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拉丹还是那个本·拉丹，尽管如今他倒在了美国的枪口下，但美国还是那个美国吗？美国也好，美国人也好，或许都不再可能回到十年前的自己了
华盛顿时间5月1日晚上近10点，笔者手机上显示一条信息，“本·拉丹被击毙，奥巴马即将向全国发表讲话。”
打开电视机，几乎所有的新闻频道都在播放这条消息，主持人甚至手舞足蹈起来，似乎完全忘记自己还身在演播室面对镜头，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奥巴马讲话之后，很多美国年轻人在白宫外面挥舞着国旗，庆祝美国反恐的这一重大胜利。
他们欣喜若狂的表情，令身为外国人的笔者十分感触：当十年前本·拉丹对美国发起恐怖袭击时，他们才多大呢？他们能感知到一个人和他疯狂的理念给美国乃至世界所带来的翻天覆地的改变吗？
本·拉丹还是那个本·拉丹，尽管如今他倒在了美国的枪口下，但美国还是那个美国吗？美国也好，美国人也好，或许都不再可能回到十年前的自己了。
反省“普世价值”
将时空的镜头拉回到差不多十年前。
2001年9月11日上午8点，笔者在美国一所大校讲课，当时手机通讯还不是很发达；9点多下课，教学楼的走廊里聚集了很多人，他们从电视上获得了那个轰动性的信息，个个面色凝重，还有不少学生脸上挂着泪水。一问，原来是美国纽约的世贸大厦遭到了空前攻击。
当再次上课时，学生已经七零八落，而且不能集中注意力。一个学生冷不丁地问：“为什么那些人那么恨我们？”课还没完，系里的工作人员敲开教室的门，通知全校停课。之后很长时间，学生们都在问笔者和扪心自问：美国怎么了？为什么会招致如此残酷和无情的打击？——这或许是拉丹给美国带来的最大的“变化”——心理上的自我审视。
一向以来，美国人都认为自己代表普世价值，美国的生活方式就应该是世界的生活方式，对美国好的人和事就对世界好。“9·11”一声“爆炸”击碎了这种心态，让他们反思自己是上帝宠儿那种自以为是的心态和处事会带来的后果。
被改变的安全观
在美国，还有一种现象非常矛盾，那就是美国政府会积极介入在世界各地发生的事情，但大部分美国人却习惯于安居乐业，愿与整个世界相安无事。然而，一旦被伤害，他们却又绝不会轻易善罢甘休。比如，二战期间的“珍珠港”事件之前，美国人坚决反对以任何形式介入世界事务，更不要说去跟德国和日本打仗。但“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几乎全民皆兵，不仅打败了不可一世的希特勒，还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了两颗原子弹。
拉丹策划的恐怖袭击，使得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一夜之间同仇敌忾。十年如一日，直至将拉丹“正法”。不同的是，二战期间美国面对的敌人是主权国家，在明处，而今天美国面对的是来无踪去无影的恐怖分子，无时不在，无处不有，使得美国的举世无二的国防体制也显得捉襟见肘。
可以说，拉丹策划的恐怖袭击改变了美国人的安全观。“9·11”事件发生的当晚，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世贸中心被劫持的客机撞毁之后，美国的战机曾经起飞并向东朝大西洋飞去。这些飞行员本能的反应是敌人来自海外。
历史上，美国几乎没有受过领土侵略。除了内战，美国人只习惯去到别国领土上打仗，没有别人到美国领土上来开火的事。二战时，日本对“珍珠港”的偷袭也不过就是不到两个小时的事。而“9·11”却从根本上改变了被历史“惯坏”了的美国人。
“9·11”之后，美国联邦政府成立了国土安全部和国家情报总局，这是即1947年为应付冷战改组联邦政府之后最大的政府机构改革，并通过《爱国者法案》，授权美国司法和警事机构监听和监视公民。
“9·11”之前，坐飞机跟坐火车一样简单，家人从国内来探亲，我们可以直接到登机门口迎送，而“9·11”之后，只能在行李提取处翘首以待。笔者在“9·11”之后第一次坐飞机去华盛顿，在上飞机之前身上的指甲刀被没收，快到华盛顿时想去洗手间却被乘务员撵回来，被告知在飞机到达华盛顿的半小时前，飞机上所有乘客不允许起身。
这样例子还有很多。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5月3日的评论文章说，本·拉丹释放出的恐惧深入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由此改变了城市设计和建筑，还迫使我们放弃走最具地标意义的公共建筑的正门，而更愿走侧门。火车站和汽车站也彻底变了样。甚至电影中的反面人物形象也完成了大变脸。
再次寻找敌人
将时空的镜头再推前5个月。
2001年4月1日，美国一架间谍飞机迫降在中国海南岛的陵水机场，机组人员被中方扣留。中方要求美方道歉，美方认为没有必要，双方僵持多日。
在美国机组人员被关押期间，美国民间的反华情绪高涨，在一场职业棒球比赛期间，美国一家工会租用了一架小飞机挂着一条横幅在球场长空盘旋，横幅上写着“请你们不要购买中国商品”。笔者当时做了一个小小的“民调”，在自己教的四个班上问学生：如果你是小布什总统，你会怎么解决被中国扣押的美国机组成员。结果令我大吃一惊，居然有70%左右的学生说派“海豹”部队海南岛去营救。
事后，笔者试图为学生的解决方案找到答案：一是美国人尚武，二是布拉德利·皮特主演的《间谍游戏》当时刚刚上演不久，里面有在中国营救美国间谍的场面，三是美国人的确对中国没有信任，认为中国人吃硬不吃软。像笔者这样在美国工作的华人，当时都有一种担心，那就是中美关系会不会继续恶化。从“银河号”事件、到贝尔格莱德中国使馆被炸、到“南海撞机”事件，中美关系一路走低。
但是，“9·11”之后，美国的外交政策骤然改变，大部分注意力和资源投入到反恐。先是打烂了阿富汗，继而又打烂了伊拉克，对中国至少在表面上更多提出了和解和合作。小布什在“9·11”之后不久到上海参加了APEC峰会，并与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见面。
那么，当美国没有了拉丹这个恐怖包袱之后，它对中国的立场与态度还会回到“9·11”之前的情形吗？
在刚刚举行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国从副总统拜登到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对中国国内政策批评的严厉程度，超过了奥巴马执政之后的任何时候。个中缘由，击毙拉丹不能不是其中之一。
定义两任总统
“9·11”事件改变了小布什“碌碌无为”的总统生涯。尽管在“9·11”事件的当天，小布什表现欠佳，但是他之后的举措和决策都获得了依然沉浸在悲伤和复仇情绪之中的美国人民的支持。在“9·11”之后，布什总统的民调支持率曾经高达80%以上。之后，他提出了“先发制人”，提出任何藏匿恐怖分子的人或国家都是恐怖分子，任何武装和资助恐怖分子的人或国家也都是恐怖分子，美国会不遗余力地实施打击和剿灭。在这样的政治氛围里，加上美国政府对情报的政治化和对个别伊斯兰国家的极端厌恶，美国陷入历史上最长的战争。
2004年，小布什依靠对恐怖分子的“穷兵黩武”、本·拉丹在选举季节的的威胁讲话赢得连选连任，并试图借自己高票当选的东风将共和党的国内改革建议付诸实践。靠反恐当选是一回事，靠带兵的能力或出兵的“政绩”在国内实行善治是另一回事。小布什总统试图将社会保险金部分私有化的提议受到美国选民的激烈批评而夭折。
到了2006年，拉丹的威胁已经成了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事的“背景音乐”，美国国内反战情绪开始上涨，经济发展出现滑坡，一直因为反战和反对借用反恐侵犯公民权利而连连失利的民主党人，在中期选举中卷土重来，赢得了参众两院，为奥巴马两年之后的当选奠定了基础。
虽然奥巴马在美国政治光谱中属于“左派”，他当选之后在外交政策方面依然没有能或者不情愿改变小布什总统的右倾。奥巴马和他的助手们心里清楚，美国人的安全和中东的稳定不是儿戏，任何变故都将是政治自杀。奥巴马没有改变在小布什对伊拉克的政策，出人意料地决定在阿富汗增兵，放弃了关闭关塔纳摩监狱的承诺，并继续沿用甚至加大了执行小布什政府时期的一些反恐措施的力度。
尽管奥巴马出任总统以来推行了救市措施、通过了金融改革的法律、第一次在美国推行全民医保，媒体及专家目前认为他最大的“政绩”是击毙拉丹，而这一“成功”将帮助他在2012年再次角逐总统。
拉丹以他出其不意的恐怖袭击改变了美国，定义了小布什，现在又以他的被击毙定义了奥巴马，帮助奥巴马增加当选下一届总统的胜算。
美国的变和不变
拉丹改变了美国，也改变了世界。
他让美国从踌躇满志变得疑心重重，释放了美国传统文化中对有色人种和非基督教民族的歧视。与此同时，他也让美国人再次意识到自己的潜质和能力，意识到维护民主和人权的重要，意识到与拥有不同文化和信仰、不同宗教的国家的和平相处的重要，意识到单凭导弹和子弹是不能彻底灭绝恐怖分子的。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5月3日的评论文章称，要说对21世纪美国文化的影响力，没有哪个人能超过本·拉丹。
但是，与此同时，本·拉丹在阿拉伯国家当中已经失去感召力。今年以来的阿拉伯国家民众运动已经充分证明拉丹的感召力已经潮退，穆斯林国家的人民更需要的是尊严、自由和工作，而不是用自己的生命去毁灭更多的生命。
同样，尽管奥巴马超强能力、遇事果断和决策从容的品格，在此次奇袭并击毙拉丹行动中得到印证和凸显，但2012年他能否当选最终可能与反恐和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事无关，决定他能不能当选的关键还是工作、房子和汽油。
在美国历史上，大概没有哪一个外国人像拉丹这样，单枪匹马地改变了美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走向。希特勒、东条英机和斯大林都是以国家机器作为手段和资源，在世界范围用武力和理念推行自己的主张，而拉丹却只有个人魅力、私人财产、以及几十年同苏联及美国政府周旋中造就的谋略，还有所谓真主安拉的召唤。
拉丹死后，美国人更需要用一种释然的心态，去看待当前的阿拉伯国家，去看待阿以关系。毕竟，拉丹的愤怒来自于美国对以色列的偏袒，以及美国对巴勒斯坦人生命的冷漠。
这一点，如果不能得到改变，那么拉丹最终将化身为萦绕美国人心头的“不死鸟”，演变为阿拉伯世界极端势力的“图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