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伟:2020年的中美关系和世界前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779 次 更新时间:2019-11-24 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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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伟 (进入专栏)  


中国必须全面评估中美关系的影响,在不分道扬镳的同时,做好美国一旦为敌,中国发展依然海阔天空的准备。


2020年正向我们走近。新的一年对刚刚过了70岁生日的中国和已经在这个世界引入民主政治实验243年的美国之间的关系意味着什么?对这个被中美突然交恶搞得焦头烂额的世界又意味着什么?无人可以预测明天,更不用说明年,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全面掌握昨天和把脉今天,我们或许可以判断明天可能会发生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办。


回顾2019


对从2018年初就开始走下坡路的中美关系来说,2019年可以说是风雨交加。在这一年里,尽管特朗普本人可能并不想把中美关系搞得太烂,但他的政府已经在方方面面启动了试图与中国脱钩的“战役”。这个“战役”包括以下步骤:一、尽管特朗普政府在政治层面并没有揪住中国缺“人权”和少“民主”不放,但国会和非政府组织从制定法律和制造舆论方面都把中国放在了对立面,指出中国代表的制度和价值与美国的立国之本背道而驰,这样两个不同的政体无法和平共处,最好分道扬镳。二、在经贸方面,旷日持久的贸易谈判依然没有达成任何书面协议,美国已经在多方面限制中国的投资进入美国、美国的高科技产品流向中国,两国的股市都因贸易战的停火杳无音信而出现巨大波动。三、在人文方面,尽管受到一些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的反击,但美国正在走向限制中国学生和学者到美读书和从事科研的不归路。美国意识形态色彩不同的智库都在探讨中国对美国的所谓渗透、对国际秩序的破坏和对亚太地区安全的干扰及美国的应对方略。四、在应对全球危机方面,中美在朝核方面可能的合作因为平壤的喜怒无常而大大缩水,美国政府不仅在全球范围拒绝与中国在和平与安全、发展援助和人道主义救援方面的合作,还主动出击“一带一路”国家,骚扰和破坏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的实施。五、在对中美关系最重要的台海方面,美国已经从法律(台湾保证法)、军事(军售)和外交(惩处台湾邦交国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升级美国在台协会、允许蔡英文多次在美国中转)层面做好了改变台海现状的准备。对美国不少的决策者和精英来说,把中国“赶出”她自己的势力范围,缩小中国在美国本土的影响,压缩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作为,是振兴美国的必由之路。


中国对美国“翻脸”之快、之狠应该是感到一定的意外,因此在应对方面主动出击少,被动应战多,起初是把希望寄托在特朗普本人身上,之后又似乎要等他败选之后再重整河山,并没有意识到美国对华态度的转变在精英层面有极大的共识,而特朗普本人不过比他的前任更敢作敢当一点。他本人和其他任何领导人目前都无法改变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的敌视。更进一步说,中国的领导人在各种场合多强调合则双赢,战则两输,中美有很多理由和平共处,没有任何理由反目为仇。如果说中国的高层在保证中美关系无论怎样都不能完全破裂方面有极大的共识,中国的中美关系管理群体(包括外交、情报、智库和其他利益集团)应该是呈分裂状态。一部分人认为没有中美建交,中国今天的崛起就无从谈起,继续保持与美国良好的关系是当务之急。另一部分人则高举民族主义的大旗,主张在打贸易战方面奉陪到底,倾向不破不立,绝不允许签署不平等条约的事重演,坚信正在腾飞的中国可以在高科技等领域把美国甩在后面。因此,中国在应对美国的挤压和落实脱钩举措紧锣密鼓之际缺少大战略,还有一点把希望寄托在特朗普之后的美国领导人身上的侥幸心理。


对世界来说,中美交恶并不是一件“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在后的好事,而是突然让他们失去了“脚踩两只船”、可以得心应手分别处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灵活性。美国的印太战略其实就是选边战略,不允许这些国家继续在政治和安全上靠美国,在经贸上贴中国。他们必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虽然欧洲国家还在搞平衡,但除了意大利敢于反潮流之外,其他国家虽不愿意中断与中国的经贸往来,但在“一带一路”等问题上已经向美国看齐,与中国渐行渐远。对亚洲国家来讲,选边是一件更难的事,谁都不好得罪,也得罪不起。新加坡直接说,北京和华盛顿你们把自己的关系打理好,我们不选边。菲律宾的杜特尔特在权衡了各种利弊之后觉得靠中国也许油水更多,选了北京并正在承受来自美国的一些压力。日本和韩国不仅要在中美之间搞平衡,自己也闹得不可开交。越南和缅甸等国都选了边,但还在试图沾中国的光。大洋洲已经成了反华的主要策源地之一。非洲国家基本是选中国,但美国的压力在增加。拉美试图吸引更多的中国投资,并增加对华出口,但因为是美国后院,动作比较拘谨。莫斯科似乎是中美交恶的最大受益者,尽管俄罗斯人口少,经济体量小,但她在混乱的中东局势中正在获得更多的领导权和战略红利,甚至不怕与美国分庭抗礼,她对非洲的干预力度也在增加。北京作为莫斯科新的战略伙伴只能为普京重振俄罗斯帝国雄风添砖加瓦。


展望2020


对美国来说,2020年是大选年。在大选年,国会全体众议员和三分之一的参议员都面临连选连任的挑战,他们忙于竞选,在对限制和打压中国的法律制定问题上可能会放缓。特朗普正在被弹劾调查。因为共和党在参议院占多数,而且弹劾成功需要20名共和党“反水”,特朗普被罢免的可能相对比较小。但弹劾是否会影响选民对特朗普的支持目前还看不很清。如果说特朗普的所作所为让那些立场摇摆的中间选民生厌,特朗普可能会败选。不过,这部分选民的流失或许会被那些认为民主党人执法不公、“虐待”了特朗普而受到刺激并第一次出来投票的共和党选民所取代。因此,特朗普还有胜选的可能。民主党候选人虽然多,但并不强。


目前在民调中位于前三名的拜登、沃伦和桑德斯都超过70岁,而且都背着阻止他们轻装上阵的包袱。拜登爱胡说,儿子在他是副总统期间在乌克兰一家能源公司做董事对他抹黑不少,过去作为参议员和副总统的一些决定也会成为被攻击的弹药。桑德斯年近80,刚刚犯过一次心脏病,他的“打土豪”的政策取向令不少美国人生畏。在这种情况下,70岁的沃伦获得提名的可能性最大。她的包袱也不轻:美国人骨子里反知识分子,而她在当选为参议员之前是哈佛大学法学教授;不少美国人对她利用自己的印第安人血缘获取教育和就业机会感到不满;她的治国理政策略接近桑德斯,劫富济贫的理念从一定程度上讲与很多美国人信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背道而驰。


美国的行政部门虽然不受选举干扰,但“坐山观虎斗”也不利于制定和执行政策。2020年应该不会有更多新的反华法律或政策出台。特朗普也会因为选举年经济必须强盛的考虑尽快跟中国达成贸易协定。换句话说,2020年对美国人来说是政治挂帅,中国问题不会被束之高阁,但也不会是当务之急。


对中国来说,2020年应该是关键之年。中国不会面临美国式的政治“动荡不安”,国策、人事、民心都不会发生大幅度和根本的变化。七十周年大庆已过,接下来就是紧锣密鼓地迎接“二十大”。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在世界经济起伏动荡、中美贸易严重受挫、“一带一路”工程蒸蒸日上和反腐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的大背景下保证自己的经济不再下滑,而经济发展的稳定又跟已经启动的深化改革息息相关。


世界其他各国除了应对各自因政治、经济或其他问题引发的挑战,也会在2020年拿出如何应对中美交恶甚至开始脱钩的可能性。中美作为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走向互不往来或者一定程度的冲突给世界带来的冲突将是巨大的。他们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会做什么和怎么做,因为美国已经对他们摊过牌了。


中国应该做什么?


首先,中国与美国关系下行已经接近两年,到了全面评估这一双边关系对中国国运的影响程度的时候了。这一评估必须是客观、公正,以事实和数据为基础,不受意识形态和领导意志的左右。


其次,根据这一评估的结果,中国需要对美国已经启动的脱钩战略做出具有提前量的判断并拿出初步的应对策略。


在评估过去、审视现在、策划未来的同时,中国应该在2020年为自己营造一个更和谐的国内氛围,建立一个更合作的国际朋友圈,并励精图治,向世界显示中国能够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和责任,愿意填补其他大国因为各种原因留下的地缘真空,愿意和乐意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特殊的贡献。


大的前提是,中国应该从舆论角度放弃与美国或西方国家就制度、道路、理论和文化争夺什么话语权的努力。这样的争论无聊也于事无补。更重要的工作其实是用事实和数据向西方国家证明,中国的“这一套”,即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务实,管用,有效,不仅可以让自己的人民都过上好日子,也能让全世界发展中国家利益均沾,并可以引领世界走向一个没有贫穷、没有战争、没有疾病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有了这个共识,剩下的就是如何落实了。落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宏伟目标最重要的环节之一是不与美国彻底“翻脸”,被迫与其在全球范围内进入零和竞争。不与美国“一刀两断”并不意味着一味迁就美国,而是需要从捍卫自己的利益出发,既要不卑不亢,也要主动出击,既要有原则,也需高姿态。对特朗普总统而言,与中国在贸易问题上达成协议在大选前是最重要的“政治作业”。其实美国希望中国做的都是中国本来就需要去做、只是还没有完全做好、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去落实的事。中国不是迫于美国或其他国家的压力去做这些事,而是为了再次振兴自己的经济必须去做这些事。也只有为自己做好这些事才能修正目前破裂的中美贸易关系,中国才能抑制经济的持续下滑,保证社会稳定与和谐,为在国际舞台发挥更大的作用奠定坚实的基础。


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当然不局限在美国企业在国内可与中国企业公平竞争、保护知识产权、减少对中国国企的补贴、对等减小甚至取消美国产品的关税的问题上。美国副总统彭斯在2018年和2019年10月的两次对华政策讲话中详细“哭诉”了华盛顿对中国的不满。作为名副其实的大国,北京对这些不公正、甚至恶意的指责或许可以抱“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此外,中国坚决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台海局势的举措,坚定落实对香港的“一国两制”的承诺,坚持继续开放舆论“市场”,坚决奉行信仰自由和保护少数民族权益。中国或许可以考虑在一些问题上放弃“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针锋相对的策略,你走低,我走高,必须有不同的、更好的处理类似NBA事件的做法才能彰显中国作为大国的自信、大度和无畏。对美国政府一些低级的脱钩做法中国没有必要以“三个警告”作为报复(警告中国企业关注在美投资的风险、警告中国留学生注意在美学习的危险、警告中国游客小心去美旅游的安全)。扩大民间交流、拓宽人文外交、增加美国人民、特别是美国青年人对中国的好感是维护中美关系继续朝着互利的方向发展的最重要的步骤之一。比如,虽然美国政府这两年一直在推进在高等院校各实验室杜绝所谓境外势力影响的举措,但美国19所高校为了美国的科学和人文的价值和传统,为了华裔科学家不受不当牵连,为了国际学生学者能有良好的学习和科研氛围,不顾特朗普政府和政客的压力,明确表示不与政府的主张“同流合污”。美国最近两年把“签证”武器化,取消了一些曾经批评美国政府的中国学者的签证,而中国则反其道而行之,主动邀请诸如夏伟和沈大伟这样曾经对中国有所批评的学者访华。这一做法从根本上颠覆了美国不少人对中国政府的传统看法,让他们觉得中国正在变得更加宽宏大量。


在国际舞台寻求与美国更广泛的合作也是改善双边关系的一个重要渠道。美国越是在“一带一路”问题上给中国制造障碍,中国越是要增加这个百年大计工程的透明度和多边性,主动向美国有关部门通报“一带一路”工程的进展和远景,并鼓励美国企业和民间组织参与其中。这样做不仅可以加强“一带一路”工程的国际化,还可以让美国无法继续挑刺。在气候问题上,美国联邦政府目前是大踏步倒退,但美国的地方政府和民间组织则持完全相反的态度。中国应该加强跟美国联邦政府之外的任何伙伴在抑制气候变化项目上的合作。


中国和美国在国际社会合作空间最大的应该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特别是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美国把中国对非洲的投入看作是新殖民主义,对中国在拉美影响力的飙升也感到惶恐不安。撇开经济活动不谈,中美在发展中国家合作的领域无限宽广。中美曾在西非抗击埃博拉过程中实现了第一次超越双边关系的成功合作,也曾联手斡旋南苏丹的内战。美国的国际开发总署也曾把自己设计的对非援助项目对中国企业开放招标。对外援助是任何一个大国非常重要的拓宽外交天地的手段。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于2018年年初成立了国际合作开发署。中国在政府层面加强两个开发署的合作的同时,应该利用南南合作发展基金鼓励中国非政府组织走出国门,与包括美国在内的非政府组织开展在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南南基金甚至可以设立预算,直接资助在发展中国家开展项目的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非政府组织。


中国和美国在国际和平与安全领域应该继续加强和扩大合作。在这个领域,华盛顿与北京已经在朝鲜半岛无核化、阿富汗重建和限制伊朗发展核武器问题上展开过一定程度的合作,但合作的范围和深度都还远远不够。中国政府需要集思广益,请智库和高校科研机构为中国在国际舞台发挥更大的作用建言献策,使得中国可以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者变成执行方之一。比如,中东曾经是美国最“张牙舞爪”的地区,主要原因是石油。美国因为做到了能源自给自足,开始逐渐退出中东。而中东对中国的重要性在不断加大。谨慎但坚定地介入中东事务应该是中国外交和军事行动的一个重点。


远亲不如近邻。不能搞好与邻国的关系将会使中国在国际舞台发挥更大的作用受到巨大的牵制。中国没有理由不能跟日本和韩国搞好关系。北京目前与东京和首尔的关系已经再次回暖,迈向正常化,中国主动调停日韩矛盾也改变了中国传统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形象。中国必须跟印度搞好关系,否则“一带一路”在欧亚大陆的推进会困难重重。中国在跟东盟相处中有很多相对的天然优势,但也因为南海问题遭遇不少掣肘。对中国来说,没有成功的对小国外交,就不可能有成功的大国外交。


最后,为了更好地应对中美之间可能发生的脱钩,中国必须在国际社会稳固自己的地位,不能因为美国的“围追堵截”造成自己的活动空间的压缩。中国需要用用自己的实力、市场和崭新的面貌欢迎世界各国进入中国的“不结盟”但又有盟的政经大家庭。这样的朋友圈或“共同体”的营造不是要去跟美国打冷战、抢地盘,而是建立一个良性和依法与美国竞争的新框架,是与美国比谁可以更好地保证本国人民对幸福生活的追求,谁是国际秩序的改革者和捍卫者,谁可以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要做到这一点,中国需要主动与欧盟国家解决所有的贸易摩擦和政治纠结。如果美国在解决贸易冲突问题上如此蛮横无理和居高临下,中国为什么不可以给“温良恭俭让”的欧盟更多的空间?中国需要尽快与加拿大缓和因为孟晚舟事件引起的矛盾。中国需要努力化解堪培拉的反华势头。中国应该汲取近年来与挪威、瑞典和韩国关系疏远的教训,学会在捍卫自己的利益的同时占领道德的制高点,求同存异,不伤和气。


结语


2020年会是一个不同凡响之年,是中国在“安内”和“攘外”齐头并进之后做出新的调整之年,是更加扎实地推进“一带一路”工程、扩大朋友圈、在美国体系之外“另起‘竞争与共处’灶炉”的方针指定年,是中国把营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落在实处之年。


因此,中国必须全面评估中美关系对中国国运的影响,在努力不与美国分道扬镳的同时做好美国一旦与北京为敌中国的发展依然海阔天空的准备。中国必须搞好邻国外交,加强与欧洲和大洋洲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还在发展中的非洲和拉美大陆增大自己的投入,增加自己的魅力,增强自己的影响力,不事声张地建立一个可以与“华盛顿共识”分庭抗礼、但又不必你死我活的构架。


启动这一切并朝这个目标前行的基础是,中国对自身的改革不能有半点的松懈和改变。


专家简介:刘亚伟,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美国卡特中心(The Carter Center)中国项目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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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中美印象网,2019年11月,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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