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在人地关系的尺度上来把握中国的资源安全问题，摈弃建立在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基础之上的西方发展模式，寻求一个对资源进行开发利用的合理限度，使资源利用的效果尽可能覆盖大多数人口，在全人类中，中华民族要准备第一个采取适度发展战略。这不仅是中国资源安全的出路，同时也是中国国家安全和中华民族命运之所系。
一、在人地关系的维度上把握中国的资源安全问题
在人地关系的维度上来把握中国的资源安全问题，很明显资源安全涉及相互关联的三个方面：一是人口总量，二是资源总量，三是人均资源消费水平。改善人地关系也相应地要在三个方面努力：人口控制、充分挖掘可再生资源开发利用的潜力、适度消费。
今天人们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资源分为五种：土地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生物资源和气候资源。中国五种资源形势都不乐观，而且资源的相互配合状况不好。中国人地矛盾大，根本改善人地关系必须从放弃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入手，以人工来改造自然界增加土地生产力，可以求取人地关系部分改善，并严格控制人口总量。
由于中国处于第三世界地位，向外寻求资源输入来根本改善人地关系是没有出路的，理想的政策措施是采取有效的经济和军事上的防御态势，防止被别人转嫁资源和环境负担；而中国人口基数庞大，全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总人口都没有中国多，但是他们的富裕和发达就已经是地球资源和环境所不能容忍的，即使中国有能力把现在的中心世界边缘化，地球资源也仍然不能支持中国的庞大人口实现富裕和发达，所以中国要在消费主义基础上实现现代化和富裕发达，也是全球人地关系所难以容忍的，这样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和目标体系，由于缺乏现实可能性因而必须做根本调整。
从人地关系上看待中国资源状况，无疑具有以下特点：
1、中国人地关系紧张
中国人口密度达130人/平方公里，是世界平均人口密度的3.2倍。相应的人均土地资源，水资源、生物资源和矿产资源都非常有限。
中国地形地貌崎岖不平，山地多平地少，不仅农业土地利用困难，而且交通有许多山脉阻隔，工业和交通事业建设和运行成本也相应很高。
2、气候资源不佳
中国处于季风气候区，降雨在时间和空间上分布不均，这是中国农业旱涝灾害严重，城市供水和防洪成本高企的主要原因。而且中国平均年降雨量648毫米，也大大低于全球平均798毫米，亚洲平均740毫米的水平。
3、资源在空间分布上相互不匹配
中国不仅人均资源少，而且矿产资源中富矿少贫矿多，矿产资源地域分布上，与人口、工农业生产重心、水源资的分布脱节。中国土地资源60%分布在北方，按照45中矿产资源潜在价值计算，59%矿产资源分布在北方，而水资源80%分布在南方。
中国人口分布重心几乎与农业资源重心重合，但是今天却是工业化时代，工业能源和原材料进入工厂加工，最终产品要送到消费者手里，都要经过长距离运输，因此资源开发利用和运输消费的成本都是居高不下。
4、环境容量不足
中国基数庞大的人口，密集分布在一片连续的大陆上，没有足够污染物的扩散空间，污染物浓度集聚上升的结果，会迅速超过环境的自净能力，需要进行人工处理，增加了资源利用的后处理成本。实际上环境和生态问题，都是人地关系的问题，资源加工利用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一些副产品，导致对环境和生态发生一定影响，只是环境具有一定自平衡能力，在超过了一个最高限度之后，对资源的开发利用所产生的影响就会以负面影响表现出来，就会表现出环境和生态问题，人口密集和季风环流无疑会使得这个限度被提前达到。这实际上就是资源报酬递减规律提前发挥作用，反过来又会加剧人地关系的紧张。
5、国际分工对中国资源安全极为不利
中国处在国际分工的底层，经济资源外流和环境负担输入是两大特点，这是处在国际分工底层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常见处境。这不仅加深了中国人地矛盾，而且还导致环境负担先于经济发展水平提前到来。
由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只能是从资源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开始，因此在世界市场上最后形成相互竞争的态势，价格呈竞争性下降，资源和环境容量最后都被低价让渡给发达国家。
6、中国地理系统相对独立
中国地理系统相对独立，领土跨越多个气候区，使得中国有条件在资源上进行输送和人工配置的可能性，以改善资源利用的某些不利方面。这主要体现在存在大规模进行水资源配置的可能，改变自然条件下水资源与土地资源不匹配的现实，增加土地的生产力，进而可以增加可再生资源的供给。
同时中国资源品种丰富，门类相对齐全，这是中国争取独立自主的发展模式，具备率先走适度发展道路，改善资源安全地位的有利条件。
二、资源安全中的结构与来源问题
资源安全应该以人与自然关系相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在过渡期内应该以适度发展为目标，在适度发展和适度消费方式下，控制人口逐步降低人口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争取节约资源和减轻环境负担的技术进步，增加可再生资源的供应，争取人地关系的全面协调，向最终的可持续发展方式过渡。
由于在短期内技术突破无望，适度消费的模式还没有建立，人口已经对自然资源造成巨大压力，而且今天全球能源消费97.5%依赖矿物能源，70%以上的工业产值依赖对不可再生的资源加工而获得，因此资源安全无疑首先具有发展安全的性质，发展安全是一种经济安全。由于全球人地关系的恶化，资源对经济发展、人均生活水平乃至维系良好社会秩序的决定性作用，而有限的自然资源分配问题，已经是世界各国关注的中心问题。今天资源安全已经是国际战略关系的一个核心问题，也已经显现出生存安全（战略安全）层次上的涵义，生存安全不仅是中国的长期战略安全问题，也是关系到全人类未来命运、世界战争与和平的重大问题，将在第五部分单独表述。
对于发展安全而言，资源安全目标在短期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矿物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二是矿物资源获得的可持续性。
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就是环境和生态问题。是指资源加工利用过程中副产品对环境和生态的影响，应该不突破一个必要的限度，以免对人们的生存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或者损害，抵消人们福利进步的正面价值。中国以煤炭资源为主的能源结构，无疑在利用过程中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大，不仅每年产生数亿吨的废渣占据土地，目前中国南方已经出现四大片连成片的酸雨区，就是这种资源安全状态不佳的表现。
资源的长期可获得性，无疑是资源安全的重要方面，包括结构安全和来源安全两个互相关联的方面。石油的采储比急速下降，无疑就使得以石油为主要能源结构的国家，受到一定经济安全的威胁，目前在主要能源品种中，只有水能资源是可持续利用的，煤炭资源和石油相比，相对具有比较长期稳定供应的地质储备。这是资源的结构安全方面，在这个方面，中国水能蕴藏丰富，煤炭品种齐全，而且目前能源结构中以煤炭为主（占70%），是比较有利的一面，不利的是煤炭燃烧对环境负面的影响大。
在特殊情况下，保证资源仍然可以稳定地从外部输入，也是资源安全的基石。目前由于中国不可能加入西方垄断利益同盟，在资源分配地位上受到欧美日的共同排斥。中国资源依赖国际市场供应的比例逐步增加，又资源运输依赖远距离海运，将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战略安全问题。2000年中国石油进口已经达到7000万吨，铁矿石进口量也相当可观，在资源的来源安全方面，中国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中国目前没有、大概也不可能发展强大（相对美国）的远洋护航能力，目前的海上霸主美国已经把中国视为头号战略对手（敌人），并实施战略东移，中国承受的战略压力增加。在这个方面，短期经济安全和长期战略安全已经相互渗透，中国资源的发展安全与生存安全具有一致性。
从世界力量对比的现实出发，在中国的资源安全问题上，需要突破一种幻想，这种幻想认为中国可以在消费主义的基础上来实现现代化，资源不足可以通过外部输入来解决。中国的资源安全必须是以放弃消费主义发展目标为前提，否则以中国的庞大人口即使是向外寻求资源输入，也是无法根本改善中国人地关系紧张的，更无法在放弃社会整合的基础上以人地关系的恶化，来缓和人与人的紧张关系。中国也无法实现把内部矛盾向外转移，把今天的世界中心---西方七国---边缘化，用和平的经济竞争的方式实现世界战略格局的根本转换，从而使得中国成为第一世界，把今天的第一世界变成第三世界。资源输入的安全性与军事力量密切相关，中国如果无法建立优势军备力量，就不能梦想在美国军事霸权下，仍然拥有无限制的资源和经济安全，中国的第三世界地位必然地决定了中国在资源安全输入上的不利地位。
三、资源（土地）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形式与开发临界点
以中国的水资源利用为例，来分析资源报酬问题。如果兴建大规模的南水北调工程，那么整个北方的平均供水成本必定上升；由于供水成本大幅度上升，因此用水浪费就变得更加难以容忍，就更加迫切需要采用和推广节水技术；由于用水量的增加，因此不加处理直接向自然界排放污水的行为是难以接受的，水处理工作需要加强；由于调水后供水成本提高，对于地表水和地下水需要实现统一管理和配给，否则就会导致用水单位不接受供水系统的高价水而自行开采地下水，因此水政管理方面的工作要加强，管理成本也要上升。但是如果不进行南水北调工程建设，那么北方工农业发展和生活节水压力就会空前增加，节水投资也会直线递增；污水处理标准也要急剧提高到足以回用的水平，投资和运行成本必定极为可观；这两者的成本提高终究会超过调水后的成本递增水平。而且由于水资源没有可以进行低成本替代的代用品，因此由硬性缺水所导致的人均福利损失也会相当可观。
从水资源利用的例子分析可以知道，资源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过程主要分为四个方面，以成本上升的方式表现出来。首先是反应在资源供应的成本呈递增态势；其次反应在资源利用成本也逐步上升；第三是反应在资源利用的后处理成本提高上；第四是反应在对资源利用的全过程进行系统管理要求日益紧迫，因此管理成本上升。所有的成本在经济上都要最后表现为一定资源与物化劳动的结合，发生成本增加本身就构成一个资源耗竭的加速过程，直观地说就是资源报酬递减规律发生作用。
迄今为止，所有的经济发展过程都是资源利用规模扩大的过程，人均生活水平提高就是人均消耗资源增加的过程。人均福利的提高固然要求增加对资源的加速开发利用，但是资源被加工利用的过程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副产品，反过来对人们的生存环境产生负面影响，这个负面影响实际上就是一个对人均福利的抵消。
由于资源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不仅福利上升过程是一个资源投入的边际收益递减的过程，而且资源利用在环境和生态上造成的负面抵消作用，相比较福利上升的速度而言却是一个加速过程，随着资源消耗增加人均福利上升的曲线，是一条斜率逐步减小最终趋向水平直线最后变成下降的曲线。伴随着对资源利用规模的加速扩大，福利净增加会赶不上负面的抵消作用。所以在一定时间和发展水平上，即使对资源开发利用增加，人均福利也将不再增加甚至开始减少，这个临界点就叫做资源开发临界点。
对所有的国家来说，这个临界点迟早都会到来，对于中国人均资源少、人均环境容量不足的人地关系而言，这个临界点会先于欧美诸国提前达到。对于今天的国家而言，由于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的影响，第三世界国家的开发临界点会先于自己本土资源的开发临界点，提前到来；而发达国家由于有垄断利润的支持，能够通过国际分工向外转嫁资源和环境负担，开发临界点会后于本土资源的开发临界点推后到来。中国发展的资源环境要求中国必须先于欧美诸国做好人地关系的协调发展，提前抛弃消费主义生活方式，采取适度发展战略，在开发临界点到来之前寻求“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
四、资源安全战略转换中的阶层利益异动问题
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从西方进口了一个简单明了的“大馅饼理论”以告诫国人---经济增长最终会使馅饼做大，每个人最终都能从中受益，当然条件是弱势阶层要忍耐不公平的社会现实，因为不公平就是对精英阶层保持足够物质刺激的必要条件，是效率的前提和保证，只有效率最终会带来“馅饼做大”的结果。总而言之，只有精英主义才能救中国，民众的努力是毫无意义和可有可无的，中国发展的关键就在于精英阶层的积极性发挥上，这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和富裕发达的唯一希望所在。有关“大馅饼理论”和“效率与公平”的言说，实际上起作用过程的机理是：私有制下的高积累---带来对精英阶层的高激励---高投资意向---社会产出增加，这实质就是“资本主义大跃进”理论。这个大跃进理论的成立，是以资源无限和资源报酬递减规律不发生作用为前提，否则会在资源开发临界点之前破产。
“资本主义大跃进”理论要在现实中成立，最低限度是需要以资源无限和资源报酬递减规律不发生作用为前提的。否则经济发展对资源的开发利用，必定会产生一个临界点，过了这个临界点即使对资源利用规模增加，人均福利也不再增加甚至在资源开发利用所产生的副效应下递减。中国精英主义者为了给“资本主义大跃进理论”寻找说服力，创造了四个“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最新版本。（以下段落引自拙文《对中国精英主义者（极右派）寄予高度同情》）
第一个“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新版本是：中国经济发展是“不存在资源制约”问题的，人均11吨标准煤的能源消耗并不是美国富裕和发达的物质基础。中国发展的关键是制度问题，只要是中国实现精英主义制度改造，就万事大吉。就算是中国真的遇到资源短缺问题，还可以指望根本突破“物质不灭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的制约；实在是无法突破自然规律，也不要紧，可以由后三个版本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来解决问题。
第二个新版本是：中国经济发展不仅不会遇到资源的硬性制约，而且连“土地（实际就是资源的总称）报酬递减规律永远不会发生作用”，以前的经济发展中没有发生过资源报酬递减起作用的时候，以后也永远不会发生作用，中国可以例外地在“不增加生产成本”的情况下采用节约资源的技术，可以通过无成本地提高资源利用潜力减少浪费来发展经济。
第三个版本是：中国不是第三世界国家，可以象第一世界国家那样，主导而不是被动接受国际分工，并“向外转嫁资源和环境负担”。这个版本的理想状况是：把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源负担和环境负担，通过国际分工和全球贸易转嫁出去，但是今天的现实却是：中国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被发达国家转嫁资源和环境负担。中国人均资源和环境容量不足，加上被发达国家转嫁资源和环境负担，会使得资源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空前显著，甚至使得资源开发的临界点先于经济发展水平提前到来。
第四个版本是：对中国获取大量“垄断利润”的前景存有不切实际的指望，这具体表现在中国主流经济学界对“知识经济”和“高附加值”（实质都是垄断利润）的盲目鼓吹上。指望中国可以在自己过穷日子的情况下，通过领导世界消费技术潮流，成为世界技术创新的主要基地，并在技术优势的基础上无限制地增强企业的竞争力，最后通过和平竞争（绝对不需要政治和军事力量）的方式，把西方七国边缘化，破除它们今天在世界资源利用上的优势地位，由中国企业在世界上建立以技术创新为基础的垄断地位，获取垄断利润，来对世界资源予取予求地利用，突破本土资源对经济发展的限制。这个版本的比喻意义是：中国人可以在下水之前学会游泳，而且在参加国际比赛时，第一次下水就夺取全部世界游泳冠军。
资源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总是首先在弱势阶层身上体现出来，影响他们的生产、生活和生存条件。中国的三农（农民、农业和农村）问题，实际上就是中国人地矛盾最集中的体现，充分体现了土地报酬递减的决定性作用。中国用世界7%的耕地，养活世界22%的人口，即使按照人均占有粮食达到世界人均水平为指标，就无疑要求单位面积耕地的产量三倍于世界平均水平，这就要求投入更多（决不只是三倍！）的劳动和资源（如化肥、农药），改善基本农业生产条件提高抗旱除涝能力，这一切都会引致土地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减少农业的净产值和农民的纯收入。要求由农民来独立承担这个后果就必然导致农村的贫困化，而且没有缓解和解决之道。
社会上的优势阶层即使碰到资源报酬递减，也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把负担进行转嫁，通常的手段是通过市场价格上升或者是财政转移，具体地说就是在社会上通过价格杠杆和税收杠杆，尽可能缩小富裕阶层的人数。这充其量也只是一种扬汤止沸的方法，实际上釜底抽薪式的根本出路在于抑制奢侈消费，把有限社会资源向满足人们基本生存需要的方面倾斜，实际上就要求在社会上抑制精英主义，这与精英阶层利益及其消费主义生活方式是矛盾的，这样的政治决策将不会受到精英阶层的赞成。人地关系的缓和和协调，必须以人与人关系的协调作为前提和保证，不可能在一部分人富得流油而另一部分人穷得叮当响的情况下，还能搞成什么人地关系协调。适度发展的关键就在于精英阶层要承担第一责任，放弃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关键就在于精英阶层的自觉努力，全球资源安全的唯一出路就在这里。
精英阶层所迷恋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虽然可以用限制技术进步的受益范围等方式，延缓资源枯竭过程，但是最终无法根本改善和缓和人地关系上的深刻矛盾，也无法解决人与人之间的深刻矛盾。而且矛盾由于人类所掌握的技术手段越先进，越没有节制，人地关系就越紧张，精英阶层对其他人的正当生存利益的敌视情绪就越发上升，人与人关系的协调就越困难，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决定了人类在资源安全方面（包括在发展安全与生存安全）没有出路。
以今天人们所掌握的技术能力，足够营造一个人人都有丰衣足食机会的环境，而且在这样的前提下还能够逐步地做到与自然和谐相处。但是决定性的障碍在于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和精英主义制度模式，不在社会上扫除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这两大障碍，资源安全和人类自身的生存安全都同时受到严重威胁。在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之下，如果世界和平可以维持，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全人类都成为生态难民；实际上世界持久和平是无法指望的，美国已经在规划“文明冲突”和种族灭绝战争，由于资源的有限性是无法在政治或者外交层面解决的，而足以毁灭全人类的核武器又分别掌握在根本利益无法调和的各方手中，因此核时代的战略战争结果一定是全人类共同毁灭。
五、可持续利用的清洁能源供应增加与中国的粮食安全
在资源安全问题上，对中国而言最重要的能源和粮食问题，需要给予特别的关注。由于中国人口规模巨大，在这两个关键领域绝对不能有依赖和麻痹思想。而从中国的资源现实出发，虽然开发利用成本不低，但是在这两个至关重要的方面，中国无疑是非常具有潜力的。
（以下引自拙文《中国长期发展战略中诸关键问题探讨》）我国60%的耕地在北方，按照45种矿产资源的潜在价值计算，59%的矿产资源也在北方，42%的人口和工农业生产总值也在北方，但是我国80%的水资源在南方。土地资源和水资源不匹配的现实，对农业高产稳产和人民生活提高是不利的，对工业和城市的发展也构成一个严重的限制条件，这同时也是我国水旱灾害频繁、损失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对自然资源不匹配的现实进行人工匹配，是一个无可回避的问题，已经关涉到中国工业和城市发展的后劲和粮食安全，这只有通过建设规模庞大的调水工程来解决。
西部大开发的关键在于解决西部的资源性缺水问题，只要是有水，在西部土地利用和资源开发还是具有相当大的潜力的。而且西部地区有多个走廊和盆地地带，地理和地貌条件满足水资源调入后的分水渠系建设要求，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自然条件。
1、加快水电开发增加清洁能源供应
在人均能源上，我国石油和煤炭等不可再生的矿物能源的人均占有量均很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限制。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原油储量占世界总量的2.43%（人均占世界平均的10.71%），天然气储量占1.20%（人均占世界平均的4.99%），煤炭储量占世界总量的10.97%（人均占世界平均的45.45%）。而且能源的短缺还有另外的紧迫性，如大庆油田已经连续21年产量在5000万吨以上，已经进入中后期开采阶段，而到目前为止，国内还没有发现可以替代它的大油田。水电是目前常规的能源种类中人均占有量较高的唯一种类，人均占世界平均的55.10%，如果采用季节性调蓄措施，则技术可装机容量可提高20-30%；如果和大量提水入黄方式配合，则又可以在西部闲置土地开发利用上取得突破性进展，为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的安居乐业营造一个更有利的环境和条件。所以从中华民族振兴的角度出发，也应该穷尽一切办法以充分发挥水电工程的多方面功能和作用，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和民众生活水平提高，作出尽可能多的贡献。
根据水电规划总院新公布的数据，中国大中型水电站共1360座，装机容量40483万千瓦，加上小水电合计装机容量达到4.8亿千瓦（1978-1980年普查数据是3.78亿千瓦），年发电量2.25万亿度，相当于9-10亿吨原煤的发电量，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可以支持中华民族的发展水平到一个比较高的层次。在中国人口达到16亿时，相当于人均1406度/年，相当于2000年中国人均用电量的130%。
由于水电工程投资规模巨大，建设周期长，目前投资速度不能尽如人意，根据十五规划纲要，准备在十五期间开工的水电站容量约为2000万千瓦，按照这样的平均速度，开发全部水电资源需要整整100年，在这个期间，将有相当于400-500亿吨原煤的电能白白流失，这对于人均能源资源极为短缺的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失。如果加快投资步伐，用50年左右的时间开发这些水电资源，将可以减少相当于200-300亿吨原煤的能量流失。
由于目前我国金融市场的固有缺陷，无法有效支持这样的投资事业快速发展，作为一个替代措施，成立一个“长江黄河水利开发管理局”这样的机构，通过发行债券、股票或者组织银团贷款方式，募集资金来负责长江干流、黄河干流、大渡河、雅砻江流域的梯级开发，负责提水入黄工程的建设、运行和管理。由于这个工程具有自然垄断性质，而且工程效益良好，许多社会效益如防洪、调水、水电季节性调蓄、解决黄河断流和泥沙问题，都不是单个工程决策所能够完成和替代的，也是无法用经济核算方式加以精确计量的，客观上需要这样的一个政府机构来集中考虑这样的目标，并且通过工程措施来实现各种社会目标。这样的机构无疑具有国家信誉，估计工程还款期限平均在30年左右，那么这个机构最后的总负债余额最大数额可能在15000-20000亿元之间，即使对比今天的居民存款余额7万亿，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此外其他流域的水电开发事业，由其他社会力量来解决，这样估计在50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就能够完成中国的全部水电资源的开发事业。
把水资源和水电季节调蓄结合考虑，不仅可以促进投资效益，而且可以获得加大水电投资的力度和深度的效益基础，总的社会经济效益提高，能够为提前实现开发目标、给国家进行投资方向倾斜以足够经济理由。进行多目标联合开发，完全可以力争在50年左右的时间内，全部开发水电资源。通过水库群的调蓄和联合运用，江河中下游的防洪目标也更易于实现；能够拦蓄洪水增加枯水季节的城市和农业用水供应；能够通过和季节性水电的调蓄相配合建成“提水入黄”工程，通过雅砻江和大渡河梯级提水入黄河，年提水量达到300-400亿立方米，实现大规模的西线南水北调。
2、大规模优化配置水资源以增加土地生产力和耕地面积保障粮食安全
通过大规模的水资源配置工程的兴建，可以部分改变中国土地资源与水资源不匹配的现实，使得北方的中低产田的生产力得到提高。通过向西部地区供水，可以大量增加耕地面积，逆转和遏止土地沙化的趋势。通过这样的措施的采用，可以增进中国的粮食安全。
除了上述提到的提水入黄之外，还可以通过把怒江和澜沧江的水资源北调进入金沙江，以提水或者自流方式进入黄河上游，实现水资源北调，为西部大开发奠定坚实的基础，在将来视西部开发需要，还可以把调水线路延伸到雅鲁藏布江，这样西南部水资源北调黄河的数量可以达到1000-1500亿立方米之间。中线南水北调工程和东线南水北调工程，能够为环渤海城市带和黄淮海大平原的工农业生产注入新的活力。着眼于辽河平原的北水南调工程，能够实现东北地区水资源的优化配置。新疆地区从伊犁河和额尔齐斯河的出境水内调工程，也能够为开发新疆作出新贡献。
1949年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仅仅210公斤，解放前有80%的人口长期处于饥饿状态。1978年达到317公斤，人均增长51%，而且这个增加是在人口大幅度增加，工业对农业的支持力度不足的情况下，主要通过改善基本农业生产条件实现的。今天中国的人口增长势头还在继续，但是工业特别是化肥对农业的支持作用已经接近极限，化肥使用的急剧增长，是最近20年粮食产量增长的主要因素，1998年比1978年化肥使用量增加了362%，而同期粮食总产量仅增长70%，化肥大量使用已经构成一个环境问题。
根据全国土地利用现状调查，1996年我国耕地面积为19.51亿亩，园地面积为1.50亿亩，林地为34.14亿亩，牧草地为39.91亿亩，居民点及工矿用地3.61亿亩，交通用地0.82亿亩；其余为水域和未利用土地。我国现有耕地质量不高，坡度大于25度的陡坡耕地有0.91亿亩，有水源保证和灌溉设施的耕地面积只占40%，中低产田占耕地面积的79%。我国用世界7.2%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2%的人口。我国可开发的后备土地资源不足，其中可开发为耕地的约1亿亩，且主要分布在西北和东北地区。但通过土地整理可增加耕地达0.8-1.1亿亩；工矿废弃地可增加耕地0.14亿亩。人口的相对过剩和土地资源的相对不足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人地矛盾突出。然而，我国耕地面积还在减少，1999年度，全年耕地面积净减654.9万亩，比1998年耕地净减少数增加了262.9万亩。
对中国粮食安全的保障措施，将在于对占耕地面积79%的中低产田的改造，提高土地生产力，增加灌溉面积就是一个最有效的可持续方式。今天就是依靠40%的灌溉耕地，提供中国70%的粮食。同时在水资源配置工程建设基础上，可以实现对西部地区闲置土地的有效开发使用，增加耕地的后备资源。
在关键地区要能够实现粮食稳产，特别是黄淮海大平原的农业稳产，对中国粮食安全影响甚大。1995年，黄淮海地区耕地面积3.1亿亩，占全国耕地面积的22%，生产了全国粮食的28%，棉花41%，油料24%，水果32%。但是黄淮海平原是历史上水旱灾害极为频繁和严重的地区，而且经常出现连续多年的特大旱灾。根据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多年观测数据，淮河流域和海滦河流域的降雨量，在最大四个月之内达全年降雨量的80-90%，即便是和中国季风气候里其他地区相比，降雨量的季节分配也显得过于集中，所以一年之内往往还有涝有旱。目前中国每年接近一半的受旱面积集中在黄淮海地区，30%的水灾受灾面积集中在淮河中游地区。在中国历史上，元末、明末的黄淮海特大旱灾，就曾经对改朝换代的农民起义，起到了极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明末崇祯十三年的特大旱灾，就使得李自成起义由低潮转为高潮（本来李自成已经失利进入商洛山区打游击），起到了催化放大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1959-1962年的连续四年发生在黄淮海平原的特大旱灾，就曾经给全国民众带来深刻的痛苦记忆。可以这么说，黄淮海平原的农业生产条件的稳定，特别是具有抗连续旱灾能力，对中国粮食安全而言是一个关键点，要实现这个目标，只有进行大规模的南水北调才能达成。
同时水资源配置工程的兴建，对在短期内拉动中国经济的成长具有很大的积极作用。修筑水坝和输水工程的投资物料，主要是钢材、建材和水泥，都正是中国工业的长线产品。工程实施过程中的人力劳动结合投入，在过剩的劳动力种增加就业，也是具有非常大的帮助的。在工程完工后，土地生产力的增加，城市工业发展摆脱水资源短缺的制约，则对经济发展具有长期的正面意义。
六、以全球资源分配地位争夺为核心的后冷战时代国际关系格局
美国的单边主义在政治上表现为霸权主义，在经济上的实际意义就是追求在全球资源分配上不受制约和协商的排他性地位。今天全球资源分配上的地位，实际上就决定了一个国家资源可获取程度和发展水平。后冷战时代的国际政治就是以资源争夺为核心的，垄断利润是实现在资源分配上占优势地位的手段。根据垄断利润的受益和受损情况，今天全球政治分为阵线分明的南方和北方，中间地带已经消失。资源安全问题就是今天国际政治和国家安全的核心内容。（以下几个段落引自拙文《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关系格局与中国在世界的位置》）
1、世界人口迅速增长与全球人地关系的急剧恶化
世界人口在1800年前后达到10亿，用了接近300万年时间，第二个10亿在1930年达到，用了130年时间，1960年世界人口达到30亿，1975年人口达到40亿，1987年世界人口达到50亿，今天世界总人口已经突破60亿。与人口迅速增长的同时，世界的自然资源，特别是工业所主要依赖的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并没有同步增长，而且由于发展水平的提高，在人口急剧增加的同时人均资源消费量还在继续递增。能源消费的增长尤其是与城市人口的增长，呈高度正相关关系。今天世界经济所依赖的能源97.5%是不可再生的矿物能源，工业产值的70%以上，是在对不可再生资源加工中取得的。
世界钢铁产量在1950年为1.89亿吨，1968年突破5亿吨，1972年达到6亿吨，1974年突破7亿吨。目前钢铁产量处于稳定状态，徘徊在7.0-7.5亿吨之间。作为现代消费主义标志产品的私人轿车，目前每年销售量约3500万辆，其中美国约1500万辆，西欧约1360万辆。目前世界每1000人汽车拥有量为92辆，美国达400辆，西欧368辆，日本为383辆，基本处于饱和状态，而中国和印度每千人均为5辆。
再以能源消费为例，世界能源消费量（换算成标准煤）从1850年-1950年，世界能源消费量从1亿吨增加到25亿吨，1988年超过100亿吨。人均能源消费量从1850年的不到100公斤，增加到1950年的1000公斤，1995年已经达到人均2055公斤，1995年美国人均消费11312公斤，中国人均1083公斤。当然随着技术的进步，尚不能认为人口对地球已经形成绝对过剩，已经达到什么增长的极限。但是富人不肯与穷人一起过大致平等的生活水平，他们要在技术所能够达到的最高水平下生活，因此世界资源就明显无法支持这样的消费主义愿望。
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巨大，虽然人均数量很少，但是总能源消费量约占世界总量的1/9，中国的钢铁产量占全球1/7强，从这里也可以大致领略到，为什么中国成了美国的头号敌人。
在战后作为西方精英阶层深刻自我反省的结果，也是对平民力量的妥协结果产生的---西方福利国家制度，在1970年代末期被英美精英主义者批判为“英国病”。撒切尔和里根的上台，就是西方右翼势力在政治上得势的最明显标志。西方的精英阶层已经在战后不到30年的时间内，完全忘却了对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的反省成果，拒绝与弱势阶层的利益协调，全力推进丛林法则又成为西方精英的“永恒的利益”。
1990年代，美国所谓战略家极为活跃，对美国的国家战略确立起到了很大的总结和推动作用，其中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就可以看作美国单边主义的宣言书，而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历史的重建》则是美国单边主义的总路线---述说美国的敌人是谁？对敌人追求何种制胜效果？是否有可以协调的余地？美国在克敌制胜的过程所冒的风险如何？如何防范美国所面临的风险？。
列宁称“垄断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确实按照今天的社会现实看，西方精英主义制度确实是已经山穷水尽，这个山穷水尽已经由无可缓解的深刻人地矛盾来体现，精英主义制度和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现在遭遇的就是自然资源的硬性制约。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文明冲突叫嚣，已经是西方种族主义者准备进行人口消灭战争的前奏，中国人尤其不能对此掉以轻心。
2、由冷战到后冷战转换的资源因素与技术因素
以垄断价格对竞争性价格的国际贸易秩序的建立，除了西方世界的主导之外，第三世界国家普遍把现代化作为一个国家不可动摇的努力目标，实际上是这个过程得以顺利完成的另一个主要原因。第三世界国家在工业化和发展的早期，只能是从自身具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性产品入手，使得第三世界国家的出口产品结构雷同，在国际市场上形成相互竞争的态势。同时由于工业化在全世界的普及，使得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规模和贸易规模都空前扩大，西方从而也得到空前规模的“高价格”产品输出市场，同时相应获取空前的垄断利润。正是在垄断利润的支持之下，西方得以在全球确立非常优越的资源利用地位，使得其经济规模完全不受本国的经济资源限制，成为全世界的高价格产品供应中心和资源消耗中心。
西方以垄断价格主导了大部分的世界资源，而苏联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分到一杯羹。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苏联参与军备竞赛成为一个沉重的负担，而西方却实现了富裕和发达。因为苏联企业从设立目标和经营方式，都无法从世界市场上捞到足够的垄断利润，这从老大哥对中国的真诚技术援助中就可以看到；相反西方企业却成功建立起遍布全球的垄断利益输入关系，通过国际市场体系集中利用全世界的资源来与苏联集团抗衡。
正是因为冷战过程的深入，需要全世界的资源被动员起来，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程度也大为上升，美国为了不使自身孤立，对盟友的扶持和拉拢（如马歇尔计划）也使得富裕的阶层迅速扩大，这一切都使得全球人对自然的关系以更快的速度恶化，本来西方文化基于丛林法则和精英主义的惯例，是要竭力限制富裕人口的增加的，由于冷战需要同盟者使得美国不得不一反常态。今天的富裕和发达即使限定在目前的狭小范围之内，相对应的自然资源也显得无法支撑。
同时二战之后智能技术的发展使得人对自然资源的加工利用，将有可能不再依赖对工人的剥削，如原来认为难以实现自动化的摘棉花、挤牛奶等作业过程，现在也已经实现了自动化。因此对于维持富裕生活而言，迫切的问题除了加强剥削之外，减少对有限地球资源分享的人口数量成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富人和穷人的和平共处已经受到深刻的质疑，这就是美国策士的“文明冲突论”之所以产生的根本原因。
从理论上讲，减少富裕人口比减少穷人更有效，但是富人目前都是美国的盟友，根据过去时代设立的敌对关系国家都是第三世界国家，所以惯性发展的结果是针对以前的被包装成意识形态敌人的那些国家。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庞大，目前已经是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工业品就产量而言也是居于世界第二位，而且中国的人均能源消费还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1/2，看起来中国已经具备进一步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技术能力和决心，中国已经是而且将会是世界上资源消费增加最快的地区。中国在20年的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中，已经显著改变了世界市场上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供求关系，已经促成了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在世界市场上急剧下降，下一步极有可能的发展趋势就是一步一步地突破西方的技术垄断，削减西方基于技术垄断和企业规模而建立起来的世界性垄断地位，因此中国既是威胁西方资源分配地位的国家，也是可能威胁西方垄断利润的最大潜在对手。
由于中国人口规模巨大，西方垄断价格利益集团接受中国作为正式成员的可能性是没有的。目前西方七国人口不倒7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9个成员国总人口也仅仅占世界人口的1/5，垄断价格集团中的受益人口与被垄断价格剥削的受损人口比例为1：4，虽然第三世界国家人均劳动生产率水平低下，但是这种剥削的成果还是很显著的，更为关键的是通过垄断价格对竞争性价格的交换，排除了庞大人口具备经济能力争夺地球有限资源的可能性，确保西方富裕发达的资源基础。如果中国庞大人口加入这个特殊集团，那么受益人口与受损人口之比迅速下降到不足1：2，这样垄断价格能够实现的利益就非常有限，甚至成为毫无意义之举。所以梦想中国的富裕发达，梦想中国在知识经济上有突破，在世界市场上赚取所谓“高附加值”（实质上就是垄断利润）是非常幼稚的幻想。和平竞争与技术进步带来中国现代化，带来中国在世界资源分配上的不利地位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美国把中国作为头号敌人（或者称为战略竞争对手，实质意义一样），就是打算使用武力来中断中国的发展进程，防止中国发展改变美国获取垄断利润的企业地位，动摇美国在世界资源分配上的优势地位。
由于地球资源的有限性是无法更改的，富裕和发达的生活不仅不愿意改变，而且成为一种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成为优越制度和自由（就是欲望不受主动克制地被满足）的表征，还不能或者是不愿意完全扭转。其中美国表现得尤其突出，绝对不肯为了环境和子孙后代牺牲自己的富裕和发达，减少自己应该首先承担的义务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就是再明显不过得例子。因此可以预料，所有发达国家最后一定会成为美国的敌人，所谓“民主国家之间没有爆发战争”的趋势是不会长期存在下去的，这种局面只是一种假象---战后美国在共同敌人消失之前、在盟友还是被需要之时的假象，是因为第一步战略目标还没有实现，所以第二步目标还没有提升到议事日程时的假象。
3、西方的核心利益是富裕和发达
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是西方新的不可动摇的基本国家利益，这个利益的实现基于西方在技术上的垄断地位和西方跨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的产品实现。维护这个利益也相应地需要两个方面的措施：一是促进西方跨国公司的垄断地位上升、促进对垄断地位有消解作用的国家权力的自我限制；二是防止关键技术的转移，以西方的金融实力加强垄断资本的竞争地位，促进第三世界国家的企业解体和破产和被并购。
美国企业能够在世界市场获取垄断利润是资源输入的基础，资源利用规模巨大是美国富裕和发达的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而富裕和发达就是每个美国人的根本利益所在。这也是美国在丛林法则中仍然能够维持社会整合的基础，所谓的“大馅饼理论”就是一个较低层次的“物质财富充分涌流”，这显然能够大大地缓和美国精英主义制度下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美国精英阶层和民众基于以上共识，形成了共同一致的种族主义（爱国主义）情绪并持久不衰，其唯一奥秘就在于此。美国之所以为美国的要害，就是利益输入、种族主义和财富充裕的三位一体。对于没有物质充裕的美国，有兴趣者可以去查证一下，在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期间，美国的加油站一共发生过多少起为争夺几加仑汽油而发生的枪击事件。
在这次美国遭到“战争袭击”（小布什的权威定义）后，美国政客和媒体精英的露骨表演，以及体现在民意测验中的美国深厚的种族主义情绪，是非常让人吃惊的。而对于中国人而言，被美国当作敌人进行多年的妖魔化之后，对美国民间这种深厚的种族主义情结，尤其具有深刻的领会和心得。种族主义是美国社会的无可救药的毒瘤，是美国之所以成为美国的主要维系力量之一，没有种族主义的粘和作用，美国将会陷入解体的危险。当然种族主义不是凭空发生的，它的前提是垄断利润和利益输入（英特尔和微软就是代表美国向全世界征税的），它的结果是美国具有世界资源分配上的优势地位，能够实现别人达不到的富裕程度。
4、实现富裕和发达在于资源分配上的优势地位
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是基于在地球资源分配上的优势地位，这种优势地位就是建立在垄断价格和垄断利润的基础之上的，而第三世界在国际市场上以竞争性价格出售产品，则是一个不能动摇不容更改的前提。正是在这样的国际贸易体系中，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才得以维持，正如前联合国秘书长所言“发达以不发达为基础，少数人富裕以多数人穷困为条件”。现代化在资源制约之下，永远只是一部分人的价值，缺乏普及到全人类的物质基础，也是第三世界国家精英主义者所能够实现的梦想，这个梦想以破坏第三世界绝多数人口的基本生存条件为前提条件。
资源分配的优势地位的基础在于跨国公司垄断利润的实现。从1980年代开始，西方各国就开始放宽对企业的反垄断限制，允许甚至是促成企业并购和重组，以扩大跨国公司的单个企业规模，加强西方大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垄断地位。
垄断利润就是美国和西方新的全球利益的核心，西方特别是美国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为主要阵地，坚持不懈地向第三世界国家推销“小政府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以期实现第三世界国家接受自我限制的原则，清除最后的对跨国公司的限制力量，使得跨国公司可以自由地发挥其垄断优势，借以加强西方国家在世界资源分配上的控制和决定性的优势地位。
美国决不是什么“多极世界”的拥护者，甚至不是“一超多强”的拥护者，美国需要的地位是完全彻底的主导地位。在世界资源短缺趋势日益明显的情况下，美国单边主义者追求的是完全的不受节制和协商的资源分配权，而不是目前在资源占有和利用上的优势地位。因为计算机技术和智能技术的进展，剥削穷人不再是富人富裕的条件，所以富人和穷人“两极分化”的和平共处的必要性趋于消失，这才是美国的追求，这才是“文明冲突”的内在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