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宝玉认为， 女儿是水作的骨肉，所以清爽；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所以浊臭。但是，他又认为女人是会变坏的，而她们变坏的根源，就是沾染了男人的浊气。宝玉如是说：“奇怪，奇怪！怎么这些人只一嫁了汉子，染了男人的气味，就这样混帐起来，比男人更可杀了？”(《红楼梦》第七十七回)

按照贾宝玉的沾染学，一个数十年以鲁迅研究为职业的学者，是必定要沾染上鲁迅的气息的。然而，近来学界闹清华教授汪晖《反抗绝望》抄袭一案，鲁迅研究界几位学者的表现，却让人难以捕捉到鲁迅的气息。

据悉，这部以汪晖教授20年前的博士论文为蓝本成书的《反抗绝望》，在多位鲁迅研究的权威专家的推举之下，已经被确立为20世纪鲁迅研究的经典著作，纳入了攻读中国现代文学的学子们的必读书目。因此，面对王彬彬教授等学者对《反抗绝望》的抄袭指证，鲁迅研究界(尤其是那些曾经推举此书的权威专家)，理应在认真比对涉案文献的前提下，甄别抄袭是非。然而，自这个抄袭案见诸报端20余天来，我们没有看到关于任何一位鲁迅专家对抄袭指证做具体甄别的报道，相反，持续充斥媒体的仍然只是以钱理群为代表的几位鲁迅专家所谓“抄袭之说不成立”的抽象言论。

在其最新公开言论中，在始终未针对抄袭指证做任何甄别的情况下，钱理群坚持“抄袭之说不成立”的最终理由就是“如果《反抗绝望》是抄袭之作，那整部书就没有价值了。”(扬子晚报，2010-04-04)这个理由的荒谬性，相信钱先生在正常状态下，也是明白的。但是，钱先生是过分珍爱汪晖教授这本书了。钱先生与《反抗绝望》的渊源，汪晖教授说得很明白：“答辩之后，钱理群先生代表‘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向我约稿，他们那时正准备在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一套学术丛书。钱先生年长我二十岁，从1983年经王得后先生介绍相识之后，他一直支持我在鲁迅研究中的探索。我将书稿交给了钱先生——说 来真是一份荣幸，这位新时期鲁迅研究的代表性人物也是这部书稿的第一个编辑，我还清晰地记得他在书稿上留下的那些编辑痕迹。”(《反抗绝望·三联版跋》2008)

无疑，每位学者都有权利为自己认定有价值的学术著作辩护；但是，既然“鲁迅研究专家”在一定意义上是鲁迅精神的传播人，这几位鲁迅专家在行使个人权利为《反抗绝望》作辩护时，就有义务传达鲁迅抵抗虚假、追求真实的精神。鲁迅决不肯“以流言为根据”，“要是错了，即使月久年深，也决不惜追加订正”。(鲁迅《华盖集续编·不是信》)鲁迅一生，最痛恨的是“戴着假面”的学者，一定“将它撕下来”，“撕得鲜血淋漓”，“这时候，即使只值半文钱，却是真价值；即使丑得要使人‘恶心’，却是真面目”。鲁迅说：“只要谁露出真价值来，即使只值半文，我决不敢轻蔑半句。但是，想用串戏的方法来哄骗，那是不行的；我知道的，不和你们来敷衍。”(鲁迅《华盖集续编·我还不能“带住”》)

鲁迅研究界都知道，1926年，当年的北大教授、论敌陈源(西滢)两度撰文恶意攻击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整大本的剽窃”日本学者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面对这样的恶意攻击，鲁迅的回应是坦诚认真地将真实公之于众。鲁迅在《不是信》这篇长杂文中回应说：“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证据是和他的所说还时常相反。”(鲁迅《华盖集续编·不是信》)

鲁迅把学术剽窃视作与“男盗女娼”一样是“人间大可耻事”。蒙受论敌这样恶意的污蔑，在他的心灵中是留下了很深的创伤的，直到十年后(1936)，当盐著和鲁著先后被翻译成中文或日文，“两国的读者，有目共见”的时候，他才感到自己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缷下了”。然而，承受着这样大污辱的鲁迅，却于伤痛中及时站出来认真负责地澄清事实，不仅据实声明自己著作的学术贡献，而且也坦然说明了自己所受的学术影响，对事实毫无隐瞒。正因为鲁迅的光明磊落及其著作不可磨灭的真价值，作为论敌之一、而又不失公允之心的胡适，才会在鲁迅去世之后，针对苏雪林等人对鲁迅的无理攻讦，仗义直言：“现今盐谷温的文学史已由孙俍工译出了，其书是未见我和鲁迅之小说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据部分浅陋可笑。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胡适书信集·中册》) 鲁迅在回应抄袭指控时的坦诚负责，是我们面对学术争执时的楷则。他不仅为后世留下了经得住历史检验的真面目，而且留下了一个伟大思想家的精神气节――真价值。

王彬彬教授等学者对汪晖教授抄袭的指证是具体确凿的，不是针对《反抗绝望》整本书，而是针对书中十数例既无注释又无上下文说明的逐字逐句整段的抄袭。无论对抄袭持什么样的价值立场，是将抄袭视作“学术不规范”、还是“学术不端”，倘不是蓄意护住《反抗绝望》的“假面目”，就应当承认该书中的“逐字逐句整段抄袭”是“抄袭”。如果真如辩护者所坚持的，《反抗绝望》一书具有不可低估的“真价值”，那么辩护者为什么不将这些抄袭的假面目撕下来，以展示该书的“真价值”呢？鲁迅孤身一人敢于公开回应抄袭污蔑，几位维护汪晖教授的鲁迅专家为什么不能正视确凿的抄袭指证呢？这几位鲁迅专家，虽然维护汪晖教授的用心是真的，但表现给公众的却显然是不愿《反抗绝望》的“假面目”被揭开的做法，是“串戏敷衍”。

鲁迅的伟大，是离不开直面真实的。鲁迅的一生，是讲真话的一生，对人对己都毫无隐瞒欺骗。做鲁迅的学生，就是要敢于讲真话。胡风和冯雪峰，作为鲁迅的两位忠实学生，在过去不能讲真话的年代，为了讲真话，甚至不怕丢官坐牢。然而，在今天这个可以讲真话的年代，维护汪晖教授的鲁迅专家们却不敢正视一本学术著作的抄袭事实。这是因为鲁迅追求的“真价值”不再具有价值了，还是因为这几位鲁迅专家认为在今天的中国保住一个假面目就是“真价值”？为了保住一本书的“价值”，而轻易背弃鲁迅追求“真价值”的精神，这是当代鲁迅专家应当表现于公众的“价值理想”吗？

比利时画家马格利特作有一幅题为《形象的背叛》(1929)的油画。画中仅有一只用超级写实主义手法描绘的烟斗。这只烟斗逼真之至，实可以假乱真。然而，画家在画上题了一行字：“这不是一只烟斗。”马格利特说的是事实，虽然极度逼真，画上只有一个烟斗的画像，没有一只烟斗。

当代鲁迅的研究据说是以“还原鲁迅”为目标，对于鲁迅其人的细节真实，专家们大概都掌握得巨细无遗了，绘出一幅“鲁迅写真”，当也是超级真实了。然而，在这次汪晖抄袭事件中，几位鲁迅专家集中向我们表现了对真实的刻意回避，表明鲁迅的精神在他们描绘的这个高度真实的形象上不再流传了。因此证明他们的鲁迅研究，不是沾染学，而是图像学。对于这个没有精神的图像鲁迅，我们当然有理由拒绝。

――这不是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