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长期发展战略中，会受到几个问题的决定性制约，第一是中国人均资源不足；第二是中国的第三世界的地位难以改变；第三是社会上精英主义的障碍。这些都决定了西方基于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发展道路在中国没有成功的可能，必须走以“整体协调”和“适度发展”为标志的“中国式道路”。
与人类生存和发展密切相关的自然资源分为五种：水资源、土地资源、矿产资源、生物资源和气候资源，这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中国拥有全球22%的人口，只有全球6.4%的陆地国土面积，6%的可更新淡水资源，7%的耕地。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源基础都不好，中国人均土地资源不足世界平均的1/3；矿产资源不足而且富矿少贫矿多，共生伴生矿多单一矿少，选冶困难；中国处在季风气候之中，水资源不足而且时间和空间分布不均，水旱灾害严重，农业防洪除涝成本高，城市供水和防洪成本高企。而且这些资源相互之间的地域匹配性也极差，使得运输成本高企，开发利用也困难。所以中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必须在充分利用可持续利用的资源，增进土地生产力方面寻找出路。必须充分发挥民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长期的艰苦奋斗精神来抵消资源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必须走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适度发展之路，必须坚决摈弃西方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坚决摈弃建立在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基础之上的西化（现代化）发展模式。
正是因为中国人地关系紧张，所以中国不可能领导世界消费潮流成为世界新技术创新中心，成为垄断利润的受益者；因为中国的第三世界地位，中国不可能成为世界工业中心而把其余地区边缘化，进行利益输入、资源内流和矛盾向外转嫁；所以中国的工商业成长将不得不主要依赖本土资源利用和环境容许的限度，也不可能吸纳数量巨大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因此中国农村的发展必须着眼于人多地少的现实来规划，中国的工商业和城市发展也不能照抄西方的消费主义方向。
在人地关系上，中国的长期发展道路，必须控制人口，必须着眼于资源节约、环境协调和充分利用可再生资源。正因为中国人口基数庞大，因此改善人地关系只能从放弃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着手，走适度发展之路。中国1949年人口数量就已经达到5.4亿，已经比今天的美国人口多出一倍，而中国的自然资源方面比美国还大有不如，以中国的庞大人口确立消费主义的发展目标，是不可能得到任何意义上的资源支撑的。
在人与人关系上必须注意中国的第三世界地位和防御态势，必须注意国内的阶层协调。在技术进步方面需要注重适度技术，着眼于大多数人能够参与经济发展过程，技术进步的受益范围要尽可能扩大；在资源分配方面要注重适度产品，社会资源向基本的生存需要被满足方面倾斜，着眼于大多数人的基本生存状况改善。
一、中国的三农问题是中国人地关系紧张的集中表现
目前在中国的精英主义者当中，形成了两个“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最新版本，第一个版本认为：只要制度合理中国就一定能够实现富裕和发达，永远不会遭遇资源的硬性制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不仅以前没有遇到过资源（土地）报酬递减，以后也没有此种问题。第二个版本有时候承认世界资源的有限性，但是认为可以通过中国工业和技术的发展在世界上领先，无限制地增强竞争力，把现在的世界中心地区边缘化，由中国来占用世界上的多数资源，实现中国的富裕发达，让欧美日落入贫困的陷阱；这个版本决定性的隐含前提是：中国可以在资源不足和自己过穷日子的前提下，却能够实现中国在工业和技术上领导世界消费潮流的石破天惊之举。
按照以上两个版本思路的直线外推，农民和农业不是一个问题，一样能够象西方曾经走过的道路那样，在中国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农民绝大多数具有进城谋生的机会，然后就实现土地集中，农业工业化（农场化）经营，甚至还有人要在农民进城之前先行来一个“新圈地运动”，以提前实现农业的工业化经营方式。
由于资源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总是首先在弱势阶层身上体现出来，影响他们的生产、生活和生存条件。中国的三农（农民、农业和农村）问题，实际上就是中国人地矛盾最集中的体现，充分体现了土地报酬递减的决定性作用。中国用世界7%的耕地，养活世界22%的人口，即使按照人均占有粮食达到世界人均水平为指标，就无疑要求单位面积耕地的产量三倍于世界平均水平，这就要求投入更多（决不只是三倍！）的劳动和资源（如化肥、农药），改善基本农业生产条件提高抗旱除涝能力，这一切都会引致土地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减少农业的净产值和农民的纯收入。要求由农民来独立承担这个后果就必然导致农村的贫困化，而且没有缓解和解决之道。
笔者以为，中国既不可能实现把欧美日边缘化（现实是中国工业最近20年来被别人进行了成功的边缘化改造），也没有实现在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基础上的、涵盖绝大多数人口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可能，所以中国农民和农业问题的解决，必定要在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前提下来设计农民和农业的未来发展方向。
中国农民几千年来的最大问题一直都是：劳动繁重、收获不多且不稳定，对应的派生问题是没有抵御饥荒的能力。所以在最基本的问题上，必须做到部分使用机械替代最繁重的劳动，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具备基本的抵御饥荒能力，这两者尤为紧要。毛泽东时代通过集体方式扩大基本经济单位的自给水平和层次，推广新的耕作制度和实用技术，通过国家资源分配倾斜解决农民的基本问题的思路，是值得借鉴的。今天农民对毛泽东时代的感情，也证明这些着眼于农民长远利益的制度安排，最终是能够得到农民拥护的，农民也是能够看清自己的长远利益和切身利益的。
1、注重秸杆还田，中国农村每年秸杆产量在5-7亿吨之间，这是一笔极为可观的资源，目前主要是用于焚烧，是最不经济的利用方式，而且还对环境有不利的影响。通过养殖（如舍饲牛、羊等草食性肉用动物）利用秸杆---动物粪便---沼气生产---余料还田方式，这不仅可以减少焚烧过程产生的废气，而且可以增加土壤有机质，改善农作物品质，减少化肥的使用对环境的不利影响。研究表明，如果土壤含有机质达到2%，就能够有效抵抗雨滴的溅蚀，如果土壤有机质含量达到4%，那么即使土壤结构遭到破坏，也能够自行恢复。另外的有效增加土壤有机质方式是种植绿肥，由于绿肥最后要通过腐烂在水田里来起作用，这个过程产生的大量甲烷无可避免地要排入大气，有人研究认为甲烷是一种温室效应比二氧化碳强上百倍的温室气体，对环境的有害影响极大，因此种植绿肥的方式需要谨慎评估，大概必须让位于秸杆--沼气---余料还田方式。
2、水利设施的维护和中低产田改造：加强池塘、水库和渠道的减淤清淤投资，加强清淤机械研究和开发，保障中国农业灌溉设施的长期有效性，对于稳定农村和增进中国粮食安全，均具有战略意义。此外土壤改良与中低产田改造，也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在家庭层面上是无法进行这种投资的，只有集体的力量才能做到。中国的中低产田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79%，改造中低产田不仅是农业增产的重要渠道，也是保证中国粮食安全的一条重要出路。
3、由于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所以商品农业和市场农业是不能给绝大多数农民提供出路的，1990年代城市市场禽蛋肉产品“产量翻一番、价格降一半”的教训是深刻的。在立足于“自给自足”方向来增加农民消费和人均农副产品的供应，在一个大集体内部来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的道路上，还是大有空间的。
4、盲目注重农民进城是不现实的，没有工商业的发展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就无法让农民在城市立足。这样城市生活反而不如农村生活方式对农民有利，没有稳定工作机会和收入来源，必然导致心理压力和焦虑情绪。而且城市生活比农村生活每单位个人需要多消耗数倍的能源，对环境也有不利影响，而农村生活人就在大自然的物质和能量的循环之中，不构成对环境的压力。
5、增加山地和丘陵的生产力，种植优质速生用材林和果树。在分田到户之后，山上的树都被砍光了，这并不是因为农民已经找到了更经济利用山地的方式，而是因为以家庭的力量，无法看护山林，保障树木和林果收益的最终实现，而司法救济成本太高。实际上是因为山林管理困难，所以最有效的利用方式被放弃。
6、最繁重的劳动和易于实现机械化的，要逐步进行机械化替代。在远距离输送---肩挑担扛---方面，首先是具备条件实现机械替代，高扬程取水抗旱也是可以易于实现机械化的，机械脱粒曾经在1970年代实现了机械化的，此外部分的机械翻土耕田和农作物收割也是具有实现条件的。这些机械化的替代成本都不是很高，不会对农民人均福利发生比较大的抵消效果，技术上也不困难，但是对把农民从传统的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意义很大。同时传统的精耕细作方式还不能放弃，西方那种全机械化的耕作方式对中国而言，不仅是不现实的，而且粮食产量不如精耕细作方式下的产量高。
7、新产品、新技术和新耕作方式的推广，都要求扩大基本农业经济单位的规模。如节水农业推广，降低地下水水位的“井灌井排”方式（华北农民发明的防止土地盐渍化的有效方法），技术的学习和掌握，都需要根本改变农村生产单位家庭化的现实。而农村劳动力转移没有出路所以土地无法转移和集中，土地资本化和集中必定排斥大多数人的基本生存机会，人均耕地数量不足实际上也决定了“地权平均”是一个给广大农民提供基本生存保障的底线，所以基本农业生产单位的扩大，必须是平均主义的集体化方式，不能把任何一个个人排斥到这个体系之外。
二、建立在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基础之上的西方经济可能遭遇“石油崩溃”
在前资本主义时代是一个“木柴时代”，18世纪产业革命之后，促进了煤炭的大规模使用，在1870年代，煤炭约占世界能源消费的24%，此后电力开始进入社会各领域，蒸汽机和火电站的迅速发展，对煤炭的需求剧增，到20世纪初煤炭在世界能源结构中占95%，称为“煤炭时代”，完成了能源消费结构的第一次重大变革。直到1950年代末期，煤炭仍然占能源消费的1/2以上。20世纪初内燃机问世，汽车飞机制造业的兴起，各工业部门广泛采用石油为燃料的动力装置，1960年代初期石油（气）的消费量超过煤炭，世界进入“石油时代”。
石油与煤炭相比，按照单位发热量计算，其成本不到煤炭的1/3，而且石油产品燃烧的残留物少（0.05%），对环境负面影响小，燃烧条件好单位热量高。在开采成本、运输和供应价格、后处理成本等多个方面，都是低成本的优质燃料。战后的世界经济高速增长，是建立在廉价石油基础之上的“石油繁荣”。今天作为西方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标志性产品---私人汽车就是与石油繁荣紧密联系的，如果没有廉价稳定的石油供应，就没有今天西方的富裕和发达。1995年，在美国人均消费支出中，交通方面的支出为6016美元，接近占20%，考虑大房子和汽车的关系，汽车对美国个人消费的实际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说没有汽车就没有美国人均32000美元的富裕。如果汽车从美国个人消费中消失，美国的富裕和发达将无法维持。
目前在西方特别是美国，正是由一个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支撑着一个消费主义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与自然资源的矛盾是非常激烈的，而且是没有解决方案的。在消费主义视野里的无限增长战略，在有效突破物质不灭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之前，是没有希望继续下去的。这样的增长模式有可能在50年之内，引发世界经济的崩溃式的下降。
1950-1960年代是世界石油大发现时期，探明储量从104亿吨增加到720亿吨，增加6倍，1994年末达到1428亿吨，已经少于1986年趋于下滑。1940年世界石油产量达到2.6亿吨，1960年达到10亿吨，1969年突破20亿吨，1978年突破30亿吨，目前每年产量稳定在30亿吨以上。目前世界平均石油采储比为44年，天然气为65年，中东采储比最高为97年，但是世界其他地区的采储比平均不足20年，美、英、加均不足10年。目前在技术上，还看不到足以替代汽油的汽车用能源，无论是燃料电池还是酒精替代，与今天的廉价石油相比，都有巨大的经济成本差距和可供数量差距。因此作为现代消费主义的标志的汽车产业，极其有可能在50年之内发生崩溃，西方的大房子、郊区化和消费主义将无法维持，根据经济学里的“乘数理论”，世界经济将不可避免地因此陷入螺旋下降。
这种“石油崩溃”有可能在10年之内，将开始引发，可能在50年左右的时间内达到极限。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石油消费国，长期占世界石油消费的1/4，按照目前的开采速度将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美国本土的石油资源将开始枯竭，无论是美国提前减少本土石油开采，还是在开采枯竭之后再完全依赖进口石油，都将引发世界石油市场供求关系的严重失衡，导致石油价格飙升和供应紧张，对世界能源产业、石油化工、汽车、钢铁、房地产等支柱工业产生沉重打击，引发世界经济的严重振荡和下滑。19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就曾经导致西方世界陷入长期的“滞胀”（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危机最终被缓解，最后又在所谓的“知识经济”的潮流中被向外转嫁，而“石油崩溃”将不再有转嫁和缓解的理想空间。
中国应该追求稳定的长期发展战略，而避免去凑这种热闹。2000年，中国进口石油达7000万吨，石油消费突破2亿吨大关，这不是一个特别鼓舞人心的好消息。中国石油的采储比也已经不足20年。汽车进入家庭在中国是不值得鼓励的，无论如何都不能把轿车作为一个支柱产业来指望和扶持。
三、外贸依存度过高损害中国的战略安全和长远利益
从中国经济稳定发展和保持有效的经济防御态势出发，需要把外贸依存度需要降低到10%左右（按照汇率计算），即把外贸降低到一个部分急需技术和工业装备引进、短缺资源进口和产品互通有无的水平，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必须放弃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这样才能中国战略安全和稳定发展提供一个有利基础，这样才能够为中国实现最大经济规模，为工业技术进步提供一个比较有利的外部条件。
1、中国外贸依存度过高，不仅使得中国经济的相当比例受国际市场制约，而且也是中国资源外流的重要渠道，是中国环境压力增大的一个因素。发展的结果是国家、投资者和工人都无法从中获得最基本的利益。
2、中国以近乎无限的劳动力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促使世界市场上的同类产品价格急剧下降，受损害的是第三世界国家，得益的是发达国家，破坏了中国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的号召力。
3、中国的出口导向型战略，促使世界上劳动密集型产品来源和供应都极大丰富，加强了发达国家的选择，得以使用贸易倾斜作为一个政治手段来使用，干预第三世界国家的内政外交。最后连中国自己的内政，也要被人利用外贸政策进行干预。
4、中国的第三世界地位，决定了中国必须在经济上采取守势，才能够实现本民族的最大发展利益。经济守势意味着三个方面的涵义：保护中国工业和技术装备能力的成长；保护中国有限资源不会过分流出；保护环境和生态空间不被发达国家转嫁负担。最终的结果是要保护中国人口的大多数，不被边缘化能够获得基本的“丰衣足食”的机会，为民众的安居乐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作好长远安排。
5、过分依赖出口产业，使得中国经济在未来有可能遭遇西方严重的“石油崩溃”影响，在西方内部“石油崩溃”的影响，在进行资源合理调配之后，将不至于威胁人口的基本生存方面，而中国人均水平低，若遭遇这样的严重打击和西方转嫁危机，将会导致大量人口面临生存威胁。
四、金融体系改革目标应该是足以整合社会资源顺利流向生产和投资领域
中国民众勤劳节俭，储蓄率高，资本形成顺利，中国的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却长期没有成长起来，具备引导资本顺利流向生产领域的推动能力和监管功能。这是中国经济发展中一个最大的缺陷，目前改革的目标被误导为产权和企业制度方面，也是这个根本问题长期没有得到重视的根本原因。同时由于企业经营困难没有依托，给权力资本化以可乘之机，导致社会经济过程黑幕重重，民众反应强烈，影响政府形象和权威，那些主流改革理论家又从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源出发，抨击什么政府权力介入经济管制，继续误导改革的理论方向。
在中国金融改革过程中，面临一个实际困难是银行对企业具有不对等的优势地位，使得银行难以产生服务精神和强化监管的意愿。西方在地理大发现之后，美洲金银的大量流入，在欧洲造成一场“价格革命”，从那个时代开始，西方金融系统就一直长期存在着寻找合理投资渠道的问题，因此监管措施和服务精神都深化到银行经营的每一个方面。资金充裕是西方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实现顺利融合的一个基本条件。而中国的困难在于金融资本的短缺，而企业对资金的需求又非常殷切，这样的条件是不利于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融合的，在改革之后，银行更加象旧式钱庄的经营作风，就是在这种优势意识主导之下，并把优势意识反映到经营作风和经营方式上的结果。
无庸讳言，中国证券市场和房地产泡沫一样，是中国金融事业与产业进行紧密结合的一个障碍，是妨碍资金流向走正当渠道的“溃口”，是妨碍银行转变经营作风和加强监管制度的重要因素。目前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现状，实际上对企业而言并不能作为一个可以有效利用资本市场和筹资渠道；同时证券市场的存在还使得大量资金转而脱离物质生产领域，促使生产领域的资金利率急剧攀升，对中国产业成长是一个重大打击。对于金融资本而言，证券市场提供了一个流动性强，资本回报丰厚，在优势资本的主导下能够实现低风险高收益，这是对产业投资所无法相比的理想投资场所。
限制金融泡沫化和加强监管，改进银行的经营方向和服务精神，都是建立有效金融体系的重要步骤。在金融体系能够承担起整合社会资源用于发展经济之前，使用财政政策或者政府直接干预方式来调配资源进行经济建设，是一个必要的补救方式。中国财政在毛泽东时代曾经是“建设财政”，足以补充金融体系的功能性不足；但是在邓小平时代迅速变成“吃饭财政”，而且与西方的“保障财政”（西方财政支出接近一半是用于给社会保障事业拨款）相比，其受益范围又显得过于狭窄，今天继续“给公务员加工资”实际上就是强化“吃饭财政”的地位，这种方式的财政政策就要另当别论了。今天中国金融体系的缺陷和财政体系的缺陷一样十分突出，是中国企业经营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是权力作为资本深入经济过程的外部前提条件，是导致惊人腐败和国有资产流失的根本原因，这是由改革方向被误导、破坏了经济发展的整合力量之后和原有监管制度失效的结果。
五、战略产业投资与技术进步基础薄弱急待加强
战略产业的加强，不仅是国家安全和稳定的基石，也是中国关键技术进步的促进因素。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中，在美国进行战略东移和世界性人地关系紧张无法缓解的情况下，实际上已经被赋予一项事关人类未来命运的重要任务：威慑美国的种族灭绝冲动，保卫人类的和平与生存。
中国必须为世界进入长久和平作出重要贡献，在世界上作出适度发展的样板，引导全人类选择适度发展之路。如果这一任务不能达成，不仅中国民族的兴衰难测，而且美国的种族主义恶性发作将难以被有效遏止，爱恩斯坦所预言的第四次世界大战，人们将使用棍子的结果极有可能出现。这将包括两个互相关联的方面，在常规力量方面，中国如果实现了“上下同欲”的态势，那么采取国土防御战略就足以应付美国的常规威胁；在应对常规远距离打击方面，进行常规军备竞赛是不足取的，中国应该放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采取“等效核威慑”战略来应付，把核武器作为常规力量不足的平衡器来使用；在世界战略安全方面，中国必须保证一个效果：如果美国发动核战争，其本身将被有效毁灭---陷入解体或者成为拉丁美国。
此外中国应该放弃“不出头”外交，在美国进行战略东移之后，在战略上“出头”和“不出头”已经没有任何分别了，不能够给中国带来任何收益减少任何风险，相反显得软弱可欺，助长了美国进行“前出压迫”的冲动；所以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国防安全方面，进行必要的技术援助，以提高他们的自卫能力，保护他们的国民尽可能少地被英美国家恐怖主义所威胁，不仅是正当的也是必要的和可能的，对中国国家安全态势改善是利大于弊。
加强对工业技术装备能力的研究和投资，并扶持技术的产业化进程，这是中国经济内涵增长的最重要方面。但是决不可盲目地追求什么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来耗费中国的人力物力，发展的目标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和服务于中国的多数人口。
在技术进步的方向上，必须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反对两种“放卫星”论调：
1、中国通过技术竞争力的提高可以成为世界的工业中心
中国不可能成为世界工业技术的中心，因为领导世界技术潮流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是要中国成为世界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排头兵。中国人地关系紧张，必须第一个选择走适度发展之路，没有走消费主义发展道路的成功机会。
2、中国可以在垄断利润的基础上增强在世界资源分配上的地位
中国不可能通过和平经济竞争方式在世界上建立起技术优势地位，更不可能依据技术优势追求什么“高附加值”，把西方世界的中心地位排挤掉，由中国来占据世界资源分配上的优势地位。盲目追比的结果是中国丧失自己的工业技术装备能力被边缘化，最近20年的中国工业和技术发展历程，验证了“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大事不成”这个中华民族的古老智慧。
六、可持续利用的清洁能源供应增加与中国的粮食安全
我国60%的耕地在北方，按照45种矿产资源的潜在价值计算，59%的矿产资源也在北方，42%的人口和工农业生产总值也在北方，但是我国80%的水资源在南方。土地资源和水资源不匹配的现实，对农业高产稳产和人民生活提高是不利的，对工业和城市的发展也构成一个严重的限制条件，这同时也是我国水旱灾害频繁、损失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对自然资源不匹配的现实进行人工匹配，是一个无可回避的问题，已经关涉到中国工业和城市发展的后劲和粮食安全，这只有通过建设规模庞大的调水工程来解决。
西部大开发的关键在于解决西部的资源性缺水问题，只要是有水，在西部土地利用和资源开发还是具有相当大的潜力的。而且西部地区有多个走廊和盆地地带，地理和地貌条件满足水资源调入后的分水渠系建设要求，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自然条件。
1、加快水电开发增加清洁能源供应
在人均能源上，我国石油和煤炭等不可再生的矿物能源的人均占有量均很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限制。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原油储量占世界总量的2.43%（人均占世界平均的10.71%），天然气储量占1.20%（人均占世界平均的4.99%），煤炭储量占世界总量的10.97%（人均占世界平均的45.45%）。而且能源的短缺还有另外的紧迫性，如大庆油田已经连续21年产量在5000万吨以上，已经进入中后期开采阶段，而到目前为止，国内还没有发现可以替代它的大油田。水电是目前常规的能源种类中人均占有量较高的唯一种类，人均占世界平均的55.10%，如果采用季节性调蓄措施，则技术可装机容量可提高20-30%；如果和大量提水入黄方式配合，则又可以在西部闲置土地开发利用上取得突破性进展，为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的安居乐业营造一个更有利的环境和条件。所以从中华民族振兴的角度出发，也应该穷尽一切办法以充分发挥水电工程的多方面功能和作用，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和民众生活水平提高，作出尽可能多的贡献。
根据水电规划总院新公布的数据，中国大中型水电站共1360座，装机容量40483万千瓦，加上小水电合计装机容量达到4.8亿千瓦（1978-1980年普查数据是3.78亿千瓦），年发电量2.25万亿度，相当于9-10亿吨原煤的发电量，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可以支持中华民族的发展水平到一个比较高的层次。在中国人口达到16亿时，相当于人均1406度/年，相当于2000年中国人均用电量的130%。
由于水电工程投资规模巨大，建设周期长，目前投资速度不能尽如人意，根据十五规划纲要，准备在十五期间开工的水电站容量约为2000万千瓦，按照这样的平均速度，开发全部水电资源需要整整100年，在这个期间，将有相当于400-500亿吨原煤的电能白白流失，这对于人均能源资源极为短缺的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失。如果加快投资步伐，用50年左右的时间开发这些水电资源，将可以减少相当于200-300亿吨原煤的能量流失。
由于目前我国金融市场的固有缺陷，无法有效支持这样的投资事业快速发展，作为一个替代措施，成立一个“长江黄河水利开发管理局”这样的机构，通过发行债券、股票或者组织银团贷款方式，募集资金来负责长江干流、黄河干流、大渡河、雅砻江流域的梯级开发，负责提水入黄工程的建设、运行和管理。由于这个工程具有自然垄断性质，而且工程效益良好，许多社会效益如防洪、调水、水电季节性调蓄、解决黄河断流和泥沙问题，都不是单个工程决策所能够完成和替代的，也是无法用经济核算方式加以精确计量的，客观上需要这样的一个政府机构来集中考虑这样的目标，并且通过工程措施来实现各种社会目标。这样的机构无疑具有国家信誉，估计工程还款期限平均在30年左右，那么这个机构最后的总负债余额最大数额可能在15000-20000亿元之间，即使对比今天的居民存款余额7万亿，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此外其他流域的水电开发事业，由其他社会力量来解决，这样估计在50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就能够完成中国的全部水电资源的开发事业。
把水资源和水电季节调蓄结合考虑，不仅可以促进投资效益，而且可以获得加大水电投资的力度和深度的效益基础，总的社会经济效益提高，能够为提前实现开发目标、给国家进行投资方向倾斜以足够经济理由。进行多目标联合开发，完全可以力争在50年左右的时间内，全部开发水电资源。通过水库群的调蓄和联合运用，江河中下游的防洪目标也更易于实现；能够拦蓄洪水增加枯水季节的城市和农业用水供应；能够通过和季节性水电的调蓄相配合建成“提水入黄”工程，通过雅砻江和大渡河梯级提水入黄河，年提水量达到300-400亿立方米，实现大规模的西线南水北调。
2、大规模优化配置水资源以增加土地生产力和耕地面积保障粮食安全
通过大规模的水资源配置工程的兴建，可以部分改变中国土地资源与水资源不匹配的现实，使得北方的中低产田的生产力得到提高。通过向西部地区供水，可以大量增加耕地面积，逆转和遏止土地沙化的趋势。通过这样的措施的采用，可以增进中国的粮食安全。
除了上述提到的提水入黄之外，还可以通过把怒江和澜沧江的水资源北调进入金沙江，以提水或者自流方式进入黄河上游，实现水资源北调，为西部大开发奠定坚实的基础，在将来视西部开发需要，还可以把调水线路延伸到雅鲁藏布江，这样西南部水资源北调黄河的数量可以达到1000-1500亿立方米之间。中线南水北调工程和东线南水北调工程，能够为环渤海城市带和黄淮海大平原的工农业生产注入新的活力。着眼于辽河平原的北水南调工程，能够实现东北地区水资源的优化配置。新疆地区从伊犁河和额尔齐斯河的出境水内调工程，也能够为开发新疆作出新贡献。
1949年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仅仅210公斤，解放前有80%的人口长期处于饥饿状态。1978年达到317公斤，人均增长51%，而且这个增加是在人口大幅度增加，工业对农业的支持力度不足的情况下，主要通过改善基本农业生产条件实现的。今天中国的人口增长势头还在继续，但是工业特别是化肥对农业的支持作用已经接近极限，化肥使用的急剧增长，是最近20年粮食产量增长的主要因素，1998年比1978年化肥使用量增加了362%，而同期粮食总产量仅增长70%，化肥大量使用已经构成一个环境问题。
根据全国土地利用现状调查，1996年我国耕地面积为19.51亿亩，园地面积为1.50亿亩，林地为34.14亿亩，牧草地为39.91亿亩，居民点及工矿用地3.61亿亩，交通用地0.82亿亩；其余为水域和未利用土地。我国现有耕地质量不高，坡度大于25度的陡坡耕地有0.91亿亩，有水源保证和灌溉设施的耕地面积只占40%，中低产田占耕地面积的79%。我国用世界7.2%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2%的人口。我国可开发的后备土地资源不足，其中可开发为耕地的约1亿亩，且主要分布在西北和东北地区。但通过土地整理可增加耕地达0.8-1.1亿亩；工矿废弃地可增加耕地0.14亿亩。人口的相对过剩和土地资源的相对不足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人地矛盾突出。然而，我国耕地面积还在减少，1999年度，全年耕地面积净减654.9万亩，比1998年耕地净减少数增加了262.9万亩。
对中国粮食安全的保障措施，将在于对占耕地面积79%的中低产田的改造，提高土地生产力，增加灌溉面积就是一个最有效的可持续方式。今天就是依靠40%的灌溉耕地，提供中国70%的粮食。同时在水资源配置工程建设基础上，可以实现对西部地区闲置土地的有效开发使用，增加耕地的后备资源。
在关键地区要能够实现粮食稳产，特别是黄淮海大平原的农业稳产，对中国粮食安全影响甚大。1995年，黄淮海地区耕地面积3.1亿亩，占全国耕地面积的22%，生产了全国粮食的28%，棉花41%，油料24%，水果32%。但是黄淮海平原是历史上水旱灾害极为频繁和严重的地区，而且经常出现连续多年的特大旱灾。根据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多年观测数据，淮河流域和海滦河流域的降雨量，在最大四个月之内达全年降雨量的80-90%，即便是和中国季风气候里其他地区相比，降雨量的季节分配也显得过于集中，所以一年之内往往还有涝有旱。目前中国每年接近一半的受旱面积集中在黄淮海地区，30%的水灾受灾面积集中在淮河中游地区。在中国历史上，元末、明末的黄淮海特大旱灾，就曾经对改朝换代的农民起义，起到了极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明末崇祯十三年的特大旱灾，就使得李自成起义由低潮转为高潮（本来李自成已经失利进入商洛山区打游击），起到了催化放大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1959-1962年的连续四年发生在黄淮海平原的特大旱灾，就曾经给全国民众带来深刻的痛苦记忆。可以这么说，黄淮海平原的农业生产条件的稳定，特别是具有抗连续旱灾能力，对中国粮食安全而言是一个关键点，要实现这个目标，只有进行大规模的南水北调才能达成。
同时水资源配置工程的兴建，对在短期内拉动中国经济的成长具有很大的积极作用。修筑水坝和输水工程的投资物料，主要是钢材、建材和水泥，都正是中国工业的长线产品。工程实施过程中的人力劳动结合投入，在过剩的劳动力种增加就业，也是具有非常大的帮助的。在工程完工后，土地生产力的增加，城市工业发展摆脱水资源短缺的制约，则对经济发展具有长期的正面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