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在最近的几十年之内，人们才认识到大自然对中华民族的挑战有多么严峻。我们的列祖列宗经历的艰难困苦是多么沉重。中华民族生息的这一片土地，由于印度板块的楔入导致青藏高原隆起，这对于中华民族基本生存条件的影响有多么强烈。母亲河黄河对中华民族的馈赠有多么丰厚，同时对中华民族的考验有多么严峻。
但是今天我们仍然没有任何可以松懈的理由，“战天斗地”仍然是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一项极为突出的长期任务，中国人若希望生活得富裕一些，必须突破由于青藏高原的隆起这一自然强加给我们的不利限制，而且这个不利限制好象还在进一步的发展之中。“西电东送”“北煤南运”“南水北调”就是中华民族为了克服自然的制约，所必须兴建的庞大资源配置工程，目的就是要解决自然资源与人口重心分布不匹配、水资源和土地资源不匹配的问题。
直到今天为止，人类仍然主要集居在大自然安排的、比较容易生存的地域之内，仍然是大自然的孩子。“人定胜天”只是我们的祖先，为了激励子孙后代在不利自然条件下，勤奋努力自强不息的一个口号。从根本上讲，不仅人们相互之间要相互协调，而且人类也必须与自然和谐相处。正是由于大自然对中华民族的严峻考验，中华民族的祖先创造了不朽的文化，在东西方各文明中，只有中华文明能够在“人与人的相互协调”和“人与自然相互协调”上创造光辉业绩，也可以预料：只有中华文明能够烛照人类未来的希望之路。
我们今天除了要加倍努力克服自然的不利因素争取小康以外，还必须准备在世界各民族中，第一个起来自觉克制消费主义，与自然和谐相处；同时还要克服精英主义，努力协调好人与人的关系。尽早放弃“赶超战略”采用“适度发展”战略，中国精英主义者首先要放弃无限膨胀的私欲，不是“私家车”而是“拖拉机”应该成为我国的支柱产业。不是所谓现代化的城市和极端舒适的生活条件应该成为我们孜孜以求的目标，而是要在建设和运行规模庞大的改造自然的工程方面付出我们的艰苦努力。
古人说“非知之难也、实志之难也”，认识这一点没有多大困难，但是要接受这一点确实需要一点点“志气”。需要放弃现代化和富裕发达那样不切实际的白日梦，要有长期艰苦努力的心理准备，才能实现真正的“全民小康”，而不是那种“牛算马力机械化”的小康。
一、中华民族是如何应付自然挑战的
今天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的列祖列宗是世界所有民族中最优秀的，因为他们经受了大自然最多最严峻的考验，而且他们团结一致齐心协力，不仅经受住大自然的严峻挑战，而且是唯一能够应付游牧民族的迁徙压力，在世界所有民族中唯一能够把中华民族先民时代的宝贵思想遗产保留下来，这一遗产将会而且也必然对全人类的未来作出贡献。
至少在秦朝建立的时候起，中国国家政治就已经形成了以“安全”和“民生”两大公共政策目标为基础的完善制度体系，只有这样的国家体制才能够集中整个中华民族的力量，勉强应付自然的严峻挑战和游牧民族的迁徙压力。而西方形成真正具有公共政策目标为基础的现代国家，在英国还是女皇与商人共同投资海盗生意以后的事，在德国则是在铁血宰相俾斯麦以后的事。
在古代由于生产技术落后，交通和通信困难，如果没有全民族的广泛自觉和律己精神，整个社会维持比较高的道德水准和主动协调，维持如此庞大的统一国家，在技术和成本方面的困难将是不可想象的。如果象西方人那样放任丛林法则起作用，广泛建立起奴隶制和封建制，恐怕中国人会最终和西方人一样无法完成民族融合，从而无法集中足够的人力物力，以应付游牧民族的压力和自然的挑战。秦汉时期匈奴“控弦之士常三十余万”，这样的力量足以横扫欧洲和中近东，但是却在团结自强的中华民族之前却无所作为，被阻隔在长城的另一边，最后在长达200余年的持久战中被拖跨，最后只好远赴欧洲而且刚好来得及为罗马帝国送终。
青藏高原隆起强烈地改变了大气环流，中国的大西北地区从此在干旱的内陆西风气流的控制之下，降雨减少而蒸发量却上升，所以生物生存条件逐步丧失，地表裸露成为巨大的风蚀区，千百万年来在西风的输送下，面积达27万平方公里的黄土高原终于形成。在暴雨的冲刷下，黄土进入黄河干支流，黄河又进行接力输送，河套平原、汾渭谷地和黄淮海平原就是这样形成的。这些地区不仅成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而且直到今天，黄淮海平原就仍然养育着中华民族1/5的人口。
我们接受了母亲河的丰厚馈赠，但是直到今天我们也仍然没有完全通过母亲河的严格考验，中华民族未来的道路仍然一样光荣而曲折。在过去悠久的岁月长河里，虽然有东汉的“王景治河”，名代潘季驯“束水攻沙”，但是这样的努力只是被动和间断进行的。从来没有象毛泽东时代那样系统全面地迎接大自然的挑战，而且是采取一种全面反攻的主动态势，毛泽东时代三十年对大自然严峻挑战的应战成果，远远超过了几千年的总和。在解放前的50年中，位于大江大河中下游的所有大城市，如天津、武汉、南京、广州都曾经被淹过，而解放后50年中这些城市都没有被淹过，其中武汉市还经受住了1954年长江“百年一遇特大洪水”的考验。
毛泽东对大自然和黄河的体认极为深刻，发出“战天斗地”的号召，是近代中国唯一能够承接列祖列宗的遗志的志士，称得上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后毛泽东时代的邓小平试图走捷径，绕开这一难题，经过二十年来工业化一边倒战略的实施结果看，“剑走偏锋”“出怪招、走捷径”被事实证明是没有出路的，这一自然的考验已经为事实所证明是无法绕过去的。如果用一千年一万年这样的时间尺度来衡量，毛泽东时代的成就和道路，无疑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特别是在应对母亲河黄河的考验上，成功取得了决定性的第一步，在公元前602年到1938年2540年间，黄河共有1543年发生决口，平均每5年就有3年要决口，解放后50年黄河没有决过一次口，同比相当于减少了30次决口。在三门峡水库和小浪底水库投入使用以后，黄河下游防洪标准已经提高到千年一遇，再考虑到三门峡水库的巨大超蓄库容（接近260亿立方米），黄河已经是永远不可能溃口或者改道了，除非出自人们的刻意安排。
二、青藏高原对中国成矿条件和矿产资源分布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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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矿条件和地形条件
中国人均资源少，地区差异大，地质时期由于青藏高原的强烈隆起，导致成矿条件不好。贫矿多富矿少，共生伴生矿多单一矿少。今天中国不仅人均矿产资源少，而且开发利用的技术也复杂，成本也相应地高居不下。
中国地形呈三级阶梯状，交通阻隔大开发成本高，唯一的有利之处是因此水能蕴藏量大，但是开发成本不低。
2、矿产资源与人口重心分布严重脱离
我国江南地区在行星风系上属于副热带高压带，一般而言应该是干旱荒漠景观。但是由于地质历史时期青藏高原的强烈隆起，改变了大气环流，原来雨量丰沛的北方地区因此变冷变干，南方变得湿润适合于农业，因此导致我国的人口重心，与地质时期形成的矿产资源分布严重脱离。所以我国煤炭资源的2/3，分布在今天生长牧草都有困难的晋陕内蒙交界地区，而消费地则集中在千里以外的南方人口密集区域。
能源运输困难和成本问题，是一个长期的制约因素。大秦铁路是我国北煤南运的主要通道之一，经过电气化改造以后，年运力仍然不到1亿吨。第二条北煤南运的铁路通道“朔黄铁路”又在规划之中。
北煤南运和西电东送、西气东输之所以不可避免，就是因为资源分布与人口分布脱节造成的。看来中华民族未来仍然必须象我们的祖先那样，凝集全民族的力量，修建长城和大运河那样巨大的公共工程，来推进民族生存条件的共同和适度的改善。任何想要偷懒的想法都是行不通的，任何想要在中国实现欧美日那样富裕发达的想法都是没有根据的。
三、河道自然平衡功能被自然破坏造成土地利用成本和风险高企
在天然条件下，河道具有自我平衡功能，即河流能够在流域区内和下游的冲积平原上，能够在长时间之后形成合理的比降和集流条件，最终河流能够比较好地实现洪水汇集和宣泄。由于黄河的多沙特性，长江中下游的断陷盆地，主要江河的冲积平原的自然平衡大部分遭受自然本身的破坏，洪涝灾害严重并且防护成本高企，这已经影响到中国的整体农业条件和多数人口的基本生存条件。
根据“多维回旋说”，长江中游的洞庭湖断陷盆地和鄱阳湖断陷盆地，也与青藏高原隆起有关。而黄河之所以为“黄”，就是跟黄土高原形成分不开，而黄土高原的形成与西风控制大西北有关，而西风控制大西北，就是由于青藏高原隆起造成的。
1、黄河对黄淮海平原的影响
由于黄河在地质历史时期的输沙量就高达10亿吨，所以黄河的造陆功能极强，黄淮海平原就是黄河从原来的大海湾中堆积而成。这在一个方面对中华民族而言，是一个丰厚的馈赠，但是另一方面又是最严峻的挑战。在进入人类历史时期以后，黄河下游仍然是一条以“善淤、善决、善徙”著称的不稳定河流，黄河的频繁改道和决口，不仅给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而且严重破坏了海河和淮河自然水系的自我平衡功能。
解放前海河水系在天津附近集中入海，形成所谓的“九龙入海”态势，这其实就是黄河淤塞了河道入海口所造成的。这给海河水系的安全行洪带来了严重的困难，解放后重新开挖了八条新的入海通道，并整修了五十多条骨干河道；同时新修水库的总库容，达到海河水系年径流量的110%，比较有效地化水害为水利，经过这样的艰苦努力，才在海河流域局部，在相当程度上解决了黄河带来的挑战。
淮河下游遭到黄河1194年改道后的潴塞，在治淮50年后，开挖了新沭河、新圻河并开通苏北入海通道以后，出水条件仍然不好，今天淮河出水仍然不畅。淮河中游的安徽仍然是中国最严重的水灾多发区，平均年水灾受灾面积占全国的30%。
而从1991年华东大水灾的实际情况看，淮河的出水问题不是单纯的河道问题，而是因为淮河平原主要是外来泥沙堆积而成“寄生平原”。寄生平原由于没有自然河道自身平衡过程的作用效果，所以不能形成自然合理的河道比降，自然水系也相应不发育，河流集流条件不好。象淮河平原这样的洪水威胁问题，实际上使用通常的防洪技术和工程措施已经无法解决，除了承担一定概率的风险之外别无出路。
考虑到这样的洪水风险是由于中华民族人口与土地资源的矛盾造成的，所以应该全民族来共同承担洪水风险。国家对当地民众的住房建设应该提供特别帮助，使住房能够抵御一定程度的洪水风险（如100年一遇）而没有跨塌的风险，而且房屋基础应该在一个设定的海拔高度以上。而在常遇风险下，国家应该建立特别的救济制度，俾能够在洪水灾情严重时，及时向当地颗粒无收的农民提供口粮和种子等。
2、长江河道自然平衡的自然破坏
长江中游有洞庭湖和鄱阳湖两个断陷盆地，这两个盆地也破坏了河流的自然平衡过程，导致长江泥沙长期堆积只能补偿地面下降，不能建立合理的平原比降和河道比降，导致长江洪水威胁大防洪成本高。而从宜昌以下至出海口河道长达1900公里，河道平均比降仅四万分之一，而且各条支流的流量50%以上集中在主汛期3个月内，往往在洪水季节出水不畅，水位急剧上升，给中下游两岸带来非常大的洪水威胁。
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海拔高度普遍不到30米（吴淞口高程），而长江中下游平原总面积16万平方公里，根据1931年洪水淹没线估计，在40-50年一遇洪水淹没线以下的平原面积，就有11万平方公里之多，武汉市南京市主平面均在此淹没线以下。
河道自然平衡过程被自然破坏的严重结果，经过毛泽东时代三十年的艰苦努力，长江堤防完成了40亿立方米的土石方工程量（比较：长城1.1亿立方米、中线南水北调工程6亿立方米），但是到今天也仍然没有能够根本解决长江防汛问题。即使在三峡工程完工以后，也仍然不能根除长江水患。
四、水资源与土地资源不匹配
中国适合垦殖利用的耕地资源多数在北方，但是北方水资源紧张，严重制约了农业的发展。东北平原和华北平原都存在严重的资源性缺水问题，特别是辽河平原和黄淮海平原。而水资源丰富的西南地区为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的过渡地带，山高谷深坡陡，水土流失严重，开发利用困难，甚至在南方还由于季节性降雨不均，导致工程性缺水。即地理上通称的“三江水富、四河短缺”三江是长江、珠江和雅鲁藏布江，四河流域是指黄淮海平原和辽河平原。
目前中国干旱集中的区域是：辽河平原、黄淮海平原、黄土高原、川东和川北山地，云贵高原至湛江一线，集中每年农田受旱面积的70%。除辽河平原以外，其他地区的地形地貌都是由青藏高原隆起所直接带来的。
着眼于黄淮海平原的南水北调，着眼于辽河平原的北水南调（“十五”纲要中提到的尼尔基水库就是北水南调的源头工程），之所以不可避免，就是因为中国水资源和土地资源不匹配所引致的。
五、季风气候及气候恶化趋势
1、季风气候的现实
中国大陆在季风气候的控制之下，降雨量非常集中，特别是北方地区降雨量年际变化大，这种特点往往带来严重的水旱灾害。
在我国南方，各条江河50%的年径流量往往集中在主汛期的三个月内，洪水峰高量大历时长，加上水热同季，往往给农业生产带来极大的破坏和损失。从全国降雨量分配而言，长江流域的秋雨和冬雨比较多，降雨量在年内分配相对比较均匀，其他各河流的径流量分布更加集中。
下面以长江各支流为例，说明我国水系的特点。鄱阳湖水系的赣信修抚饶五水的主汛期是4-6月，在三个月内的径流量占全年径流量的51.4%-57.3%；洞庭湖水系的资水和湘江主汛期是4-6月，流量占全年径流量的46.4%和52%；澧水和沅水的主汛期是5-7月，流量占全年径流量的50.6%和49.8%；汉水的主汛期是7-9月，流量占46.6%，金沙江屏山7-9月流量占53.8%，岷江高场站7-9月流量占52.1%，沱江李家湾7-9月流量占63.1%，嘉陵江北碚站7-9月流量占56.3%，乌江武隆站5-7月流量占46.2%，清江长阳站5-7月流量占46.6%。以上只是在正常的多数年份的径流量状况，长江自下游到上游各支流依次进入主汛期，长江宣泄能力虽然不足，但是由于各条支流的主汛期相互错开，在正常年份尚不至于出现大的问题，但是这并不是必然的规律。二十世纪的三大洪水年份---1931、1954、1998年都是上中下游主汛期重合，发生了所谓的“全流域洪水”。
长江三峡工程需要防范的洪水主要来自金沙江、岷江和嘉陵江，如果取消三峡工程的防洪功能，水库完全按照发电要求运用不进行防洪调度，则三峡工程的年发电量就不是847亿度而是1200亿度左右，增加比例接近50%，从这个案例中也可以看到季风气候和降雨量集中的成本有多高。
2、不可逆转的气候恶化还在继续？
可能是由于青藏高原的持续上升，导致我国气候持续恶化。在过去2000年的历史中，我国气候发生两次明显的“变干变冷”过程，第一次发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第二次发生在南宋末年。正是由于这两次气候变迁，再加上社会战乱的诱因，中国社会发生大规模的人口南下和东移，使得中国的人口重心，越来越脱离矿产资源和土地资源的分布重心。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中国气候又出现明显的“南涝北旱”，新疆的年降雨量有明显增加，北方的干旱在加剧，而同时南方的降雨量更为集中，九十年代的水灾程度和风险都在加大，这一切都指向“西风活动加剧，季风气候强化”的事实，特别是2000年北方特大沙尘暴，更让人们看见了西风活动加强的威力。
人们今天已经肯定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强烈隆起，导致中国北方的荒漠化，而中国南方比较湿润不存在“回归线荒漠化”现象，也是因为青藏高原改变了东亚的大气环流所致。青藏高原到今天仍然在上升，青藏高原上升曾经对气候造成的巨大影响还是否会继续下去？这一现象和过去2000年的两次气候变化是什么关系？对当前和以后的影响又将如何？过去起作用的规律还是否继续起作用？尤其重要的是：青藏高原隆起对气候的影响，是直线发展的？还是经过积累一段时间之后呈“阶跃型”变迁？
公元280-480年第一次气候恶化，与13世纪中叶的第二次气候恶化的时间间隔近800年，而第二次气候恶化至今也是接近800年，这一次西风活动加强是由于自然循环，还是不可逆转的气候变迁，目前还没有定论。但是根据1958年后20多年对青藏高原的精密测量结果，高原还在继续上升，上升最快的喜马拉雅山北坡，年上升达10毫米之多。是否由于高原上升的积累效果，在一定时间之后就会促进大气环流的同样变化，导致气候产生与前两次气候恶化一样不可逆转的变化，这种可能性明显是不能忽视的。也许我们的地理气候专家需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800年的青藏高原累计上升的结果，将对中国气候产生何种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