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厄普代克应该是美国当今文坛最聪明的作家，他给自己的定位恰倒好处：介乎严肃作家和通俗作家之间。一方面，他注重作品的重大主题，其最著名的“兔子四部曲”，成功地塑造了当代美国人的典型形象。这样，他在文学批评家那里甚得关注，凡有作品问世，大都好评如云。另一方面，他的作品极有市场，备受大众的注目。原因有二：其一是他作品的主题大都是与当代美国人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人或事，如：美国中产阶级的风波、性爱和死亡、作为牺牲的社会存在、意料之外的欢乐和报答以及作为一种进化的腐败等等。其二是他的创作手法没有晦涩难懂之处，用“通俗易懂”四个字是可以涵盖其特点的——当然，这并不妨碍其作品的思想深度。
女权主义运动对二十世纪后半叶人类的思想、文化和艺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她的产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看待人类文化、万事万物（包括女性本身）所持有的男性视角，同样也使人类的思想观念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但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到后来出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本世纪80年代末与九十年代初，在美国曾有“欢迎回家”（Welcome Home）的风潮。这股风潮来自人们对数十年女权主义运动后果的反思。在“清算”女权主义运动的“胜利成果”时，女权主义者不得不接受的事实是：女性的社会地位虽然表面上略有提高，但经济地位不但没有提高，反而下降了。原因在于：女性离家出走之后，她不仅要维持自己的生计，还要担负起抚养孩子的重担。而无“赘”一身轻的男人们不但经济上的相对收入增多了，更是自由自在地、迅速地从一个女人“走向”另一个女人。厄普代克的小说《S》，与上述的背景密切相关。
熟悉厄普代克作品的人们都知道，他的创作有三大主题：性爱、宗教和艺术，而他对性爱描写之狂放风格，不仅遭至非议，更遭到女权主义者的猛烈抨击：厄普代克表现了一种赤裸裸的“性别歧视”。后来，厄普代克一直表示要重新塑造新的女性形象。据说，《S》就是这一努力的结果。
“离家出走”，似乎是二十世纪女权主义文学的“主旋律”。 厄普代克的《S》也是一部女人“离家出走”的故事。从这个意义上讲，厄普代克似乎真的是在替女权主义者仗义执言。这部小说完全有书信组成，中间杂有“录音”的记录。小说从女主人公莎拉在飞机上给丈夫写信写起。我们渐渐了解到：莎拉因为丈夫对自己的不忠而不辞而别，只身来到亚利桑那州沙漠中心的所谓的印度教避居地。逃离了枯燥和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的莎拉，在一夜之间，似乎使自己的生活变得充满了激情。她在避居地潜心修行，发掘自己精神乃至肉体上的内在潜能，企图摆脱精神上的荒原。但后来发现自己上当受骗，又“出逃”到巴哈马的一个小岛上。
莎拉的离家出走已经完全不同于本世纪初娜拉的出走，其最本质的区别在于：莎拉在经济上是独立的。这正是本世纪初期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在《自己的一间屋》和本世纪中西蒙·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要求女性具有的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应该说，经过几十年坚苦卓绝的奋斗，女性至少争取到了经济上的相对独立。这使得女性在出走之后可以自由地生存，而不至于象鲁迅先生当年预言娜拉出走之后的结果那样：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还有一个区别是，娜拉还有传统在“性”问题上对她的极大束缚，而莎拉却获得了“性”的绝对自由：在避居地，她与众多的女人一起拥有她们共同崇拜的教主。
厄普代克自己说，他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曾试图暂时把自己“变成一个女人，忘却自己”。但我很怀疑：男人能象女人一样写作吗？
我“试图”如厄普代克一般“忘却”自己的性别，努力从“一个女权主义者”的角度来“阅读”厄普代克的这部作品。结论却是：厄普代克创作的所谓的新女性形象，无论是意图还是结果，都是大可怀疑的。
首先，莎拉出走之后到了避居地，起初以为这里是她拯救灵魂、重建新世界的圣地，一度沉沦其中、自鸣得意。但不久她就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了，她所崇拜的教主阿汉特并非如她所想象的那样来自印度，不过是一个失意的美国犹太籍大学生而已。这个情节耐人寻味。它不能不令人怀疑：莎拉的离家出走，所要寻觅的是什么，她心里知道吗？难道这就是新女性的形象？
其次，莎拉受骗之后，感到完善自我的希望成了泡影，但她没有回家，而是再次“出逃”，到了一个不知名的巴哈马的小岛上，而且自以为“终于找到了赖以生存的平静的归宿”。这个结局恐怕令人难以信服。因为它太虚幻，虽然令人想入非非，但却没有坚实的土地可供新女性足踏其上。可不可以说，这预示了新女性的未来的迷惘与前途未卜呢？
再次，从写作手法上看，《S》也很难说是创造了新女性的形象。我们知道，整部小说是由书信组成的。但我注意到，小说中的第一封信和最后一封信，都是莎拉写给自己丈夫的。书信中除了对丈夫不忠的痛恨之外，更多、也更令人惊讶的是对查尔斯的无限柔情。两封信，一为“始”，一为“终”，象一个圆，完结了小说，更联结了莎拉对丈夫的情感依托。在此，不能不佩服作者的匠心独运，但也不能不令人对这个新女性的形象产生怀疑：这个所谓的新女性，“新”在什么地方？
再次，上面提到的这两封信的署名也很有意思。第一封是：“爱你的S”，最后一封是“你永远的S”。小说中还有一封信也是给查尔斯的，署名也是“爱你的S”。这样的署名方式，在小说中对他人没有使用过，也就是说，是专对查尔斯使用的署名方式。我想，如果排除作家变换手法的创作意图，不能不令人对这种署名方式产生其它的联想。为什么写给其他人的信，莎拉都有名有姓，而到了自己的丈夫面前就“隐身”而为一个“符号”（S）了呢？
就此而言，我所得出的是与厄普代克不同、甚至是完全相反的结论：莎拉不是新女性的形象。我觉得他努力忘却性别、想象自己成为一个女人那样写作的努力是失败的，但小说引人深思的地方在于，应该如何全面审视女权主义运动？女权主义运动又将往何处发展？当然，这些似乎是“形而上”的问题，并不妨碍小说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就译本而言，译者译笔畅达并作了大量的注解，足以令人领略厄普代克的生花妙笔。
进一步推想：男性要如女性这般写作，有无“资格”是首先难以逾越的问题，困境可想而知。因为女权主义实在是一个非常奇特的运动，她是以人的性别来划分的。我一直以为，女权主义象一个自我封闭的圆，男性是很难进入这个领域的。女权主义者在对待男性意识上所表现出来的机警、敏感和决然的拒斥态度是出人意料的。
如果有女权主义者质问：男人能象女人一样阅读吗？
我将——，哑口无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