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武安县教育局突击调大批农村教师进城的事，事发在去年，但也就是在今年刚刚处理完。然而，湖南耒阳这个县级市旧事重演，来了一个武安事件翻版，突击调动167名农村教师进城。唯一的区别是，武安事件，栽了一个即将卸任的局长，而耒阳事件则有两个官员，教育局的局长和主管人事的副局长都栽了。
我刚刚说过，中国人很难吸取教训，总喜欢在一个坑里绊倒跌跟头，没想到这么快就应验。耒阳的事，妙就妙在它的快速翻版上。连事发之后，耒阳方面的说词，都跟武安几乎一模一样。武安的局长如果不在监狱里，应该追究湖南人抄袭才是。按理说，教育局局长，多少得有点文化，退一万步，也应该会看看报纸，上上网什么的。武安事件闹的那么大，不应该不知道。就算对大批调动，排队收钱，比较热衷，也得等风头过了再说。可是人家不，就是顶风上。结果事一出来，网上马上跟武安事件联系起来，当然，按照惯例，两位局长大人的乌纱帽，也就难保了。
对于这样不怕死的官员，单一个蠢字，实在不好说明问题。这种事，其实有背景。正如若干年前农村大规模铺开，村村建学校相反，现在农村的学校，集中是个趋势。各村向乡镇集中，乡镇向县城集中。县里好的老师，大都调往一个地区的中心城市。而原来花钱好不容易建起来的乡村学校，现在大多废弃。际遇好的还能养个猪，运气不好的，就空在那里闲着。在这样的集中体制下，农民的孩子上学，无论年龄大小，都得住校，成本极大增加。孩子的教育状况不见好转，反而恶化，脱离了家长的孩子，出事的相当多。若要不出事，家长就得有人陪。在这样的“集中”潮中，老师当然乐意高升一步，到了乡镇何如县城？因此，教育局才敢如此调人。其实，武安和耒阳的出事，仅仅在于他们的突击集中调，其他地方也不是不调，只是相当散一点，不那么引人注意罢了。
从前教育是个冷衙门，古代主管教育的礼部，人送外号，一个“穷”字。但是，现在由于上面的重视，教育领域的好处也比较多了起来。前一阶段是各地开花建校舍，发建筑财，现在是集中办学，建大学校，既发建筑财，又可以发调人财。对于农村教育的集中化，我的朋友李昌平发牢骚说，怎么总有人利用惠农政策坑农呢？其实，利用上面惠民的政策坑民，向来是某些机构或者官员的一个惯例。凡是政策经他们的手，就会自动生出惠官的机会来。别怪耒阳的教育局官员胆子大，千里做官只为财，调一个人，就是一个机会，一份资产。集中的调动，往往发生在官员就要调动之际，一旦官员调走，如果还剩下好些农村教师想调而没调，这样大的好处，就都便宜了下任——岂汝甘乎？不都说嘛，利润达到150%，就使人甘冒上绞架的危险了。集中调人的利润有多少？百分之一千五也不止！怎么可能不让人前赴后继？
扬汤止沸，何如釜底抽薪。若要地方政府不弄翻版，关键是要遏制这种农村教育的怪现状。如果依旧教育集中，农民就得随之进城，政府在集中建校同时，得给农民建房。教师和农民都进了城，调动也就没利可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