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半月以来，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遇到了他执政3年半以来最艰难的时刻。他在一次学术会议上的发言称，男女天生有别，是导致女性在科学与工程领域难以像男性那样作出突出成就的原因之一。
此话一出，在美国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和强烈反弹，虽然萨默斯不乏支持者，但学术界的强烈谴责之声不绝于耳，再经过全美各大媒体跟进后，萨默斯已经难以招架。这位以心直口快、口无遮拦同时态度强硬、坚持己见而著称的铁碗人物，也不得不数次公开道歉，不断与哈佛的教工、学生座谈，当面诚恳致歉表示认错。但众人依旧不依不饶。很快，人们开始检视他执政以来针对女性与少数族裔的方针政策等，要求他下台的呼声也是一浪高过一浪。
那么，此次事件的前因后果是什么？这位世界最高学府的校长究竟在什么场合、什么语境下说了什么？怎么会引发如此声势浩大的口笔诛伐？萨默斯及其支持者与反对者双方争论的焦点在哪里？为什么会引发如此大的争论？这场争论的意义又何在？
学术会议上，萨默斯轻言“女人天生不如男”
2005年1月14日，美国经济研究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以下简称NBER）在麻省的坎布里奇召开了一次学术会议，此次会议的主题是：“科学与工程人员的多样化：妇女、未被充分代表的少数族裔及其在麻省科学与工程领域的职业”。其中的议题之一，就是为什么女性在科学等领域的高级专家人数较少。此次会议的与会者50余人。哈佛大学校长、著名的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作为主题发言人应邀作了主题演讲。
萨默斯在会议上的发言可谓长篇大论，但集中谈到的问题是，在美国顶尖大学中，在理工学科尤其是科学与工程领域方面，女性教授所以奇缺有三大原因：一是女性很少愿意每周工作八十个小时；二是研究数据表明，男性和女性的智力分布不同。而这一不同，可能与基因有关，即天生如此。三是社会上可能有的性别歧视。而在这三个原因之中，他更倾向于第二个原因，即女人天生不如男人。
正是他这个论点，成为了众人谴责的焦点。
哈佛内外，谴责和抗议此起彼伏
参加NBER会议的女科学家、麻省理工学院生物学教授南茜·霍普金斯闻听此言，当场关闭手提电脑，穿上外衣，扬长而去，以示抗议。后来她对记者说：“如果不走，我不是被气晕过去，就是会当场吐出来。”
如果说南茜·霍普金斯教授的离席抗议，没能让萨默斯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那么，后来事态的发展，恐怕就大大出乎萨默斯的意料了。
随后人们对萨默斯的批评可谓铺天盖地。他接到了无数的抗议电话和电子邮件。
“全美妇女组织”（NOW）就在萨默斯发表言论的第四天，1月20日，即发表了要求萨默斯辞去哈佛大学校长的公开信。
该组织主席基姆·甘迪说，萨默斯的言论绝不仅仅是其个人性别歧视的例子，它诠释了自萨默斯担任哈佛校长以来女性不被完全接受与无法得到终身教职的真正原因。据报导，四年来，拿到哈佛终身教职的女性数目大幅度下降，仅以文理学院为例，在其2004年授予的32个终身教职中，女性只占4席。基姆说，“仅有道歉是不够的，萨默斯必须下台，这样哈佛才能掀开新的篇章。”
经过媒体的跟进报道，人们虽然知道了萨默斯的主要观点，却并不了解他在会上究竟说了些什么。所以人们开始要求萨默斯公开其发言的全部内容。但这一要求遭到了萨默斯的拒绝。他虽然公开检讨、数次道歉，但不同意公开其讲话内容。
然而，处于声讨处境的萨默斯，很快就无法抵制这种要求了。
2月15日，萨默斯参加了一个大约有250位教师参加的见面会。据报载，此次会议场面紧张。在会议中，许多教授说，萨默斯有责任公开他的发言内容以“消除误解”。
终于，随着事态的不断发展，在师生的进一步强烈要求下，在抵抗了大约1个月后的2月18日，萨默斯不得不公开了其在NBER学术会议上的演讲的文字稿及其会后与记者的谈话内容。但他依旧在声明中说，他并不情愿公开这个文字稿，但既然教工一致要求，同时也希望为他所任命的两个委员会展开女性问题的调查工作提供帮助，所以他才决定公开。
一切都摊开在了阳光之下。萨默斯不得不面对人们更多的批评和指责。
2月22日，哈佛教授特别会议举行。在会议上，人们不仅对他提出了严厉批评，指责他对女性科技能力所作的评论，更质疑他是否具备领导哈佛的能力。
3月2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以《沉重的教训》为题，对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做了特别报道。报道中说，在上周的一次聚会上，萨默斯向在场的约500位教师表态说，“我将与你们一起，在我的工作中致力于开创新的篇章。”但教师们依旧不买帐，他们并不愿意就此宽恕萨默斯。文理学院的全体教师在商议，拟在3月中旬对萨默斯进行信任投票。
哈佛校园无小事。
对萨默斯言论的批评从一开始就越出了哈佛校园。普林斯顿大学校长、斯坦福大学校长、麻省理工学院院长全部发表声明批评萨默斯的言论。而耶鲁大学的研究生因为校长理查德·列文未及时就萨默斯事件进行表态，在耶鲁校园内组织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以示抗议。
数次道歉，萨默斯在论战旋涡中挣扎
事实上，萨默斯从1月14日发表演讲后，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就因为受到人们的猛烈抨击而不得不数次表示道歉。
哈佛网站于1月19日晚些时候，公布了萨默斯的一封致歉信：“我深深地为我的言论造成的影响感到懊悔，为我没有仔细考虑（后果）而道歉。”
而在此之前，萨默斯已经连续发表了三份致歉声明，坚持说自己的言论被曲解了。他表示，并非认可和赞成这一观点，只是想说明有研究显示了可能存在着这样的差异。在第三份、也是最为诚恳的一封致歉声明中，萨默斯说：“我错误地用那样的方式说话，无意地发出了错误的信号，让有才能的女性感到受挫。”
面对如潮的批评，萨默斯一再辩解说，他并不相信“女人缺乏在科学和工程等高层次领域取得成就的能力”。他强调说，当他在那次会议做如是说的时候，他提供的是建立在他人研究基础上的一些引起争议的假设，并非他个人的观点。
但哈佛的教授们却不认同他这种解释。他们说，作为一所世界知名大学的校长，就不能像一位独立的研究者那样，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哈佛文理学院的妇女常务委员会在一封信中说到：“很显然，一所大学的校长向来不能如个人那样完全按照自己的思路去说话，特别是当这样的大学是哈佛这样的学校的时候，而摆在桌面上的事件又如此令人高度关注的时候，就更是如此了。”
而在哈佛校内，学生的抗议之声更是不绝于耳，示威游行不断。许多学生在游行中打出了十分醒目的标牌：拉利（劳伦斯的昵称）必须下台！
而哈佛各院系也在想方设法纷纷安抚女学生。哈佛物理系主任（男）寄给本系女生一封信。信中说，她们的才能会一如既往地得到系里的赞赏。
举步维艰，萨默斯获得哈佛董事会的坚挺
事实上，萨默斯不乏支持者，无论是支持其学术观点还是同情其遭遇者。
2月27日美联社发表文章说，有专家支持劳伦斯·萨默斯的观点。文章说，某些熟知男女大脑差别的业内学者相信，萨默斯的观点是有价值的。据美国加州大学洛杉叽分校医学院儿科学系的心理学教授理查德·海尔说，“在相关的研究圈内，有关这个问题的争论就没这么激烈了。因为有太多太多的研究表明，男女大脑是有差别的。”
也有人为萨默斯面临的遭遇而忿忿不平。哈佛心理学教授史蒂文·品克说，“他已经至少道歉6次了，而且还任命了两个委员会去调查妇女问题。抗议的人们已经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一切，就差萨默斯的脑袋了。”
更重要的是，萨默斯得到了哈佛董事会的强力支持。就在2月18日萨默斯的演讲文字稿公布的同时，哈佛董事会也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坚挺萨默斯。董事会的支持，对坚决不辞职的萨默斯来说意义重大，因为只有董事会才能解雇他。
突起波澜，萨默斯获得教师“不信任”投票
然而，风云突变、世事难料。
当哈佛文理学院在2月底3月初说要在3月中旬进行信任投票时，并没有多少人认为他们会真的这么做，即便是这么做了，那也只是象征性地投票，没有人会觉得所谓“不信任”投票会获得通过。那时，《哈佛校报》曾经向683位教师做了一次民意调查，调查显示在273位回复者种，有38%的教师表示，他们要投“不信任”票。而12%尚未决定。
而到了3月16日，哈佛文理学院大约有400余位教师进行了投票，最终结果是以218：185，通过了对萨默斯领导哈佛的“缺乏信任”的动议。
尽管文理学院的这一投票结果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意义，并不会导致萨默斯就此去职，但它所带来的影响无疑很大。因为，在哈佛近400年的历史上，这样的投票及其结果都是史无前例的。
投票后，哈佛文理学院的人类学、非洲与非裔美国学研究教授J. 罗兰德·马特里说，“这显示了哈佛教师对萨默斯校长缺乏信任的一种强烈共鸣，因此他应该辞职。此时此刻，对萨默斯来说，没有比辞职更好的选择了。”
而萨默斯则表示，“正如我对教师们所说过的那样，在近几个月里，我已经竭尽全力在倾听所有的意见和建议，从中吸取教训，然后向前看。这就是我现在要做的。”
应该说，萨默斯事件还在发展之中。哈佛是否会向这位校长关闭她的大门，尚需拭目以待。
论战事出有因：个人、学术与政治正确
一个让人似乎不解的问题是：为什么萨默斯事件会在崇尚言论自由的美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换句话说，为什么批评者对萨默斯不依不饶？
首先，是萨默斯个人的原因。这位本科毕业于MIT，后在哈佛获得博士学位并且成为哈佛历史上最年轻的终身教授者，无论在学术还是仕途上都可谓一帆风顺。但其直言不讳、口无遮拦的个性也使其不断陷入争论的中心地位。他最为人诟病的是，就在他2002年出任哈佛校长不久，就因与著名的黑人教授康乃尔·威斯特发生争吵而备受关注。威斯特因此弃哈佛而改投普林斯顿大学门下。而威斯特的转换门庭，导致哈佛失去了在非裔美国学研究方面的优势地位。人们把这一事件的责任，几乎都归咎于萨默斯的保守思想。
其次，是学术上的原因。事实上，学术界近年来对“男女之别问题”一直有“出乎自然还是后天培养之争”。一方相信，男女在智能方面是完全平等的，社会压力和社会歧视都远远大于男女之间的生物差异，而正是社会的压力和歧视使女性失去了追求科学和工程的信心。另一方则相信，男女之间的生物性差异，真的可以解释（至少一部分）“妇女为什么在工程与其它科学领域中人数较少”的原因。但在此问题上，因为双方分歧太大，所以几乎从来不讨论这个问题。而萨默斯的演讲其实恰恰是点燃了这样一个火炮的引线。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历史文化的原因。“政治正确”的概念在欧美学界和大众生活中已经有长达四十年的历史。但它真正深入人心，流行于大学校园又走出大学校园则是1990年代的事了。这一概念是判断一个人——无论他/她是一位作家还是艺术家抑或大学校长或是教授——的社会立场的基本价值尺度。说白了，它是美国人在“人人生而平等”的基本理念下，反对一切“歧视”现象——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少数族裔受到不公正待遇等——的社会原则，就日程生活而言，它们是禁止歧视弱势群体的语言禁忌。因此，人人都避免去犯类似的“政治错误”。而萨默斯此次显然是有意无意踏入了这个“禁区”。
萨默斯事件的意义
无论此次事件最终会以何种方式解决，它已经远远超出了萨默斯个人的范畴，这是不争的事实。甚至它也超越了哈佛的校园。
比如，人们在争论中就涉及到了一个问题：应该如何在美国当大学校长。现在的大学校长们都面临着各式各样的挑战。一方面，他们要使大学的各个组成部分——学生、校友、董事还有教师——都满意，另一方面，他们还必须满足主要投资人的商业要求。那么，在这样的情形下，他们究竟应该怎样去保持自己的锋芒与独立？他们是要领导一所大学还是简单地管理一所大学不同的部门？校长们还能不能就当下的重大问题自由地发言？
美国高等教育研究者说，近30年来，大学校长已经变得非常被动、而且沉默寡言。他们很怀念哈佛历史上的一些校长，詹姆斯·科南特即是其中的一位。他在1933-1953年期间，在位哈佛校长达20年之久。当时，他坚持要把精英式的大学教育面向所有有才能者。他的这一番主张，在校内外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但他坚持己见这么做了。
而今天的校长们则恰恰相反，正如肯塔基大学的教育政策研究教授、《美国高等教育史》的作者约翰·泰林所说，大家都“小心谨慎，通常对学校所发生的一切都不表现出特殊的兴趣。”奥博林学院前院长弗莱德里克·斯塔尔说，“也许，劳伦斯·萨默斯渴望成为一名领袖，而在我们的文化中，它需要的是一位经理，而且还是一位家长式的经理。”
那么，哈佛需要什么样的领导者呢？或许伊夫林·哈蒙德这位研究科学史、非洲史、非裔美国史教授的话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她说，她心目中的校长，“应该与教师密切合作、倾听不同的声音、尊重各种观点”。
这不仅是美国学者心目中理想的大学校长，也是所有学者心目中理想的大学校长。无论有多少批评和争论的声音，人们共同的心愿是：
每位校长，哪怕是像萨默斯这样意志坚定的校长，都要认真聆听。
附录（1）：萨默斯言论摘编
以下摘译的是萨默斯在NBER学术会议上的讲话选段。
今天，我不以官方的身份来发言，也不为了宣传差异性的重要目标而利用此次会议展示我们在哈佛所作的诸多事情。你们讨论的问题涉及到方方面面，在我看来，从全国的角度来看它们都非常重要。我先限定一下自己，只讨论差异性问题的一部分，或是限定在我们讨论所面临的“挑战”这个问题上，即：在全美顶尖大学和研究机构中，女性在科学与工程领域获得终身职务的问题。所以关心这个问题，并非因为这是最重要的问题或是最有趣的问题，而是因为它是诸多问题中让我下工夫认真思考过的唯一问题。还需要声明在先的是，我要采用一种完全是正面的而非合乎规范的研究方法，仅只是想思考一下和提供某些假说，进而探讨一下：我们为什么会这样而不是那样去看待问题，为什么没有通过某种判断性的意向去观察问题，而这种判断性的意向显然与我们所谈论的平等问题的共同目标密切相关。
有三种很宽泛的假说。我将逐一解释，然后再讨论它们的重要性何在。第一个假说是“高强度的工作”；第二个我称之为“在高科技领域上能力有差异”；第三个是“不同的社会化与各种歧视”的假说。而我认为，上述三个假说的重要性可能已经精确地体现在了这样的排序之上。
我们来把问题扩大一点，不要仅限于科学与工程领域，这样有助于我们讨论问题。……20或是25年前，本领域中，女性在研究院中的人数有了大幅度的提高。那么，现在这批女性目前的年龄应该在40、45到50岁之间。如果你今天去看看高水平的科学家的话，那男女之间的比例就不仅不是一半对一半，甚至连当初曾经有的三分之一的比例也没有了，而那时法学院有三分之一的女性呢。而现在居于最高学术地位的少数几位女性不是未婚就是没有孩子。这就是目前的现实状况，而在几乎所有高强度的职业当中，大体如此。高强度的工作需要一个人长时间在办公室工作，时间安排要灵活多变，需要一个人不断地付出努力，日复一日，也就是说，心思总是在工作问题上面，哪怕要作的工作还没开始做呢，就得老想着。从历史上看，准备要为社会做出一定贡献的已婚男性要比已婚女性的比例高，这是我们社会中的一个事实。……换种说法吧，有多少25岁左右的年轻女性会决定从事一周需要工作80小时的工作，再看看又有多少年轻男性愿意一周工作80小时的，然后再看看这期间的差别吧。
第二个我认为人们需要认识的问题，也是我现在竭力要回答的问题，即为什么在科学与工程领域男女格局有所不同？相对于其它研究领域，为什么女性在科学与工程领域要比男性人数为少却问题更多？我想寻求这两者的答案。而这个问题，我认为，你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然后去考察一个相对来说很简单的假说。有个事实有目共睹：人类各自的特征是不同的：身高、体重、犯罪倾向、总的智商、数学能力、科学能力——这里有相对很清晰的证据表明，无论采用什么方法——当然方法可以争论——在这里有一种标准性的偏差，而在男性群体和女性群体间存在着变异性。而标准性偏差中哪怕是细小的差异，都会导致最后实质性上很大的差异。如果我所看到的研究数据没错的话，那么，男女群体之间的变异性存在着系统性的差异。所以，我感到，这真是一种不幸的真实，即从高强度工作的假说与（男女）不同的差异这两方面来看，或许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上述（女性在科学与工程领域人数较男性为少）的问题。
第三个假说是人被社会化的问题。有些小姑娘在社会的影响下从事护理专业，而有些小伙子则在社会的影响下去建大桥。毫无疑问这其中有真实的成分，但我不愿过多的把问题的症结归结于这样的假说。最引发争议的问题也是最难判断的问题是：性别歧视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有目共睹的性别歧视又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呢？
所以，我最大的猜想是，在当前问题的背后，隐藏的突出现象是，在人们正当的家庭要求与雇主对高强度与高密度工作的当下需求之间，存在着一般性冲突，而在特殊的科学与工程领域中，存在着内在的能力问题，特别是能力的变异性问题，而上述考虑又因社会化与持续不断的歧视等这些事实上的次要因素所加强了。
总结一下吧，以上我的猜想都是在阅读了大量文献、在与人交流之后所得出的结论。可能全都是错的。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我能促使诸位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并且引发人们拿出各种与我的说法完全相反的证据，那我的目的就达到了。但我认为，我们现在都需要努力地去思考怎样才能解决这些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太重要了，不允许我们只是感伤地去看待它们，需要我们尽可能使用更严谨与更谨慎的方法去思考它们。这也是我认为像今天这样的学术会议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谢谢！（郭英剑 译）
附录（2）：抗议信摘编：安妮塔·博格研究院以及100余位科学家对萨默斯言论的抗议
鉴于劳伦斯·萨默斯的言论，我们做如下的回应：
研究表明，人们的期望值深深地影响着他/她人的工作业绩，在测试时尤其如此。这项开拓性研究已经被世人广泛接受了。假如社会、机构、教师以及像萨默斯这样的校长期望（无论是公开还是下意识中）说，女孩儿和女人无法像男孩儿和女人那样工作出色的话，那么，许多女孩儿和女人就真的不会那么出色了。与此同时，并没有证据表明，在标准化测试中成绩突出者，就一定会在科学领域取得更大的成就。这里面牵涉到许许多多的因素，不能一概而论。最后，有足够的证据显示，与从事相同职业的男人相比，女人工作的努力程度和所做出的贡献，并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认可和嘉奖。
作为科学、工程和教育界的领导者，我们对下述建议深表关注，即：如今妇女在科学与工程领域的现状可能是自然而然、不可避免，且与社会因素没有关系的。人们可以很快从法律与医学中找到与此相反的例子。1970年，法律学生中仅有5%的女性，医学学生也只有8%。但当社会发生变革、制度与个人共同作出努力的时候，如此低的比例立刻就得到了实质性的提高。很显然，1970年女性低入学率本身，就是她们通向成功的社会的障碍，而不是基因所造成的。
我们必须继续认真面对众多看似细小而琐碎的言行，它们使各式各样的人们在追求科学与技术领域的兴趣中失去了勇气。当我们充分利用了我们之中那些科技人才时，社会是最大的获益者。到了该为那些已经被证明了行之有效的方法创造一个更为人知的环境的时候了，这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同样包括那些能使妇女和其它未被充分表达的族裔在科学与工程上跨越历史障碍的制度性政策与实践经验。
注释：安妮塔·博格研究院（Anita Borg Institute）是由安妮塔·博格博士于1997年所创办的一所“妇女与科技研究院”，其宗旨是在科技的各个方面提高妇女的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