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汪丁丁2000年6月4日在清华大学所作演说的录音整理稿
知识与信仰，最直接的提问就是从“知识的目的是什么”这个问题开始。各位可以自己试着回答。首先要询问：知识本身就是目的吗? 如果知识本身可以成为目的的话，那么我记得至少两个人说过的话，其一是尼采，在1900年。他说直接的最真诚的求真知的意志，其结果是彻底的虚无主义。各位如果认为知识就是目的，也就是说生活是以知识为目的的。请听听尼采100年前说过的话，最真诚的求知意志必定导致彻底的虚无主义。因为具有唯一性的那种真理已经死了，真理只能是多元的。也就是说，已经没有整体意义上的所谓“真知”了，只有从每个人的特定角度观察到的知识和真理。所以尼采临死之前呼吁“知识要为审美留余地”。正如康德所说的：“要推拒知识以便为信仰留余地。”康德的这句话，我已经在今年《读书》2、3月份连载的《知识，为信仰留余地》里做了解释。我只想以这个问题开头。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提出来了，就是：知识的目的是什么。
有一种境界，就是王国维说过的，做大学问的三个境界。第一个境界我认为最重要：“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种境界是不是知识本身呢？按照大部分文人的理解，这种境界不是指知识本身，而是指知识的目的。有个研究中国画的先生对我说过，明清以降，没有国画，因为这些文人已经找不到“终极关怀”了。这是80年代文化界的说法，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终极关怀”问题。如果知识分子没有终极关怀，他就进入不了这个“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境界，他学问就只能是小学问，达不到王国维所说的古今成就大学问者所必经的那三个境界。作为对知识目的问题的简短回答，我在这个引言里把它说出来以便各位思考和批评。其实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去年的《读书》4月号上也做过论述，在那篇文章的结尾，我回答了这个问题：关于信仰我能够说的只是一句话，“在知识过程的极限处，我们获得信仰。”当然，各位也可以争辩说“信仰”本身也是一种“知识”。不过这是另外的话题了，今天不讨论。
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是知识？”当然，我们在问这类问题的时候，已经陷入了一个圈套，一个很难回答的知识论陷阱。因为这类问题总倾向于把我们引到知识论的领域里面，而不再询问更高境界（视域）里的问题。但是为了叙述，我们通常总是不得不先从“什么是知识”开始。按照知识论的古希腊思想传统---这里我补充一点，大致上我们的“国学”里是不谈“知识”的，所以知识的传统可以认为是“西学东渐”的时候进入中国知识界的。按照希腊人的传统，当我们说“知识”的时候，当我们说知道了什么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是要反思我们自己的确认。即“How do I know that I know”（我怎么知道我知道？）。这个问句从苏格拉底一直问到现在，1994年哈佛的分析哲学教授奎因，写了一本《真理的追求》，把知识按逻辑实证论的传统以及在知识论争论中他自己的立场，总结为：知识不是疑问句，不是感叹句，而是“观测语句（observation sentence）”。也就是说，每一个观测语句就是一片“knowledge”（知识），如果我们认为它可度量的话，可以分割成“一片”或“一项”知识的话。奎因的观点是，到了“观测语句”这个层次，“知识”就不能再细分了，知识的最细分类就是这些可以实证地观测和检验的语句。可观测语句必须是给定时空条件的具体的陈述句。所以可观测语句是沿着逻辑实证论的“原子分解”的思路给出的知识定义。这是90年代奎因的思想，也是当代最好的分析哲学家给出的看法。
一个可观测的语句，当我们问How do I know that I know的时候，首先是把我们所知道的转换成可观测的语句，然后来检验。在检验的过程中，我们就进入了具体的时间和空间，一旦进入时间，它就成了一个process，一个过程，所以它就叫做“知识过程”。检验的结果沿着时间的积累，就是关于这个观测语句或这个知识形成的传统，所谓“知识传统”。这是简单的定义问题。
当然一个知识过程，或一个可观测语句的检验过程，比如“天鹅是白的”---这句话是波普的否证主义理论里所说的“普遍主义的陈述句”，它只在波普的哲学体系里才有意义。而在英国经验论的思想传统里，“普遍主义”的真理观其实不是主流的看法。主流的看法是在检验“普遍主义陈述”的时候，必须把它投射到具体的时空中去。这在原则上是个无穷多次重复的检验过程（所谓“实验”），然后得到一个概率的分布，也就是哲学家说的“确信体系”。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检验过程---知识过程，对于这样一个知识过程或一个可观测语句的检验过程的理解往往需要回顾它的全部“知识传统”。从经验哲学的时代到今天，我们发现这样的知识传统或过程，它往往被人们简单地抽象为一个“概念”，以此来概括整个的知识过程。因为把“过程”简约为“概念”在表述上比较省事。比如，说“天鹅是白的”，其实说的是“这是一只白天鹅”这个观测语句的全部检验过程以及由检验结果累积起来的关于这个语句的知识传统，是整个“天鹅是白的”的无穷的检验过程。那里面所告诉你的人们看到过的所有天鹅的颜色，然后再汇总，求概率分布，从概率上来说，多大程度上“天鹅是白的”是正确的。所以对How do you know that you know的回答，是一个概率的，或然的判断。
即便可以用抽象的概念来概括整个一项知识的全过程，这只是在语言表述上可行，在思想上，我同意奎因的看法，知识过程是一个有深度的过程，不可以被表述为平面化的概念。我们可以看几个简单的例子，例如我们经常提到的一个概念：“幸福”。幸福是个概念，但对幸福这个概念的理解和把握显然是个时间过程。在不同的时刻，不同的年龄，人们对幸福有不同的理解，这理解不断改变。类似的概念还有“爱情”，“自由”等等。如果你从来没有感受过分离的疼痛，那么你怎能理解两情相许的幸福感呢？如果你从来没有体验过死亡的恐惧，那么你对生命意义的理解是什么呢？如果你没有经历过独裁专制的时代，那么你对自由的诉求是什么样的呢？如果你从来没有浪迹天涯，那么你对故里亲情的感觉是怎样的呢？所以知识是过程，是无法被静态的概念取代的过程。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换句话说，人们不可能通过对概念的把握，就一劳永逸地完成他们的知识过程，完成对知识的理解和把握。从这个看法---如果它是正确的话，我们就可以推论说，从概念到概念的阅读方式，从书本到书本的阅读和求学的方式是危险的，危险就在于你会放弃生活。而只有在生活中概念才会转变为知识过程，才不是静止的。这就是说：“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
再下面一个问题，我想说，如果知识是个过程，知识这个过程只能在生活中去把握、去积累，那么对概念的理解是怎样深化的呢？这可以说是个学习方法上的问题。我的理解是，生活必须要有变化，所以才是“常青”的。生活变化的动力从冲突中来。如果没有冲突，如果你生活是未让你感受到任何冲突的生活，那么按照洛克的说法，人就没有任何勇气和动力来改变他的生活。所以你的生活就是苏格拉底所说的一只“未经反省的猪”的生活，很幸福，太幸福了，所以就没有求变化的动力，没办法反省人生。总之，生活的变化来源于冲突。
对大多数人而言，他们获得的概念都是从书上看到的，是别人写过的。对概念的理解通过他们自己对冲突的把握和体验才能够深化。让我解释一下，这有点生存哲学的味道。这个故事我讲过很多遍，这不是我的，是萨特在关于存在主义和人文关怀的那个演说里讲的。在战时（反法西斯期间），有一个年轻的朋友来问萨特，说你是我们思想的领导者，请告诉我该怎么办。我的困境是我的战友在山里跟法西斯打仗，同时我的母亲重病在床要我照顾，这时候我该怎么选择。萨特说你只有自己选择。萨特的回答后来被解释成自由选择，在生存哲学那里，自由选择被看成是“不得不”的选择。其实，哈耶克早就说过，自由绝不意味着快乐。例如你可以选择劳动自由，但你必须承担失业的风险；你也可以守着“铁饭碗”，但没有你的“人力资本”的自由。从康德的纯粹理性出发，我们知道，顺便说一句，康德是从过去到现代的里程碑，我们要判断“科学”的边界在哪里，就总是要回到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后一部分，他介绍了他所理解的辨证法的四个原理。他在关于宇宙学辩证法的论述里说到什么是“辨证过程”：两个同等有力的理性原则发生了冲突，也就是说象这个年轻人面临的那两个选择，那两个选择在他那里是同等高尚的和同等理性的原则，他不可能同时满足这两个原则，别人无法帮助他。其实我们每天都有类似的处境，只能自己去思考，如果我们不能摆脱这种冲突，那就是毁灭；如果能够摆脱，如果痛苦足够强烈，能够激发我们的意志去超越这种正题和反题的冲突，那就升华，至少升华一步，对爱情、幸福、自由等概念的理解就升华一步。这个过程就是冲突的过程，和对冲突的把握与超越现实的过程。我说这就是生活的辩证法，也是概念的辩证法。
冲突当然也意味着，由于象康德所说的“两个同等有力的理性原则直接的冲突”，意味着来自不同知识传统的冲突，这种冲突把一个人夹在中间不得不超越和毁灭的时候，这两个知识传统就会出现共生演化，共同向前走，因为你为这两个知识传统提供了你个人的体验和新的知识。别人就不能提供这种体验，因为别人没有这种激励。这里说的“知识”，它的来源只有三个：就是直接体验、间接体验、和内省的体验。这是罗素的总结。
如果冲突意味着知识传统的共生演化，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讨论“对话”的意义了呢？对话就意味着知识沿空间的互补。在两个不同的知识传统里，还有不同代言人，那就是每个知识传统里的主流的声音。我们最好用“声音”而不用“人”来代表知识传统，因为声音是通过人来说的。这是福柯的看法，人只是传声筒而已。当不同的知识传统里不同的声音在逼迫着你的时候，你就承担了别人无法取代的创造性思考的任务，但你的思考同时也是不同声音之间的对话。比如你本人和不同“文本”的对话。当你发现这些文本提供的结论不相符合的时候，就给了你自己一个issue（论题）可以研究。“issue”就是，你发现了两个同等有力的理性原则，而这两个原则不一致，这时候就要检验这两个原则，通过检验来改变这两个原则所处的知识传统里的确信结构。就象“白天鹅”的检验一样。要么你就提出一个超越性的假设，来综合这两个同等有力但不一致的原则。这是一个被哲学家讨论过很多次的原则，我只不过是把人的生存问题引进来了。而且在我看来，没有生存的困境和冲突就无法解决这个辨证理性的共生演化的问题。
我们再看一下，如何把知识，就是我们刚才界说过的知识，放到西方的知识论的研究传统里面去。我试图找到一种字源学的支持，这样就更有说服力。“知识”的字源学考证，就我在《读书》发表的一篇文章里所论，是来自于希腊语的“gnoo—（knowledge）”。这个词根在希腊语里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它最原初的含义，就是“私人性的”，“亲切的”；第二个层次是“记忆的”，“专家意见”；第三个层次是，我怀疑这是启蒙时代以后的理解，也就是现在人的理解，知识是“系统的”和“科学的”。在英文字典里，第二和第三层次的意思仍很明确，但看不到第一个层次的意思了，因为现在的人已经把它忘掉了，因为语言的核心含义总是处在分解、漂流、重组的过程中。而字源学的考证，这是海德格尔教给我们的，可以把这个核心揭示出来，因为在思想史意义上说，语言的历史是最不容易被污染的。这不是说语言不容易被污染，恰恰相反，语言每时每刻都受到污染。正是因为每个人每天都在污染语言，所以没有人想到去改变语言的污染（太不经济）。因此几千年来每一个单词所承受的污染，当你一层层地剥开它时，就构成一部非常客观的思想史。这一整套方法都是海德格尔用过的，我们只是学着用。这样，通过“知识”这个字的字源考证，我们看到在英文里，它的希腊文的第一层意思已经消失了，第二层意思正在消失。但在德文里还没有消失。德文里“知识”仍然有“私人的”和“亲切的”的意思。德文里和英文里的含义的差别是很关键的。因为对于汉语读者来说，同样翻译为“知识”，但是在德文里用法是很不一样的，它具有整全的意义，而不是英文的“知识”那样被扭曲了，异化了。
现在，尤其是人类学的反思，他们首先来反思一般的体系化的知识是不是恰当，也就是不要以武断的科学主义的态度来判断“人”的状况。我讲个真实的故事来说明“科学主义”的态度：某医院二层楼的监护室是专门接受垂危病人的，他们有自己专门的医疗方法。但楼上四、五层是疗养病房，那里的大夫又有他们自己专门的医疗原则。他们的原则冲突在于对正常的“血糖”指标的判断。楼上的大夫说统计发现人们的血糖不应该超过6.2，超过之后，就应用胰岛素等药物把它降下去。有一个血糖10.2的病人经诊断后认为明天就可以出院，仅有这一项指标不符合“标准”，所以他们就用胰岛素试图把他的血糖给降下来。结果第二天，病人生命垂危，紧急抢救，血压降到49，就送到楼下的重病监护室。重病监护室的大夫说他们从来不给病人降血糖，这不符合他们的医疗原则，因为每个人在统计上都有特殊性，特殊的人不应该服从统计的原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基础的血糖水平，随便调低就会出现生命危险。当然统计上的规律是，长期保持高血糖，会发生病变。
医学和其他的科学学派总是习惯在现代的含义上来运用他们的知识，也就是说，他们把知识过程给抽象为一个“概念”。而这个概念是静止的，不再是沿时间演变的过程。这个概念一旦提出，就为这个世界分类。比如“天鹅是白的”，和“天鹅不是白的”这样的类。就好象小孩子刚生下来，只认识他的母亲和不属于他的母亲的那个世界。他把这个世界就这样分成两块。等到意识再发展的时候，他才可能对这个世界细分。但这个分类的过程一旦概念化后就静止了，于是他们只好依赖于统计的规律，不再拿人当“人”。人的个性就被扼杀了。这就是福柯批判过的：凭什么一群医生可以用他们的一般化的知识来指定某人是“精神病人”从而应该与社会的其他成员隔离开呢？你有什么权力这样做呢？
所以从福柯以来，人类学家开始做调查，发现这个世界上任何一项知识都是局部点的、具体的知识。只有在local（局部的、本地的、当下的）的情况下，知识才可能深化，也就是只有local knowledge才是真正的knowledge。一旦我们接受了进入了并且沉浸在局部知识里面之后，这个知识的字源学考证，刚才说有三个层次，在前苏格拉底的时代，也就是私己的和亲切的意思，恰恰支持了“局部知识”的说法。因为当知识是局部的时候，你就可以做面对面的交流，可以进入直接的体悟，也就具有一种亲切感。知识对你来说是具体的而不再是抽象的。西方人对他们自己的知识论的反思和回潮，在70年代后着重地返回到local knowledge的概念上去了。
我们还没有说到信仰。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要先把知识过程推到极限，如果我们仍然不承认知识是有极限的，我们就得不到信仰。只有在认识到知识的极限之后，在试图向着“极限之外”去思考的时候，才获得信仰。
我上面讲的最后一个论点跟信仰已经有点关系了，当然，严格地说，信仰是不能用语言表述的。
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处在这样的困境中，就是说，知识或知识论是从西方来的。一方面我们没有本土的“知识”的源流---作为“How do you know that you know”这个“苏格拉底问题”的知识，我们原本是没有的，这就是我们的“知识的贫困”状况。另一方面，我们知道得很清楚，如王国维说过的那样，西方人的知识大致上是“可爱的不可信，可信的不可爱”。它之所以“不可爱”，是因为它，如海德格尔批评的，“科学不思”，科学的知识，就其西方源流来说是“不会思考”的，它不向我们提供人生意义，所以它不可爱。这样，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感受到了这种知识的冲突，感受到了这种知识论里面的痛苦。这叫做“贫困的知识”状况。我们在这两个方面的知识状况，用一句话来表述就是“知识的贫困和贫困的知识”。这两方面，我们应当同时注意，因为如果忽视了我们“知识的贫困”，也就是不去增进我们的知识，那显然没有办法获得真正的自由。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略我们“贫困的知识”，也就是不能忘记有很多人生问题是知识不能解决的，而且恰恰是这些人生问题始终困绕着我们的心灵。这类问题，就是信仰问题、道德问题。因为知识无法提供意义，所以它也无法提供道德判断，而人类又不能不关注道德与信仰问题。
我觉得我讲完了，因为我讲了“知识”的源流和状况，讲了“在知识的极限处我们获得信仰。”谢谢大家。
讨论
问：（无法听清）
答：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个人理解从古到今，人类的叙事方式，科学也是讲故事，这已经有很多论著。我们讲故事的方式无外乎中国人的方式和西方人的方式两部分。什么是西方人的方式呢？到现代就是把科学的叙事变成主流，所以就有理性法庭，把其他的信仰、道德准则等都要用理性来审视。这是所谓理性法庭的审判，当下的西方的状况。纯粹的理性的界限是什么，这是康德提出来要解答的，所以他才写了《纯粹理性批判》：就是要把握住理性的边界，你才可以称自己是理性人。如果盲目的运用理性，这时，你已经是非理性的了。这就是理性主义了，什么事变成主义，就具有盲目性了，就意识形态化了。这是西方人现在的困境。从30年代胡塞尔提出来，也是他在“巴黎演说”里说的“欧洲科学的危机”，后来经海德格尔被发扬光大，被多数西方学者接受了。到90年代，西方的生活方式开始有向东方回归的趋势。东方人，包括中国人。严格意义上说，中国人和印度人、埃及人并不是一个祖宗。在神话学上，两河流域是其他文明的起源，比方说埃及、波斯以及欧洲，他们至少在神话学上是同源的。所以黑格尔在《历史哲学》导言里说，“中国永远停留在历史之外”。我们看看我们自己的叙事，主要地是“历史叙事”，我们不需要建立一个实验室，把我们自己的原则放在这个实验室里去检验，检验多遍之后，提出一个确信的概率分布，这是理性叙事方式，这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叙事传统。中国人的叙事方式是，祖宗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这个占据主流的方式我叫做“历史叙事”。它是往回看的，不会去注重实验。所以它“停在历史之外”，因为历史就其“时间性”而言，其实是“面向未来的历史”。
中国和西方的主流叙事方式，他们共同的目的是说服别人，否则没必要有科学叙事，科学是为了建立客观性，不仅让自己，而且让别人承认。历史叙事也是这样。但当这两种叙事方式占了主流的时候，它们就会压制别的声音，因为它们的目的是为了说服别人，是要征服别的声音。因为观念必须扩散到社会足够多的人心里之后，它才获得力量，就转换成了“武器的批判”。这两种叙事方式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改造世界的。只有第三种叙事方式例外，那就是私人话语，我叫做“审美叙事”。审美纯粹是私人的，我们的判断力只是我们自己的判断力。当然这里面有common sense（常识）的东西，那是另一回事。各位可以读读刘小枫的著作，《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宗教体验的私人性以及私人体验的超验性。私人体验本身跟信仰，跟宗教的体验有一定的相似特征。
这样我们有三种不同的叙事方式，前两种是东西方各自主导的叙事方式，他们的目的是要征服世界，说服别人。所以他们客观上起着压抑东西方思想传统里的人文诉求的作用。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任何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精神的自主性，都有自己的精神的诉求，自己的生存的处境。而这种处境是别人无法体会的，他只有通过私人的叙事，不受到外在压抑的私人叙事，才能释放出来。关于审美叙事，我还可以说的是科尔凯廓尔的“间接沟通和直接沟通”。间接沟通有点类似于审美叙事，也就是不直接跟你沟通。间接沟通，只是把自己的看法说出来，并不打算说服别人。所以，审美的叙事是私人话语，是瞬间超越的私人性，以及感召性的力量。
问：（无法听清）
答：local knowledge的中译就是局部知识，我们在人类学的译本里可以看到。或者叫本土知识。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这个词曾被广泛的使用，因为人类学家喜欢用本土这个词。把它区分为本土的、外来的。我们在学理上，不太强调全球的和本土的，我们可以把它对应到局部的和整体的。刚才我只是说，没有整体知识，只有局部知识，但每个局部知识又包含着整体意义。
问：一个人是否有可能忽略和轻视抽象的知识，而获得有价值的总的知识？
答：我在这里说的知识已经很清楚，如果我们承认知识是传统，是时空中间的演变的一个体悟的过程，抽象知识在这里就没有确切的定义了。唯一的我可以理解的抽象的知识就是我刚才说过的这个知识过程。可能为了记忆或说起来方便它被抽象成一个概念，比如幸福、自由。但如果这样的概念下面没有一个真实的生活体验的话，我不知道哪个天才能把握这样的概念。
问：（无法听清）
答：知识是“清华”这个校园里最重视的东西，而信仰是“清华”这个校园里最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所以，我才询问知识的目的是什么，你愿意说的话，你也可以上来说说。如果你认为知识本身不是目的，我就可以继续往下说了。我的回答就是“知识是个过程”，这个过程本身不是目的，但这个过程有极限，当你试图看到极限之外的时候，你就看到了知识的意义。“科学不思”，因为知识是从西方来的，西方的主流传统是“科学”，也叫做“理性”。我只是在希腊的词根所界定的“知识”概念下谈的。我说的完全是西学。各位可以参考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你说的那种知识，在中国人传统里叫做“智识”，“智”包括了直觉和体悟。为什么王阳明要去悟？不悟便不成他的“哲学”了。
问：
答：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很多问题都是在对话中概括出来的。邓晓芒在《思辨的张力——黑格尔哲学研究》中有一章专门写这个问题。当我们获得了自己的体验的时候，我总要举“盲人摸象”的例子来说明，如果我们不说出来这些体验的话，谁也不知道大象是什么样子。这里需要语言做media（媒介），语言的第一重功能是communication（交流）。第二个功能是当你进入知识传统的时候，你实际上不可能靠直接体验来把握这个概念，更重要的是写成文字的间接体验。为了将间接体验融入自己，就必须了解别人的语言。语言在这个意义上具有“本体”的含义。但这本书里，作者读到并讨论黑格尔《精神现象学》里的一节的标题“这一个与意谓的”。这句话的意思是，当我说“一枝花”的时候，没有人能够体会到我所看到的深入我的意识中的“这”枝花。这是语言无法描述的，但“花”是客观存在的，它对别人而言确实也在那里。所以“花”只是个概念，不存在一个一般的意义上的花，只有各个特定的个人感受到的许许多多“这”枝花。我补充说一点，现代语言学研究表明，人类交流的全部内容只有30%是可以用语言完成的。
问：
答：这个观点我在一篇文章里介绍过，即“语言和人脑的共生演化”的研究课题。当我们接受了符号后，我们总是在现实中不断地返回那些作为符号的基础的生活。符号化是人脑的结构功能之一。
问：信仰和政治的关系
答：在学术上，我指西学，社会科学和道德哲学是有一定关系的。政治学是关于如何把权力在社会的人群中加以配置，经济学研究资源的分配。“权力”在这里被理解为“对其他人的影响力”。这种权力在每个人身上都有，当社会的成员参与“社会博弈”的时候，他们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博弈规则，也就是政治的规则，在此之上的就是“宪法”，即如何确立政治规则。这是三个层次。
问：信仰的定义
答：信仰的英文是“faith”，而不是“belief”。“faith”在中文里没有合适的词对应。可以这么理解，信仰里包含着一种情感。其次，应当有一种使命感。第三个层次，确信体系，确信自己的信仰是有价值的。信仰这个概念不太好界定。不跳出知识过程，就不可能获得信仰。只有把知识过程走到极限处。
问：
答：信仰不是宗教，宗教至多是信仰的外化。所以信仰是内在的，纯私人的感受。宗教的定义很多，但只是这种外化的不同表述。90年代美国“新精神运动”的领袖们反对任何形式的宗教，因为他们认为会压抑信仰，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
问：知识的区分
答：我们在谈知识的概念的时候，开端是How do you know what you know。在这样的理解下，就只有一种作为过程的知识。我们说“幸福”的时候，事实上只是一种简单的表述，每个人有不同的体验和感受。所以这些概念只是大家抽象、简单表述的知识过程。内在的东西仍然是知识过程。我的概念里只有一种知识过程。我并没有把它分成动态和静态两类。概念化的东西并不是那个东西本身。概念是死的，在知识过程中，概念化某个东西以后还需要深化这个概念，否则就不是“过程”了。
问：知识与信仰哪个是第一性的？
答：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还是说第一性这个概念是一个本质主意的提法。如果从本质主意来看的话，亚里士多得和佛洛伊德的看法是代表。如果用知识的动态过程这个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那么就是在知识过程的极限处获得信仰。
问：如何才能逼近知识的极限呢？
答：很重要的问题。为了不断的逼近知识的极限，一个是需要社会交往（即交往理性和交往伦理），那么另外一个过程就是对于我们所研究的那个概念，或者是概念所概括的那个过程，我们尽量去把握它的边界（即概念的适用范围）。如果对概念不加反思，不加批判，那么我们就成为这个理论的奴隶，也就是现在说的什么什么主义。那么这个界定边界的过程，就是知识过程。所以每一个概念，但你把握住他的内涵之后，同时你就把握住他的边界，适用范围，你就把握住了这个概念。之后如果你在遇见了新的问题，你就先看看这个概念是否适应这个问题，如果不适合，你就不得不去寻找新的概念，创造新的理解。这个新的概念为什么不得不被创造出来，因为有交流。所以自我的认同、意识都是要通过与他人的交往来形成的。
问：信仰是否需要理性的检查？
答：理性无法检验信仰，但是信仰必须以理性为基础的。我的经济学的兴趣之一就是参与东西方文化变迁的发展经历的课题。很多企业家在做出重大决策时都是在理性的基础上加上一点信仰。
问：您认为知识的极限可以达到吗？
答：不断的自我批判这种方式可能走到你获得信仰的那一步。首先你要不要获得信仰，这是你个人的问题。这个因人而异。这里包含了很多个人的因素，如个人情感，行为等。
问：真正的知识是否建立在真正的信仰的基础上？
答：这个，我们回答这个问题的一个不可回避的出发点就是康德。
问：神秘现象是否能用科学来解释？
答：目前美国的一个大众思想解放领袖？？在他的一本书？？里的前四章里讨论了神秘主义的意义。他认为一些著名的科学家如爱因斯坦等早就已经堕入神秘主义的泥淖里了。我觉得你后面这句“能否用科学来解释”已经成问题了。因为一个现象如果在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看来是神秘现象的话，那么能不能用科学来解释就是一个问号了。
问：如果不能够达到知识过程的极限，那么信仰是否就成为一种可笑的东西？
答：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因为世界很复杂。大致上我们可以说以个人经历的事情，或一个人的生命不是物理时间所能描述的，而是由他生活体验的丰富程度决定的。
问：语言是否能传达知识呢？
答：当然可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给你举个盲人摸象的例子。在这个例子里，语言起了media的作用。我们知道，语言的最大的功能就是communication。语言的第二个功能是当你进入一个知识传统时，你不可能用直接体验来把握这个概念。你必须要站在别人的肩膀上（也就是说简介体验）是更重要的知识部分。那么为了了解间接的知识体验，你要懂得各种各样的语言（如科学家的语言，哲学家的语言，英语等）在这个意义上，语言的含义已超过media的含义了。所以语言是十分重要的。
问：您为什么从经济学转向哲学与社会学研究？
答：生存就是偶然的机遇。学术的方法都是个人的。知识是人生体悟。知识过程与人生体会是一体的，你人生体悟不到那个深度，知识就到不了那个深度，就理解不了那个深度。一个人的人生都是特定的、特殊的。
问：信仰和政治的关系？
答：在学术上信仰和政治大致上还是有一定关系的。就是说在社会科学和道德科学上认为，政治研究权力的分配，经济学研究资源的分配。权利，即power，已被理解成为what can you influence on others，即你对他人的影响力。这种权利在每个人身上都有，然后当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在做社会博奕的时候，他们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博奕的规模，博奕的规模就是政治规模，在政治规模之上就是宪法，宪法就是如何确定正直规模。现在我们已经有三个层次了，最高的层次就是constitution即宪法。再往下就是各层次的规模。光有宪法还不够，还需要有道德规范。这就是西学里面的信仰和政治的关系。
问：您如何定义信仰的概念？
答：信仰在英文里就是faith，可以这么理解，信仰里包含了一种情感。为什么我想要找到信仰找不到？当你没有情感，就很难找到信仰。其次是使命感，即单你获得信仰时，你产生了一种使命感。第三个层次就是你还要确定你的信仰时有价值的。说白了还是那句话：如果你没有知识过程，那么你说你获得了信仰首先我就不相信。只有将知识过程走到了极限，你获得的信仰才是真正的信仰。
问：信仰与宗教的关系
答：信仰不是宗教，宗教顶多之时信仰的外在表示形式。信仰是纯内在的、纯私人的超越感受。宗教有很多定义，但是大致上可以认为它顶多是超越了感受的外在表示。比如说宗教中最基本的元素（成分）就是symbol，但是信仰可不可以没有symbol呢？我觉得可以没有symbol没有符号而获得信仰。所以宗教和信仰并无内在的关系。90年代的新精神运动的领袖们在美国和西欧，他们认为各国的宗教压制了信仰，因为形式总是会压制内容。这是一个简单的讨论。
问：您的信仰是什么呢？
答：我个人特点一个是懒，所以就老想躲避错误。你知道想躲避后果最合适的方法就是去追求自由。而自由的本身又是一个后果。所以我个人本身集中了很多悖论。所以凡是关于我个人的信仰等我觉得最好还是你们自己看，我说不清楚。
问：您能举一个有信仰的人的例子吗？
答：信仰使人们内在的私人的感受。你要我举例子，比如说布鲁诺，我们只能从旁观者的角度来判断他说信的东西是不是真信。我认为唯一的方法就是把它敲碎。因为信仰意味着他相信他生命中的有限性已经被超越了，那么它还怕死干什么呢？生死已经置之度外了。
问：网络化时代知识被编码化似乎才有效，知识的概念化也似乎被技术强化了。网络化时代的知识、信仰问题。
答：这个我已经写了五篇文章讨论过了。还出了两本书《直面现象》、《走向边缘》，估计一月份就会出来了。还有一本湖南出版社出的小册子收录了我关于网络的11篇讨论文章，6月9号出。你的问题非常重要。网络化时代知识的平面化趋势使得网上的知识趋于平面化，也就是没有深度的思考。首先表现为网上的文学作品，给我们的感觉就是苍白。这是网络时代的特点。
问：？？
答：这是信仰的最低层次，叫做believe。即你相信你所处的那个世界，即确定系统，或确定结构。信仰有三个层次，最高的层次是情感的投入，其次是一种使命感，一种行动。
问：信仰是否私人的欲望的一种宣泄
答：那就未必了。现在有很多谈信仰的书在谈到信仰问题是没有要否认生活欲望的倾向。这些倾向毕竟还是从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时代流传下来的。你刚才谈到的心静，我想我还做不到。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是否能做到心静，我想这是东西方谈到信仰的共同点。舒本华也说过真正的清澈的思想是要心静后才能产生的。但是怎样才能安静下来，这就要弃绝所有的欲望。
问：价值和文化
答：价值和文化在我们的理性里面都是告诉我们意义的。信仰本身是一种意义，但它不是一般的意义（比如生活、爱情意义等），所以它可能有一种特别的价值排序。如果一个人可以为信仰去死的话，那么在排序上还有什么比信仰更高的价值，我就很难想象了。
问：理想与信仰的区别
答：理想可以不顾确定体系，理想可以是完全乌托邦式的。
