崩溃，也没有对国际格局构成颠覆性的威胁，倒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日新月异，长久保持两位数的增长，让美国的“中国通”一筹莫展。

2004年，乔舒亚·拉莫(Joshua Ramo)提出了“北京共识”的观点。由拉摩提出这样的观点极具讽刺意味。拉莫是基辛格事务所的合伙人，基辛格为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和他的事务所利用这一特殊关系在过去几十年里一面说中国的好话，一面为两国的企业和事业关系牵线搭桥，赚钱发财。拉莫提出“北京共识”的文章发表在英国外交事务委员会的杂志上，而英国又是近代中国屈辱史的始作俑者。

拉莫对“北京模式”的论证包括以下三点：一、由中央和地方政府主导的不断创新;二、经济发展的持续性和在发展经济过程中对社会正义的关注;三、走独立自主的道路，在谋求发展的时候，不受外界干扰，特别是拒绝西方国家的指手划脚。拉莫甚至提到为提高防卫能力，中国一直在刻意追求军事上的不对称性打击能力。

拉莫不是学者，他的观点并没有受到美国学界的特别关注。为中国的崛起寻找理论依据的中国精英在2005年前后发现了拉莫的文章，随后开始介绍并不断丰富拉莫的“北京共识”的观点。从2008年到2009年，“北京共识”(中国模式)因成功举办奥运会和庆祝建国60周年在中国几乎成了口号，在美国也可开始被关注。美国精英对“北京共识”的态度可以被分为三类，赞不绝口的，模棱两可的和坚决反对的。

为拉莫的理论摇旗呐喊的美国人

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离开政府后一直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从事国际关系和大国外交的研究。2009年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问时，布热津斯基说，“中国模式”在他看来就是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期间和平地调动了人民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当年他协助卡特与邓小平促成了中美邦交正常化，但是绝没有想到这个古老的文明会释放出如此巨大的能量并在短暂的时间里就具备了改变世界权力格局的潜力。

曾任美中全国关系委员会主席的大卫·蓝普顿现在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教授，美国最著名的“中国通”之一。他2008年写了一本题为《中国实力的三幅面孔：军力、财力和智力》的书。他在书中写道，中国的领导人极具战略眼光的，矢志为人民服务，以攻于心计见长。他指出，中国领导人的攻于心计不是为了谋私利，而是为了国富民强，千方百计把中国的事情做好。他还说，中国的领导人一心一意谋发展，不受外界的干扰。尽管他在书中没有直接讨论“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但是他的结论对“华盛顿共识”来说颇有釜底抽薪的效果。“华盛顿共识”的两个支柱是自由的市场经济和民主的政治制度，但是蓝普顿认为，由于中国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与政府结成了牢不可破的同盟，中国的民主在他有生之年是不会到来的，但是中国没有民主并不能阻止中国的崛起。

美国的未来学专家约翰·奈斯比特以撰写《大趋势》誉满全球。2009年，他的新著《中国大趋势》率先以中文版出版，被中国政府代表团在法兰克福书展隆重推出。纳斯比特在书中提出了“中国新社会的八大支柱”理论，即——解放思想、“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规划“森林”、让“树木”自由生长、摸着石头过河、艺术与学术的萌动、融入世界、自由与公平和从奥运金牌到诺贝尔奖。通过描述和总结中国发展的大趋势，奈斯比特指出，中国正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它的新型经济模式已经把中国提升到了世界经济的领导地位。

罗伯特·库恩既是生物学博士，又是华尔街的基金管理人，更是中国政府的好朋友。库恩在生意场辗转多年之后进入中国研究领域，撰写的《江泽民传》俏走中国，被中国媒体誉为“当代斯诺”。他在解读“北京共识”的时候指出中国发展壮大的两个法宝是“超稳定的政策”和“超强大的中央政府”。其次，中国所有的战略企业，比如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都是国有的，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龙头。与此同时，中国还有生机勃勃的民营企业和自由发展的市场。他坚信，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经济的发展，民主迟早会降临中国，因为，按照西方理论的解读，只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民主就会破门而入。

不能完全接受拉莫理论的美国人

也有美国人认为拉莫的理论过于简单和片面，不仅不是对中国发展的准确概括，更不能用来解读中国发展的模式。对这些美国人来说，他们既为中国的崛起感到欣慰，认可中国发展的特殊性，也怀疑这样的模式是不是可以延续和复制，有多少普世价值，能否给中国人民带来真正的自由和幸福。

傅高义曾经是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的主任，曾在2002年安排江泽民主席到哈佛演讲。2009年在美国接受《中国社会科学杂志》采访的时候，记者反反复复问他对“中国模式”有什么看法。傅高义并不想直接回答这个问题，最后被逼无奈，对记者谈了几点看法。第一，说中国发展是一种模式跟说美国的崛起是一种模式是同样错误的;第二，中国在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个人的自由虽然比毛泽东时代增加了很多，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这种自由还是少得可怜。第三，如果中国这种发展模式最后不转入对政治体制的改革，那它对世界的影响力和魅力会是很有限的。最后，中国追求和谐很好，做负责任的大国更值得称赞，但是西方人越来越觉得中国人比较傲慢和轻浮。如果说国庆阅兵是为了让国人感到骄傲和自豪，它也让海外的人感到担心和害怕。

沈大伟曾经是研究中国最有名的刊物《中国季刊》的主编，他的博士论文《美丽的美帝国主义》介绍中国学者如何研究美国，是美国中国研究的经典著作之一。他现在是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教授，常年穿梭于中美之间。他2007的专著《中国共产党：萎缩与适应》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他在书中写道，中国共产党在过去三十年经历了脱胎换骨的改变。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最大的优点是随机应变，适应和学习的能力非同一般，自我纠错的能力特强。虽然沈大伟对中共称赞有加，但是对中共引领的改革和发展也有不同的看法。中国建国六十周年大庆之前，美国《时代周刊》专门发表了他写的封面文章“通往富强之路”。他在文中他提出“中国特殊论”这个概念其实是不成立的，因为所谓“中国模式”不过是一个大杂烩，其中包括东亚的新权威主义，拉美的集团主义，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中国本土的文化儒家思想和官官相护的遗毒。在“中国模式”框架下中国的经济发展的确是奇迹般的，然而这样的奇迹并非没有代价，它直接造成了环境污染恶化，尾气排放飙升，水资源被毒化，民族矛盾激化和贫富不均的加深。真正的大国和强国不会面临国内政局或社会发展不稳的局面，不会一味强调“维稳”。

在今年达沃斯经济峰会期间，美国的《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的崛起伴随着与西方冲突的升级”的文章。作者卡特琳·本霍尔德在文章中表示人们对“北京共识”莫衷一是，既可以说它是对资本市场的严密控制，也可以说它是没有太多民主的举国动员。虽然人们对“北京共识”没有一致的看法，但是有一点大家都认同，那就是中国的经济在借助西方的资金、技术和管理方法起飞之后开始要挟西方，既在气候问题上屡屡干扰西方国家倡导的减排，又在伊朗发展核武器方面拒绝参与或支持对德黑兰的制裁。该文还引用前白宫经济咨询委员会高官克丽丝汀·福布斯的话，说“中国既是西方最大的希望，也是西方最大的恐惧”。

与拉莫的理论唱反调的美国人

美国《华盛顿邮报》和《新闻周刊》的编辑罗伯特·塞缪尔森2010年2月15日一篇题为“中国‘老子第一’世界观背后的危险”的时评中写到，中国的经济从1978年起翻了10番，美国人希望随着中国的富强，她的价值观和利益会逐渐接近美国，但是，事与愿违，已经崛起的中国一面高谈稳定压倒一切，一面不断重复被列强欺辱的历史。在塞缪尔森看来，“中国模式”是一个正在形成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的基石是“中国第一”。“中国第一”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美国甚嚣尘上的“孤立主义”不同。美国当年的“孤立主义”表现在拒绝参与世界事务，而中国的“老子第一”表现在当世界秩序有利于自己的时候就参与，不利于自己的时候就退出。比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可以振兴中国的外向经济，中国就积极参加，而加入减排公约可能抑制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就拒绝参与。这样的“处世”行为可能会导致中美之间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美国有因自己特殊(自由，个人主义和民主)而滋生的傲气，中国有因自己特殊(经济上的强盛)而产生的骄傲，两国之间因贸易和汇率产生的摩擦加上政治制度的差异，北京和华盛顿关系可能因为偏见和决策失误走上一条不归路。

美国俄勒岗大学的教授阿里夫·德里克专门写了一篇批判拉莫的“北京共识”的文章。他说所谓的“北京共识”的一个重要内容实际上就是国外的企业到中国剥削中国的劳动大军。“北京共识”的成功也正是它的失败。鉴于它高昂的社会成本、经济成本和政治成本，“北京共识”不可以持续，它的崩溃是指日可待。

美国的另外一位学者伊恩·布鲁玛2007年的写了一篇题为“2007，中国模式年”的文章。在那篇文章里面，他说中国从暴政和贫穷里面走出来，而且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就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功，可歌可泣。但是，“中国模式”有令人感到困惑甚至愤怒的一面。虽然中国人的自由现在很多了，但是任何一个人想要组织一个协会都很困难。他说，中国模式不讲民主，只讲金钱，从莫斯科到迪拜，从伊斯兰堡到喀土穆，中国特殊论在他们看来就是普适价值--所有这些国家的人不愿意搞民主，他们看到中国的发展，坚信不用搞民主，同样可以把经济搞上去，同样可以把事情做得很好。

对“中国模式”批评最为猛烈的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孟捷慕，他以前是《洛杉矶时报》驻北京的记者，写了一本十分畅销的描述20世纪后半段中美关系的书《变脸》。2007年，他的一个小册子《中国幻想》对美国人正在改变的中国观产生了巨大冲击。孟慕捷认为“中国模式”从本质上讲对美国构成了严重威胁。“中国模式”影响力越大，美国在世界的主导地位就越弱。2007年7月，孟慕捷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时评“只有财富没有自由的模式”。他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写到：美国人必须从美国的国家利益的角度去看待中国模式，这不仅事关美国的安全和昌盛，而且事关美国的使命能不能够成功。美国使命就是在世界上推进一个政治开放、人人自由的制度。如果中国模式成功了，那美国所代表的理念和价值就面临破产和失败。

审慎对待“中国模式”

拉莫提出“北京共识”没有什么不对，中国人高谈“中国模式”无可厚非，在经济腾飞和实力提高之时琢磨自己治理的特殊性和发展的窍门更是十分必要。但是，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必须意识到中国眼下的成功不能保证今后的成功，中国成功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她已经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指出了一条新的道路。其实，从分析美国人如何看待“中国模式”，我们可以得出一些粗浅的结论：一、“中国模式”是可以用来解读中国经济大幅度发展的一种理论;二、“中国模式”的魅力在发展中国家可能魅力无穷，对发达国家来讲，它的价值有限;三，对“中国模式”的批评既有经济方面的，也有社会方面的，更多的是政治方面的，即“中国模式”不仅不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甚至在间接向世界传达这样的信息：即使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一个国家也可以走到世界的前列;四、“中国模式”的确强调了中国的“特殊”，但是“特殊”不一定就比“普世”好，特别是当制造这种“特殊”的人文、社会和政治代价极为高昂的时候。

中国的崛起已经让美国人惴惴不安，把中国的崛起上升为一种理论更让很多美国人忧心忡忡。老布什当总统的时候，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是可以疏远，不能孤立;到了克林顿，美国的对华政策开始是打压，之后是包容;小布什说中美必须意识到两个国家有一致的利益，可以不是战略伙伴，但是不能天天顶牛;奥巴马上来就说北京必须对美国有战略再保证，分明对中国没有信任。这或许是“中国模式”的后遗症。

其实，“中国模式”可能最让美国人担心的一点是它是不是意味着中美永远不会是一股道上跑的车，不可能成为相互信任和放心的盟友，更不可能在一面大旗之下共同发展和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繁荣。既然中国如此特殊和成功，既然这个特殊和成功的支柱在美国人看来陌生、难以理解甚至暗含敌对，亨廷顿所说的文明的冲突会不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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